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年前，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满头白发的朱镕基推着轮椅上的另一位白发老人入场，那情景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有媒体写道：“什么样的人出书能请朱镕基‘站台’？”朱镕基则在《袁宝华文集》的代序言中写道，1951年夏，他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当时袁宝华担任处长，为人正直，工作勤奋。
1996年，80岁的袁宝华写了一首《八十述怀》，其中写道：“少壮常怀济民志，垂暮犹存报国心。”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看到后即兴和诗一首，称袁宝华“赤臣谋国志不休”。
根据测算结果，从1994年到1997年，中央从广东多拿走的不过占同期全省财政总收入的4%，到2000年也只有5%。“由于广东的‘蛋糕’做得大了，我认为这不会影响广东的发展，反而会促进广东的发展。”朱镕基说。几次交锋下来，广东省顾全大局，同意分税制改革。
在中西部地区，分税制改革也遭遇了一定的阻力。云南、贵州等是烟酒大省，财政是烟酒财政，而改革方案是对烟酒征收消费税，消费税统归中央。有的地区提出：增值税能不能不按75：25分，而是100%留地方？消费税中央能不能不拿走？朱镕基在新疆说：“实行分税制，总的精神有两条。第一条，是要保证中央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第二条，中央財政收入总是要增加一点，总是要比地方增加得快一点。不然的话，中央怎么能调整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呢？阿勒泰地区的同志刚才讲，要修额尔齐斯河水库，要开发矿山，要修县乡公路，这些没有国家支持搞不起来。如果中央不从富裕地区多收一点的话，哪儿来这个钱？”“应该说，分税制方案有利于比较贫困的地区，我想你们新疆应举双手拥护。”“分税制是全国统一的，不能改变，没有一个地方能搞特殊。”
那一年，朱镕基花了70多天跑了13个省、区、市。事后他半开玩笑地说，那段日子是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这次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初步规范了国家、企业、个人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朱镕基在2002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说。
从1994年至今，分税制已实行24年。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李齐云说，今年国税和地税机构合并，但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分税制不会改变，属于地方的税收还是要划归地方，中央的税收归中央。分税制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处理多级政府间财政关系最为有效的实现形式。
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然而，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拖经济改革后腿的状况日益明显，1.1万家国有企业中有63%出现亏损。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16字方针中，“产权清晰”被放在第一位，很多人围着产权打转转。从1992年开始，山东诸城市长陈光主导，在15个月内对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实施改制，推行“股份合作制”，即职工持股，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经济日报》连续发表5篇报道，称这是“诸城经验”。反对者则给陈光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 1996年3月，朱镕基到诸城考察，肯定了诸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放活、搞好国有小型企业的探索精神。但他又指出这种“股份合作制”存在一些问题，“并不是一卖就灵、一股就灵”。“如诸城市泸河轮胎厂，厂长可以买6万元股份，而职工只能买3000元，相差19倍。分红比例又很高（22%），厂长一年可以分红1万多元，职工只能分600多元。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会是什么‘利益共同体’，工人会说他是在为厂长干活。”他建议暂时不实行现金分红，职工股和国家股的红利作为扩股留在企业，以扩大企业积累。此外，他还提出资产分给职工后，“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提高了，企业在这种高负债情况下，是很难办好的”，可以用职工集资的钱还掉部分银行贷款，负债比例就降低了。后来，诸城推行转让银行贷款扩股、吸收社会资本参股，调整了股权结构，进一步激发了企业活力。
诸城的国有企业以小企业为主，而全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仍然亏损。1998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说：“我们已经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他分析道，造成国有企业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重复建设，二是盲目建设，三是人员膨胀。重复建设会把原来生产同类产品的国有企业打垮。盲目建设就是为了创造“政绩”，没钱也要干。根本就没有资本金，全部用银行贷款搞项目，又是搞重复建设，贷款根本还不起，结果只能亏损。从现在开始，必须下决心制止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对一般工业项目，中央财政绝对不拿一块钱补充资本金。“当前国有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富余人员过多，企业负担沉重，不仅人浮于事，而且互相扯皮，影响职工积极性的发挥和企业效益的提高。”所以他说：“减人是关键。”
当时的中国也面临产能过剩问题和经济下行压力。1992年至1995年，全国经济总量持续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随后两年增速下滑，分别为9.9%、9.2%。1998年，国务院制定了“保8”目标。在此严峻形势下，朱镕基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回忆道：“朱总理没少花精力，他说的是三年不扭亏他下台。”
为刹住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之风，大量企业关、停、并、转。以辽宁为例，除了一个铜矿外，有色金属矿全部被要求关闭。
“下岗”一词流传开来。1999年春晚，黄宏在小品《打气儿》中说：“厂长特别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组长，领导一跟我谈话，说单位减员要并厂，当时我就表了态，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几年之间，数千万职工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我们不是愿意让职工下岗，要搞活企业必须下岗，否则一起死。”李荣融说。
朱镕基十分关注下岗再就业问题，强调职工下岗后要分流到其他行业；对于符合政策的下岗职工，要保障基本生活，对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其基本生活费由企业、社会、财政各负担1/3。有一次，他还把“全国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工作会议”改为“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
“下岗潮”中又有“创业潮”。福州下岗女工陈晓萍创办了福州真味包点有限公司，并吸纳下岗女工到公司工作。1991年1月，朱镕基專程到她的公司考察，并点了一份包子。中央电视台还以陈晓萍事迹为原型录制和播放了电视剧《花开不断》。后来，真味包点发展成福州颇具规模的餐饮连锁企业。
在2001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朱镕基讲道：“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任务基本完成，但是更大的问题是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很好地建立。”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说，朱镕基任期内的国企改革“根本性地改变了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化解了转轨时期矛盾，没有这个时期的改革，也就没有后来国有经济相对较好的局面”。
改革永远在路上。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迎来新的任务。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国企改革也增强了中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能力。
1997年，索罗斯等国际投机家疯狂抛售泰铢，导致泰铢对美元汇率迅速下跌30%，到第二年下跌60%。这场风暴迅速波及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使这些国家货币纷纷大幅贬值，大量企业因失去偿付能力而倒闭，领导人下台。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等外国领导人问朱镕基：人民币是不是要贬值？朱镕基说：“我曾在报上宣布，中国的人民币绝对不会贬值。”这也给投机家们释放了信号。
朱镕基解释道，人民币贬值弊大于利，如果贬值，出口会增加一点，但增加不会很多；而中国老百姓最怕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贬值就是向老百姓发出一个信号：中国经济不行了。还会影响到东南亚国家货币再一次贬值，特别是对香港地区影响大，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混乱。
1998年，港币也遭到抛售。当年全国两会的记者会上，香港记者问朱镕基：香港如果出现困难，中央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朱镕基答道：“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好在当时香港拥有980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居世界第三，仅次于日本的2000亿美元和中国内地的1400亿美元，足够吸纳投机家的抛售，稳定汇率。
“完全把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责任推给国际投机势力，或者说是政治阴谋，那是不行的。关键是你自己的经济出了问题。现在东南亚国家普遍大量借外债，把资金投在房地产上，最后房地产没有市场，资金就死掉了，银行纷纷破产，整个国民经济就转不动了。泰国、韩国最明显，经济虚假的繁荣，繁荣里面带有很大的泡沫、水分，经不起考验。”朱镕基在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说，“搞经济工作要十分注意经济结构问题。不管发展什么产业，必须要有市场，要有效益，要改善经营管理，不能靠铺摊子。铺开摊子收拾不了，最后还不了钱。银行一垮台，整个经济都垮台。”
朱镕基还谈道，这次东南亚国家的问题普遍出在银行上，都从银行开始垮。商业银行本身资本金、准备金也不足，大量的投资形成不良贷款，中央银行根本就不管，事先也不发出警告，最后一垮台就不得了。 1999年4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正式挂牌，由财政部控股，使命是处理中国建设银行高达2000亿的不良资产。此后长城、东方、华融相继成立，四大国有银行1.4万亿不良资产易位，提升了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为使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也为了化解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朱镕基对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方案：把他们欠银行的巨额贷款转换成股权。这样，企业解困，不再承担沉重的还款责任和巨额利息；银行持有企业股权，账面清爽了很多，不良贷款比例大幅减少。
朱镕基还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用来集中力量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固大江大河大湖的堤防、修建铁路和高速公路、改造农村电网、提升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支持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等等。2003年1月，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这是长远的投资。这些都发挥了很大的效果，不但拉动了生产的发展，把原来萎缩的国内市场带动起来，而且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国企改革和行政机构改革被媒体称为朱镕基闯进的两大“雷区”。朱镕基则在1998年当选总理后，告诉中外记者：“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1997年的一次谈话中，朱镕基说，他正在操办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结果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座谈，使朱镕基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这没有吓退朱镕基。在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他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当年3月24日，他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国务院总人数要减少一半，决心已定。“副总理由上届的6位减到现在的4位，国务委员由8位减到5位，其中有两位还是兼职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由10位减到5位。”“不减人就没有效率，老管一些不该管的事情，互相扯皮。”
一天，朱镕基在电视节目中看到，某葡萄酒厂生产“三梅酒”，后来酒厂被三九集团兼并，本来商标也该转让，但市委书记让市财政局把商标买下来，变成政府的商标，就是不给人家。“真是管得太宽了！如果我们的省委书记、省长、市长都这么干预经济，中国的经济怎么能搞好？怎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朱镕基说。
1998年3月，国家行政学院与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共同举办省部级干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专题研究班。朱镕基在研究班上谈道：“这次政府机构改革，为什么要把工业部门撤掉，改成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呢？事实已经证明，靠工业部门管企业的方法是管不好的。过去设置8个机械工业部，也难以把机械工业管好……本届政府决定，工业部门没有管企業的任务，改为国家局，划归国家经贸委领导。”电力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等15个部委被撤销。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
这还不算完。2001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组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这是朱镕基20年的心愿。“我在国家经委工作的时候，经委管产品质量，外贸部门管出口商品的商检。体制不顺，当时就想把质检和商检合并。现在终于合到一起了，这符合国际惯例，有利于工作。”朱镕基说。
在质检总局副司级以上干部座谈会上，朱镕基讲了一个故事：“据说在河南的一些市县，竟然不让河南双汇肉联厂设点销售。双汇肉联厂的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标准，大规模生产，成本也低，你为什么不让它设点销售？应该让它行销全国。外地的企业到你这个市里、县里来销售，你可以收它的营业税。你搞地方保护干什么？保护那些落后的东西干什么？”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新闻出版署改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它们连同质检总局这3个市场监管部门都被提升为正部级机构。“搞市场经济，要让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起基础性作用，这就需要公正的执法、监督、管理。如果没有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就不可能搞好市场经济。”朱镕基说。
截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
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就在这时，一篇名为《二十年前，他们离开部委大楼》的文章在网上刷屏了。文中回忆了1998年的那次大分流——刚被分配到北京某区纪委工作的王贤在单位传达室看完了朱镕基那场记者会的直播，称赞朱镕基“大丈夫当如斯”，没想到自己很快被分流到一家事业单位，后来虽然没能实现“50岁之前进中委”的梦想，但也在自己的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在某部委大楼里当了3年科级公务员的薛剑，则被分流到该部委直属的一家报社当记者，此后每5年一次的机构改革，他都以新闻人的身份关注着。文中说，20年前经历分流潮的那些人，早已重新启航，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2000年3月，当一位丹麦记者问朱镕基，离任之后最希望中国人民记得的是哪个方面，他答道：“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1991年至2003年，朱镕基任副总理、总理的12年间，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转型的时期，财税、金融、国有企业、政府机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多项改革惠及当下。
3年前，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满头白发的朱镕基推着轮椅上的另一位白发老人入场，那情景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有媒体写道：“什么样的人出书能请朱镕基‘站台’？”朱镕基则在《袁宝华文集》的代序言中写道，1951年夏，他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当时袁宝华担任处长，为人正直，工作勤奋。
1996年，80岁的袁宝华写了一首《八十述怀》，其中写道：“少壮常怀济民志，垂暮犹存报国心。”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看到后即兴和诗一首，称袁宝华“赤臣谋国志不休”。
根据测算结果，从1994年到1997年，中央从广东多拿走的不过占同期全省财政总收入的4%，到2000年也只有5%。“由于广东的‘蛋糕’做得大了，我认为这不会影响广东的发展，反而会促进广东的发展。”朱镕基说。几次交锋下来，广东省顾全大局，同意分税制改革。
在中西部地区，分税制改革也遭遇了一定的阻力。云南、贵州等是烟酒大省，财政是烟酒财政，而改革方案是对烟酒征收消费税，消费税统归中央。有的地区提出：增值税能不能不按75：25分，而是100%留地方？消费税中央能不能不拿走？朱镕基在新疆说：“实行分税制，总的精神有两条。第一条，是要保证中央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第二条，中央財政收入总是要增加一点，总是要比地方增加得快一点。不然的话，中央怎么能调整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呢？阿勒泰地区的同志刚才讲，要修额尔齐斯河水库，要开发矿山，要修县乡公路，这些没有国家支持搞不起来。如果中央不从富裕地区多收一点的话，哪儿来这个钱？”“应该说，分税制方案有利于比较贫困的地区，我想你们新疆应举双手拥护。”“分税制是全国统一的，不能改变，没有一个地方能搞特殊。”
那一年，朱镕基花了70多天跑了13个省、区、市。事后他半开玩笑地说，那段日子是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这次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初步规范了国家、企业、个人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朱镕基在2002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说。
从1994年至今，分税制已实行24年。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李齐云说，今年国税和地税机构合并，但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分税制不会改变，属于地方的税收还是要划归地方，中央的税收归中央。分税制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处理多级政府间财政关系最为有效的实现形式。
国企三年脱困，办不到就下台
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然而，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拖经济改革后腿的状况日益明显，1.1万家国有企业中有63%出现亏损。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16字方针中，“产权清晰”被放在第一位，很多人围着产权打转转。从1992年开始，山东诸城市长陈光主导，在15个月内对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实施改制，推行“股份合作制”，即职工持股，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经济日报》连续发表5篇报道，称这是“诸城经验”。反对者则给陈光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 1996年3月，朱镕基到诸城考察，肯定了诸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放活、搞好国有小型企业的探索精神。但他又指出这种“股份合作制”存在一些问题，“并不是一卖就灵、一股就灵”。“如诸城市泸河轮胎厂，厂长可以买6万元股份，而职工只能买3000元，相差19倍。分红比例又很高（22%），厂长一年可以分红1万多元，职工只能分600多元。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会是什么‘利益共同体’，工人会说他是在为厂长干活。”他建议暂时不实行现金分红，职工股和国家股的红利作为扩股留在企业，以扩大企业积累。此外，他还提出资产分给职工后，“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提高了，企业在这种高负债情况下，是很难办好的”，可以用职工集资的钱还掉部分银行贷款，负债比例就降低了。后来，诸城推行转让银行贷款扩股、吸收社会资本参股，调整了股权结构，进一步激发了企业活力。
诸城的国有企业以小企业为主，而全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仍然亏损。1998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说：“我们已经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他分析道，造成国有企业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重复建设，二是盲目建设，三是人员膨胀。重复建设会把原来生产同类产品的国有企业打垮。盲目建设就是为了创造“政绩”，没钱也要干。根本就没有资本金，全部用银行贷款搞项目，又是搞重复建设，贷款根本还不起，结果只能亏损。从现在开始，必须下决心制止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对一般工业项目，中央财政绝对不拿一块钱补充资本金。“当前国有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富余人员过多，企业负担沉重，不仅人浮于事，而且互相扯皮，影响职工积极性的发挥和企业效益的提高。”所以他说：“减人是关键。”
当时的中国也面临产能过剩问题和经济下行压力。1992年至1995年，全国经济总量持续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随后两年增速下滑，分别为9.9%、9.2%。1998年，国务院制定了“保8”目标。在此严峻形势下，朱镕基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回忆道：“朱总理没少花精力，他说的是三年不扭亏他下台。”
为刹住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之风，大量企业关、停、并、转。以辽宁为例，除了一个铜矿外，有色金属矿全部被要求关闭。
“下岗”一词流传开来。1999年春晚，黄宏在小品《打气儿》中说：“厂长特别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组长，领导一跟我谈话，说单位减员要并厂，当时我就表了态，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几年之间，数千万职工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我们不是愿意让职工下岗，要搞活企业必须下岗，否则一起死。”李荣融说。
朱镕基十分关注下岗再就业问题，强调职工下岗后要分流到其他行业；对于符合政策的下岗职工，要保障基本生活，对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其基本生活费由企业、社会、财政各负担1/3。有一次，他还把“全国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工作会议”改为“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
“下岗潮”中又有“创业潮”。福州下岗女工陈晓萍创办了福州真味包点有限公司，并吸纳下岗女工到公司工作。1991年1月，朱镕基專程到她的公司考察，并点了一份包子。中央电视台还以陈晓萍事迹为原型录制和播放了电视剧《花开不断》。后来，真味包点发展成福州颇具规模的餐饮连锁企业。
在2001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朱镕基讲道：“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任务基本完成，但是更大的问题是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很好地建立。”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说，朱镕基任期内的国企改革“根本性地改变了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化解了转轨时期矛盾，没有这个时期的改革，也就没有后来国有经济相对较好的局面”。
改革永远在路上。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迎来新的任务。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人民币贬值弊大于利
国企改革也增强了中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能力。
1997年，索罗斯等国际投机家疯狂抛售泰铢，导致泰铢对美元汇率迅速下跌30%，到第二年下跌60%。这场风暴迅速波及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使这些国家货币纷纷大幅贬值，大量企业因失去偿付能力而倒闭，领导人下台。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等外国领导人问朱镕基：人民币是不是要贬值？朱镕基说：“我曾在报上宣布，中国的人民币绝对不会贬值。”这也给投机家们释放了信号。
朱镕基解释道，人民币贬值弊大于利，如果贬值，出口会增加一点，但增加不会很多；而中国老百姓最怕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贬值就是向老百姓发出一个信号：中国经济不行了。还会影响到东南亚国家货币再一次贬值，特别是对香港地区影响大，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混乱。
1998年，港币也遭到抛售。当年全国两会的记者会上，香港记者问朱镕基：香港如果出现困难，中央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朱镕基答道：“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好在当时香港拥有980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居世界第三，仅次于日本的2000亿美元和中国内地的1400亿美元，足够吸纳投机家的抛售，稳定汇率。
“完全把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责任推给国际投机势力，或者说是政治阴谋，那是不行的。关键是你自己的经济出了问题。现在东南亚国家普遍大量借外债，把资金投在房地产上，最后房地产没有市场，资金就死掉了，银行纷纷破产，整个国民经济就转不动了。泰国、韩国最明显，经济虚假的繁荣，繁荣里面带有很大的泡沫、水分，经不起考验。”朱镕基在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说，“搞经济工作要十分注意经济结构问题。不管发展什么产业，必须要有市场，要有效益，要改善经营管理，不能靠铺摊子。铺开摊子收拾不了，最后还不了钱。银行一垮台，整个经济都垮台。”
朱镕基还谈道，这次东南亚国家的问题普遍出在银行上，都从银行开始垮。商业银行本身资本金、准备金也不足，大量的投资形成不良贷款，中央银行根本就不管，事先也不发出警告，最后一垮台就不得了。 1999年4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正式挂牌，由财政部控股，使命是处理中国建设银行高达2000亿的不良资产。此后长城、东方、华融相继成立，四大国有银行1.4万亿不良资产易位，提升了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为使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也为了化解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朱镕基对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方案：把他们欠银行的巨额贷款转换成股权。这样，企业解困，不再承担沉重的还款责任和巨额利息；银行持有企业股权，账面清爽了很多，不良贷款比例大幅减少。
朱镕基还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用来集中力量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固大江大河大湖的堤防、修建铁路和高速公路、改造农村电网、提升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支持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等等。2003年1月，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这是长远的投资。这些都发挥了很大的效果，不但拉动了生产的发展，把原来萎缩的国内市场带动起来，而且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一个人愿意改
国企改革和行政机构改革被媒体称为朱镕基闯进的两大“雷区”。朱镕基则在1998年当选总理后，告诉中外记者：“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1997年的一次谈话中，朱镕基说，他正在操办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结果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座谈，使朱镕基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这没有吓退朱镕基。在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他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当年3月24日，他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国务院总人数要减少一半，决心已定。“副总理由上届的6位减到现在的4位，国务委员由8位减到5位，其中有两位还是兼职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由10位减到5位。”“不减人就没有效率，老管一些不该管的事情，互相扯皮。”
一天，朱镕基在电视节目中看到，某葡萄酒厂生产“三梅酒”，后来酒厂被三九集团兼并，本来商标也该转让，但市委书记让市财政局把商标买下来，变成政府的商标，就是不给人家。“真是管得太宽了！如果我们的省委书记、省长、市长都这么干预经济，中国的经济怎么能搞好？怎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朱镕基说。
1998年3月，国家行政学院与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共同举办省部级干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专题研究班。朱镕基在研究班上谈道：“这次政府机构改革，为什么要把工业部门撤掉，改成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呢？事实已经证明，靠工业部门管企业的方法是管不好的。过去设置8个机械工业部，也难以把机械工业管好……本届政府决定，工业部门没有管企業的任务，改为国家局，划归国家经贸委领导。”电力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等15个部委被撤销。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
这还不算完。2001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组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这是朱镕基20年的心愿。“我在国家经委工作的时候，经委管产品质量，外贸部门管出口商品的商检。体制不顺，当时就想把质检和商检合并。现在终于合到一起了，这符合国际惯例，有利于工作。”朱镕基说。
在质检总局副司级以上干部座谈会上，朱镕基讲了一个故事：“据说在河南的一些市县，竟然不让河南双汇肉联厂设点销售。双汇肉联厂的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标准，大规模生产，成本也低，你为什么不让它设点销售？应该让它行销全国。外地的企业到你这个市里、县里来销售，你可以收它的营业税。你搞地方保护干什么？保护那些落后的东西干什么？”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新闻出版署改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它们连同质检总局这3个市场监管部门都被提升为正部级机构。“搞市场经济，要让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起基础性作用，这就需要公正的执法、监督、管理。如果没有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就不可能搞好市场经济。”朱镕基说。
截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
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就在这时，一篇名为《二十年前，他们离开部委大楼》的文章在网上刷屏了。文中回忆了1998年的那次大分流——刚被分配到北京某区纪委工作的王贤在单位传达室看完了朱镕基那场记者会的直播，称赞朱镕基“大丈夫当如斯”，没想到自己很快被分流到一家事业单位，后来虽然没能实现“50岁之前进中委”的梦想，但也在自己的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在某部委大楼里当了3年科级公务员的薛剑，则被分流到该部委直属的一家报社当记者，此后每5年一次的机构改革，他都以新闻人的身份关注着。文中说，20年前经历分流潮的那些人，早已重新启航，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2000年3月，当一位丹麦记者问朱镕基，离任之后最希望中国人民记得的是哪个方面，他答道：“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1991年至2003年，朱镕基任副总理、总理的12年间，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转型的时期，财税、金融、国有企业、政府机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多项改革惠及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