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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吴刘维”的名字，是在谢宗玉办公室。那是五年，还是六年前，我去省城办事，路过作协，顺便去看老谢，当时好像没在聊文学，老谢突然冒出一句，你知道吴刘维么？像是自言自语。我的回答很潦草，三个字：没听过。老谢说，吴刘维的小说值得关注。我多说了两个字：孤陋寡闻了。老谢说，你可以看看。我说，看看也行，不看也无所谓吧。我的口吻带着不知道从哪来的傲气和一种无知无畏的莽撞。老谢说，吴刘维是个例外。
人要么活成故事，要么书写别人的故事，两件事做成一件，就算没白活，他兼而有之，这真是一个例外。
当过人民教师，摆过地摊，在文化馆干过，做过文学期刊的编辑，同时还经营文化公司，最终在省内一家学术机构任职。这样的人本身就像一个小说，他搞文学，没理由不成为一名好作家。听了老谢的话，我到网上去搜。资料显示，吴刘维是个资深的文艺青年，写过很多作品，二十年前就被外界关注，他最近的动作属于重返现场。我确实孤陋寡闻了。先读的《天堂无窑》，接着，又马不停蹄读《送雪回家》，两个小说读完，我像被施了魔法，定在了原地，有那么几分钟，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那天下午，一个叫吴刘维的中年男人狠狠击中了我的神经。读他的创作谈，感觉这个人太有意思，太好玩了，性情，风骨，桀骜不驯又温厚纯良，洁身自好又与世浮沉，像从魏晋远道而来。跟他的小说相比，我对他的人似乎更感兴趣，想着找机会认识一下。我从未对谁产生这么强烈的结交欲，哪怕是女人。我感觉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男人。
我胃口不好，偏食，在审美和交友方面尤甚，这些年朋友一直不多，长时间的失望让我放弃了寻觅的想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得不到呢，那也没关系，还可以自给自足嘛。好在，吴刘维出现了，他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尚有理想主义者存在，这个物种并未灭绝。
后来，跟吴刘维见面，我发现他跟文字描述的并不相符。文字里，他是那么放荡不羁、个性突出，可站在面前的却是个谦谦君子，温和少语，即便酒后，也依然克制。不管几个人吃饭、桌上坐了谁，他总是声音最小的一个，说话的时候，试探着开口，显得彬彬有礼，带着弥勒佛式的笑。如此和谐，不见锋芒，好像他早已原谅了这个世界曾对他施加的伤害，这就是那个全校老师来听课却让学生们自习、高考前批评应试制度，然后被学校发配边疆，停薪留职，又故意在校门口摆摊卖货的文学青年吴刘维？或者说，二十年的俗世生活，已彻底磨平了他的棱角？有那么一瞬间，我怀疑过，他文字里的那些自述跟别的作家一样，都是假的，虚张声势罢了，他把自己当作小说来写了。小说家会潜意识地美化，或者说虚化自己的生活，越做不到的事，越往那个方向挪，在文字里肆意撒欢，真相比文字差距大了去了。
然而，不是这样的。表面上他的棱角确实被磨得很光滑了（毕竟谁每天都在被生活打磨和碾压），但内心里，锋芒比以前更加分明凌厉，他对眼前的世界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对小说也有着与他人不一样的认知，精神深处那块扎人的小石子，已耸立成巍峨的山峦。对于山峦，只有站在远处才能感知它的高大，它的棱角是无法用小小的手掌去抚摸的。所以，每每他的话最少，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最深。他始终是一个叛逆者。独立，不苟于人，绝不向现实妥协。身份上，他更像一个旁观者了，冷眼旁观，心知肚明。他说，好作品，要么开枪，要么开灯，否则写它干什么。不开枪，也不开灯，意义何在，文学又不是玩物。他又说，一个人最大的成功，是能远离成功人士。这是二十几天前他对我说的话，至今在脑子里回响。轻易不发言，发言，就像一颗子弹，轻易击中你的心脏，这就是我的兄长吴刘维。
那颗子弹穿过心脏时，在心房正中留了下来，但你却不感觉不舒服，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它本来就该待在那里。为了更好地保管它，回到家，我还是做了开胸手术，将子弹取出。携带个人体温的子弹，如一剂良药，给人带来力量。
且看他对自己的“约法三章”：一是必须写当下生活，你看当下生活，要多离奇有多离奇，你的小说，只要写得比当下精彩生活更精彩，就不愁没人看;二是必须要有一个新颖的构思，这个构思，读者在别的小说里看不到，只有在你的小说里才能看到;三是让每一部小说都不一样，从形式到内容，每一部小说都是一片新奇的风景，这样就不会重复自己，也不会让读者心生厌倦。在大家争着炫技，向西方学习，嫌弃故事，研究各种出拳套路的时候，他却公然对故事示爱，在我看来，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表面看来，他的宣言似乎太过老土，太落伍了。
彼时，他的长篇小说《绝望游戏》正在热销，卖得很好。据说，写这个小说时，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好几年与世隔绝，可以说用尽全力，倾尽心血，自然地，外界反响也很好。这个小说我一直没读。我对当代长篇充满偏见，觉得，即便天才，也难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惊世之作，无数著名作家的平庸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吃瓜群众的好评，我持怀疑态度。我一贯反对把小说写得过于好读、过于追求故事性的，也一贯认为，故事再精彩，也不可能精彩过生活。外界评价如此之高，让我心生警惕，生怕这个过于热闹的小说毁掉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对某一类读者实在缺乏信心。当然，有个重要原因，这两年有些忙，带娃，忙工作，很难集中精力去读一本长篇，除非它的作者认为自己写了一部传世之作，平时我的兴趣都放在对短篇小说的阅读上。
后来他在杂志上发表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午夜课》，并将小说连同杂志一起送给了我，我放在案头上，长达两年没有去翻，倒是老婆把它当作闲书，给看完了。那天，吴刘维在饭桌上告诉我，那个小说很多人读了，但他们都没猜到真正的凶手是谁。这一说，我就来兴趣了，回家连夜把书看完，然后，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他说，你可能是唯一一个把小说看懂的人。在这里，我不能说出凶手的名字以及他的身份，只有懂得吴刘维的人才会明白。那个小说实在值得一说。小说以周克华案为蓝本，当时，案件还没破，事实上，破案之后，再去看小说，更显得吴刘维作为一名小说家的过人之处，他在兑现自己的诺言，确实把小说写得比生活更精彩。这个小说，我可以读出众多信息，他特别了解背景，也特别了解女人和酒，我的视线范围里，还没有谁写女人写到这种程度，就好像女人原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是一个性感魅惑的夏娃，莫非女人真的是他的一根肋骨？他写纪子眉喝酒以及教授打的那套“隔山打牛”的拳法，真叫一个绝。由此，我断定，他是个有故事的人，有很多的故事，很复杂的故事，他一定做過不少过去时代的我认为的所谓“坏事”，经历过足够的女人以及女人带给他的痛，还有足够多的你知我知他也知却并不容易体验到的个中场面。他对女人身体和精神的鉴别能力让人大开眼界，洞察世事的能力，可谓四两拨千斤、蜻蜓点水，让人欲罢不能。于是，我又想起《绝望游戏》，也许，我应该放下成见，去相信一个本就该相信的人。我决定，这个文章一写完就到网上买一本《绝望游戏》。 身在体制内的吴刘维，是一个结结实实的旁观者。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没能写作，并不是说，他抛弃了文学，或者文学抛弃了他。这二十年，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文学卧底，用心脏和灵魂体验生活，所以，他称自己的写作为“低空飞翔”。看起来，好像是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搞了一次全面的文学实地考察。
几年前他辞掉文学所副所长，挂靠到另一个名义上归单位管实则不归它管的部门，将自己变成个“隐形人”。多年来他也一直在做个“局外人”。除了搞好本职工作，从不刻意去巴结谁讨好谁，始终不站队，不入圈子。在每个单位，跟门卫的关系好过跟一把手的关系。他是所在的研究机构里唯一不申报职称的专业人员。这家研究机构掌管全省研究员系列职称的评定，他想弄个副研究员和研究员是顺手拈来的事，但他了无兴趣。甚至，他不参加任何作品研讨会，不想无功受禄地拿取别人的红包，也不参加毕业二十年三十年之类的同学聚会，不愿看到得势者一副舍我其谁的老大扮相。不炒股。不赌钱打牌。也很少网聊，微信好友控制在一百个以内。他要过一种他想要的简单而宁静的生活。
以上这段话出自他的个人道白。读到这里，恐怕会有人认为，这种人一定日子过得很糟糕，一塌糊涂，被世界嫌弃了，跟周围格格不入，却又不愿面对现实，所以才选择自我逃避。吴刘维并不如此，他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愤青。他过得很好，生命质量比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好——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他是看透了，洒脱了，不去关心那些不值得关心的事。他就是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世界能奈我何？“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以前看杨绛这首诗，觉得老先生是在吹牛，装逼而已，漂亮话谁不会说，哪个能真正做到这样？真这样了，还用得着在红尘里翻爬打滚？早出家当和尚了。吴刘维有力反击了我。对某类人，我们是不能用常人的眼光去看待的。
我们无法做命运的主宰，但起码要拿出最大的反抗勇气，这是对自己的尊重，正如他对文学的尊重一样。不能只活着，还要为自己而活，他说，文学不是自己追名逐利的工具，而是无可替代的精神追求。“如果说，现实生活是一个大的网吧，那么，文学就是我的氧吧;如果说，生命一直在被围追堵截，那么，文学就是我生命的一个出口。”他始终把文学当作文学本身对待的，既不是职业成功的敲门砖，也不是挣钱的工具，处在文学当中的他，始终远离文学现场。一个人躲进激情深处，真是难得的幸福啊。
两年前，我调到文联二层单位上班，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很多作家，比过去三十年里认识的人，总共加起来还多，困惑也随之而来。我觉得自己离文学越近，离写作就越远，这种感觉让我很不自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我跟他交流过文学职业这桩事。然后，明白，其实多数写作者，还有编辑，也就那样，农民千千万，真把式万里无一，往往方圆十里找不到一个精通农事，且懂得敬畏土地的人。他们种地不过是为了活命，一种职业而已。事实上，哪个行业懂行的都是少数，绝大多数老师并不知道什么是教育，医生也未必明白医学之道，他们都是混口饭吃。更多的人，聪明一点的，懂得将职业当成沽名钓誉的工具，文学这个行当尤其如此。
吴刘维这种人，当下是过分地少了。
他说自己是一个“非典”作家，没有固定风格，没有归属于自己创作上的典型题材、地域以及人物关注群体。换句话说，就没有自己的创作根据地，什么东西能让他兴奋，带来写作的愉悦，能把他的思维带到远方，就能满足他的写作胃口。其实他是有根据地的，就好像祖先的血脉，不管你承不承认，它就在你身体里流淌。他的根据地不在外，而在内——内心的风景，二十年来对这个社会的终极认知。我觉得，不管写什么，他自始至终都在努力靠近自己，忠于自己的内心。
读《天堂无窑》时，最令我着迷的不是匪夷所思出其不意的故事，而是作者在小说中回忆的一幕幕同三叔一起成长的小细节，我愿意相信那就是他生活的原貌，是作者过去岁月的经历。关于祖父杀完猪、往墙上甩猪卵根的画面，我十分肯定那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我是个胃口很小的人》是吴刘维所有小说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小说写得特别荒诞，也特别中国，依稀可见马尔克斯的影子，但它只可能发生在中国。关于后代吃自己先人的构思可谓惊人，但小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主人公儿时同小米一起在码头偷吃祭祀果品的情节，读到那里时，我眼眶一阵温热。
读吴刘维的小说，给人的感觉，往往故事是虚构的，但小说的细枝末节以及外围人物描绘得格外逼真，或者说，有着感情和体验上的真实。我判断，那些全来自他的个人生活，否则，不会有那么粗粝的真实感。每一种生活都不是白费的，过去的那二十年赐予了他太多东西。很多当下的写作者太过忙于著作等身，忙于成名成家，却疏于对社会的实地探究，写着写着成了书斋式的意淫，虚假，空洞，乏味透顶。一个字：假！
前些年我只写散文。我清楚自己的能耐，我是一个十足的笨人，做任何事都要竭尽全力才能勉强应付，不像有的人，诗歌、散文、小说、翻译，样样玩，样样精通，闪转腾挪，应付自如。我只能专注一条路，直走到前路不通，再另谋他途。我的写作和精神出了问题，一切都那么难以为继。老兄对我说，小兄弟，别整散文了，去写小说吧，有才华的人都奋斗在小说的战壕里。我说，怕没那个才华，瞎耽误工夫。他说，别谦虚，才华那玩意，谁敢说自己一点也没有呢。多少有一点，那就试试。从此，我改写小说，再没动过散文的心思。是否瞎耽误工夫不好说，但我知道自己乐在其中，哪怕一个字不发表，都觉得高兴，这年头找一件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做，可太不容易了。就这么的，在他的引诱下，我上了小说的贼船，哪怕有一天失足落水，一命呜呼，也绝不后悔。
算来，我跟吴刘维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一年一次，顶多两次（以后会多起来，因为拿了驾照）。见面必喝酒，以前主要是他喝，我没什么酒量，只意思一下，后来，我也慢慢可以喝一点了，再后来，不喝酒简直不像话。孤独，难受了，想找人说话了，首先想到的是去省城找那个叫吴刘维的中年男人喝一杯。我有个习惯，称之为怪癖可能更准确一點，就是无聊的时候，会一个人偷偷去某个城市（主要是省城长沙），仅仅因为那里有地铁，我什么事都不需要干，什么人也不必见，把自己扔在一大车人里，感受肉体在这世间漂浮，或者说，让自己消失在人群中，内心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和满足感。我喜欢长沙，它离我不远也不近，恰好是合适的距离。过去，我去是为了寻找自己，现在，又多了一个借口，还可以去看吴刘维。 每次到长沙，他都会让我叫上想见的朋友，其实，就那三四个现人，老面孔。我的交际面有限，不习惯在陌生人面前夸夸其谈，总感觉有人会在背后陷害我，把直言不讳的聊天告诉不该告诉的人。我说，每次都来蹭你的好酒喝，让你穿过整个长沙城来吃饭（他住在星沙，靠近郊区了），真不好意思。他说，我还得感谢你，要不是你来，我难得跟大家吃一顿饭，虽同在省城，大家见面并不容易。似乎，我的到来，给了他和老友见面的机会。这不是完全的客套话，他确实是深居简出的，平日既不喜欢热闹，也不爱混圈子。他说过，没有非办不可的紧要事，周末他一般都会带上老婆孩子，回老家攸县酒埠江镇草田村一趟，乡下有他的八旬老母。
生平最怕给别人添麻烦，欠了人家的情，还不上，是个天大的负担。这种怕，让我本能地选择与他人保持距离。但面对吴刘维，我吃他的饭，喝他的酒（全是珍藏多年的好酒），丝毫不觉得亏欠，好像一切理所当然，不喝他的喝谁的？偏偏脸皮也不争气，莫名其妙就厚了。酒好，人也好，于是兴致所发，于是酒量大增，是平常的两倍有余。只有跟吴刘维在一起的时候，才觉得酒那么好喝。每回见他，我都会喝醉，要是不喝醉，那就对不起自己，嘴上有讲不完的话，不都是文学，更多的是关于生活和眼前这个社会。
说来奇怪，跟我走得近的，或者说，能够让我主动靠近的人，都是我的父兄辈，最低也长个十岁八岁。对平輩和同龄人，我没有什么言说欲，相对无言，如同公堂受刑。我觉得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过于幼稚，而处事的方法又过于世故，了无生趣，成熟得令人害怕。对他们而言，我刚刚相反，处事太过幼稚，像白痴，对世界又看得过于通透，跟出家人似的，未老先衰，一点激情也没有，很不好玩。是的，我们彼此嫌弃。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和举着灯笼在我身上发现自己的人相遇。这是，特朗斯特罗姆说的，用在吴刘维和我身上，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鉴于我们都属于溺死在人群中的孤独者，或者说在人群之外舞蹈的人，我愿意一厢情愿。我不能说，我们被彼此照亮了，我确定的是，他照亮了我，这足够了。
吴刘维说：“有时候我怀疑自己，借写小说的名义，虚度时光，抑或是躲避现世，逍遥在虚构王国。”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射，但写作这个行动本身，却更像是一种逃离。如果真是这样，让我们一起逃离吧，明月之夜，驾一叶小舟遁去。
（责任编辑：李璐）
人要么活成故事，要么书写别人的故事，两件事做成一件，就算没白活，他兼而有之，这真是一个例外。
当过人民教师，摆过地摊，在文化馆干过，做过文学期刊的编辑，同时还经营文化公司，最终在省内一家学术机构任职。这样的人本身就像一个小说，他搞文学，没理由不成为一名好作家。听了老谢的话，我到网上去搜。资料显示，吴刘维是个资深的文艺青年，写过很多作品，二十年前就被外界关注，他最近的动作属于重返现场。我确实孤陋寡闻了。先读的《天堂无窑》，接着，又马不停蹄读《送雪回家》，两个小说读完，我像被施了魔法，定在了原地，有那么几分钟，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那天下午，一个叫吴刘维的中年男人狠狠击中了我的神经。读他的创作谈，感觉这个人太有意思，太好玩了，性情，风骨，桀骜不驯又温厚纯良，洁身自好又与世浮沉，像从魏晋远道而来。跟他的小说相比，我对他的人似乎更感兴趣，想着找机会认识一下。我从未对谁产生这么强烈的结交欲，哪怕是女人。我感觉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男人。
我胃口不好，偏食，在审美和交友方面尤甚，这些年朋友一直不多，长时间的失望让我放弃了寻觅的想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得不到呢，那也没关系，还可以自给自足嘛。好在，吴刘维出现了，他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尚有理想主义者存在，这个物种并未灭绝。
后来，跟吴刘维见面，我发现他跟文字描述的并不相符。文字里，他是那么放荡不羁、个性突出，可站在面前的却是个谦谦君子，温和少语，即便酒后，也依然克制。不管几个人吃饭、桌上坐了谁，他总是声音最小的一个，说话的时候，试探着开口，显得彬彬有礼，带着弥勒佛式的笑。如此和谐，不见锋芒，好像他早已原谅了这个世界曾对他施加的伤害，这就是那个全校老师来听课却让学生们自习、高考前批评应试制度，然后被学校发配边疆，停薪留职，又故意在校门口摆摊卖货的文学青年吴刘维？或者说，二十年的俗世生活，已彻底磨平了他的棱角？有那么一瞬间，我怀疑过，他文字里的那些自述跟别的作家一样，都是假的，虚张声势罢了，他把自己当作小说来写了。小说家会潜意识地美化，或者说虚化自己的生活，越做不到的事，越往那个方向挪，在文字里肆意撒欢，真相比文字差距大了去了。
然而，不是这样的。表面上他的棱角确实被磨得很光滑了（毕竟谁每天都在被生活打磨和碾压），但内心里，锋芒比以前更加分明凌厉，他对眼前的世界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对小说也有着与他人不一样的认知，精神深处那块扎人的小石子，已耸立成巍峨的山峦。对于山峦，只有站在远处才能感知它的高大，它的棱角是无法用小小的手掌去抚摸的。所以，每每他的话最少，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最深。他始终是一个叛逆者。独立，不苟于人，绝不向现实妥协。身份上，他更像一个旁观者了，冷眼旁观，心知肚明。他说，好作品，要么开枪，要么开灯，否则写它干什么。不开枪，也不开灯，意义何在，文学又不是玩物。他又说，一个人最大的成功，是能远离成功人士。这是二十几天前他对我说的话，至今在脑子里回响。轻易不发言，发言，就像一颗子弹，轻易击中你的心脏，这就是我的兄长吴刘维。
那颗子弹穿过心脏时，在心房正中留了下来，但你却不感觉不舒服，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它本来就该待在那里。为了更好地保管它，回到家，我还是做了开胸手术，将子弹取出。携带个人体温的子弹，如一剂良药，给人带来力量。
且看他对自己的“约法三章”：一是必须写当下生活，你看当下生活，要多离奇有多离奇，你的小说，只要写得比当下精彩生活更精彩，就不愁没人看;二是必须要有一个新颖的构思，这个构思，读者在别的小说里看不到，只有在你的小说里才能看到;三是让每一部小说都不一样，从形式到内容，每一部小说都是一片新奇的风景，这样就不会重复自己，也不会让读者心生厌倦。在大家争着炫技，向西方学习，嫌弃故事，研究各种出拳套路的时候，他却公然对故事示爱，在我看来，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表面看来，他的宣言似乎太过老土，太落伍了。
彼时，他的长篇小说《绝望游戏》正在热销，卖得很好。据说，写这个小说时，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好几年与世隔绝，可以说用尽全力，倾尽心血，自然地，外界反响也很好。这个小说我一直没读。我对当代长篇充满偏见，觉得，即便天才，也难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惊世之作，无数著名作家的平庸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吃瓜群众的好评，我持怀疑态度。我一贯反对把小说写得过于好读、过于追求故事性的，也一贯认为，故事再精彩，也不可能精彩过生活。外界评价如此之高，让我心生警惕，生怕这个过于热闹的小说毁掉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对某一类读者实在缺乏信心。当然，有个重要原因，这两年有些忙，带娃，忙工作，很难集中精力去读一本长篇，除非它的作者认为自己写了一部传世之作，平时我的兴趣都放在对短篇小说的阅读上。
后来他在杂志上发表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午夜课》，并将小说连同杂志一起送给了我，我放在案头上，长达两年没有去翻，倒是老婆把它当作闲书，给看完了。那天，吴刘维在饭桌上告诉我，那个小说很多人读了，但他们都没猜到真正的凶手是谁。这一说，我就来兴趣了，回家连夜把书看完，然后，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他说，你可能是唯一一个把小说看懂的人。在这里，我不能说出凶手的名字以及他的身份，只有懂得吴刘维的人才会明白。那个小说实在值得一说。小说以周克华案为蓝本，当时，案件还没破，事实上，破案之后，再去看小说，更显得吴刘维作为一名小说家的过人之处，他在兑现自己的诺言，确实把小说写得比生活更精彩。这个小说，我可以读出众多信息，他特别了解背景，也特别了解女人和酒，我的视线范围里，还没有谁写女人写到这种程度，就好像女人原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是一个性感魅惑的夏娃，莫非女人真的是他的一根肋骨？他写纪子眉喝酒以及教授打的那套“隔山打牛”的拳法，真叫一个绝。由此，我断定，他是个有故事的人，有很多的故事，很复杂的故事，他一定做過不少过去时代的我认为的所谓“坏事”，经历过足够的女人以及女人带给他的痛，还有足够多的你知我知他也知却并不容易体验到的个中场面。他对女人身体和精神的鉴别能力让人大开眼界，洞察世事的能力，可谓四两拨千斤、蜻蜓点水，让人欲罢不能。于是，我又想起《绝望游戏》，也许，我应该放下成见，去相信一个本就该相信的人。我决定，这个文章一写完就到网上买一本《绝望游戏》。 身在体制内的吴刘维，是一个结结实实的旁观者。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没能写作，并不是说，他抛弃了文学，或者文学抛弃了他。这二十年，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文学卧底，用心脏和灵魂体验生活，所以，他称自己的写作为“低空飞翔”。看起来，好像是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搞了一次全面的文学实地考察。
几年前他辞掉文学所副所长，挂靠到另一个名义上归单位管实则不归它管的部门，将自己变成个“隐形人”。多年来他也一直在做个“局外人”。除了搞好本职工作，从不刻意去巴结谁讨好谁，始终不站队，不入圈子。在每个单位，跟门卫的关系好过跟一把手的关系。他是所在的研究机构里唯一不申报职称的专业人员。这家研究机构掌管全省研究员系列职称的评定，他想弄个副研究员和研究员是顺手拈来的事，但他了无兴趣。甚至，他不参加任何作品研讨会，不想无功受禄地拿取别人的红包，也不参加毕业二十年三十年之类的同学聚会，不愿看到得势者一副舍我其谁的老大扮相。不炒股。不赌钱打牌。也很少网聊，微信好友控制在一百个以内。他要过一种他想要的简单而宁静的生活。
以上这段话出自他的个人道白。读到这里，恐怕会有人认为，这种人一定日子过得很糟糕，一塌糊涂，被世界嫌弃了，跟周围格格不入，却又不愿面对现实，所以才选择自我逃避。吴刘维并不如此，他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愤青。他过得很好，生命质量比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好——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他是看透了，洒脱了，不去关心那些不值得关心的事。他就是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世界能奈我何？“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以前看杨绛这首诗，觉得老先生是在吹牛，装逼而已，漂亮话谁不会说，哪个能真正做到这样？真这样了，还用得着在红尘里翻爬打滚？早出家当和尚了。吴刘维有力反击了我。对某类人，我们是不能用常人的眼光去看待的。
我们无法做命运的主宰，但起码要拿出最大的反抗勇气，这是对自己的尊重，正如他对文学的尊重一样。不能只活着，还要为自己而活，他说，文学不是自己追名逐利的工具，而是无可替代的精神追求。“如果说，现实生活是一个大的网吧，那么，文学就是我的氧吧;如果说，生命一直在被围追堵截，那么，文学就是我生命的一个出口。”他始终把文学当作文学本身对待的，既不是职业成功的敲门砖，也不是挣钱的工具，处在文学当中的他，始终远离文学现场。一个人躲进激情深处，真是难得的幸福啊。
两年前，我调到文联二层单位上班，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很多作家，比过去三十年里认识的人，总共加起来还多，困惑也随之而来。我觉得自己离文学越近，离写作就越远，这种感觉让我很不自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我跟他交流过文学职业这桩事。然后，明白，其实多数写作者，还有编辑，也就那样，农民千千万，真把式万里无一，往往方圆十里找不到一个精通农事，且懂得敬畏土地的人。他们种地不过是为了活命，一种职业而已。事实上，哪个行业懂行的都是少数，绝大多数老师并不知道什么是教育，医生也未必明白医学之道，他们都是混口饭吃。更多的人，聪明一点的，懂得将职业当成沽名钓誉的工具，文学这个行当尤其如此。
吴刘维这种人，当下是过分地少了。
他说自己是一个“非典”作家，没有固定风格，没有归属于自己创作上的典型题材、地域以及人物关注群体。换句话说，就没有自己的创作根据地，什么东西能让他兴奋，带来写作的愉悦，能把他的思维带到远方，就能满足他的写作胃口。其实他是有根据地的，就好像祖先的血脉，不管你承不承认，它就在你身体里流淌。他的根据地不在外，而在内——内心的风景，二十年来对这个社会的终极认知。我觉得，不管写什么，他自始至终都在努力靠近自己，忠于自己的内心。
读《天堂无窑》时，最令我着迷的不是匪夷所思出其不意的故事，而是作者在小说中回忆的一幕幕同三叔一起成长的小细节，我愿意相信那就是他生活的原貌，是作者过去岁月的经历。关于祖父杀完猪、往墙上甩猪卵根的画面，我十分肯定那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我是个胃口很小的人》是吴刘维所有小说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小说写得特别荒诞，也特别中国，依稀可见马尔克斯的影子，但它只可能发生在中国。关于后代吃自己先人的构思可谓惊人，但小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主人公儿时同小米一起在码头偷吃祭祀果品的情节，读到那里时，我眼眶一阵温热。
读吴刘维的小说，给人的感觉，往往故事是虚构的，但小说的细枝末节以及外围人物描绘得格外逼真，或者说，有着感情和体验上的真实。我判断，那些全来自他的个人生活，否则，不会有那么粗粝的真实感。每一种生活都不是白费的，过去的那二十年赐予了他太多东西。很多当下的写作者太过忙于著作等身，忙于成名成家，却疏于对社会的实地探究，写着写着成了书斋式的意淫，虚假，空洞，乏味透顶。一个字：假！
前些年我只写散文。我清楚自己的能耐，我是一个十足的笨人，做任何事都要竭尽全力才能勉强应付，不像有的人，诗歌、散文、小说、翻译，样样玩，样样精通，闪转腾挪，应付自如。我只能专注一条路，直走到前路不通，再另谋他途。我的写作和精神出了问题，一切都那么难以为继。老兄对我说，小兄弟，别整散文了，去写小说吧，有才华的人都奋斗在小说的战壕里。我说，怕没那个才华，瞎耽误工夫。他说，别谦虚，才华那玩意，谁敢说自己一点也没有呢。多少有一点，那就试试。从此，我改写小说，再没动过散文的心思。是否瞎耽误工夫不好说，但我知道自己乐在其中，哪怕一个字不发表，都觉得高兴，这年头找一件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做，可太不容易了。就这么的，在他的引诱下，我上了小说的贼船，哪怕有一天失足落水，一命呜呼，也绝不后悔。
算来，我跟吴刘维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一年一次，顶多两次（以后会多起来，因为拿了驾照）。见面必喝酒，以前主要是他喝，我没什么酒量，只意思一下，后来，我也慢慢可以喝一点了，再后来，不喝酒简直不像话。孤独，难受了，想找人说话了，首先想到的是去省城找那个叫吴刘维的中年男人喝一杯。我有个习惯，称之为怪癖可能更准确一點，就是无聊的时候，会一个人偷偷去某个城市（主要是省城长沙），仅仅因为那里有地铁，我什么事都不需要干，什么人也不必见，把自己扔在一大车人里，感受肉体在这世间漂浮，或者说，让自己消失在人群中，内心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和满足感。我喜欢长沙，它离我不远也不近，恰好是合适的距离。过去，我去是为了寻找自己，现在，又多了一个借口，还可以去看吴刘维。 每次到长沙，他都会让我叫上想见的朋友，其实，就那三四个现人，老面孔。我的交际面有限，不习惯在陌生人面前夸夸其谈，总感觉有人会在背后陷害我，把直言不讳的聊天告诉不该告诉的人。我说，每次都来蹭你的好酒喝，让你穿过整个长沙城来吃饭（他住在星沙，靠近郊区了），真不好意思。他说，我还得感谢你，要不是你来，我难得跟大家吃一顿饭，虽同在省城，大家见面并不容易。似乎，我的到来，给了他和老友见面的机会。这不是完全的客套话，他确实是深居简出的，平日既不喜欢热闹，也不爱混圈子。他说过，没有非办不可的紧要事，周末他一般都会带上老婆孩子，回老家攸县酒埠江镇草田村一趟，乡下有他的八旬老母。
生平最怕给别人添麻烦，欠了人家的情，还不上，是个天大的负担。这种怕，让我本能地选择与他人保持距离。但面对吴刘维，我吃他的饭，喝他的酒（全是珍藏多年的好酒），丝毫不觉得亏欠，好像一切理所当然，不喝他的喝谁的？偏偏脸皮也不争气，莫名其妙就厚了。酒好，人也好，于是兴致所发，于是酒量大增，是平常的两倍有余。只有跟吴刘维在一起的时候，才觉得酒那么好喝。每回见他，我都会喝醉，要是不喝醉，那就对不起自己，嘴上有讲不完的话，不都是文学，更多的是关于生活和眼前这个社会。
说来奇怪，跟我走得近的，或者说，能够让我主动靠近的人，都是我的父兄辈，最低也长个十岁八岁。对平輩和同龄人，我没有什么言说欲，相对无言，如同公堂受刑。我觉得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过于幼稚，而处事的方法又过于世故，了无生趣，成熟得令人害怕。对他们而言，我刚刚相反，处事太过幼稚，像白痴，对世界又看得过于通透，跟出家人似的，未老先衰，一点激情也没有，很不好玩。是的，我们彼此嫌弃。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和举着灯笼在我身上发现自己的人相遇。这是，特朗斯特罗姆说的，用在吴刘维和我身上，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鉴于我们都属于溺死在人群中的孤独者，或者说在人群之外舞蹈的人，我愿意一厢情愿。我不能说，我们被彼此照亮了，我确定的是，他照亮了我，这足够了。
吴刘维说：“有时候我怀疑自己，借写小说的名义，虚度时光，抑或是躲避现世，逍遥在虚构王国。”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射，但写作这个行动本身，却更像是一种逃离。如果真是这样，让我们一起逃离吧，明月之夜，驾一叶小舟遁去。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