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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义是人类社会恒久而常新的话题,是人类对理想社会追求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关注正义问题,他们认为正义是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社会政治制度有密切的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剥削制度、非正义的制度,终究要被消灭。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全人类彻底解放的正义。
关键词:正义;非正义;法权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6-0135-02
正义是一个古老的范畴,在西方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都是早已存在的一个概念。正义学说史表明,正义论是一种以社会关系为主题的社会批判和社会建构理论,其目的是建立起理想的人类社会。这在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露和批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制度,目的就是要建立公平、合理、正义的人类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关于正义的系统明确论述,但在其社会历史观中包含着完整的正义理论。
一、以历史为尺度的正义观
马克思主义将其国家学说和正义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人的生存,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活动本身。”[1]然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2]也就是说,人们只有通过分工合作,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有真正意义的生产。所以,从社会产生的根源来看,社会的基本含义就是:以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为目的,以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关系的共同体。
人的需要是复杂的,也是发展变化的。人们满足需要的活动和满足了的需要本身会产生出新的需要。人最基本的需要是生物机体的需要,因而人最基本的活动是物质实践活动,这是人类进行政治的、文化的和其它一切活动的前提与基础。人要进行生产活动必须进行相互交往,结成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各种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状况又反过来制约着生产的发展以及人们需要的满足程度。事实上,人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往往是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人主要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中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在认识和改造社会中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如果我们把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看作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的话,那么社会关系的完善和物质生活的丰足无疑是其基本前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3]也就是说,正义和效率应是达到人类最终目的所追求的两种基本价值。因此,我们可以把人的需要、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描述如下:人的生物机体需要引起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又创造出新的需要;物质生产引起和制约着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促进并制约着物质生产和人的需要。在这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生产力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社会关系逐渐趋于正义,人的需要不断发展和得到满足,从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马克思还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考察了人类演变的三种基本形态。“人的依赖性(起初完全是自发地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们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第一大形态主要指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已经存在过的经济社会形态,具体是指原始社会之后出现的“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此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主要是生产使用价值,而根本不存在为了交换才发生的生产。在这个形态中,人们受制于血缘关系或宗法关系,个人是不自由的,个人受到人的限制即受他人的限制。第二大形态主要是指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物质生产摆脱了个人的直接需要,生产的目的从过去生产那种具体的使用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在第二大社会形态这里,“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这种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这种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人对物的依赖性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社会生产成为个人必须服从的力量,社会生产关系本来是人们之间相互结成的关系,现在却成为不受人们控制的力量,人们对它的服从像服从自己的命运一样。在强大的物质经济力量面前,人显得微不足道,已超出人的控制范围。超越了第二大形态的第三形态,其目标指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到了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生产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关系将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人类社会将演变为“自由人联合体。”
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的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致力阐明的却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的不合理性、非正义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鲜明地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的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压迫、物化、奴役等种种非正义现象的根源,而统治劳动的“资本”本身又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其“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因而是不公正的。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正面阐述过自己的正义理论(即以批判非正义为主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理论),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现象(剥削关系)的批判,即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通过占有生产手段和市场,从而剥削自由劳动而得出自己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使得自由契约走向反面,即以工资关系为表现的阶级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个人之间的契约基础上,但是导致了资本所有制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在资本主义所谓平等和自由的契约关系中,受压迫者是不幸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对资本主义批判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中,一小群人生活在舒适和奢侈中,而另一些数量不断扩大的人生活在匮乏和贫困中,后者劳动生产的财富被前者所占有。马克思不断地说到资本家剥削工人,即把剩余价值的创造当作资本带来的“无偿劳动”的恰当形式。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以非正义的强烈意识。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时指出:“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么这句话同经济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即公平只是一种价值判断,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客观的经济关系。分配本身并不存在公平与否的问题,而是对现实分配关系与他们自身利益关系的一种评价。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非正义的揭露与批判就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历史分析,确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已日益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历史进步的障碍从而必然灭亡的命运。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资本主义自己敲响了自己的丧钟,无产阶级不过是它的掘墓人,它的死刑的执行者。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和必然灭亡的命运。
三、法权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
传统上,正义概念一直在理性评价社会制度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一般认为正义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有的美德,而非正义是任何社会制度最严重的弊端,一直受到谴责,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根本上说,“正义”是一个法的概念或法律概念,是一个与法律和据此法律享有的权利相联系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权利概念和正义概念是从法的角度判断法律、社会制度和人类行为的最高理性标准,而它归根到底是对现实经济关系与评价主体利益之间关系的反映。正如恩格斯指出:“法学家把这些法学体系中一切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权。而衡量什么算是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则是法权本身最抽想的表象,即公平”。法权是现实经济关系的反映,而公平不过是法学家衡量各种法律体系中相同的东西的一种尺度,是法权本身一种更为抽象的表现。
该观点一直以来被认为对理解和评价社会现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并不是说传统的西方社会思想本身从根本上说就是法的思想。根据西方传统,社会整体是“国家”或“政治实体”,在这个框架内人类行为由法律和政治过程调整。西方传统对社会的研究一直是对上述过程的研究。根据西方的传统,人类社会生活是与政治国家相联系的生活;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是与制定法律、保障权利和发布法律命令这些权力相联系的人。基于这种社会思想,很容易理解权利与正义应被视为根本的社会原则和所有社会行为的最高标准。不仅马克思对正义批判的源泉,而且他的社会思想的根本创造性,都在于他对这种社会政治或法律思想的驳斥。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告诉我们,他的社会思想的来源在于他作为研究法律和法哲学的研究者对上述那种思想的不满意,特别是对黑格尔《法哲学》中的那种思想。我们可以在马克思1848年间写的文章和手稿中看到,他告诉我们,他的批判性分析“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即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规律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概括为‘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总体,即社会生活的完整具体的统一,在黑格尔看来,要到政治国家中去寻找,人类的物质生活发生在这个政治整体中,并且取决于它。马克思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发展的集体生产活动的系统,目的是满足随历史发展变化的人类需要;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生产活动的反映。
法律从属于经济基础,在资产阶级社会,有产者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法律支撑的正义都只能服从于经济持有者的意志,形式是法律正义的唯一内容,与生活有关的内容都存在于经济领域——支配法律及其功能的现实存在,法律即使代表实质正义,也只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象征。从法律角度论述正义其实已经趋于意识形态批判。对有产者而言,资产阶级的正义并非虚幻的梦呓,它能够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换取利益。无产者如果认同资产阶级描画的正义图景,那就只有固守清贫一条路可走。在这个意义上,“他(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就其自身来说是正义的,但他也揭示了,从由资本主义自身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替代物的角度来看,这种正义是有限的、不足的”。
总的说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思想在于:生产劳动和正义是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手段,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剥削制度、非正义的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所谓的“正义”只是资本的“正义”,是资本家的“正义”。而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正义应当是人类社会的理想之一,即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消灭一切非正义的社会现象,追求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正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魏小萍.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平等和正义的话题[J].哲学研究,200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8][英]王尔德.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希腊的维度[J].世界哲学,2005.
关键词:正义;非正义;法权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6-0135-02
正义是一个古老的范畴,在西方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都是早已存在的一个概念。正义学说史表明,正义论是一种以社会关系为主题的社会批判和社会建构理论,其目的是建立起理想的人类社会。这在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露和批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制度,目的就是要建立公平、合理、正义的人类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关于正义的系统明确论述,但在其社会历史观中包含着完整的正义理论。
一、以历史为尺度的正义观
马克思主义将其国家学说和正义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人的生存,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活动本身。”[1]然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2]也就是说,人们只有通过分工合作,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有真正意义的生产。所以,从社会产生的根源来看,社会的基本含义就是:以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为目的,以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关系的共同体。
人的需要是复杂的,也是发展变化的。人们满足需要的活动和满足了的需要本身会产生出新的需要。人最基本的需要是生物机体的需要,因而人最基本的活动是物质实践活动,这是人类进行政治的、文化的和其它一切活动的前提与基础。人要进行生产活动必须进行相互交往,结成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各种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状况又反过来制约着生产的发展以及人们需要的满足程度。事实上,人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往往是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人主要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中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在认识和改造社会中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如果我们把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看作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的话,那么社会关系的完善和物质生活的丰足无疑是其基本前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3]也就是说,正义和效率应是达到人类最终目的所追求的两种基本价值。因此,我们可以把人的需要、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描述如下:人的生物机体需要引起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又创造出新的需要;物质生产引起和制约着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促进并制约着物质生产和人的需要。在这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生产力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社会关系逐渐趋于正义,人的需要不断发展和得到满足,从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马克思还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考察了人类演变的三种基本形态。“人的依赖性(起初完全是自发地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们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第一大形态主要指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已经存在过的经济社会形态,具体是指原始社会之后出现的“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此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主要是生产使用价值,而根本不存在为了交换才发生的生产。在这个形态中,人们受制于血缘关系或宗法关系,个人是不自由的,个人受到人的限制即受他人的限制。第二大形态主要是指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物质生产摆脱了个人的直接需要,生产的目的从过去生产那种具体的使用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在第二大社会形态这里,“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这种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这种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人对物的依赖性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社会生产成为个人必须服从的力量,社会生产关系本来是人们之间相互结成的关系,现在却成为不受人们控制的力量,人们对它的服从像服从自己的命运一样。在强大的物质经济力量面前,人显得微不足道,已超出人的控制范围。超越了第二大形态的第三形态,其目标指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到了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生产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关系将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人类社会将演变为“自由人联合体。”
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的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致力阐明的却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的不合理性、非正义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鲜明地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的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压迫、物化、奴役等种种非正义现象的根源,而统治劳动的“资本”本身又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其“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因而是不公正的。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正面阐述过自己的正义理论(即以批判非正义为主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理论),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现象(剥削关系)的批判,即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通过占有生产手段和市场,从而剥削自由劳动而得出自己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使得自由契约走向反面,即以工资关系为表现的阶级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个人之间的契约基础上,但是导致了资本所有制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在资本主义所谓平等和自由的契约关系中,受压迫者是不幸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对资本主义批判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中,一小群人生活在舒适和奢侈中,而另一些数量不断扩大的人生活在匮乏和贫困中,后者劳动生产的财富被前者所占有。马克思不断地说到资本家剥削工人,即把剩余价值的创造当作资本带来的“无偿劳动”的恰当形式。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以非正义的强烈意识。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时指出:“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么这句话同经济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即公平只是一种价值判断,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客观的经济关系。分配本身并不存在公平与否的问题,而是对现实分配关系与他们自身利益关系的一种评价。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非正义的揭露与批判就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历史分析,确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已日益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历史进步的障碍从而必然灭亡的命运。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资本主义自己敲响了自己的丧钟,无产阶级不过是它的掘墓人,它的死刑的执行者。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和必然灭亡的命运。
三、法权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
传统上,正义概念一直在理性评价社会制度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一般认为正义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有的美德,而非正义是任何社会制度最严重的弊端,一直受到谴责,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根本上说,“正义”是一个法的概念或法律概念,是一个与法律和据此法律享有的权利相联系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权利概念和正义概念是从法的角度判断法律、社会制度和人类行为的最高理性标准,而它归根到底是对现实经济关系与评价主体利益之间关系的反映。正如恩格斯指出:“法学家把这些法学体系中一切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权。而衡量什么算是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则是法权本身最抽想的表象,即公平”。法权是现实经济关系的反映,而公平不过是法学家衡量各种法律体系中相同的东西的一种尺度,是法权本身一种更为抽象的表现。
该观点一直以来被认为对理解和评价社会现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并不是说传统的西方社会思想本身从根本上说就是法的思想。根据西方传统,社会整体是“国家”或“政治实体”,在这个框架内人类行为由法律和政治过程调整。西方传统对社会的研究一直是对上述过程的研究。根据西方的传统,人类社会生活是与政治国家相联系的生活;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是与制定法律、保障权利和发布法律命令这些权力相联系的人。基于这种社会思想,很容易理解权利与正义应被视为根本的社会原则和所有社会行为的最高标准。不仅马克思对正义批判的源泉,而且他的社会思想的根本创造性,都在于他对这种社会政治或法律思想的驳斥。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告诉我们,他的社会思想的来源在于他作为研究法律和法哲学的研究者对上述那种思想的不满意,特别是对黑格尔《法哲学》中的那种思想。我们可以在马克思1848年间写的文章和手稿中看到,他告诉我们,他的批判性分析“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即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规律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概括为‘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总体,即社会生活的完整具体的统一,在黑格尔看来,要到政治国家中去寻找,人类的物质生活发生在这个政治整体中,并且取决于它。马克思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发展的集体生产活动的系统,目的是满足随历史发展变化的人类需要;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生产活动的反映。
法律从属于经济基础,在资产阶级社会,有产者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法律支撑的正义都只能服从于经济持有者的意志,形式是法律正义的唯一内容,与生活有关的内容都存在于经济领域——支配法律及其功能的现实存在,法律即使代表实质正义,也只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象征。从法律角度论述正义其实已经趋于意识形态批判。对有产者而言,资产阶级的正义并非虚幻的梦呓,它能够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换取利益。无产者如果认同资产阶级描画的正义图景,那就只有固守清贫一条路可走。在这个意义上,“他(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就其自身来说是正义的,但他也揭示了,从由资本主义自身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替代物的角度来看,这种正义是有限的、不足的”。
总的说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思想在于:生产劳动和正义是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手段,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剥削制度、非正义的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所谓的“正义”只是资本的“正义”,是资本家的“正义”。而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正义应当是人类社会的理想之一,即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消灭一切非正义的社会现象,追求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正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魏小萍.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平等和正义的话题[J].哲学研究,200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8][英]王尔德.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希腊的维度[J].世界哲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