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矿山秩序建立之前,政府只能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赢得“手术”时间
　　
　　偷税大案
　　
　　2006年2月11日,辽宁省气温骤降。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钢屯镇,寒风如同刀子一般划过脸颊。
　　同样寒冷的是这个小镇的“政治空气”,自从辽宁省纪委率领的专案组在2004年8月进驻之后,这个因为盛产钼矿而聚集了许多富豪,在国外甚至“比沈阳更有名气”的小镇陡然冷清下来。一个很容易看出的变化是,很多矿主把奔驰、宝马或者保时捷锁在车库里,出门都改开新买的捷达。
　　此前,他们是北京一些名车专卖店的常客。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说,售车小姐问钢屯的一个老板,怎么刚刚买完车,又要买新车？回答是“烟灰缸满了。”意思是前几天买的那辆车上的烟灰缸满了,不想收拾,只好再买一辆新的。
　　就在最风光的时刻,“冷空气”已经悄然来袭。当时不断有人向市、省甚至中央纪检部门举报,钢屯矿区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破坏性开采和官矿勾结等违法行为。2004年6月,《人民日报》记者写成《内参》报送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当即批示,要求整治该地区的混乱局面。
　　辽宁省纪委牵头,迅速成立了由省国土资源厅、省公安厅、省国税局等部门共同参与的专案组,风暴就此掀起。
　　第一个触雷者是钢屯本地的大矿主王庆柱,他在2005年4月被专案组带走。此后,“大大小小的矿主们便像流水线上的沙丁鱼罐头一样,一个个排着队被请进去”。连山区政府的一位官员说,专案组列出了一个“偷税大名单”,上榜的矿主超过百人。一个月内,这些矿主们便补交了超过一个亿的税款,其中王庆柱一个人就补交4000万元。
　　王庆柱如何进入辽宁省纪委的视线,当地人说法不一。有人说,2004年年底他在北京车展上一次买走3辆宾利,总价值2700万元,旋即被有关部门盯上。也有人说,他经常领着一帮矿主去澳门豪赌,不到两年时间便输掉上亿元现金,因同行之人四处炫耀,遂案发。
　　可以肯定的是,王庆柱成为了引发官场“雪崩效应”的第一个雪球。截至目前,包括葫芦岛市委副书记李春枝、连山区委书记李玉麟在内,已有多名官员被“双规”,罪名涉及买官卖官、官矿勾结以及纵容恶势力行凶。
　　专案组一位负责人说,这个案子查处力度之大、波及面之广、办案之复杂不亚于当年的“慕马大案”。2005年10月份,温家宝总理不仅亲自过问案件的进展,还再次做出批示,要求查清事实。
　　专案组独立工作的同时,葫芦岛市和连山区政府的整治行动也在同步进行。在专案组进驻的第四个月,钢屯矿区宣布全面停产。连山区副区长柴文海说,如果不下封矿令,矿主们知道“好日子不多了”,他们“最后的疯狂”会对矿山造成更大的破坏。
　　对于以矿业收入为财政支柱的连山区政府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无奈之举。因封矿停产每天要损失上千万元财政收入,一些部门,目前只能通过借贷来发放工资。柴文海说,在新的矿山秩序建立之前,政府只能采用这种极端方式,来赢得“手术”时间。
　　
　　钼矿与银行
　　
　　钢屯是亚洲目前“纯度最高、储量最大”的钼矿产地,也是国内最大的钼产品生产基地。钼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战略性资源,它在加工成钼铁后,可冶炼特种钢,用于武器制造和汽车上的耐热高速轴承。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由于需求提升,这种稀有金属的价格突然暴涨。
　　2月12日,一位张姓矿主坐在他承包的坑口,回忆起行情突变依然激动不已。在他承包矿山的前5年时间里,每吨钼精砂的平均价格一直在2万-3万元之间徘徊,杨家杖子矿区是最大的国有矿,就是因为市场价格太低而常年亏损,最后被迫破产。但是从2003年年底开始,钼精砂的价格一路飙升,先是4万元、5万元,然后是8万元、10万元、13万元,到2004年5月,每吨钼精砂的价格蹿到了29万元。
　　这是疯狂的一年,“价格涨疯了,也卖疯了”。在钢屯,矿主和买家几乎都是现金交易,“你给我一麻袋钱我就给你一车矿”,双方不记账,也不开发票。为了堵截税款流失,连山区政府曾在路上设卡收费,每过一辆车按照吨位大小收取数百元的固定费用,但由于矿石因纯度不同而有数百倍差价,依然给矿主留有巨大的偷税漏税空间。
　　说起山西的煤矿,张姓矿主显然有些看不上。他认为煤矿太脏,而且有瓦斯爆炸的风险。相比之下,钼矿干净,井下没有瓦斯,并且利润可以达到前者的数十倍。
　　他拿起矿灯,领着记者走进巷道。100米处,便是一个被掏空的大矿洞,它大约有两层楼高,工人们要爬上长长的木梯才能达到洞顶部的掌子面。峭壁的岩层中,含矿层就如同三色蛋糕的巧克力夹层一般易于辨认,工人们称之为矿线,纯度越高,颜色越亮。
　　“在井下,工人们都是追着矿线走。”张姓矿主说。如果运气好,就能遇到高纯度的天然钼精砂,他们称之为“富条”。在钢屯矿区,矿石的最高品位能达到4%-5%,“开采出来后都不用选,可以直接冶炼”。按照2004年的市场价格,一个10米高、100米长的“富条”,价值超过3000万元。
　　补交了4000万元税款的大矿主王庆柱之所以暴发,正是这种“一炮就崩出金子来”的好运气。一位来自锦州的杨姓矿主说,农民出身的王庆柱早期在兰家沟打的一口井,还不到400米时就发现了这样的“富条”,掘取了第一桶金。此后,他就到处投资打井,兰家沟大大小小的坑口,有一小半都有他的股份。
　　“砸坑”的事情也不鲜见,但一般只发生在小矿主身上。一旦挖到500米还看不到大的矿线,这些小矿主们便面临着一场赌博:已经投入了几十万元,如果把这个坑口砸了不再挖下去,几十万元就打了水漂;可是如果继续挖,又有可能是一个无底洞,越赔越多。
　　矿主们大多坚信,开矿这个行当,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赌博,“谁也说不准山墙的后面到底埋着什么”。
　　事实上,在价格暴涨的2004年,绝大多数矿主都赚得盆满钵溢。几乎没有矿主否认,在钢屯,条件好点的坑口,每天的纯利润能超过100万元。当地人说,拥有一座钼矿,就等于拥有一个银行。
　　
　　地下秩序
　　
　　在欲望和收益高涨的日子里,钢屯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矿主、矿工和坑口。而钼矿价格越接近巅峰,矿区的秩序越近乎崩溃。
　　2005年11月15日,连山区委副书记刘凯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钢屯矿区和杨家杖子矿区的坑口总数为223个,其中217个是非法承包。这两个矿区的127家钼矿企业,只有6家拥有合格的采矿许可证。
　　这份供政府决策参考的报告特别提到,钢屯矿区有101个坑口的经营者存在偷税问题,平均每个坑口偷税金额在80万元以上。报告认为连山区的另外一个矿区杨家杖子,“偷税情况也应当予以关注”。
　　“由于无序开采,整个钢屯的矿山环境和水资源,都遭到了破坏,有的地方很严重。”在2005年7月15日正式接手矿区整顿工作后,柴文海对矿区的混乱有着更直观的体会。“可以说,钢屯已经病入膏肓了,就算是最好的医生来医治,它也不可能一下子能从病床上爬起来出去跑步。”
　　这217个非法承包的坑口,钢屯占了119个。它们大多分布在只有3公里长的兰家沟里,远远望去,山体裸露,满目疮痍。
　　2月13日,在兰家沟的一处沉陷区,当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坚决不肯把车开进去半步。“这下面都是空的,随时都可能掉进去。”他指着脚下的路说。就在这附近,当地村民曾亲眼目睹一辆黑色桑塔纳连人带车被“包了饺子”。
　　危险的脚下,是冒险的王国。根据锦州杨姓矿主的描述,地下的巷道如同蜘蛛网一样密集,它们盘根错节,四通八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一区可以走到五区,从我的炕头能走到你的炕头”。
　　


　　如果一个矿主干不过来,就把一部分巷道再转包给下家,而下家又可以更高的价格转包给下下家。在封矿停产前,高峰的时候地下每天有上千支不同的队伍争抢地盘。矿区彻夜灯火通明,矿工们夜以继日,“叮叮当当”地在矿线上凿着。
　　“有时候矿工在自己的巷道干着活,突然就被隔壁巷道放炮炸穿的岩石击伤;有时候不小心挖漏了,一条巷道的人呼啦啦全掉到下一层巷道里。”
　　在这里,“借道”的事情早已不是秘密。如果甲想上丙家“串串门”,只需向乙家付点钱,“借个道过一下”。在2004年年中,每晚的借道费在10万元左右,不过,甲绝对不会赔本,他一晚上能从丙家挖走价值超过20万元的矿石。
　　几乎每支下矿的队伍都会带上大片刀、镐把甚至枪支,两支队伍在地下相遇,按照矿主之间的约定,谁先越界谁付100万元“串门费”,算是补偿被“挖走的矿钱”。而一旦对方不买账,一场“火拼”就不可避免。
　　“打架的事情天天都有,胳膊、腿打折的很常见,也有打死人的时候。”杨姓矿主说。后来,他不得不养了一支专门“护矿”的队伍。
　　
　　离奇的举报者
　　
　　在钢屯偷税大案中,真正的焦点人物还不是像王庆柱这样的大矿主,而是一位离奇的举报人。所有的人都知道,从他嘴里哈出了钢屯的第一股“冷空气”。
　　两年来,正是他不依不饶地告状,直至惊动国家高层,中央下派督察组进驻葫芦岛市,钢屯那层薄薄的窗户纸才被捅破。刘凯就对此评价:“他的举报是促使钢屯加速矿山综合整治的催化剂。”
　　但是,这个自称主持正义,誓言揭发钢屯黑幕,甚至为此立下遗嘱的亿万富豪,在专案组的调查中也被查出偷税4400万元,至今仍被关押在沈阳看守所。
　　这个离奇的举报人是葫芦岛市和连山区两级人大代表齐明,今年54岁。他的另外两个身份分别是全国钼制品行业分会理事长和高桥铁合金厂厂长,其家族企业还包括一个氧化钼厂和一个选矿厂。
　　2月14日,记者看到他的部分举报材料,举报的重点是矿主集体偷税和官矿勾结。另外,他还提出了政府主导,股份制经营的对策。
　　他在举报材料中称,2004年,钢屯和杨家杖子两大矿区至少有28家大的非法矿主,他们每天共生产钼精砂208吨,销售方式全部是现金交易,偷逃国税10.79亿元,地税21.11亿元,其中一些大矿主个人偷逃的税款过亿元。
　　他还指责一些干部“崽卖爷田心不疼”,违法发包矿山。例如,钢屯第一钼矿,如果公开招标,三年可获承包费6000万元,最后以500万元被人拿走经营权;钢屯第二钼矿价值4000万元,结果以260万元的低价拱手相送于人。
　　最后一份材料的落款日期为2005年6月1日。但两天后,6月3日,齐明就被专案组带走,罪名是“涉嫌妨碍公务罪”。当地媒体《华商晨报》对此曾有报道,当时公众对真实原因多有猜测。
　　葫芦岛市国税局稽查局随后开出一单处罚通知书,认定齐明拥有的高桥铁合金厂和氧化钼厂伪造在一线工作的残疾人数目,以骗取先征后返的民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偷税金额达4400万元。
　　一位当地居民说,钢屯的许多矿主闻讯彻夜狂欢,甚至有人当晚燃放了数万元的烟花炮竹以示庆贺。他们高兴的是,齐明害人又害己,“自身屁股不干净还到处告状,结果把自己也告进去了”。
　　而在2005年11月18日,记者在北京曾找到齐明的辩护律师,他们宣称并不认同葫芦岛市税务部门判定高桥铁合金厂和氧化钼厂伪造残疾人数目的推算方式,即将提起行政诉讼。
　　“齐明告状,既有公心,也有私心。”连山区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在他看来,齐明是一个“凡事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性格很复杂”的人。他回忆说,有一年区里举办纳税企业展示,因为没有把齐明的企业摆在第一位,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驮起广告牌便走,“性格拧到不可救药”。
　　由于告状,几乎所有的矿主都与其断交。齐明本人没有承包到矿山,其企业又需要大量矿石原料,区政府的领导不得不经常出面,说服那些矿主把矿卖给他,但是“矿主们都横下一条心,别人来买,20万就卖;你齐明来,出21万也不卖”。
　　这位工作人员说,齐明举报的事情“一部分属实,一部分不属实”,偷税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没有他说的有几十个亿。
　　
　　政府的决心
　　
　　钢屯全面封矿后,连山区政府组织地矿部门重新“摸了摸家底”。事实上,在矿主们近乎疯狂的滥采滥挖中,有相当一部分未探明的矿区暴露出来,实际储量大大超出政府最初掌握的数据。
　　“钢屯的地下确实埋着金山。”柴文海说。如果进行合理的组织和规划,“至少还能开采50年”。
　　2005年11月15日,辽宁省政府正式批复了葫芦岛市和连山区政府提交的矿区整改方案。据柴文海介绍,该方案十易其稿,“是一个有开创性的新制度”。对于钢屯来说,这一天它的命运在十字路口开始转弯。
　　此前,他们考虑了多方面的意见,最终还是放弃采用“以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办法。“招、拍、挂”虽然符合国家政策,而且正在很多地区实施,但是反对者说,由于钢屯和杨家杖子矿区的集体企业负债累累,一旦实行“招、拍、挂”,最后的赢家只能是那些已经积累了万贯家产的偷税大户,而他们在以更高的价格获得采矿权后,必然要以更疯狂的开采来收回成本。
　　齐明便是反对者中的代表人物,他在一份材料中说,“招、拍、挂”看似公正,实则治标不治本。它惟一的好处是让矿主们多掏了一些承包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钢屯的利益机制和混乱秩序。
　　连山区最终确定的思路是“由公有资产主导,吸纳民营股东,通过公司化经营、市场化运作,实现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他们准备收回采矿权,然后整合钢屯和杨家杖子矿区的资源,组建一个总的杨钢地区钼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这个股份制公司里,公有资本占51%,另外49%的股份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矿山企业属于特殊行业,它的每一个生产流程几乎都存在偷税漏税的空间,比如每天的出矿量不固定;加工成钼精砂后,它的纯度也不固定,即使每个坑口坐一名税收干部也看不过来。”柴文海说。
　　在接手矿区整治工作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省里和中央的地矿部门请示与承包相关的法律法规。上面告知,国土资源部颁发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15条、《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38条均明确禁止个人承包矿山企业。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承包这种现象在全国都很普遍,除了大型国有矿山外,都在搞承包,没有人意识到它违法,全国都在把谬误当真理。”他说。在钢屯,矿山的主发包人恰恰是乡镇的各级政府。
　　这一次,连山区决心首先纠正这个错误,依法收回被承包出去的矿产。刘凯年初曾经带队封矿,拆除了97个非法矿井的电线和机器设备,然后在深部用炸药炸毁,再用混凝土封堵坑口入口。但一个月后去复查,有48个洞口又被挖开,于是再炸。
　　“这是一场战争,我们别无选择。”刘凯说,“新方案准备了7种方法,先是和矿主友好协商,让他们主动退出非法承包合同。最坏的打算,就是动用法律手段。”
　　一些“顽固”的矿主被叫到他的办公室谈心。刘凯对他说,你小伙以前也就是地里种苞米的,借着政府管理不规范承包了矿山,现在抖了,牛了。不是谁跟你过不去,你赚到的钱就算你的,你有这么一个机会而已。现在政府要依法纠正违法承包,这个历史大潮你是阻挡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