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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了企业内部的协同作用，我们又说了品牌形象(见《中国纺织》第七期、第八期专栏)，这一篇将专注于消费者形象，同时也是给这一系列画上圆满的句号。
十二年来，各个品牌(从奢侈品到大众品牌)为了更好地销售他们的包，不断地向我们呈现女郎们相互搂拥的画面。是迪奥，于2000年将这股流行风吹开的。这标志了该品牌以及世界时尚行业的巨大转折，刹那之间，其他品牌也开始跟风。然而，为了构思那次广告，迪奥当时从武汉太和——一个中国品牌身上受到了极大的启发。1997年，这个中国小品牌开始了广告宣传上一次真正的改革，这次改革也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是因为世界还没有认真地关注中国时装界，其次是因为太和也没有迪奥那样的媒体力度，主要原因还是太和不懂得有效地发展协同作用。因此，他的消费者形象依旧模糊不清，最后变得不堪一击。
回顾中国时装界十多年来的跌打滚爬，今天我们又能从中学到些什么?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尤其是，如何解读异国品牌策略和消费者形象?
由压力、分裂的家庭、离婚的夫妇和不断攀升的孤独感来表露我们身处摩登、进步、独立、个性蔓延、经济自主、事业有成的社会。这正是我们在世界各大城市里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尽管各国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
的确，时装就像一面镜子，尤其是通过关注女性来进行的公关策略。所有品牌(从奢侈品到大众品牌)十年来都在上演女人独自出现或相互搂拥(见文章开头处照片)的戏。它并不是想表达同性恋倾向，但是她们摆出了挑战的姿势，目的是为了排斥男性。
女性商品化改革
随着迪奥广告战的打响，这一潮流始于2000年，并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记得在90年代，欧洲时装经常会以消沉的姿态来演绎女性。所摆的姿势有时是故意去约束躯体，眼神茫然，没有笑容，妆容迷糊不清。整体的氛围显得沉重，就像由深处的某些痛苦而激发出的忧伤，代表一种危机，就像内部真正切切的决裂。
突然之间，迪奥掀起这一新潮流，用女性来展现女性，她们喜气洋洋、笑容可掬、满怀重新找回的希望，她们体形苗条、挣脱束缚、自由、比以往来得更性感，我们很久没有看到能够如此自由地表达这么多的愿望了，但是这位幸福的女人看似排斥男性，首先能够肯定的是她摆脱了男权，走出顺从彰显男子气概。
这些女性展现出的性感首先是想引起男士们的注意，仿佛对他们说：“你看，我漂亮，我让人想入非非，但是从今以后，我不再属于你。为了幸福和喜悦我不再需要你。为了得到快乐，我可以自己给自己买东西(衣服、配饰等)，它们是我钟意的物品，是给我的，只给我一个人的。”
显然，这就是在社会现象的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市场对话(始终如此)。在对话(广告语言)中，手包的推出是为了获取核心价值。从今以后，包便成为了挣脱枷锁的化身。时装品牌将这一实用配饰打造的很成功，它们是超越男士之上的女性征服力的绝对象征。
近十年来，对包的消费方式变得很独特，甚至达到狂热。首先，女士们寻求顶级品牌，毫不犹豫地花钱购买并且经常更换。即使她们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她们也会作出牺牲，不顾一切地去买来馈赠给自己。
她们炫耀，像战利品一样地来卖弄。她们把包当作飘扬的战旗，道出的不仅是她们的社会地位(购买力或多或少)，更是她们的自由：独立，经济、审美、家庭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上的自主，甚至还是性上的自由。
女士们的包从来就没有化身过如此多的符号，也没有过如此多的款式和设计，也从来没有淘汰得如此之快，需要时时更换。社会上的超商品化很值得我们关注，消费品越是想要扮演深度价值的角色，那么就会越发地把它设计成速替产品：它们很不稳定也不耐久，能够容易地用新款将它们替换。不断地更新打破了所有旧时的传统价值观，过去的价值观是以代代相传的经久耐用和传递物品精湛的制作工艺为支撑的。
当今，所有这一切都被一扫而光，都要不断地被重新创造。这些造就了新的价值观，它们给今天都市人们的形象深深地打上了烙印：不停地改变、丢弃、“我的欲望为最先，必须先于别人来满足”。当产品是专为女性而生，为了在变身和获得自由的进程中伴随她们的时侯，一切都会变得特别。我们不仅要问那么事实上它涉及的是哪种自由?品牌是否在日常生活中握有权力价值?过去这些权力都是由男士或家庭来体现的。不管怎样，这就是一些社会学家观察到的。总之，一些大奢侈品品牌(迪奥、路易威登、范思哲、香奈儿、D&G等)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引导他们的策略，并且获得了成功。
商业滋养了行为的改变。女性形象不停地在演变(甚至达到沸腾)，远远超过男性。(显然)这种女性形象紧紧围绕着人性。城市、自然、文化、大地……首先围绕在我们身旁的是女性化的东西，尽管这会使男士们不乐意。由男士们统治的几个世纪后，这样的女子气仿佛想要表明的是报复。这就是时装想要告诉消费者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向她们销售包包。这也正是十年来广告宣传的走向。为了加紧步伐，今天的商业正在试图控制社会上几次激烈的争议，但是终极目的是相同的。步伐缩变为一个小小的可消费的配饰，买完后很快就会被遗忘。这一切的确显得很荒谬，但是品牌运用特殊手段给人们带来了这种荒谬。
将品牌语言植入协同作用
为了让广告语言更有效，品牌必须将其植入掌控的协同作用中去。让我们把文章开头处1997年中国太和与2000年迪奥广告做一对比。需要强调的是我是这两则广告的创始人。所以，迪奥从太和那里吸取灵感用于其“女性文化革命”上也不是偶然。
实际上，在以艺术总监的身份去武汉太和工作之前(1997年)，迪奥董事长已经邀请我去东京担任艺术总监了。犹豫之后，最终我还是倾向于去中国一探究竟，而不是重新回到日本(18岁时，我曾在那里担任时装设计方面的老师)。我选择拒绝迪奥的建议而是去中国，当时在巴黎是很难被人理解的。奇怪的是，西方时装行业还没有看清中国将会造就的辉煌。
到达太和后，我艰难地试着发展内部协同作用。对于我的交谈对象们，我的语言和理论简直让他们难以理解。最终，我还是无法改进服装和配饰的款式，这可能就是我带去的第一阶段。后来，正如人们在中国经常做的那样，我决定反过来处理一些事情。
我将设计与广告的落实转变成强有力的图文(当然款式却不尽如人意并且有些笨拙)，我想把这些图文当作讯息在企业内传播开来。开展一项广告，其实就是寻找与消费者对话的方式，希望通过对话得到他们的支持。对我而言支持可以在太和内部成为一根杠杆。
我的手上几乎没有预算来用于落实这次广告，技术工具也是相当地初 级。但是我心中充满着坚定的信念与热情，所以最终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以及对单一的中国的怀念，这种单一今天已不复存在。
太和的管理层从根本上就不能完全理解我想要做的，他们对我没有信心。我试图借助很少的工具来建立一种强而有力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将该语言植入到未定的新女性形象和带有反抗性的社会中去。我毫无损失，一切都充满希望。
我创作了广告中间的那副照片(文章开头处照片)，试图创造协同作用(即使它很虚幻)。两位模特儿之间表现出的性感关系目的是让人们聚焦左边那位女士的胸部(那个年代，要摆出这样的造型着实很有难度)，随后由我在这一聚焦点上加入一个很有女性特点的产品。的确，我想加入的是一只小小的手包，但是品牌却没有该类产品。给我用于摄影的包只是一个买来的道具罢了，在他们的店里是买不到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我选择使用中国传统舞者的指套，用它来抓住模特的胸部。这一焦点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让人们提起关注，它至少还给我们带来了品牌的文化价值。
尽管我的工作(广告宣传与店面内部设计)在商业上和大众面前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太和的一年让我才思枯竭，我感觉到有回法国重新充电的需要。当我回到巴黎时，迪奥当时的董事长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他很好奇想看看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因此我呈上了广告和完整的目录册，并配上补充说明。事实上，我还为太和设计了一个logo并有意把它扩大化，我想把它织入牛仔布中，为了表达年轻与不羁，小套裙让人自然联想到香奈儿的经典款式：既诙谐又轻松。这里需要在风格准则(面料和式样)上营造一种“混乱感”，用于配合广告宣传所表达出的女性自由。
如果太和对于我的整体构思深表怀疑的话，那么迪奥的董事长却恰恰相反，他立刻表现得异常兴奋。因此，他决定全盘接纳这一构思，用它来制作一个具有震撼力的广告攻势，这也正好给迪奥来了个转折。实际上，迪奥于不久前刚刚雇用了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为艺术总监，因此并不惧怕打破陈规。当然品牌也绝对需要走出绝境：面对香奈儿，迪奥节节败退，并且完全受配于日本市场和品牌的合作者们。
必须承认，品牌需要改头换面，绝对有必要从品牌内部来个巨大变革。变革在延续：这是欧洲品牌拥有的本领和能力，即使它们的传统奢侈品准则根深蒂固(80年代，香奈儿曾是一个了不起的案例)。中国品牌表现得正好相反，对于重新创造感到很大困难。所以，在获得首度成功后，它们有时会突然消失。
无论如何，迪奥运用并大力开发了3年前太和没有做成的构思。当然，开支极为庞大，技术工具也相当可观，模特也十分专业，尤其是包上logo的位置，对准于焦点上，即照片中央(见文章开头处照片)。
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开创了牛仔服系列，以他自己的方式巧妙地进行转型并且不乏迪奥服装一贯保持的优雅气质(连衣裙、半身胸衣等)，这一切完全与我当时希望借用香奈儿小套裙元素来做的一模一样。Logo被密密麻麻地织入牛仔布的显眼处，一般情况下，我们只会把类似的图案用在里衬上。品牌、logo、服装、模特儿所摆的造型、社会的象征符号、符合消费者形象做出转折的品牌对话等之间的协同作用运作完美。由于迪奥内部团队以及经过精挑细选后参与此项工作的专家们卓越的才华，使得我初步的设计大大发挥了数十倍。
为了造势迪奥还吸收了我为太和设计的其他几幅照片。两位模特儿之间的关系象征着欲望与默契，同时也孕育了一切品牌符号。
1997年由马蒂为太和所做的设计，接着是2000年为迪奥所做的
这一设计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空前的成功，当然也包括在中国。就在汤姆·福特(Tom Ford)为香奈儿出力的时候，人们说到：“2000年，迪奥发明了‘情色时尚”’。没有人会有兴趣去了解武汉太和于三年前已经发明了这一概念。然而，的确是一个中国品牌第一个真正经历了这种社会现象。但是，确实也是迪奥创造了世界时装奇观。
这一设计很快地被沿用到了另一较为年轻的系列中，系列也包含了扎根于活力运动元素的包包。迪奥再一次吸收了我为太和设计的广告，并且运用发挥到了极致(见下页图)。在销售层面上开展得也很具有代表性，全球统一的橱窗设计，再次使用logo和广告图文营造的氛围。
的确，1997年时的太和没有像迪奥那样的经验和媒体力度。而我，独自一人，即使满怀真诚与热情，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期间，我一直深处在企业育人的忧虑中，为了展开潜在的新协同作用，我创作过一系列具有补充作用广告图文。用它们来同时开发更年轻、更有趣味的女性形象，为二线品牌指明道路。我选用了一位年轻舞者，因为她能比模特儿们更为随意地摆出造型，因为那个年代的模特儿还很羞怯。为配合这种情形，就算该品牌实际上并没有销售包(这很可惜)，但我还是用包创造了虚幻的协同作用。这至少可以为品牌领导们提供一个实例、燃起他们的激情。我将这些照片添加至有两位女士出现的目录中，但是我的目的并没有真正地达到。从那时起我必须理解，中国企业里的领导们是不会轻易表达他们个人感受的。我们等待等级制度下的人们给以回应，等待期间，什么都停滞不前，毫无改变亦无行动，即使企业深陷困境，也不会有任何创新。
1997年马蒂为中国太和做出的设计
在我参与到该企业前，太和在那个时期已经是一位革命家了。这是个极为优秀的品牌，有着不可限量的潜质。它在市场上消失了，但是我肯定它还会重新振作，因为它属于中国时装界的珍宝。市场一直存在，欧洲及中国的女性形象同时在发生演变，随时给人们提供大量新机会。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一代，在西方消费者与中国消费者的欲望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真实的反差。所以，国外大品牌能够在中国获得如此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它们将形象宣传撒播至全世界。它们知道如何先人一步地找到合适当今任何文化背景下女性的通用语言，并且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协同作用。
中国的企业领导者们则是未来女性革命的核心，他们也能紧抓机遇，为自己的品牌规划出成功营销的道路，这些不仅依赖于他们的成熟与清晰的远见，而且还依靠他们对观点自由表达的意愿，即使等级制度并不允许这么做。
十三年后的今天，2010年，中国有的是什么7大老板们是否能够从深处去理解发展协同作用意味着什么7
举个例子：白领，中国罕见的大奢侈品品牌之一，钟爱法国品牌并且从那里获取自己的根基。当然，这个品牌知道包在商业挑战上的重要性，但是它建立协同作用的方式看似是一种粗略的模仿而非全盘掌控。
它的产品推广(橱窗、商店)就是众多法国奢侈品品牌的集合(见下图)：模特儿以爱马仕的方式端坐于装饰了的台子上。有时摆出杂耍般的姿势，想要给人一种既年轻又大胆的感觉，就像麦当娜为2009迪奥广告所摆的造型那样。但是(与白领相反)，在麦当娜和迪奥这两个“品牌”之间存在着合理性与协同作用。一方面，麦当娜——一位超级市场化的歌手是摆脱男人主宰，挑起女性获取自由的最佳化身。另一方面，迪奥从2000年开始就运用了相同的对话策略来发展协调风格的协同作用。然而白领与这一切并没有任何的渊源。
几何图形和墙面色彩让人联想到当季服饰，但可惜的是它源自圣罗兰那举世闻名的蒙德里安(Mondrian)连衣裙。此外，店面的设计以及包包的Iogo图案等灵感来自路易威登。因此所有上演的元素在店内出现碰撞，给人混杂、安排无序的感觉，那里谈不上有协同作用在有效地运作。
左图依次为2009年麦当娜出演的迪奥广告。接着是白领的橱窗，法国多个奢侈品品牌的元素在那里出现碰撞
中国消费者与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一样，虽然她们不能以专业的眼光来评判一个品牌，但是也能直观地感受到它的不稳定性由于缺乏明确性及内在一致性所导致的掌控形象的艰难。女性形象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在时刻进行着演变，如果品牌懂得倾听与跟随，那么这就是时装品牌的成功之道。
太多的中国品牌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这一形象，可是它们错了，因为一个时装品牌扮演的角色仅仅是以热情与敏锐来伴随与促进。所有品牌必须成长、发展、进行使自己多样化的转型，就像女性在不迷失自我或背弃独特个性的情况下表现出的热爱生活，热力绽放，以百变形象为乐趣那样。
十二年来，各个品牌(从奢侈品到大众品牌)为了更好地销售他们的包，不断地向我们呈现女郎们相互搂拥的画面。是迪奥，于2000年将这股流行风吹开的。这标志了该品牌以及世界时尚行业的巨大转折，刹那之间，其他品牌也开始跟风。然而，为了构思那次广告，迪奥当时从武汉太和——一个中国品牌身上受到了极大的启发。1997年，这个中国小品牌开始了广告宣传上一次真正的改革，这次改革也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是因为世界还没有认真地关注中国时装界，其次是因为太和也没有迪奥那样的媒体力度，主要原因还是太和不懂得有效地发展协同作用。因此，他的消费者形象依旧模糊不清，最后变得不堪一击。
回顾中国时装界十多年来的跌打滚爬，今天我们又能从中学到些什么?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尤其是，如何解读异国品牌策略和消费者形象?
由压力、分裂的家庭、离婚的夫妇和不断攀升的孤独感来表露我们身处摩登、进步、独立、个性蔓延、经济自主、事业有成的社会。这正是我们在世界各大城市里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尽管各国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
的确，时装就像一面镜子，尤其是通过关注女性来进行的公关策略。所有品牌(从奢侈品到大众品牌)十年来都在上演女人独自出现或相互搂拥(见文章开头处照片)的戏。它并不是想表达同性恋倾向，但是她们摆出了挑战的姿势，目的是为了排斥男性。
女性商品化改革
随着迪奥广告战的打响，这一潮流始于2000年，并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记得在90年代，欧洲时装经常会以消沉的姿态来演绎女性。所摆的姿势有时是故意去约束躯体，眼神茫然，没有笑容，妆容迷糊不清。整体的氛围显得沉重，就像由深处的某些痛苦而激发出的忧伤，代表一种危机，就像内部真正切切的决裂。
突然之间，迪奥掀起这一新潮流，用女性来展现女性，她们喜气洋洋、笑容可掬、满怀重新找回的希望，她们体形苗条、挣脱束缚、自由、比以往来得更性感，我们很久没有看到能够如此自由地表达这么多的愿望了，但是这位幸福的女人看似排斥男性，首先能够肯定的是她摆脱了男权，走出顺从彰显男子气概。
这些女性展现出的性感首先是想引起男士们的注意，仿佛对他们说：“你看，我漂亮，我让人想入非非，但是从今以后，我不再属于你。为了幸福和喜悦我不再需要你。为了得到快乐，我可以自己给自己买东西(衣服、配饰等)，它们是我钟意的物品，是给我的，只给我一个人的。”
显然，这就是在社会现象的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市场对话(始终如此)。在对话(广告语言)中，手包的推出是为了获取核心价值。从今以后，包便成为了挣脱枷锁的化身。时装品牌将这一实用配饰打造的很成功，它们是超越男士之上的女性征服力的绝对象征。
近十年来，对包的消费方式变得很独特，甚至达到狂热。首先，女士们寻求顶级品牌，毫不犹豫地花钱购买并且经常更换。即使她们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她们也会作出牺牲，不顾一切地去买来馈赠给自己。
她们炫耀，像战利品一样地来卖弄。她们把包当作飘扬的战旗，道出的不仅是她们的社会地位(购买力或多或少)，更是她们的自由：独立，经济、审美、家庭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上的自主，甚至还是性上的自由。
女士们的包从来就没有化身过如此多的符号，也没有过如此多的款式和设计，也从来没有淘汰得如此之快，需要时时更换。社会上的超商品化很值得我们关注，消费品越是想要扮演深度价值的角色，那么就会越发地把它设计成速替产品：它们很不稳定也不耐久，能够容易地用新款将它们替换。不断地更新打破了所有旧时的传统价值观，过去的价值观是以代代相传的经久耐用和传递物品精湛的制作工艺为支撑的。
当今，所有这一切都被一扫而光，都要不断地被重新创造。这些造就了新的价值观，它们给今天都市人们的形象深深地打上了烙印：不停地改变、丢弃、“我的欲望为最先，必须先于别人来满足”。当产品是专为女性而生，为了在变身和获得自由的进程中伴随她们的时侯，一切都会变得特别。我们不仅要问那么事实上它涉及的是哪种自由?品牌是否在日常生活中握有权力价值?过去这些权力都是由男士或家庭来体现的。不管怎样，这就是一些社会学家观察到的。总之，一些大奢侈品品牌(迪奥、路易威登、范思哲、香奈儿、D&G等)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引导他们的策略，并且获得了成功。
商业滋养了行为的改变。女性形象不停地在演变(甚至达到沸腾)，远远超过男性。(显然)这种女性形象紧紧围绕着人性。城市、自然、文化、大地……首先围绕在我们身旁的是女性化的东西，尽管这会使男士们不乐意。由男士们统治的几个世纪后，这样的女子气仿佛想要表明的是报复。这就是时装想要告诉消费者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向她们销售包包。这也正是十年来广告宣传的走向。为了加紧步伐，今天的商业正在试图控制社会上几次激烈的争议，但是终极目的是相同的。步伐缩变为一个小小的可消费的配饰，买完后很快就会被遗忘。这一切的确显得很荒谬，但是品牌运用特殊手段给人们带来了这种荒谬。
将品牌语言植入协同作用
为了让广告语言更有效，品牌必须将其植入掌控的协同作用中去。让我们把文章开头处1997年中国太和与2000年迪奥广告做一对比。需要强调的是我是这两则广告的创始人。所以，迪奥从太和那里吸取灵感用于其“女性文化革命”上也不是偶然。
实际上，在以艺术总监的身份去武汉太和工作之前(1997年)，迪奥董事长已经邀请我去东京担任艺术总监了。犹豫之后，最终我还是倾向于去中国一探究竟，而不是重新回到日本(18岁时，我曾在那里担任时装设计方面的老师)。我选择拒绝迪奥的建议而是去中国，当时在巴黎是很难被人理解的。奇怪的是，西方时装行业还没有看清中国将会造就的辉煌。
到达太和后，我艰难地试着发展内部协同作用。对于我的交谈对象们，我的语言和理论简直让他们难以理解。最终，我还是无法改进服装和配饰的款式，这可能就是我带去的第一阶段。后来，正如人们在中国经常做的那样，我决定反过来处理一些事情。
我将设计与广告的落实转变成强有力的图文(当然款式却不尽如人意并且有些笨拙)，我想把这些图文当作讯息在企业内传播开来。开展一项广告，其实就是寻找与消费者对话的方式，希望通过对话得到他们的支持。对我而言支持可以在太和内部成为一根杠杆。
我的手上几乎没有预算来用于落实这次广告，技术工具也是相当地初 级。但是我心中充满着坚定的信念与热情，所以最终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以及对单一的中国的怀念，这种单一今天已不复存在。
太和的管理层从根本上就不能完全理解我想要做的，他们对我没有信心。我试图借助很少的工具来建立一种强而有力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将该语言植入到未定的新女性形象和带有反抗性的社会中去。我毫无损失，一切都充满希望。
我创作了广告中间的那副照片(文章开头处照片)，试图创造协同作用(即使它很虚幻)。两位模特儿之间表现出的性感关系目的是让人们聚焦左边那位女士的胸部(那个年代，要摆出这样的造型着实很有难度)，随后由我在这一聚焦点上加入一个很有女性特点的产品。的确，我想加入的是一只小小的手包，但是品牌却没有该类产品。给我用于摄影的包只是一个买来的道具罢了，在他们的店里是买不到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我选择使用中国传统舞者的指套，用它来抓住模特的胸部。这一焦点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让人们提起关注，它至少还给我们带来了品牌的文化价值。
尽管我的工作(广告宣传与店面内部设计)在商业上和大众面前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太和的一年让我才思枯竭，我感觉到有回法国重新充电的需要。当我回到巴黎时，迪奥当时的董事长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他很好奇想看看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因此我呈上了广告和完整的目录册，并配上补充说明。事实上，我还为太和设计了一个logo并有意把它扩大化，我想把它织入牛仔布中，为了表达年轻与不羁，小套裙让人自然联想到香奈儿的经典款式：既诙谐又轻松。这里需要在风格准则(面料和式样)上营造一种“混乱感”，用于配合广告宣传所表达出的女性自由。
如果太和对于我的整体构思深表怀疑的话，那么迪奥的董事长却恰恰相反，他立刻表现得异常兴奋。因此，他决定全盘接纳这一构思，用它来制作一个具有震撼力的广告攻势，这也正好给迪奥来了个转折。实际上，迪奥于不久前刚刚雇用了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为艺术总监，因此并不惧怕打破陈规。当然品牌也绝对需要走出绝境：面对香奈儿，迪奥节节败退，并且完全受配于日本市场和品牌的合作者们。
必须承认，品牌需要改头换面，绝对有必要从品牌内部来个巨大变革。变革在延续：这是欧洲品牌拥有的本领和能力，即使它们的传统奢侈品准则根深蒂固(80年代，香奈儿曾是一个了不起的案例)。中国品牌表现得正好相反，对于重新创造感到很大困难。所以，在获得首度成功后，它们有时会突然消失。
无论如何，迪奥运用并大力开发了3年前太和没有做成的构思。当然，开支极为庞大，技术工具也相当可观，模特也十分专业，尤其是包上logo的位置，对准于焦点上，即照片中央(见文章开头处照片)。
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开创了牛仔服系列，以他自己的方式巧妙地进行转型并且不乏迪奥服装一贯保持的优雅气质(连衣裙、半身胸衣等)，这一切完全与我当时希望借用香奈儿小套裙元素来做的一模一样。Logo被密密麻麻地织入牛仔布的显眼处，一般情况下，我们只会把类似的图案用在里衬上。品牌、logo、服装、模特儿所摆的造型、社会的象征符号、符合消费者形象做出转折的品牌对话等之间的协同作用运作完美。由于迪奥内部团队以及经过精挑细选后参与此项工作的专家们卓越的才华，使得我初步的设计大大发挥了数十倍。
为了造势迪奥还吸收了我为太和设计的其他几幅照片。两位模特儿之间的关系象征着欲望与默契，同时也孕育了一切品牌符号。
1997年由马蒂为太和所做的设计，接着是2000年为迪奥所做的
这一设计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空前的成功，当然也包括在中国。就在汤姆·福特(Tom Ford)为香奈儿出力的时候，人们说到：“2000年，迪奥发明了‘情色时尚”’。没有人会有兴趣去了解武汉太和于三年前已经发明了这一概念。然而，的确是一个中国品牌第一个真正经历了这种社会现象。但是，确实也是迪奥创造了世界时装奇观。
这一设计很快地被沿用到了另一较为年轻的系列中，系列也包含了扎根于活力运动元素的包包。迪奥再一次吸收了我为太和设计的广告，并且运用发挥到了极致(见下页图)。在销售层面上开展得也很具有代表性，全球统一的橱窗设计，再次使用logo和广告图文营造的氛围。
的确，1997年时的太和没有像迪奥那样的经验和媒体力度。而我，独自一人，即使满怀真诚与热情，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期间，我一直深处在企业育人的忧虑中，为了展开潜在的新协同作用，我创作过一系列具有补充作用广告图文。用它们来同时开发更年轻、更有趣味的女性形象，为二线品牌指明道路。我选用了一位年轻舞者，因为她能比模特儿们更为随意地摆出造型，因为那个年代的模特儿还很羞怯。为配合这种情形，就算该品牌实际上并没有销售包(这很可惜)，但我还是用包创造了虚幻的协同作用。这至少可以为品牌领导们提供一个实例、燃起他们的激情。我将这些照片添加至有两位女士出现的目录中，但是我的目的并没有真正地达到。从那时起我必须理解，中国企业里的领导们是不会轻易表达他们个人感受的。我们等待等级制度下的人们给以回应，等待期间，什么都停滞不前，毫无改变亦无行动，即使企业深陷困境，也不会有任何创新。
1997年马蒂为中国太和做出的设计
在我参与到该企业前，太和在那个时期已经是一位革命家了。这是个极为优秀的品牌，有着不可限量的潜质。它在市场上消失了，但是我肯定它还会重新振作，因为它属于中国时装界的珍宝。市场一直存在，欧洲及中国的女性形象同时在发生演变，随时给人们提供大量新机会。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一代，在西方消费者与中国消费者的欲望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真实的反差。所以，国外大品牌能够在中国获得如此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它们将形象宣传撒播至全世界。它们知道如何先人一步地找到合适当今任何文化背景下女性的通用语言，并且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协同作用。
中国的企业领导者们则是未来女性革命的核心，他们也能紧抓机遇，为自己的品牌规划出成功营销的道路，这些不仅依赖于他们的成熟与清晰的远见，而且还依靠他们对观点自由表达的意愿，即使等级制度并不允许这么做。
十三年后的今天，2010年，中国有的是什么7大老板们是否能够从深处去理解发展协同作用意味着什么7
举个例子：白领，中国罕见的大奢侈品品牌之一，钟爱法国品牌并且从那里获取自己的根基。当然，这个品牌知道包在商业挑战上的重要性，但是它建立协同作用的方式看似是一种粗略的模仿而非全盘掌控。
它的产品推广(橱窗、商店)就是众多法国奢侈品品牌的集合(见下图)：模特儿以爱马仕的方式端坐于装饰了的台子上。有时摆出杂耍般的姿势，想要给人一种既年轻又大胆的感觉，就像麦当娜为2009迪奥广告所摆的造型那样。但是(与白领相反)，在麦当娜和迪奥这两个“品牌”之间存在着合理性与协同作用。一方面，麦当娜——一位超级市场化的歌手是摆脱男人主宰，挑起女性获取自由的最佳化身。另一方面，迪奥从2000年开始就运用了相同的对话策略来发展协调风格的协同作用。然而白领与这一切并没有任何的渊源。
几何图形和墙面色彩让人联想到当季服饰，但可惜的是它源自圣罗兰那举世闻名的蒙德里安(Mondrian)连衣裙。此外，店面的设计以及包包的Iogo图案等灵感来自路易威登。因此所有上演的元素在店内出现碰撞，给人混杂、安排无序的感觉，那里谈不上有协同作用在有效地运作。
左图依次为2009年麦当娜出演的迪奥广告。接着是白领的橱窗，法国多个奢侈品品牌的元素在那里出现碰撞
中国消费者与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一样，虽然她们不能以专业的眼光来评判一个品牌，但是也能直观地感受到它的不稳定性由于缺乏明确性及内在一致性所导致的掌控形象的艰难。女性形象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在时刻进行着演变，如果品牌懂得倾听与跟随，那么这就是时装品牌的成功之道。
太多的中国品牌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这一形象，可是它们错了，因为一个时装品牌扮演的角色仅仅是以热情与敏锐来伴随与促进。所有品牌必须成长、发展、进行使自己多样化的转型，就像女性在不迷失自我或背弃独特个性的情况下表现出的热爱生活，热力绽放，以百变形象为乐趣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