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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东亚圈里的一员，日本文化在世界文学之林里有其一席之地。中国和日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日本文化的核心内涵也有益于我们学习日本是如何一步步继承中国文化并创造出属于他们民族特色的独特文化。在比较文学中，研究这种流传与异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就像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看清自己的历史。本文拟从《菊与刀》来看日本与中国的差异。
关键词：《菊与刀》 日本 中国 文化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创作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日本皇室家纹“菊”和象征武士身份的“刀”作为一组对比鲜明的矛盾的意象，从他者的角度对日本文化中看似矛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阐释和解说。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日本文化的核心内涵也有益于我们学习日本是如何一步步继承中国文化并创造出属于他们民族特色的独特文化。在比较文学中，研究这种流传与异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就像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看清自己的历史。
一.菊花的形象解读
“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 “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狄克特以“菊”和“刀”命名象征着日本人矛盾的性格。[1]日本人偏爱白色的菊花，日本皇帝的衣服正是白色，象征着高雅和神圣;日本近代武士的衣服也是以白色为基调，象征着崇高的精神。日本人用白色表示洁白的善，表示和平与神圣，与表示恶的黑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平安中期，日本人从喜爱黄色菊花到喜爱白色菊花的转变在和歌中可以得到明显体现。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代表着美。日本皇室的家徽是十六花瓣的重瓣菊花，金黄色，呈放射状，好似太阳的光芒，日本的国旗也是惠及万物的太阳的图案，这是因为日本人把皇室祖先看作“天照大神”来崇拜的缘故。
作为花中四君子之一的菊花，中國古代文人骚客对它的称赞歌颂不绝于耳。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道出了菊花的闲适;元稹在“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流露出对菊花的敬佩;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写：“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则赋予了菊花吉祥长寿的含义。
二.中日等级观念
德川氏统治后加强了等级制度，每个人身份固定，分为四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武士、农民、工匠、商人，再往下还有贱民，但不计入。其日常生活只能限定在其世袭身份所规定的范围内。
等级观念在日本人看来就是各守本分。即：日本人认为一个对行为的细节和个人地位有着明确规定的世界，才是安全和保险的。他们认为，只有遵守每个人所规定的的准则时，才是安全的，且这是勇气和正直的表现。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准则”要求相互履行义务，并允许对不合“准则”的侵犯行为表示抗议，因此即使是地位最低的人，也有抗议最高地位的人的权利，且会被认为是正当的。
古代中国也有一套自己的等级制度，然而由于科举制的存在，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等级的上升路途并没有完全封锁，不仅如此科举制的设立还为中央集权培养输送了大量人才。为何日本的大化革新却没有采纳科举制度呢？这跟日本的等级制度有着莫大的关系。日本官员的选拔、晋升渠道、国家教育资源的分配被权门势家把持使得科举带来的公平机会无法实现。平民无法通过公平的选拔制度进入上层社会，上下游通道已经被堵死，实行科举制度的意义不大，直到如今日本的“门阀政治”依然十分明显。
三.恩与报恩
在日本，恩情基本可以分为：皇恩。来自天皇，是等级最高的恩情，意味着无限忠诚;父母之恩，为孝道基础。孩子欠父母的恩情债应努力偿还;师恩，从老师或师傅受的恩;主恩，从主君那儿受的恩。
恩情在日本人的观念里视为债务。它有着自己的特点：首先，债意味着责任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人们会避免随便受人恩惠或施人恩惠。其次，人们往往会用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接受恩情，即感激和不快。日本人把承受恩惠感到不快视作美德。接受巨大恩情债的人会不安和羞愧，并全力报答。恩情债会随时间推移增加，犹如利息。最后，利用施恩来使对方报答的行为会激起日本人的愤怒。正如被利用而欠了债的人是易于动怒的。而在其他国家，爱、仁慈、慷慨是不带附加条件的。日本人生活在一张由恩情编造的网里，他们认为自己欠着各种各样的恩情债，其日常行为难以脱离受恩与报恩。西方人相反，他们轻视欠这个社会的恩情债，不认为自己欠任何人的恩情。
报恩有两种范畴，一种报答在量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称之为“义务”。“义务”也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对父母的报答、子女的责任，也就是“孝”。其二是对天皇的报答，对法律和国家的责任称之为“忠”，对工作的责任则称之为“任务”。另一种等量偿还，有时间限制的被称作义理，“义理”也分两种：一种是“欠社会的义理”，即“报答义理”——向周围人报恩的义务。（主君、姻亲、帮助过自己的人、远亲等）;另一种是“欠名誉的义理”，大体上类似德国人的“荣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
日本人对复仇和捐躯尽忠的颂扬，同样津津乐道。两者都是“义理”。尽忠是对主君的“义理”，对侮辱进行复仇真是对自身荣誉的“义理”。在日本，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名誉的义理要求有：在受到侮辱或诽谤时，必须洗刷污名，要么报复，要么自杀。不管是报恩还是复仇，都被视为道德高尚地表现，报仇会被视为正当的。这种报仇是为了名誉，超出了名誉，超越了物质利益的。
日本的“耻感文化”也与西方国家的“罪恶文化”有所差异。日本的“耻感文化”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而并不注重个人的心理需求。[2]受人尊敬是日本人永恒不变的目标。他们为了这个目标，可以使用任何手段，这也导致日本人善于改弦易辙。这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都倾向于认为遵守某个原则才是有道德的，比如保持善良，而日本不存在这种原则。在战争时，他们认为顽强的斗争能获得尊敬;战败后，他们认为向战败国表达友好能获得尊敬。这就造成历史上日本人许多矛盾的态度：战时的狂暴和绝不屈服，战败后的亲善和虚心向对手学习。 四.中日的忠与仁
中国对于忠孝都是在一定前提下的进行的，因为忠孝之上还有“仁”，这是中国人最高的道德。“仁”的内涵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内容。《论语》里有言：“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对于子女，父母应该有“仁”;任何地位较高的人如果不“仁”，那么地位比他低的人就有理由反对他并且会得到大众的支持，贾谊在《过秦论》里在讲述秦国为什么最终灭亡时就提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换言之就是暗指有“仁”才会有“人”，可以说“仁”就是中国人的思想核心所在，深入到治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忠义需要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仁”，在中国，“仁”就是衡量和评价所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试金石，
然而日本的伦理体系是把“仁”排斥在外的。日语中“仁”仍用汉字表示，其读音是“jin”，施行仁义或仁政，并不是日本人具有强制性的道德。被日本人排除在伦理体系之外的“仁”从不像忠孝一样是日本人必须遵行的道德行为，“仁”具有了“强制性以外之事”的内容。地痞流氓黑社会之间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也被看作“仁”的一种。日本的忠孝与“仁”完全脱节，“忠”即是对天皇的忠诚，是对神格的天皇的无条件服从。在日本人的义务和报答义务一览表中，最高的恩是皇恩，其次才是父母之恩。而恩的报答义务的第一条就是忠，即人民对天皇、法律和整个国家的义务。日本未能接受中国那种世俗皇帝的观念， 天皇在日本人眼里就像基督徒看待耶稣一样，是神的化身，天皇没有姓氏，没有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权，甚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出现，保持着高度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天皇传达出的信息对于日本人来讲不是什么世俗化的帝王“圣旨”而是“神谕”。
明治维新后，天皇作为神圣领袖，与世隔绝，不参与政治，作为全民的神。“忠”作为最高的原则，约束着每一个日本人。天皇在未宣布投降时，日本将士拼尽一切奋力战斗为国战斗;等到天皇宣布投降时，全日本立刻接受，向敌人表达友好，没有任何犹豫与怀疑，对天皇的“忠”就是完全服从。
五.中日的孝文化
孝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核之一。孔子在《论语·学而第一》提出：“弟子入則孝，出则悌。”概括了人伦道德的最基本的两层要求，即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也是孝的最初含义，是对儿女提出的在家庭中必须履行的义务。在选官制度上，科目之一就是“孝廉”，如果乡里有人以孝出了名，地方长官有责任向上推荐，而且还可以直接任用。将孝悌之义推而广之，甚至与忠君与自我道德修养相联系，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对社会也应承担“尽孝”的责任。由是，儒家就以忠孝为纽带，将个人与家庭、社会连接起来，成为行为准则和处事规范。[3]
在日本文化观念里，孝与恩紧紧相连，这种恩是债务，有债必还。这就与中国的以仁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孝文化有了根本的区别，前者被动，而后者主动，前者靠社会义务约束，而后者以伦理亲情为纽带。对于日本人来讲，称之为“恩”，一经接受则是永久长存的债务，而报恩之事则刻不容缓。可以这样说，日本人自一出生就债务累身，其赡养父辈是一个还本付息的过程，这样的孝只是为了一己私利，缺乏真情流露，具有明显的功利性。这种潜伏在孝道和国民性中的功利性根，使得另外一种在中国的孝道观念里与之相悖的现象，即家人之间会相互怨恨，这种恨意甚至十分露骨。
由于历史、个人喜好等因素，人们会无意识地一味批判或推崇某个国家的文化。实际上，过往是拿来以史为鉴而不是被仇恨蒙蔽双眼。作为一个学习者，阅读从来不是为了读几个字，书籍带给我们的应当是眼界与思考，只有先识乾坤之大，方知吾心选何处为家。在中国历史征途中，无数的帝王将相，能人智士像璀璨群星一样给我们创造了浪漫的智慧星河值得我们去探寻，而这种美需要依靠了解他国文化才能更好地欣赏。二十一世纪，应当跨越语言、跨越国度、跨越人种来交流这些文明之美。
参考文献
[1]露丝·本尼狄克特.菊与刀[M].北塔，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2]张思宁.日本文化多种模式的矛盾统一读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有感[J].东方企业文化·策略，2011，（03）：73-76
[3]徐莉丽.从《菊与刀》看中日忠孝文化之差异[J].名家欣赏，2020（12）：134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菊与刀》 日本 中国 文化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创作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日本皇室家纹“菊”和象征武士身份的“刀”作为一组对比鲜明的矛盾的意象，从他者的角度对日本文化中看似矛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阐释和解说。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日本文化的核心内涵也有益于我们学习日本是如何一步步继承中国文化并创造出属于他们民族特色的独特文化。在比较文学中，研究这种流传与异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就像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看清自己的历史。
一.菊花的形象解读
“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 “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狄克特以“菊”和“刀”命名象征着日本人矛盾的性格。[1]日本人偏爱白色的菊花，日本皇帝的衣服正是白色，象征着高雅和神圣;日本近代武士的衣服也是以白色为基调，象征着崇高的精神。日本人用白色表示洁白的善，表示和平与神圣，与表示恶的黑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平安中期，日本人从喜爱黄色菊花到喜爱白色菊花的转变在和歌中可以得到明显体现。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代表着美。日本皇室的家徽是十六花瓣的重瓣菊花，金黄色，呈放射状，好似太阳的光芒，日本的国旗也是惠及万物的太阳的图案，这是因为日本人把皇室祖先看作“天照大神”来崇拜的缘故。
作为花中四君子之一的菊花，中國古代文人骚客对它的称赞歌颂不绝于耳。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道出了菊花的闲适;元稹在“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流露出对菊花的敬佩;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写：“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则赋予了菊花吉祥长寿的含义。
二.中日等级观念
德川氏统治后加强了等级制度，每个人身份固定，分为四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武士、农民、工匠、商人，再往下还有贱民，但不计入。其日常生活只能限定在其世袭身份所规定的范围内。
等级观念在日本人看来就是各守本分。即：日本人认为一个对行为的细节和个人地位有着明确规定的世界，才是安全和保险的。他们认为，只有遵守每个人所规定的的准则时，才是安全的，且这是勇气和正直的表现。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准则”要求相互履行义务，并允许对不合“准则”的侵犯行为表示抗议，因此即使是地位最低的人，也有抗议最高地位的人的权利，且会被认为是正当的。
古代中国也有一套自己的等级制度，然而由于科举制的存在，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等级的上升路途并没有完全封锁，不仅如此科举制的设立还为中央集权培养输送了大量人才。为何日本的大化革新却没有采纳科举制度呢？这跟日本的等级制度有着莫大的关系。日本官员的选拔、晋升渠道、国家教育资源的分配被权门势家把持使得科举带来的公平机会无法实现。平民无法通过公平的选拔制度进入上层社会，上下游通道已经被堵死，实行科举制度的意义不大，直到如今日本的“门阀政治”依然十分明显。
三.恩与报恩
在日本，恩情基本可以分为：皇恩。来自天皇，是等级最高的恩情，意味着无限忠诚;父母之恩，为孝道基础。孩子欠父母的恩情债应努力偿还;师恩，从老师或师傅受的恩;主恩，从主君那儿受的恩。
恩情在日本人的观念里视为债务。它有着自己的特点：首先，债意味着责任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人们会避免随便受人恩惠或施人恩惠。其次，人们往往会用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接受恩情，即感激和不快。日本人把承受恩惠感到不快视作美德。接受巨大恩情债的人会不安和羞愧，并全力报答。恩情债会随时间推移增加，犹如利息。最后，利用施恩来使对方报答的行为会激起日本人的愤怒。正如被利用而欠了债的人是易于动怒的。而在其他国家，爱、仁慈、慷慨是不带附加条件的。日本人生活在一张由恩情编造的网里，他们认为自己欠着各种各样的恩情债，其日常行为难以脱离受恩与报恩。西方人相反，他们轻视欠这个社会的恩情债，不认为自己欠任何人的恩情。
报恩有两种范畴，一种报答在量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称之为“义务”。“义务”也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对父母的报答、子女的责任，也就是“孝”。其二是对天皇的报答，对法律和国家的责任称之为“忠”，对工作的责任则称之为“任务”。另一种等量偿还，有时间限制的被称作义理，“义理”也分两种：一种是“欠社会的义理”，即“报答义理”——向周围人报恩的义务。（主君、姻亲、帮助过自己的人、远亲等）;另一种是“欠名誉的义理”，大体上类似德国人的“荣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
日本人对复仇和捐躯尽忠的颂扬，同样津津乐道。两者都是“义理”。尽忠是对主君的“义理”，对侮辱进行复仇真是对自身荣誉的“义理”。在日本，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名誉的义理要求有：在受到侮辱或诽谤时，必须洗刷污名，要么报复，要么自杀。不管是报恩还是复仇，都被视为道德高尚地表现，报仇会被视为正当的。这种报仇是为了名誉，超出了名誉，超越了物质利益的。
日本的“耻感文化”也与西方国家的“罪恶文化”有所差异。日本的“耻感文化”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而并不注重个人的心理需求。[2]受人尊敬是日本人永恒不变的目标。他们为了这个目标，可以使用任何手段，这也导致日本人善于改弦易辙。这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都倾向于认为遵守某个原则才是有道德的，比如保持善良，而日本不存在这种原则。在战争时，他们认为顽强的斗争能获得尊敬;战败后，他们认为向战败国表达友好能获得尊敬。这就造成历史上日本人许多矛盾的态度：战时的狂暴和绝不屈服，战败后的亲善和虚心向对手学习。 四.中日的忠与仁
中国对于忠孝都是在一定前提下的进行的，因为忠孝之上还有“仁”，这是中国人最高的道德。“仁”的内涵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内容。《论语》里有言：“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对于子女，父母应该有“仁”;任何地位较高的人如果不“仁”，那么地位比他低的人就有理由反对他并且会得到大众的支持，贾谊在《过秦论》里在讲述秦国为什么最终灭亡时就提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换言之就是暗指有“仁”才会有“人”，可以说“仁”就是中国人的思想核心所在，深入到治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忠义需要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仁”，在中国，“仁”就是衡量和评价所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试金石，
然而日本的伦理体系是把“仁”排斥在外的。日语中“仁”仍用汉字表示，其读音是“jin”，施行仁义或仁政，并不是日本人具有强制性的道德。被日本人排除在伦理体系之外的“仁”从不像忠孝一样是日本人必须遵行的道德行为，“仁”具有了“强制性以外之事”的内容。地痞流氓黑社会之间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也被看作“仁”的一种。日本的忠孝与“仁”完全脱节，“忠”即是对天皇的忠诚，是对神格的天皇的无条件服从。在日本人的义务和报答义务一览表中，最高的恩是皇恩，其次才是父母之恩。而恩的报答义务的第一条就是忠，即人民对天皇、法律和整个国家的义务。日本未能接受中国那种世俗皇帝的观念， 天皇在日本人眼里就像基督徒看待耶稣一样，是神的化身，天皇没有姓氏，没有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权，甚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出现，保持着高度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天皇传达出的信息对于日本人来讲不是什么世俗化的帝王“圣旨”而是“神谕”。
明治维新后，天皇作为神圣领袖，与世隔绝，不参与政治，作为全民的神。“忠”作为最高的原则，约束着每一个日本人。天皇在未宣布投降时，日本将士拼尽一切奋力战斗为国战斗;等到天皇宣布投降时，全日本立刻接受，向敌人表达友好，没有任何犹豫与怀疑，对天皇的“忠”就是完全服从。
五.中日的孝文化
孝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核之一。孔子在《论语·学而第一》提出：“弟子入則孝，出则悌。”概括了人伦道德的最基本的两层要求，即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也是孝的最初含义，是对儿女提出的在家庭中必须履行的义务。在选官制度上，科目之一就是“孝廉”，如果乡里有人以孝出了名，地方长官有责任向上推荐，而且还可以直接任用。将孝悌之义推而广之，甚至与忠君与自我道德修养相联系，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对社会也应承担“尽孝”的责任。由是，儒家就以忠孝为纽带，将个人与家庭、社会连接起来，成为行为准则和处事规范。[3]
在日本文化观念里，孝与恩紧紧相连，这种恩是债务，有债必还。这就与中国的以仁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孝文化有了根本的区别，前者被动，而后者主动，前者靠社会义务约束，而后者以伦理亲情为纽带。对于日本人来讲，称之为“恩”，一经接受则是永久长存的债务，而报恩之事则刻不容缓。可以这样说，日本人自一出生就债务累身，其赡养父辈是一个还本付息的过程，这样的孝只是为了一己私利，缺乏真情流露，具有明显的功利性。这种潜伏在孝道和国民性中的功利性根，使得另外一种在中国的孝道观念里与之相悖的现象，即家人之间会相互怨恨，这种恨意甚至十分露骨。
由于历史、个人喜好等因素，人们会无意识地一味批判或推崇某个国家的文化。实际上，过往是拿来以史为鉴而不是被仇恨蒙蔽双眼。作为一个学习者，阅读从来不是为了读几个字，书籍带给我们的应当是眼界与思考，只有先识乾坤之大，方知吾心选何处为家。在中国历史征途中，无数的帝王将相，能人智士像璀璨群星一样给我们创造了浪漫的智慧星河值得我们去探寻，而这种美需要依靠了解他国文化才能更好地欣赏。二十一世纪，应当跨越语言、跨越国度、跨越人种来交流这些文明之美。
参考文献
[1]露丝·本尼狄克特.菊与刀[M].北塔，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2]张思宁.日本文化多种模式的矛盾统一读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有感[J].东方企业文化·策略，2011，（03）：73-76
[3]徐莉丽.从《菊与刀》看中日忠孝文化之差异[J].名家欣赏，2020（12）：134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