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娜的《推销小说的人》和《星星离地球最近的夜晚》就像是一个年轻作者发出的困惑而无奈的质询，以及对这质询的回答。
　　《推销小说的人》带有科幻小说的色彩，但是和绝大多数写科幻小说的文科生一样，朱安娜显然对科学并无兴趣，而更关心当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类、人类社会，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事实上，科幻小说从来如此，毕竟它们不是科研课题申报书，而是小说。借用科学之名只不过方便作者将虚构推至极致：如果发生某种情况，将会怎样呢？《推销小说的人》的有趣之处在于，朱安娜以推至极致的虚构探讨的，恰恰是虚构自身的消亡：如果有一天没有人读小说了，会怎么样呢？好像也不会怎么样。疑似文学专业学生的年轻女孩将对讲授小说的老师厌恶至极，年迈的教育工作者会把小说视为可能增值的古董购入，就连小说家都背叛了曾经公认的经典乃至于小说特有的表达方式，他的发明不知道是拯救了小说还是将小说真正送入了坟墓;然而除此之外，这个世界无任何不妥。朱安娜并未描述什么了不得的末世景象，似乎正如小说中所言，“毕竟小说的消亡并不会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糟或更好”，可是，作为小说推销员的“我”在叙述时那种气若游丝的语气是怎么回事？那女孩的颓废，那老人的怨气，那小说家的嘲讽，难道不都在表达着朱安娜作为一个小说新手的惶惑吗？好的科幻小说从来都是最现实主义的，事实上《推销小说的人》中所描述的诸多情景并不会令读者感到陌生，在今时今日的世界里小说本来便已然式微，那么朱安娜刚刚开始操持的这项事业还有价值吗？虚构与想象，还有意义吗？
　　某种程度上，《推销小说的人》本身已经给出了答案。在刻意压抑了激情的叙述中，不断为读者提供乐趣和动力的，恰恰是朱安娜那些用心虚构的细节。如果不是小说在后来刻意提醒，我们或许真的会出于惯性而无法辨别“卡卡夫”、“陀妥思耶夫斯基”、“托斯尔泰”与“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区别，这让我们在恍然大悟之余又不免惭愧：我们自认为熟稔之物真的是不可失去和错过的吗？在这样恍然大悟的时刻发出的尴尬而痛快的笑声，刺破了沉闷空洞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正如在虚构已经消亡的世界里，如果有一个人敲响你的门，问一句“请问您需要小说吗”，又有什么不好呢？
　　真正的回答或许在《星星离地球最近的夜晚》里。這是一篇爱情小说，比起《推销小说的人》，它好像要真实得多。这不是说那个逼真的、以具体建筑和路线构造出的校园空间，而是指“我”和男友之间的那些小撒娇、小埋怨、小愤恨，一个欲言又止地渴求，一个欲说还休地逃避，不正是几乎每一段现实爱情中都会有的样子？而那个被认为是自私的、甚至懒于走出房间的年轻人，一定会让今天的读者感到格外熟悉。可是这故事里疲倦乏力、缺乏激情的调子，和《推销小说的人》又何其相似啊，我们可以以此再度反问：《推销小说的人》何尝是在书写未来？它分明准确地写出了今日世界的某种精神状态。那么，这样一个不惜用拙劣的谎言来百般推诿拒不见面的男友，究竟能用什么办法来挽回呢？虚构再一次发挥了作用。“我”开始讲述四颗并不存在的星星，讲得那么具体，因而那么真实。在《推销小说的人》里，朱安娜已经充分展示了她对于虚构之道的谙熟：越是虚构的，越要煞有介事、纤毫毕现;只要虚构得足够理直气壮，便足以撼动现实。在想象中微弱的星光照耀下，冷漠的心开始动摇了，那个顽固地“宅”在宿舍灯光里的身影似乎马上就要打开窗户。但是驴子出现了，同样存在于叙述当中的驴子似乎将要破坏这次难得的约会，就像是又一个拙劣的谎言，可是却同时带来一种诡异的浪漫感，就像那四颗星星一样激发了“我”的好奇心。这场男女朋友之间的情感角力，至此似乎变成了虚构的比拼，最终温情的星星显然输给了桀骜的驴子。而关键在于，当“我”放下卑微的自尊，闯进男友宿舍，那只驴子真的在那里！所有平庸生活中的不愉快在虚构闯入现实的时刻似乎都烟消云散了，驴子奔跑起来，那种姿态就像是自由本身。这让“我”和男友都忘记了彼此怨怼而一路跟随，然后，这对男女将一起看到虚构中的星星真的挂在天空当中。
　　所以安娜你看：虚构还是有用的不是吗？至少目前为止，人类还无法离开故事和想象，因为我们仍然还有逃离庸常世界的热情。人类是因为懂得想象才成为人类的，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要抛弃这项技能，那就随便它们吧。至少你自己，仍然还可以拥有四颗星星和一头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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