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算起，30多年来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尤其是现当代小说叙事研究，其成果不能说浩如烟海，起码也可以称得上汗牛充栋。最近读到张文东、王东的《浪漫精神与现实梦想——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奇叙事》（以下简称《浪漫精神与现实梦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突然感觉眼前一亮，读后豁然开朗，因为他使一个重要问题在一种全新思路上具有了真知灼见的研究和发现。
　　近30年来，小说的叙事研究一直是一个学术热点甚至已成显学。但是，正如两位著者在本书一开始就指出的：“一直以来，在关于中国二十世纪小说叙事模式形成的问题上，人们往往有着一种误区，即更多是将‘现代叙事’作为一种‘舶来品’，认为其主要是选择西方优秀文学思想与手法作为自己发展、转型的依据，突破中国 传统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束缚，以传统文学叛逆者的姿态，完成了其富有现代性的新生与勃发的历史进程。同时在相关叙事问题的研究当中，人们也常常更关注有关叙事理论或叙事学的问题，总是试图借助西方有关叙事理论来进行某种‘形式创新’上的把握，并没有在叙事的层面上更深刻地注意到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富有‘中国经验’意味的，尤其是承袭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意味的内容。”[1]其实，中国当代小说真正主导甚至主流的核心性叙事结构，恰恰是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而传奇叙事则一直占有较大比重。只是多年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直被套在完全西化甚至是完全以西方标准为最高标准的思维套路里。连笔者这样从小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养育出来的一代人，在经过80年代西化思潮的冲击之后，也固执地认为传统小说叙事模式自现代以来便且行且淡出了，甚至到80年代以后已被彻底排除了。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残留，也根本形不成主潮，而且往往被主观打压甚至人人视传统叙事为落伍。而就在这时，张文东、王东所著的《浪漫精神与现实梦想》一书，把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奇叙事深度揭出，一举捅破了蒙在每个人心中的那层窗户纸。所以，这样真知灼见的一语道破，读后才确实让笔者眼前一亮，茅塞顿开。
　　回想笔者本人的阅读经历，自幼最先接触到的就应该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传奇故事，如《三侠五义》《隋唐演义》《封神榜》等等。而笔者最早开始阅读主流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是从读《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平原枪声》《红旗谱》等充满传奇色彩 的长篇小说开始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基本审美情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土壤中养成的。正因为此，传奇模式一直潜在于我们民族的审美意识结构之中。那么，无论从创作者还是接受者的角度而言，对传奇的也许是不自觉地固守都是不约而同的。所以，当《浪漫精神与现实梦想》一书把这样隐藏的密码一笔点破，自然会让心有灵犀、心领神会者豁然开朗。书中的阐述中肯透彻，“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发展当中，作为真正具有小说成熟体式意味的‘传奇’，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最核心的叙事‘表现’模式，同时也是中国普通大众最传统的小说‘接受’模式，对于包括现代小说在内的中国小说整体发展演变而言，它必然是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叙事传统，所以在以清末民初‘新小说’肇始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转型发展中，依据社会改良与思想启蒙的时代要求，中国小说在开始真正走出封建文学传统主题规范与形式束缚的同时，又因‘传奇’的故事化叙事、大众化接受以及民间化发展的特殊价值，表现出一种对于传奇叙事的特殊选择。而在中国‘五四’以来现代小说叙事理念及模式确立的过程中，尽管表现出一种向西方小说学习的、反传统的整体态势，但是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学传统的传奇叙事，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因现代社会的形成、启蒙与救亡的目的、大众读者的扩展、民间样式的萃取等社会与文学的因素，逐渐焕发出更为深刻而巨大的新生力和影响力。因此，在时代与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以及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当中，传统的传奇叙事始终都被现代小说家们有意 识地、个性化地、创造性地转化、使用和发展着，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叙事中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甚至形成了一种具有某种“现代性”的新的文学叙事传统。”[2]
　　两位学者就此切准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真脉，于是，全书始终依据这样的诊断，来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发展，进行“类型化”或“模式化”的检视。他们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梳理出红色经典在传统背景下的“革命传奇”；从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回归和主体觉醒的大量作品中，发现了“历史人生传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泛文学语境的小说创作中总结出“大众传奇”的叙事特征。就在这样的一脉相承的传奇叙事的接续和流变中，当代文学携带和包蕴着的种种文学以外的信息和符码也就被著者全方位并有深度地揭示出来。
　　当然，中国文学，尤其是百余年来的中国文学，实在是很难完全摆脱文学以外的负担，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无论在怎么样的一个文学的壳里，总是会包装各个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和精神密码。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歌谣文理，与世推移”。而文学的发展又必然要在刘勰所强调的“通”（即继承）与“变”，“因”与“革”的互动交织中创造前行。可以说，一百年来的中国小说，“通”的，是传奇叙事；“变”的，则是时代内涵。《浪漫精神与现实梦想》一书是这样阐述中国文学的这一个世纪的传承及嬗变的：“无论是启蒙还是政治导引，作为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学，往往都体现出在特定时期里的实用功利主义——文学的审美功能弱化，社会功能强化——主流作家们所关心的更多是文学作为一种改造社会、救人心智、拯救民族的工具性存在。这不仅是作家政治心态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从具体革命进程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可以在‘革命传奇’的叙事意义上清晰地发现：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革命者的角色发生着变化，革命的手段和历程也发生了变化，随之革命的最终结果也发生了变化。按照历史的发展观点来设计，‘革命传奇’作为对一系列革命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性的描绘，其对立中的转化往往是具有特定指向的：20世纪20年代往往是革命者的悲剧，如蒋光慈笔下的汪忠、章淑君（《少年漂泊者》）牺牲了，杨直夫、史兆言（《短裤党》）为革命严重地损害了健康，陈季侠、李孟寒（《野祭》）则带着永远的伤痛，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一种浪漫信念中的挥之不去的感伤色彩；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结局往往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光明，或者是如端木蕻良作品中的那种革命生活悲壮的进行时，或者是如胡也频作品中那种‘伟大的，无边无际的光明平展在前面的’希望式的结尾，革命仅仅显示为一个过程，而并非是一个浪漫或幼稚的结果；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斗争最终总会以胜利为结果，而作品本身也同时呈现出一种明快的风格，如马烽的《金宝娘》，虽然是从侧面来表现革命进程中的‘人的改造’的主题，并且对金宝娘几乎被旧社会完全吞噬的不幸遭遇进行了细致描写，但不仅没有更多体现出习常所见的沉痛和悲凉，反而以一个女性的现实与精神的新生，使作品呈现出一种特 殊的清新，强化着解放区生活特有的欢快和明朗。因此在‘革命传奇’的文本内外，在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之间，同样形成了一种由个人叙事转向时代叙事的‘对立共构’。”[3]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著者一直沿着这样的路线，把研究视野和思路延伸到当下的新媒体时代。21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的繁盛和火爆，归根结底，更加充分地显示了传奇叙事的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的回归。网络文学的根本生命力在于大众化。而中国文学大众化的核心竞争力又在于叙事结构的传奇性。因此，网络文学传奇叙事的手法和特征前所未有。而当笔者正在写这篇书评的时候，恰好刚刚参加了两个重要的研讨会。一个是《文学报》的“网络文学是不是文学”研讨会；另一个是王宏图长篇小说《别了，日耳曼尼亚》[4]研讨会。于是，笔者在读王宏图小说的同时，也读了很多网络小说。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对比阅读，真的让笔者更加清晰地看出了高雅文学和网络文学的风格与特征的强烈的差异。网络小说简直把传奇叙事发挥到了极致，而纯文学创作也开始了文学诗性的提升。
　　应该说，王宏图的小说作为文人小说，是唯美的，是纯艺术的，是追求一种诗意和高雅的境界的。小说集中表现两代人不同的爱恋关系，整个氛围创造得感伤、凄美，并且在爱与欲的纠结、挣扎中，分别走向幻灭与升华。王宏图小说的最终意蕴，就是表现人内心深处的困惑迷茫和挣扎。小说中的所有矛盾纠葛，全都没有那种生死搏斗，剑拔弩张，而作品的强烈的艺术 魅力，完全在于对读者内心深处的吸引和震撼。这样的艺术取向，与网络小说靠传奇制胜的方向完全相反。而这也正好符合了两位研究者理想的文学创作归宿。
　　其实，在《浪漫精神与现实梦想》一书之前，著者已经对中国现代小说的传奇叙事进行了一个历史阶段的研究（1917—1949年）。那么，该书出版之后，其对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小说叙事传奇特征就有了整体拉通和贯穿的研究。然而，其整个研究的落脚点，却是要“走出传奇”。在全书“结语”中，著者的核心观点是：“诗性”的文学与批评的“诗性”。一百多年的传奇叙事风风雨雨，和文学的诗性本质一直上演着一种跷跷板效应。我们需要诗性的文学，我们更需要诗性的批评。如今，文学的低俗化、肤浅化、碎片化已成汪洋大海之势，那么，诗性的坚守，就更需要勇气，甚至需要牺牲精神。《浪漫精神与现实梦想》一书并不只是在揭示和归纳历史的状态，也从学理上提出未来我国文学应该努力的艺术方向。
　　注释
　　[1]张文东、王东：《浪漫精神与现实梦想——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奇叙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2]同[1]，第34页。
　　[3]同[1]，第32页。
　　[4]王宏图：《别了，日耳曼尼亚》，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