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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与出版史上的奇迹
在我们的印象中，启蒙运动的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思想史。而这段思想史的灵魂人物，或者说开创者，便是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充满智慧思想的天才般的人物。正是他们通过著书立说，让混沌中的人们接受了启蒙思想的洗礼，同时将自由主义的种子播种到欧洲的大地。至于这段历史是如何演变的，哪些力量参与其中，并推动了这场运动，启蒙思想又是如何传播的?对于这些话题，接受惯了宏大叙事熏陶的人们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似乎启蒙运动除了这几个光辉人物，其他都无足轻重。所以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的专著《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甫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百科全书》的出版是欧洲出版史上的大事情，也是欧洲文化史上的大事情，《百科全书》直接为启蒙运动提供精神养料，因此怎样夸大《百科全书》的历史地位都不过分。但是，与以往的文化史着眼于精英式的、大写的知识分子思想史和“救国历史”不同，《启蒙运动的生意》以《百科全书》的出版史人手，关注的不是伏尔泰、卢梭等启蒙运动中的主要干将的思想分析，而是把视角下移，转到了文化史、社会史和生活史的层面，转而关注称为启蒙运动象征的《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修订、销售以及传播等具象化的历史过程，关注的焦点人物也不再是《百科全书》的精神领袖狄德罗，而是以18世纪法国的传媒大王庞库克为代表的书商、印刷商、撰稿人为中心的出版体系，不仅如此，甚至作者认为，“抬破烂的人、收集栗子的人、金融家和哲人都在生产一部著作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在《启蒙运动的生意》前言中，作者一开始就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启蒙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影响的浓度和广度如何：贤哲的思想在物质化到书中时，采取何种形式?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技术与它的主旨和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吗?图书市场如何确定其功能?出版商、书商、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出版如何像生意那样运作?它如何适应革命前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事实上，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它存在在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他们为超越了法国法律边界的思想市场投资。”为此，作者用大量的史实证明，出版商在《百科全书》的出版史上，其贡献丝毫不亚于狄德罗这样的思想家。只不过，一个是生产思想，一个是将思想变成物质，并销售出去。
事实上，出版商的投机活动贯穿了《百科全书》出版的全过程，并且正是出版商的推动，使得启蒙从思想传播变成一场运动。谁也不会想到，像《百科全书》这样一部象征着整个启蒙运动的时代之书，最初的构想不是出自哲学家的头脑，而是缘于书商的提议。为了赢得这桩生意，善于钻营的书商与法兰西学院、科学院的院士们打交道。在法国专制时期，出版启蒙思想方面的书籍是明令禁止的，为了使得选题获得当局的审查通过，书商们经常随意修改《百科全书》中的思想，篡改内容，甚至毫无顾忌删减文章。在出《百科全书》修订版时，书商们请来的神甫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对原著完整性的关心，而是根据自己和出版商的需要进行删节和组合，不仅如此，他还偷梁换柱，趁机把自己那些见不得天日的私活大段大段塞进了《百科全书》。连罗伯特·达恩顿也不得不感叹：“现在看来很像经典的那些书，往往是漫不经心地凑起来的。”更重要的是，出版商不惜通过贿赂，结交权贵寻找保护，利用国家机器充当《百科全书》的保护伞，而路易十六统治下的官员们也竟然把《百科全书》当成他们牟利的工具，“一度被用来摧毁《百科全书》的力量，在它传播中成了至关重要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这也表明，启蒙运动中的启蒙与旧制度之间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水火不容的斗争关系，而是既有斗争又有暧昧的合谋和妥协。
而在出版商之间，为了防止各种各样的生意上的骗局，出版商则是使用了各种手段：行贿、敲诈、造假账、窃取订购者名录、相互刺探以及充满了背叛和密谋的马基雅维里式的联盟。为了逐利，不断压缩印刷成本，出版商们在开本上动脑筋，随着《百科全书》的不断再版，开本逐渐缩小，图版减少，纸张的质量降低；在对读者的宣传中，出版商更是大肆鼓吹，信口开河，而书商大肆造假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获取超额利润。
至于《百科全书》的读者群体，达恩顿通过查阅史料，得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对《百科全书》没有什么兴趣，《百科全书》也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底层，此书对贵族、法官、神职人员等传统精英倒更具吸引力，这是传统精英阶层的瓦解，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而更多的一些人购买《百科全书》纯粹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有品位的人、有知识的人，也是一个懂哲学的人，《百科全书》成了这些人装点门面的文化符号。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传统的启蒙思想研究的颠覆。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并不是依靠不仅仅是启蒙思想家的振臂高呼那么简单，而是出版商们的“商业利润的驱动、营销策略的成功、读者的求知欲及附庸风雅的追求的促使”，他们虽然没有传播启蒙运动的任务，但是正是他们的逐利式的商业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启蒙运动的传播。可以说，没有出版商的苦心经营，在出版、印刷、发行上的艰苦的努力，没有各种盘根错节、尔虞我诈的利益计较和妥协，就没有《百科全书》在欧洲的传播，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的启示
《启蒙运动的生意》引起人们的关注，固然缘于它以出版史的形式揭开了启蒙运动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但是，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它的研究视角给了人们很多的启迪，他所带来的方法论的价值远远胜过文中史料的精彩描述。
一方面，应将出版研究引入文化研究中。以往的文化研究，往往是思想史的研究，学者们更关心的是关于宏大历史的形而上的建构。这使得文化研究往往陷入死胡同。而文化研究也因为过多的抽象化的建构而成为一段乌托邦式的神话。而罗伯特·达恩顿则创造性地将思想史的研究和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提出“观念社会史”的研究路向，他指出：“这种历史的诱人之处，就是通过考察观念是如何成为日常世界(包括经济利益的世界)的一部分，可以改变我们对于一般而言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启蒙运动。”出版史的研究，则成为勾连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绝好的中介。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文化史上，自从印刷和造纸发明以来，人类文化的表达和思想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书籍为媒介的；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往往被人们忽视的，书籍作为思想的物质化的形态和土壤，它的编辑、出版、发行、流通和修订，本身 就是人类文化的映照，本身就具有文化的意味。不仅如此，出版还是文化生产中最重要的一环，而且因为它“联系着极为广泛的人类活动——从捡破烂到传达上帝的声音的一切事。它们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要素”。书籍作者、出版商、印刷商、销售商以及读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背后展示的正是思想生产、销售及阅读的文化环境。通过将书籍的出版史引入文化史的书写中，无疑扩大了文化史研究的疆界，而且使得文化史的研究从原先的只注重思想史研究的抽象化的、扁平化、高高在上式的研究模式，还原为一段自下而上的、生机勃勃而又错综复杂的文化史，使得历史和文化变得更加有血有肉，并得以以饱满、立体的方式呈现。
显然，这样的研究方式带给文学或者文化研究很大的启示。就外国文学研究而言，完全可以将文学生产体制研究引入到外国文学研究中。我们的眼角不再局限于作家作品论，局限于文本思想分析和形式研究，而应引入文化史的研究观念，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策划、编辑、出版、消费、传播、阅读的研究，考察一部文学作品是如何问世的，编辑如何将自己的编辑意图影响作家的创作，出版商如何根据文化市场的需求进行有策略的宣传，出版商、批评家、媒体又是如何左右一部文学作品的传播。我们可以考察莎士比亚作品的传播史，可以考察其不同版本之间的联系，进而考察社会的变迁和思想的传播。我们可以考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史，进而考察中国20世纪初期文学思想的变迁。通过对这些要素和环节的分析，将文学文本的研究立体化和丰富化了，并最终有利于建构一种文学的文化学的批评和研究模式。
另一方面，出版史研究应重视与文化史的勾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出版史编撰和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重大的突破。而缺乏将出版史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起来的新的研究视角。出版史的写作不能再在封闭的密室里闭门造车，而应该将出版研究与当时的文化氛围、历史环境、时代风气等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和梳理。《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启示我们，在出版史的编撰中，我们应借助版本学、计量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的方法，从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心灵史、传播史等多维度切入出版史的研究。我们不能画地为牢，而应该不断吸收西方的先进的出版史研究的经验，与国际接轨，扩展出版史研究领域。此外，引入阅读史研究，从传播的角度研究出版史，都是非常好的视角。这将有利于我们建立“以书刊出版为核心，以书刊的传播为关键，受文化影响是重点，文化交流是流韵”的新的出版史研究范式。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所说，出版史的撰写“要关照与中国文化史的关系。这不仅仅是由于出版是文化事业，而是考虑要研究不同时代出版物的文化内涵与当时的文化时尚，文化走势的关系及原因，在编辑出版活动中作为活动主体的机构或个人，其文化价值取向与编辑出版的关系，出版物的文化功能，不同时期对主流文化、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态度等等。这样的研究可以大大丰富编辑史出版史的内涵。”刘杲会长的建议无疑是富有前瞻性和现实性的，重视与文化史的勾连，应该是出版史写作走出困境的有效之途。
在我们的印象中，启蒙运动的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思想史。而这段思想史的灵魂人物，或者说开创者，便是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充满智慧思想的天才般的人物。正是他们通过著书立说，让混沌中的人们接受了启蒙思想的洗礼，同时将自由主义的种子播种到欧洲的大地。至于这段历史是如何演变的，哪些力量参与其中，并推动了这场运动，启蒙思想又是如何传播的?对于这些话题，接受惯了宏大叙事熏陶的人们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似乎启蒙运动除了这几个光辉人物，其他都无足轻重。所以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的专著《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甫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百科全书》的出版是欧洲出版史上的大事情，也是欧洲文化史上的大事情，《百科全书》直接为启蒙运动提供精神养料，因此怎样夸大《百科全书》的历史地位都不过分。但是，与以往的文化史着眼于精英式的、大写的知识分子思想史和“救国历史”不同，《启蒙运动的生意》以《百科全书》的出版史人手，关注的不是伏尔泰、卢梭等启蒙运动中的主要干将的思想分析，而是把视角下移，转到了文化史、社会史和生活史的层面，转而关注称为启蒙运动象征的《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修订、销售以及传播等具象化的历史过程，关注的焦点人物也不再是《百科全书》的精神领袖狄德罗，而是以18世纪法国的传媒大王庞库克为代表的书商、印刷商、撰稿人为中心的出版体系，不仅如此，甚至作者认为，“抬破烂的人、收集栗子的人、金融家和哲人都在生产一部著作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在《启蒙运动的生意》前言中，作者一开始就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启蒙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影响的浓度和广度如何：贤哲的思想在物质化到书中时，采取何种形式?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技术与它的主旨和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吗?图书市场如何确定其功能?出版商、书商、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出版如何像生意那样运作?它如何适应革命前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事实上，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它存在在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他们为超越了法国法律边界的思想市场投资。”为此，作者用大量的史实证明，出版商在《百科全书》的出版史上，其贡献丝毫不亚于狄德罗这样的思想家。只不过，一个是生产思想，一个是将思想变成物质，并销售出去。
事实上，出版商的投机活动贯穿了《百科全书》出版的全过程，并且正是出版商的推动，使得启蒙从思想传播变成一场运动。谁也不会想到，像《百科全书》这样一部象征着整个启蒙运动的时代之书，最初的构想不是出自哲学家的头脑，而是缘于书商的提议。为了赢得这桩生意，善于钻营的书商与法兰西学院、科学院的院士们打交道。在法国专制时期，出版启蒙思想方面的书籍是明令禁止的，为了使得选题获得当局的审查通过，书商们经常随意修改《百科全书》中的思想，篡改内容，甚至毫无顾忌删减文章。在出《百科全书》修订版时，书商们请来的神甫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对原著完整性的关心，而是根据自己和出版商的需要进行删节和组合，不仅如此，他还偷梁换柱，趁机把自己那些见不得天日的私活大段大段塞进了《百科全书》。连罗伯特·达恩顿也不得不感叹：“现在看来很像经典的那些书，往往是漫不经心地凑起来的。”更重要的是，出版商不惜通过贿赂，结交权贵寻找保护，利用国家机器充当《百科全书》的保护伞，而路易十六统治下的官员们也竟然把《百科全书》当成他们牟利的工具，“一度被用来摧毁《百科全书》的力量，在它传播中成了至关重要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这也表明，启蒙运动中的启蒙与旧制度之间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水火不容的斗争关系，而是既有斗争又有暧昧的合谋和妥协。
而在出版商之间，为了防止各种各样的生意上的骗局，出版商则是使用了各种手段：行贿、敲诈、造假账、窃取订购者名录、相互刺探以及充满了背叛和密谋的马基雅维里式的联盟。为了逐利，不断压缩印刷成本，出版商们在开本上动脑筋，随着《百科全书》的不断再版，开本逐渐缩小，图版减少，纸张的质量降低；在对读者的宣传中，出版商更是大肆鼓吹，信口开河，而书商大肆造假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获取超额利润。
至于《百科全书》的读者群体，达恩顿通过查阅史料，得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对《百科全书》没有什么兴趣，《百科全书》也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底层，此书对贵族、法官、神职人员等传统精英倒更具吸引力，这是传统精英阶层的瓦解，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而更多的一些人购买《百科全书》纯粹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有品位的人、有知识的人，也是一个懂哲学的人，《百科全书》成了这些人装点门面的文化符号。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传统的启蒙思想研究的颠覆。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并不是依靠不仅仅是启蒙思想家的振臂高呼那么简单，而是出版商们的“商业利润的驱动、营销策略的成功、读者的求知欲及附庸风雅的追求的促使”，他们虽然没有传播启蒙运动的任务，但是正是他们的逐利式的商业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启蒙运动的传播。可以说，没有出版商的苦心经营，在出版、印刷、发行上的艰苦的努力，没有各种盘根错节、尔虞我诈的利益计较和妥协，就没有《百科全书》在欧洲的传播，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的启示
《启蒙运动的生意》引起人们的关注，固然缘于它以出版史的形式揭开了启蒙运动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但是，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它的研究视角给了人们很多的启迪，他所带来的方法论的价值远远胜过文中史料的精彩描述。
一方面，应将出版研究引入文化研究中。以往的文化研究，往往是思想史的研究，学者们更关心的是关于宏大历史的形而上的建构。这使得文化研究往往陷入死胡同。而文化研究也因为过多的抽象化的建构而成为一段乌托邦式的神话。而罗伯特·达恩顿则创造性地将思想史的研究和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提出“观念社会史”的研究路向，他指出：“这种历史的诱人之处，就是通过考察观念是如何成为日常世界(包括经济利益的世界)的一部分，可以改变我们对于一般而言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启蒙运动。”出版史的研究，则成为勾连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绝好的中介。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文化史上，自从印刷和造纸发明以来，人类文化的表达和思想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书籍为媒介的；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往往被人们忽视的，书籍作为思想的物质化的形态和土壤，它的编辑、出版、发行、流通和修订，本身 就是人类文化的映照，本身就具有文化的意味。不仅如此，出版还是文化生产中最重要的一环，而且因为它“联系着极为广泛的人类活动——从捡破烂到传达上帝的声音的一切事。它们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要素”。书籍作者、出版商、印刷商、销售商以及读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背后展示的正是思想生产、销售及阅读的文化环境。通过将书籍的出版史引入文化史的书写中，无疑扩大了文化史研究的疆界，而且使得文化史的研究从原先的只注重思想史研究的抽象化的、扁平化、高高在上式的研究模式，还原为一段自下而上的、生机勃勃而又错综复杂的文化史，使得历史和文化变得更加有血有肉，并得以以饱满、立体的方式呈现。
显然，这样的研究方式带给文学或者文化研究很大的启示。就外国文学研究而言，完全可以将文学生产体制研究引入到外国文学研究中。我们的眼角不再局限于作家作品论，局限于文本思想分析和形式研究，而应引入文化史的研究观念，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策划、编辑、出版、消费、传播、阅读的研究，考察一部文学作品是如何问世的，编辑如何将自己的编辑意图影响作家的创作，出版商如何根据文化市场的需求进行有策略的宣传，出版商、批评家、媒体又是如何左右一部文学作品的传播。我们可以考察莎士比亚作品的传播史，可以考察其不同版本之间的联系，进而考察社会的变迁和思想的传播。我们可以考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史，进而考察中国20世纪初期文学思想的变迁。通过对这些要素和环节的分析，将文学文本的研究立体化和丰富化了，并最终有利于建构一种文学的文化学的批评和研究模式。
另一方面，出版史研究应重视与文化史的勾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出版史编撰和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重大的突破。而缺乏将出版史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起来的新的研究视角。出版史的写作不能再在封闭的密室里闭门造车，而应该将出版研究与当时的文化氛围、历史环境、时代风气等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和梳理。《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启示我们，在出版史的编撰中，我们应借助版本学、计量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的方法，从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心灵史、传播史等多维度切入出版史的研究。我们不能画地为牢，而应该不断吸收西方的先进的出版史研究的经验，与国际接轨，扩展出版史研究领域。此外，引入阅读史研究，从传播的角度研究出版史，都是非常好的视角。这将有利于我们建立“以书刊出版为核心，以书刊的传播为关键，受文化影响是重点，文化交流是流韵”的新的出版史研究范式。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所说，出版史的撰写“要关照与中国文化史的关系。这不仅仅是由于出版是文化事业，而是考虑要研究不同时代出版物的文化内涵与当时的文化时尚，文化走势的关系及原因，在编辑出版活动中作为活动主体的机构或个人，其文化价值取向与编辑出版的关系，出版物的文化功能，不同时期对主流文化、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态度等等。这样的研究可以大大丰富编辑史出版史的内涵。”刘杲会长的建议无疑是富有前瞻性和现实性的，重视与文化史的勾连，应该是出版史写作走出困境的有效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