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酉年春末，我去衡阳县曲兰乡菜塘湾参观了王夫之的故居湘西草堂。印象最深的既不是草堂左侧洗笔池的黑不见底，也不是草堂右侧古藤茎的矫若游龙，而是后山上的两座亭子。亭子本身毫无特色，漆皮斑驳，名字倒是耐人寻味，一座叫莫急亭，另一座叫且缓亭。亭名的由来已无从考证，只知王夫之在山下隐居了40余年，著作等身，“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最终如愿以偿。莫急才能不慕繁华，精研学问，“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且缓方可忍耐寂寞，等待时机。《船山全书》的横空出世延迟了170余年，既是出版界的盛事，也是人间奇迹。若论韧劲和耐心，看其之前的史家，有司马迁、司马光，看其身后的学者，脚步大多匆忙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天下学问，唯慢不立。此理可与智者道，难与俗人言。
　　一个人性子急，你劝他慢一点，再慢一点，他就能放慢节奏吗？未必。同治元年（1862年）秋，江苏巡抚李鸿章邀约郭嵩焘前往任职。郭嵩焘途经安庆，去湘军大营拜访曾国藩，盘桓一月之久，两人相处融洽，无话不谈。临别之际，曾国藩书联一副赠予郭嵩焘：“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两句箴言可谓对症良药，但郭嵩焘徒为心领，并未神会。日后，他无论是署理广东巡抚，还是泛洋出使英、法，都因为求治太急，行事过于操切而落职。越忙越错，越错越忙，一旦陷身于这个怪圈中，就难免遭遇鬼打墙，不管怎么绕都休想绕出去。
　　“慢”不是倾向懒散，而是倾向精细。这方面，一直都有高人指引。同盟会元老胡汉民夸赞道：“黄兴是个标准的‘湖南骡子’。更隐藏‘老子不信邪’的脾气，其雄健不可一世，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弗逮。先生使人，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传闻耳熟是语，以为即先生生平治己之格言。”大革命家黄兴的口头禅居然是“慢慢细细”，这确实出人意料，他一生教人“慢慢细细”，教人慢工出细活，急就章率尔粗疏，难成精品和绝活。这就难怪了，由于准备不足，广州起义仓促致败，折损了一大批精英，始终都是他心头治之不愈的剧痛和挥之不散的阴影。
　　单论慢慢细细，现代人中，我最佩服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他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知之者不少，至于他的性格特点“慢、稳、刚”，则知之者不多。这个“慢”，不是傲慢，不是怠慢，不是简慢，也不是梅贻琦不惜时，不守时，而是从容不迫，张弛有度。当年，他报考清华学校首批庚款赴美留学生，揭晓之日，看榜者早早就位，唯独梅贻琦姗姗来迟，单看他冷静的态度，没人能猜出他是否获隽。当校长，教育学生，他主张慢慢熏陶，不赞成匆匆模铸，速成的流水线注定培养不出“博极今古，学贯中西”的通才，而只会扼杀“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天才。他的“从游论”颇具新意：“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抗战期间，物力维艰，西南联大经费奇绌，校方原本给校领导配备了一部小汽车，梅贻琦视之为奢侈品，将它封存于仓库中，辞退司机，安步当车。若要外出应酬，他就坐人力车代步。若要去重庆出差，只要时间允许坐邮车，他就不坐飞机。坐邮車岂不是要比坐飞机慢得多累得多吗？梅贻琦却舍快求慢，舍舒适取劳顿。“慢”与“累”后面当然还有一个字，那就是“省”，艰难时期，省就是赚。梅贻琦常说：“让我管这个家，就得精打细算。”他讲的“家”，并非自己的小家，而是国立西南联大这个大家庭。他给“慢慢细细”注入了新鲜血液，教授们都敬他，大师们都服他，也就合情合理了。
　　如今，事事处处都强调高效快速、日新月异，这样的节奏当然令人欣喜，然而说到做学问，它依旧是个慢工程，必须往精细处狠下功夫，丝毫马虎不得，也没有任何快捷键可摁。梁启超曾愧叹自己做学问如同骑骏马追疾风，欲速而不达，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应该引以为训。
　　（常朔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