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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读到郭宏安先生惠赠的新著《从阅读到批评》。国内研究“日内瓦学派”的著作，恐怕这还是第一部。这些西方批评家极富于专业眼光，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博大、精微、生气勃勃，读后不禁叹服。
最后一章介绍斯塔罗宾斯基的随笔论，就颇异于我们传统的文体观念。斯塔罗宾斯基对“随笔作家”蒙田极为推崇，是因为蒙田出于公民的义务和人类的责任，高声、清晰地说出了关于介入民众的抵抗和宽容的忠告。在说到随笔写作的条件时，斯塔罗宾斯基特别指出：“唯有自由的人或者摆脱了束缚的人，才能够探索和认知。奴役的制度禁止探索和认知，或者至少迫使这种态度转入地下。这种制度企图到处建立起一种无懈可击、确信无疑的话语的统治，这与随笔无缘。”强调随笔写作与自由制度和精神解放的联系，在我国作家和批评家中是极少见的。所以，在西方，洋洋数十万言的作品照例算作随笔，而在我国，随笔仅限于小品而已。
这里的随笔指的是一种自由书写，是自由观念的一种实践，相应于自由精神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语言形态，是自由存在的敞现。在本质的意义上说，随笔式写作潜在地对学院的规范化写作的否定、批判与对抗。很难设想，一个热爱自由的思想者和写作者，竟会舍弃一种富于个人性、试验性、衍生性的文体，而选择另一种文体，一种具有统一模式的，由概念和逻辑秩序支撑起来的文字建筑。
蔡晓滨先生的《幽暗的航行》惟是一部随笔式著作，所以，一开始便唤起了我的阅读的兴味，审美很可能是从形式开始的。或许，我本来便是一个形式主义者。
自然，《幽暗的航行》使我感兴趣的还有它的主题，就是知识分子问题，全书以叙述和评论相结合的形式，介绍了一批为我们所惯称的知识分子。此间，粗分有两大部分：一者来自欧美，上起两百年前的美国革命，下迄全球化的今天；再者活跃在民国期间的政治文化舞台，虽然留学或寓居西方，究竟是中土人物。作者并未着意描画东西的殊相，却在极力揭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并以此定义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的性质，作者倾向于这种认识，即：知识分子是以自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的守护者，因此，在前言中又把这批理想中的人物统一称之为“自由主义者”，这里是多少有点笼统的。正如在书中所见到的，在他们中间或左或右，或激进或保守，其中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性。
如何看待这种差异性，如何判别知识分子的文化行为并确定其属性？其实，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一致性结论的问题。
如果要同“自由主义者”联系起来，所谓知识分子，当是指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工作虽然立足于个人专业，在纸面上行走，但是，始终与公共空间有着直接的关联，体现着一种鲜明的社会立场和道德倾向。公共空间自在政府的高墙之外，所以说，在内阁官员中间是没有知识分子的位置的；同样地，知识分子也不可能为政府所豢养，成为它的智囊和喉舌。知识分子是独立的，只要离开公共空间便无法呼吸。书中的杰斐逊总统即使主持起草了《独立宣言》，具有浓郁的知识分子色彩，也不能算是自由知识分子，唯一的理由就是曾经掌握着国家权力。知识分子有一种洁癖，普遍视政治权力为一种恶，所以，哪怕是民选政府，也将与之保持距离，永远不会丧失作为一个守夜者的警觉。至于社会沦为专制统治，知识分子势必起而抗争，同政府构成紧张的对峙。这时，假如一定要到权门分一杯羹，无论怎样的唱高调，实质上都是对知识分子的背叛。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一种现代独裁政体，胡适却乐于充当政府的“诤友”，以至最后入阁，被今天的学界称为“自由主义之父”，我以为是荒诞的。像他的学生罗家伦翻译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傅斯年“当选”“国民参政员”而大议其政，如此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在我看来都大可存疑。
知识分子永远是在野的，他们的声音是“荒野的呼唤”。这声音是独异的、刺耳的、可惊悚的，所以，专制政府非极力加以扼杀不可。在人类文明史上，被杀、被囚、被流放的知识者延绵不绝，就因为他们是真理的发现者、观念的制造者、社会的“立法者”和“阐释者”，对当局来说是最危险的人。令人有点沮丧的是，愈到了后来，知识分子所受的迫害愈甚。在整个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集体受虐事件以及死亡的人数，比以往世代相加的数目要大得多。
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对政府构成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另一方面朝向社会，启蒙大众，努力将政治导入人民主权和社会正义的轨道。蔡先生在书中引用傅斯年的一段话说：“我们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的确，办报、办学之类是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特性的，所以，出现在书中的人物大都是专家、学者、教师、作家、报人、自由职业者，就不只是作者主观的择取，也是由知识分子生存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就常态而言，知识分子生活在书斋、大学和咖啡馆里；但当社会运动因他们的鼓动和其他社会力量的推演而变得声势逼人的时候，他们也会走上街头，鼓吹革命，并非永远的止于观念而不见诸行动。本书中的萨特、年轻时的罗家伦和傅斯年都参加过集体的抗议运动。当革命发展至鼎盛期，往往形成新的暴政，这时，知识分子又将凭着他的敏感、理性和批判的热情，以新的形式进行反抗。
总之，知识分子是反抗者。反抗是他们的神秘信仰、灵魂的旗帜，是有别于一般的文化学者的地方。在这里，反抗首先意含着弱势；其次是思想实践，对既存观念、规范和权力形式的质疑和颠覆。本书说到阿隆和萨特，他们无论是作为单个的存在还是相互的关系，都很有讨论的价值。
阿隆在左派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敢于坚持质疑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斯大林主义，不失为一种独立性。当然，这种姿态和价值取向，也很可能源于保守的天性，对于革命的先天的恐惧。在他那里，革命和专制是连体的。所以，当1968年“五月风暴”起来时，他会高呼“戴高乐万岁”而反对这场反对现行体制的社会抗议运动。本书作者蔡先生在这方面，倒是赞赏阿隆而对萨特有所贬抑的。与阿隆不同，萨特对现实政治介入甚深。我们知道，他对苏联的态度，便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但无论怎样，他的态度是真诚的，他的判断并非屈从于外在的权势与压力，而是来自纯粹的个人认识。没有人可以否认他是一个勇于实践的哲学家。实践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一个人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出错；然而，只要一旦发现错误，便立即自行纠正，我以为这是要比那些永远正确者更难得的。书中写到萨特经历1956年“匈牙利事件”，接受现实的教训之后宣告与苏联决裂，表态说：“我们再也不能对苏联官僚集团处于领导地位的那一批人报以什么友谊了，因为那里实行的是恐怖统治。”正是这种实践精神，使他在“五月风暴”中不可能置身局外，并为青年学生所敬仰。当时，他们说的是：“宁与萨特共享谬误，不和阿隆走向真理。”
世易时移。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右派相继掌权，西方民主社会发展的相对平稳，以及激进主义浪潮的低落，对萨特和阿隆的评价前后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对于萨特，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但是，如果把他的自由反抗的精神也因此给否定掉，只能说，这是知识分子的惨败，犬儒主义者的凯旋。
“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不同的范围，但是确实有互相交错的、共通的地方在。这是一个大课题，非是一部书或一席话可以彻底说清楚的。我要说的只是，倘若是自由知识分子，除了自由的理念之外，一定是富于道义感，勇于挑战权势、解构中心、对抗时流的人。对此，蔡先生的书有不少相关的个案和事例，而且讲述详明、生动；在传播自由民主观念方面，他做了很有意义的布道者式的工作。至于我写的一点不同的意见，亦不过增加一个不和谐音，应当不至于影响整部乐章的演奏效果的罢？
（蔡晓滨：《幽暗的航行》，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最后一章介绍斯塔罗宾斯基的随笔论，就颇异于我们传统的文体观念。斯塔罗宾斯基对“随笔作家”蒙田极为推崇，是因为蒙田出于公民的义务和人类的责任，高声、清晰地说出了关于介入民众的抵抗和宽容的忠告。在说到随笔写作的条件时，斯塔罗宾斯基特别指出：“唯有自由的人或者摆脱了束缚的人，才能够探索和认知。奴役的制度禁止探索和认知，或者至少迫使这种态度转入地下。这种制度企图到处建立起一种无懈可击、确信无疑的话语的统治，这与随笔无缘。”强调随笔写作与自由制度和精神解放的联系，在我国作家和批评家中是极少见的。所以，在西方，洋洋数十万言的作品照例算作随笔，而在我国，随笔仅限于小品而已。
这里的随笔指的是一种自由书写，是自由观念的一种实践，相应于自由精神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语言形态，是自由存在的敞现。在本质的意义上说，随笔式写作潜在地对学院的规范化写作的否定、批判与对抗。很难设想，一个热爱自由的思想者和写作者，竟会舍弃一种富于个人性、试验性、衍生性的文体，而选择另一种文体，一种具有统一模式的，由概念和逻辑秩序支撑起来的文字建筑。
蔡晓滨先生的《幽暗的航行》惟是一部随笔式著作，所以，一开始便唤起了我的阅读的兴味，审美很可能是从形式开始的。或许，我本来便是一个形式主义者。
自然，《幽暗的航行》使我感兴趣的还有它的主题，就是知识分子问题，全书以叙述和评论相结合的形式，介绍了一批为我们所惯称的知识分子。此间，粗分有两大部分：一者来自欧美，上起两百年前的美国革命，下迄全球化的今天；再者活跃在民国期间的政治文化舞台，虽然留学或寓居西方，究竟是中土人物。作者并未着意描画东西的殊相，却在极力揭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并以此定义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的性质，作者倾向于这种认识，即：知识分子是以自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的守护者，因此，在前言中又把这批理想中的人物统一称之为“自由主义者”，这里是多少有点笼统的。正如在书中所见到的，在他们中间或左或右，或激进或保守，其中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性。
如何看待这种差异性，如何判别知识分子的文化行为并确定其属性？其实，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一致性结论的问题。
如果要同“自由主义者”联系起来，所谓知识分子，当是指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工作虽然立足于个人专业，在纸面上行走，但是，始终与公共空间有着直接的关联，体现着一种鲜明的社会立场和道德倾向。公共空间自在政府的高墙之外，所以说，在内阁官员中间是没有知识分子的位置的；同样地，知识分子也不可能为政府所豢养，成为它的智囊和喉舌。知识分子是独立的，只要离开公共空间便无法呼吸。书中的杰斐逊总统即使主持起草了《独立宣言》，具有浓郁的知识分子色彩，也不能算是自由知识分子，唯一的理由就是曾经掌握着国家权力。知识分子有一种洁癖，普遍视政治权力为一种恶，所以，哪怕是民选政府，也将与之保持距离，永远不会丧失作为一个守夜者的警觉。至于社会沦为专制统治，知识分子势必起而抗争，同政府构成紧张的对峙。这时，假如一定要到权门分一杯羹，无论怎样的唱高调，实质上都是对知识分子的背叛。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一种现代独裁政体，胡适却乐于充当政府的“诤友”，以至最后入阁，被今天的学界称为“自由主义之父”，我以为是荒诞的。像他的学生罗家伦翻译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傅斯年“当选”“国民参政员”而大议其政，如此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在我看来都大可存疑。
知识分子永远是在野的，他们的声音是“荒野的呼唤”。这声音是独异的、刺耳的、可惊悚的，所以，专制政府非极力加以扼杀不可。在人类文明史上，被杀、被囚、被流放的知识者延绵不绝，就因为他们是真理的发现者、观念的制造者、社会的“立法者”和“阐释者”，对当局来说是最危险的人。令人有点沮丧的是，愈到了后来，知识分子所受的迫害愈甚。在整个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集体受虐事件以及死亡的人数，比以往世代相加的数目要大得多。
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对政府构成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另一方面朝向社会，启蒙大众，努力将政治导入人民主权和社会正义的轨道。蔡先生在书中引用傅斯年的一段话说：“我们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的确，办报、办学之类是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特性的，所以，出现在书中的人物大都是专家、学者、教师、作家、报人、自由职业者，就不只是作者主观的择取，也是由知识分子生存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就常态而言，知识分子生活在书斋、大学和咖啡馆里；但当社会运动因他们的鼓动和其他社会力量的推演而变得声势逼人的时候，他们也会走上街头，鼓吹革命，并非永远的止于观念而不见诸行动。本书中的萨特、年轻时的罗家伦和傅斯年都参加过集体的抗议运动。当革命发展至鼎盛期，往往形成新的暴政，这时，知识分子又将凭着他的敏感、理性和批判的热情，以新的形式进行反抗。
总之，知识分子是反抗者。反抗是他们的神秘信仰、灵魂的旗帜，是有别于一般的文化学者的地方。在这里，反抗首先意含着弱势；其次是思想实践，对既存观念、规范和权力形式的质疑和颠覆。本书说到阿隆和萨特，他们无论是作为单个的存在还是相互的关系，都很有讨论的价值。
阿隆在左派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敢于坚持质疑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斯大林主义，不失为一种独立性。当然，这种姿态和价值取向，也很可能源于保守的天性，对于革命的先天的恐惧。在他那里，革命和专制是连体的。所以，当1968年“五月风暴”起来时，他会高呼“戴高乐万岁”而反对这场反对现行体制的社会抗议运动。本书作者蔡先生在这方面，倒是赞赏阿隆而对萨特有所贬抑的。与阿隆不同，萨特对现实政治介入甚深。我们知道，他对苏联的态度，便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但无论怎样，他的态度是真诚的，他的判断并非屈从于外在的权势与压力，而是来自纯粹的个人认识。没有人可以否认他是一个勇于实践的哲学家。实践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一个人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出错；然而，只要一旦发现错误，便立即自行纠正，我以为这是要比那些永远正确者更难得的。书中写到萨特经历1956年“匈牙利事件”，接受现实的教训之后宣告与苏联决裂，表态说：“我们再也不能对苏联官僚集团处于领导地位的那一批人报以什么友谊了，因为那里实行的是恐怖统治。”正是这种实践精神，使他在“五月风暴”中不可能置身局外，并为青年学生所敬仰。当时，他们说的是：“宁与萨特共享谬误，不和阿隆走向真理。”
世易时移。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右派相继掌权，西方民主社会发展的相对平稳，以及激进主义浪潮的低落，对萨特和阿隆的评价前后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对于萨特，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但是，如果把他的自由反抗的精神也因此给否定掉，只能说，这是知识分子的惨败，犬儒主义者的凯旋。
“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不同的范围，但是确实有互相交错的、共通的地方在。这是一个大课题，非是一部书或一席话可以彻底说清楚的。我要说的只是，倘若是自由知识分子，除了自由的理念之外，一定是富于道义感，勇于挑战权势、解构中心、对抗时流的人。对此，蔡先生的书有不少相关的个案和事例，而且讲述详明、生动；在传播自由民主观念方面，他做了很有意义的布道者式的工作。至于我写的一点不同的意见，亦不过增加一个不和谐音，应当不至于影响整部乐章的演奏效果的罢？
（蔡晓滨：《幽暗的航行》，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