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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逃脱术》的故事
我堂姐夫是一位魔术师。小时候，他双手空空地往我裤裆里虚抓了一把，吹口“仙气”，缓缓打开后手心便有一枚水果糖在里面握着。他说这是将我蛋蛋掏出变成的。我觉得自己胯下果真空空荡荡了，然后他把糖果送给我吃了，失去的蛋蛋又回到我身上。这样的戏法堂姐夫每次来都要变上一变。我的蛋蛋进进出出，与水果糖相互变换了好几回，终于让我发觉他进我家之前拐到杂货店买过糖果。
……
这是施伟著名小说《逃脱术》的开头。
十多年前，在“《福建文学》小说高级研修班”上，当着四十位福建小说作者的面，我读了这个开头。参加此类研修班可以带作品，也可以不带作品，施伟带来了《逃脱术》，交责编陈健老师“指正”，陈健又将《逃脱术》给我，让我看看。在编辑与作者的交流会上，我表达了对福建有些小说家的叙述和语言的不满，太乏味，太一本正经，缺少叙述的张力和吸引力，什么是好的叙述和语言呢？我随手拿起会前才读过的《逃脱术》，大声读了这个开头。我说这就是好的叙述和语言：把进入小说的每一句话都写得生龙活虎，见物是物，见人是人。听过这个开头的在场作者都认同我的看法。
随后《逃脱术》刊发于《福建文学》2010年第3期，《小说选刊》2010年第4期短篇头题转载，《中华文学选刊》2010年第5期短篇头题转载，《青年文摘》选摘。到了2010年年底，各类短篇小说年度选本出炉，每一种选本中都有《逃脱术》的身影。北京做编辑和做评论的朋友向我打听施伟为何方高人，我说是潜藏福建惠安县城的低调写作者。那些挑剔的朋友也向我直言《逃脱术》是2010年最好的短篇小说。我说我同意，但也许不仅仅限于2010年。
施伟因《逃脱术》在福建小说界有了知名度，说起施伟，朋友们便会想起《逃脱术》，一个小说家的名字可与作品的名字替换，等于一个小说家有了代表作，这是写作的一种莫大荣幸，环视我们周遭，很多小说家有名声，但就是不知道有何作品。同时，施伟也因《逃脱术》被省外一些刊物编辑“盯上”，不时接到约稿函，似乎有了走出福建的可能。
过去很多年，不时还有《逃脱术》的消息传来，说《逃脱术》的电影版权都卖了好几手了，版权到期后，又有老板接盘，还是某某知名青年作家兼青年导演的公司要买，版权费很可观。这些消息我没向施伟确认真伪，因为我觉得小说好比卖几个钱更重要、更有成就感。“《福建文学》60年作品典藏”、“福建文艺创作70年选”都有选入《逃脱术》，可见《逃脱术》已然成为短篇经典。
距离《逃脱术》面世11年后，我再一次重读它，就像第一次读它那样，它还是那般吸引我和触动我，且带给我新的发现和新的感受，没有丝毫过时和过气之感——这难道就是如卡尔维诺给经典作品下的定义吗：经典就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如果抛开一个作家拥有的身份地位和虚名，全凭作品来说话的话，我坚持认为《逃脱术》是中国新世纪二十年来最好的小说之一。我知道，施伟在全国范围内的寂寂无名会让很多人忽视或怀疑我的看法，但我相信时间，只要作品在那里，时间终究会有裁判。
二、为何没有第二篇
《逃脱术》之前，施伟在《福建文学》发表过一个中篇小说《晚年》（2009年第1期），那应该是施伟在《福建文學》的首秀，不知道是不是他面世的小说处女作，我知道的是，《逃脱术》之后，施伟开始享有《福建文学》的“贵宾待遇”：编辑不断向他约稿，不时向他打探可有新作，新作一到就入“重点推介”栏目，评论、创作谈紧跟上，连续几年一直如此。一时热闹无二。
知名编辑、评论家李昌鹏在一篇谈论施伟小说的文章中，赞誉施伟为“一颗冉冉升起的小说界新星”，“未来的写作是开放的”。我们编辑和昌鹏一样，对这颗“新星”的未来和可能充满期待，觉得有了第一篇《逃脱术》，应该还有第二篇第三篇的。为什么如此期待甚至比作者还有信心呢？因为所谓文学编辑，是这样一些人：看到作者写出了好作品比作者还兴奋的人;看到作者写出过好作品便会期待和相信作者还会写出好作品的人;从已有作品的水准和品质可以判断作者是否有未来并愿意去“投资”、“打赌”的人;是一些在好作品面前容易失去免疫力而被征服的人;是一些文学骨头硬和文学内心天真的人，只在好作品面前低头和只相信好作品的人。所以当小说界出现施伟这样一颗还没炽烈发光的新星时，编辑眼里闪出的对新星的期待和信任的光亮早已有些迫不及待和灼人眼目了。
当写作的推波助澜退潮，当小说家的突围陷入困境，尽管不时有作品面世，有些作品也不错，但施伟再没给我们带来如《逃脱术》那样的惊喜和惊艳，施伟这颗小说界新星并没有如料想中的那样升腾到全国的星空中熠熠生辉。
十多年过去，回过头来打量刊物的行为和施伟的写作，一些问题日渐清晰，另一些问题却日渐朦胧。
日渐清晰的是，《逃脱术》依然是施伟最好的小说，他的《我要当舅舅》、《讨债记》、《通灵术》等与之比较还是要逊色一些。《逃脱术》是神品，故事、叙事节奏、语言等如榫卯咬合，浑然天成，除了被它征服外，挑不出什么毛病;其他的如《我要当舅舅》、《讨债记》等是人工制品，有修饰和用力的痕迹，故事和叙述都有些滞重，小说的轻逸之美丧失不见，这些作品刊发出来后影响力也有限，关注度不高。
记得有段时间我时常与责编陈健老师交流施伟小说，我对施伟后来小说流露出不满意，多次疑惑：施伟为何写不出第二篇第三篇《逃脱术》？甚至粗暴直白地让陈老师转达我的期许：我们要《逃脱术》那样的东西，不是要《我要当舅舅》。陈健一直是施伟小说的责编，他说他们也有过多个回合探讨交锋，施伟也一直想再找到《逃脱术》的感觉，但那种感觉却不再光临。后来，施伟在写法上向先锋叙事靠拢，或许是为找到新的突破点而改弦易辙，但结果也不太如人意。千辛万苦而精彩不续，究竟是写作的灵光乍现还是写作的真实能力存疑，在施伟身上成为一个难解谜团。说到底，一个小说家写作内心的动荡和困顿，一个小说家写出好作品的才华以及这种才华的隐匿，这类问题终将是起因不详和无解的，这类问题也终将变得日渐朦胧。 谁说这种写作境况与遭遇仅仅属于施伟一人呢？它是一种写作常态，是很多人的写作宿命。不过，施伟并没有停下他的笔，只要在写就有灵光再现的可能，谁能预料哪一天他不会再写出超越《逃脱术》的作品呢。
三、在县城写作
泉州市下辖的惠安县，以惠安女和惠安石雕闻名全国，柔顺之美和坚硬之美成就了这两个著名的文化符号。其实惠安还有一个文化符号：惠安诗群。惠安诗群已“经营”三四十年，几代诗人在这面旗帜下以诗相聚，以诗为艺，早已成为一种地方文学中心，吸引和启蒙了一拨一拨诗人。惠安诗群三十多人的队伍中，有施伟的名字，但施伟的诗名似乎并不太响亮。新世纪后，施伟从惠安诗群中游离出来，开始操持小说，没几年便风生水起，小有声名。诗人写小说，有语言的自觉和对现实诗意解读的天然优势，一旦找到小说的叙述语境，很快上手并显出一些异质性来，很多成功小说家都有过诗歌的历练期。
在惠安，与号召力和吸附力强的诗群相比，写小说的少得可怜，施伟成为小说的独行侠。与诗人们抱团取暖不一样，施伟找一个撞身取暖的同行者都困难，多少有些孤单。写作需要技艺的切磋和交流，需要同行的鼓掌和鼓劲。与施伟一样境遇的小说写作者，在闽省各县大抵相似，写诗和散文的稍多，写小说的有一两位或者没有。
在省城的我们《福建文学》杂志，每年举办一两次小说高级研修班，目的是将散落在各县的小说写作者召集起来，办一个热闹的小说派对或小说嘉年华：认识同道，结识大刊编辑，听小说讲座，切磋技艺，还有喝酒、斗茶、聊大天，主题词离不开“小说”和“友情”。每次，当五十多位小说作者从海边或山里的县城出发，中午或晚上汇聚到会议点时，如花绽放的笑脸，深情的拥抱，有力的大手握在一起，惺惺相惜的友情和关于写作的激情便被点燃起来。
我和施伟相识于一次这样的研修班，具体哪次我记不起，但我记得他的样子：中年，方脸，平头，下巴上有意蓄留着胡子。胡子浓密，半截筷子长，花白色，看上去像一条猛汉，似小李逵和小武松的合体，笑起来露出抽烟染黑的牙齿，莽中带羞，有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一面，又像一个艺术家。施伟就是一个艺术家，写诗，画画，写剧本，写小说。他在研修班的大场合不爱说话，闽南腔的普通话，发言简短，私下里几个人，他放得开，能侃能说，也善于倾听。
施伟在县城开了一家轮胎店，卖汽车轮胎，藉以养家谋生。闽南人有两个特点，一是爱当老板，二是老板当得都不错。施伟在老板与小说家之间转换，倒也自然顺当，生意做得不错，小说虽时有不顺但也写出过佳作，生活和艺术兼顾，人生倒也不错了。与他交道多了，感觉他写小说的热情多于卖轮胎的热情，我一直担心写小说的烦忧会不会搞砸他的生意，但想一想他身上的“江湖气”和情商，我又释然了。最近碰到施伟，他告诉我轮胎店转让了，说小孩子上了大学生活压力小了，犯不着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看来轮胎店赚了不少钱，可以缓和一下谋生的节奏。我问他以后做什么，他说还在考虑。我说不论干什么，小说要继续写下去。他笑了笑，算是一种答应。
施伟讲义气、重感情，我们以小说为媒建立起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般澄明的友情。平时少有联络，见面格外亲切，见面就聊小说，聊不完，尽管隔了很久見一面，好像接着昨天没聊完的小说今天继续聊，不隔阂，无违和感。我因事有一次去惠安，事先与施伟约好，完事后一起聚聚喝点酒。没想到办事那边的主人太热情留我吃饭、喝酒，结果被主人邀的几个朋友灌得乱醉。我踉跄着回到酒店已经快晚上十点，施伟等着我，酒是喝不成了，坐下来便聊小说。多数时间是我说，施伟偶尔应和插话。到十一点多，施伟见我醉得深，让我早些休息。施伟刚走，我便飞奔到洗手间抱着马桶大吐。第二天醒来，不知我醉后说了哪些酒话，想到施伟居然听了那么久，我深感歉意。
还有一次，我到晋江出差，晚上与几位文友喝酒聊天，聊得很嗨的时候，不知谁说想施伟了，小说家老李哥打电话给施伟，一个小时后，施伟一阵风地到达，酒逢知己千杯少，又一顿狠喝海聊。深夜，施伟返惠安。我后来问了问，惠安到晋江五十多公里，施伟打的来去，也不愿意扫朋友们的兴致。
由施伟，我想起更多在县城写作的小说家们。他们大都有一份谋生的职业，教师、公务员、个体户、报道组记者等，工作之余写小说，也有专事写作靠稿费生活的，不多。今日，生活和生存的压力压弯了每个人的身板，如果不是出于热爱和沉迷，谁会在料理完工作生活诸多琐事之后，拖着疲惫之躯在半夜三更打开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下去？如此长年累月相随的生活和写作的双重压力，会损伤一个人的身体。我的好朋友，小说家东方尔、胡增官，在小城武夷山，白天采编一本宣传部下属的文化刊物，晚上拼命写作，正当小说在省内外刊物频频亮相时，壮年的他们因病先后倒下，离开人世，让我痛心和惋惜。
更多在县城的小说家，写作处于一种游离、随性而为的状态，因是业余写作或兼职写作，俗世的诱惑总会吞噬本来就紧张的写作时间，再加上孤军奋战，少有同道交流写作得失，分享刊发资源，发表难，技艺提升难，写出名声更难。现实的局限和自身才华的不可捉摸，让这些游离的写作者更加四分五裂、流水四散。一个三千多万人口的省份，小说写出全国知名度的不足十人，写到省里知名度的不足三十人，更多的小说写作者自生自灭。
作为文学编辑，我一直把《纽约客》的肖恩视为榜样，《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这样评价肖恩：“肖恩是《纽约客》的守护神，是酷爱放手一博的冒险家，是低产作家的庇护者，是支持文风夸张到无可救药的辩护手，也是生来就是艺术家的大编辑中谦虚得最没道理的一个。”我不敢说我是福建那些处于时间游离和技艺游离状态的县城小说家们的“守护神”，但我愿是他们不被人待见时的庇护者，是他们正要放弃写作时的鼓劲者，是他们作品面世的催产师，更重要的，即使他们不再写了仍然认为我是他们的好朋友。
（责任编辑：李璐）
我堂姐夫是一位魔术师。小时候，他双手空空地往我裤裆里虚抓了一把，吹口“仙气”，缓缓打开后手心便有一枚水果糖在里面握着。他说这是将我蛋蛋掏出变成的。我觉得自己胯下果真空空荡荡了，然后他把糖果送给我吃了，失去的蛋蛋又回到我身上。这样的戏法堂姐夫每次来都要变上一变。我的蛋蛋进进出出，与水果糖相互变换了好几回，终于让我发觉他进我家之前拐到杂货店买过糖果。
……
这是施伟著名小说《逃脱术》的开头。
十多年前，在“《福建文学》小说高级研修班”上，当着四十位福建小说作者的面，我读了这个开头。参加此类研修班可以带作品，也可以不带作品，施伟带来了《逃脱术》，交责编陈健老师“指正”，陈健又将《逃脱术》给我，让我看看。在编辑与作者的交流会上，我表达了对福建有些小说家的叙述和语言的不满，太乏味，太一本正经，缺少叙述的张力和吸引力，什么是好的叙述和语言呢？我随手拿起会前才读过的《逃脱术》，大声读了这个开头。我说这就是好的叙述和语言：把进入小说的每一句话都写得生龙活虎，见物是物，见人是人。听过这个开头的在场作者都认同我的看法。
随后《逃脱术》刊发于《福建文学》2010年第3期，《小说选刊》2010年第4期短篇头题转载，《中华文学选刊》2010年第5期短篇头题转载，《青年文摘》选摘。到了2010年年底，各类短篇小说年度选本出炉，每一种选本中都有《逃脱术》的身影。北京做编辑和做评论的朋友向我打听施伟为何方高人，我说是潜藏福建惠安县城的低调写作者。那些挑剔的朋友也向我直言《逃脱术》是2010年最好的短篇小说。我说我同意，但也许不仅仅限于2010年。
施伟因《逃脱术》在福建小说界有了知名度，说起施伟，朋友们便会想起《逃脱术》，一个小说家的名字可与作品的名字替换，等于一个小说家有了代表作，这是写作的一种莫大荣幸，环视我们周遭，很多小说家有名声，但就是不知道有何作品。同时，施伟也因《逃脱术》被省外一些刊物编辑“盯上”，不时接到约稿函，似乎有了走出福建的可能。
过去很多年，不时还有《逃脱术》的消息传来，说《逃脱术》的电影版权都卖了好几手了，版权到期后，又有老板接盘，还是某某知名青年作家兼青年导演的公司要买，版权费很可观。这些消息我没向施伟确认真伪，因为我觉得小说好比卖几个钱更重要、更有成就感。“《福建文学》60年作品典藏”、“福建文艺创作70年选”都有选入《逃脱术》，可见《逃脱术》已然成为短篇经典。
距离《逃脱术》面世11年后，我再一次重读它，就像第一次读它那样，它还是那般吸引我和触动我，且带给我新的发现和新的感受，没有丝毫过时和过气之感——这难道就是如卡尔维诺给经典作品下的定义吗：经典就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如果抛开一个作家拥有的身份地位和虚名，全凭作品来说话的话，我坚持认为《逃脱术》是中国新世纪二十年来最好的小说之一。我知道，施伟在全国范围内的寂寂无名会让很多人忽视或怀疑我的看法，但我相信时间，只要作品在那里，时间终究会有裁判。
二、为何没有第二篇
《逃脱术》之前，施伟在《福建文学》发表过一个中篇小说《晚年》（2009年第1期），那应该是施伟在《福建文學》的首秀，不知道是不是他面世的小说处女作，我知道的是，《逃脱术》之后，施伟开始享有《福建文学》的“贵宾待遇”：编辑不断向他约稿，不时向他打探可有新作，新作一到就入“重点推介”栏目，评论、创作谈紧跟上，连续几年一直如此。一时热闹无二。
知名编辑、评论家李昌鹏在一篇谈论施伟小说的文章中，赞誉施伟为“一颗冉冉升起的小说界新星”，“未来的写作是开放的”。我们编辑和昌鹏一样，对这颗“新星”的未来和可能充满期待，觉得有了第一篇《逃脱术》，应该还有第二篇第三篇的。为什么如此期待甚至比作者还有信心呢？因为所谓文学编辑，是这样一些人：看到作者写出了好作品比作者还兴奋的人;看到作者写出过好作品便会期待和相信作者还会写出好作品的人;从已有作品的水准和品质可以判断作者是否有未来并愿意去“投资”、“打赌”的人;是一些在好作品面前容易失去免疫力而被征服的人;是一些文学骨头硬和文学内心天真的人，只在好作品面前低头和只相信好作品的人。所以当小说界出现施伟这样一颗还没炽烈发光的新星时，编辑眼里闪出的对新星的期待和信任的光亮早已有些迫不及待和灼人眼目了。
当写作的推波助澜退潮，当小说家的突围陷入困境，尽管不时有作品面世，有些作品也不错，但施伟再没给我们带来如《逃脱术》那样的惊喜和惊艳，施伟这颗小说界新星并没有如料想中的那样升腾到全国的星空中熠熠生辉。
十多年过去，回过头来打量刊物的行为和施伟的写作，一些问题日渐清晰，另一些问题却日渐朦胧。
日渐清晰的是，《逃脱术》依然是施伟最好的小说，他的《我要当舅舅》、《讨债记》、《通灵术》等与之比较还是要逊色一些。《逃脱术》是神品，故事、叙事节奏、语言等如榫卯咬合，浑然天成，除了被它征服外，挑不出什么毛病;其他的如《我要当舅舅》、《讨债记》等是人工制品，有修饰和用力的痕迹，故事和叙述都有些滞重，小说的轻逸之美丧失不见，这些作品刊发出来后影响力也有限，关注度不高。
记得有段时间我时常与责编陈健老师交流施伟小说，我对施伟后来小说流露出不满意，多次疑惑：施伟为何写不出第二篇第三篇《逃脱术》？甚至粗暴直白地让陈老师转达我的期许：我们要《逃脱术》那样的东西，不是要《我要当舅舅》。陈健一直是施伟小说的责编，他说他们也有过多个回合探讨交锋，施伟也一直想再找到《逃脱术》的感觉，但那种感觉却不再光临。后来，施伟在写法上向先锋叙事靠拢，或许是为找到新的突破点而改弦易辙，但结果也不太如人意。千辛万苦而精彩不续，究竟是写作的灵光乍现还是写作的真实能力存疑，在施伟身上成为一个难解谜团。说到底，一个小说家写作内心的动荡和困顿，一个小说家写出好作品的才华以及这种才华的隐匿，这类问题终将是起因不详和无解的，这类问题也终将变得日渐朦胧。 谁说这种写作境况与遭遇仅仅属于施伟一人呢？它是一种写作常态，是很多人的写作宿命。不过，施伟并没有停下他的笔，只要在写就有灵光再现的可能，谁能预料哪一天他不会再写出超越《逃脱术》的作品呢。
三、在县城写作
泉州市下辖的惠安县，以惠安女和惠安石雕闻名全国，柔顺之美和坚硬之美成就了这两个著名的文化符号。其实惠安还有一个文化符号：惠安诗群。惠安诗群已“经营”三四十年，几代诗人在这面旗帜下以诗相聚，以诗为艺，早已成为一种地方文学中心，吸引和启蒙了一拨一拨诗人。惠安诗群三十多人的队伍中，有施伟的名字，但施伟的诗名似乎并不太响亮。新世纪后，施伟从惠安诗群中游离出来，开始操持小说，没几年便风生水起，小有声名。诗人写小说，有语言的自觉和对现实诗意解读的天然优势，一旦找到小说的叙述语境，很快上手并显出一些异质性来，很多成功小说家都有过诗歌的历练期。
在惠安，与号召力和吸附力强的诗群相比，写小说的少得可怜，施伟成为小说的独行侠。与诗人们抱团取暖不一样，施伟找一个撞身取暖的同行者都困难，多少有些孤单。写作需要技艺的切磋和交流，需要同行的鼓掌和鼓劲。与施伟一样境遇的小说写作者，在闽省各县大抵相似，写诗和散文的稍多，写小说的有一两位或者没有。
在省城的我们《福建文学》杂志，每年举办一两次小说高级研修班，目的是将散落在各县的小说写作者召集起来，办一个热闹的小说派对或小说嘉年华：认识同道，结识大刊编辑，听小说讲座，切磋技艺，还有喝酒、斗茶、聊大天，主题词离不开“小说”和“友情”。每次，当五十多位小说作者从海边或山里的县城出发，中午或晚上汇聚到会议点时，如花绽放的笑脸，深情的拥抱，有力的大手握在一起，惺惺相惜的友情和关于写作的激情便被点燃起来。
我和施伟相识于一次这样的研修班，具体哪次我记不起，但我记得他的样子：中年，方脸，平头，下巴上有意蓄留着胡子。胡子浓密，半截筷子长，花白色，看上去像一条猛汉，似小李逵和小武松的合体，笑起来露出抽烟染黑的牙齿，莽中带羞，有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一面，又像一个艺术家。施伟就是一个艺术家，写诗，画画，写剧本，写小说。他在研修班的大场合不爱说话，闽南腔的普通话，发言简短，私下里几个人，他放得开，能侃能说，也善于倾听。
施伟在县城开了一家轮胎店，卖汽车轮胎，藉以养家谋生。闽南人有两个特点，一是爱当老板，二是老板当得都不错。施伟在老板与小说家之间转换，倒也自然顺当，生意做得不错，小说虽时有不顺但也写出过佳作，生活和艺术兼顾，人生倒也不错了。与他交道多了，感觉他写小说的热情多于卖轮胎的热情，我一直担心写小说的烦忧会不会搞砸他的生意，但想一想他身上的“江湖气”和情商，我又释然了。最近碰到施伟，他告诉我轮胎店转让了，说小孩子上了大学生活压力小了，犯不着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看来轮胎店赚了不少钱，可以缓和一下谋生的节奏。我问他以后做什么，他说还在考虑。我说不论干什么，小说要继续写下去。他笑了笑，算是一种答应。
施伟讲义气、重感情，我们以小说为媒建立起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般澄明的友情。平时少有联络，见面格外亲切，见面就聊小说，聊不完，尽管隔了很久見一面，好像接着昨天没聊完的小说今天继续聊，不隔阂，无违和感。我因事有一次去惠安，事先与施伟约好，完事后一起聚聚喝点酒。没想到办事那边的主人太热情留我吃饭、喝酒，结果被主人邀的几个朋友灌得乱醉。我踉跄着回到酒店已经快晚上十点，施伟等着我，酒是喝不成了，坐下来便聊小说。多数时间是我说，施伟偶尔应和插话。到十一点多，施伟见我醉得深，让我早些休息。施伟刚走，我便飞奔到洗手间抱着马桶大吐。第二天醒来，不知我醉后说了哪些酒话，想到施伟居然听了那么久，我深感歉意。
还有一次，我到晋江出差，晚上与几位文友喝酒聊天，聊得很嗨的时候，不知谁说想施伟了，小说家老李哥打电话给施伟，一个小时后，施伟一阵风地到达，酒逢知己千杯少，又一顿狠喝海聊。深夜，施伟返惠安。我后来问了问，惠安到晋江五十多公里，施伟打的来去，也不愿意扫朋友们的兴致。
由施伟，我想起更多在县城写作的小说家们。他们大都有一份谋生的职业，教师、公务员、个体户、报道组记者等，工作之余写小说，也有专事写作靠稿费生活的，不多。今日，生活和生存的压力压弯了每个人的身板，如果不是出于热爱和沉迷，谁会在料理完工作生活诸多琐事之后，拖着疲惫之躯在半夜三更打开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下去？如此长年累月相随的生活和写作的双重压力，会损伤一个人的身体。我的好朋友，小说家东方尔、胡增官，在小城武夷山，白天采编一本宣传部下属的文化刊物，晚上拼命写作，正当小说在省内外刊物频频亮相时，壮年的他们因病先后倒下，离开人世，让我痛心和惋惜。
更多在县城的小说家，写作处于一种游离、随性而为的状态，因是业余写作或兼职写作，俗世的诱惑总会吞噬本来就紧张的写作时间，再加上孤军奋战，少有同道交流写作得失，分享刊发资源，发表难，技艺提升难，写出名声更难。现实的局限和自身才华的不可捉摸，让这些游离的写作者更加四分五裂、流水四散。一个三千多万人口的省份，小说写出全国知名度的不足十人，写到省里知名度的不足三十人，更多的小说写作者自生自灭。
作为文学编辑，我一直把《纽约客》的肖恩视为榜样，《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这样评价肖恩：“肖恩是《纽约客》的守护神，是酷爱放手一博的冒险家，是低产作家的庇护者，是支持文风夸张到无可救药的辩护手，也是生来就是艺术家的大编辑中谦虚得最没道理的一个。”我不敢说我是福建那些处于时间游离和技艺游离状态的县城小说家们的“守护神”，但我愿是他们不被人待见时的庇护者，是他们正要放弃写作时的鼓劲者，是他们作品面世的催产师，更重要的，即使他们不再写了仍然认为我是他们的好朋友。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