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在不少人看来,是我最辉煌的一年,而我心底分明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在呐喊:不,这是我最屈辱的一年!
　　有人认为我辉煌,是因为他们看到我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发表“学术论文”15篇;我自认为屈辱,是因为我以每周一篇的速度炮制垃圾文章,以找熟人、拉关系、请客送礼、出版面费等卑鄙手段使其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我的良心为此深感不安,因为我的龌龊行径浪费了一大堆纸张,这相当于毁掉了一片树林,而我何曾种活过一棵小树?——我亏欠这个世界!
　　本真的我,坚韧不拔,高洁脱俗,不被外物奴役,不为名利所累。不少朋友曾多次衷心相劝:“出版面费发表论文并不吃亏,单位奖励、晋升职称、上涨工资。”其实,这种小学数学题我还是会算的,我不是觉得那样做不划算,而是认为那样做太无聊、太无耻、太肮脏、太恶心。发表文章给作者稿酬才是合乎逻辑的,我岂肯“为三斗米折腰”。
　　为晋职称而写文章,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能写出有价值的文章吗?毛泽东指点江山、排山倒海、平白如话的政论,鲁迅嬉笑怒骂、鞭辟入里、忧国忧民的杂文,安徒生想象绮丽、美轮美奂、激浊扬清的童话,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哪一篇不是“胸中有话,不得不发”。而那些无病呻吟、矫揉造作、以钱买“发”的所谓文章,何曾有一星半点的价值?!
　　然而,我既找不到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又没有李白“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勇气,便只好投降。马克思说,最大的不幸是屈服,我屈服了——我能不痛苦吗?马克思还说,最不能原谅的是迎逢,我迎逢了——马克思都不能原谅我,我还能原谅自己吗?
　　我之所以屈服于这世间的功名利禄,是因为我的性格还不够坚强——当高朋满座,人们真诚地尊称我“王教授”时,我为自己仍是讲师而脸红。我为什么要脸红呢?我的脸红,恰恰暴露了我畏惧世俗偏见的懦弱,我为自己的脸红而脸红;我之所以迎逢这恶俗的学术风气,是因为我的心灵还不够高洁——与某些所谓专家、学者、教授同流合污,故弄玄虚,沽名钓誉,违心地去炮制那毫无价值、除了作者再无读者的垃圾文字。而我最想写也最该写的文章却没写,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目睹学术界之怪现象》。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懂我的人,认为我的变化是猛醒,为我欣喜;懂得我的人,知道我的变化是堕落,为我痛心。不过,亲爱的知音,请你放心,我不会就此沉沦,被世俗永久奴役,因为毕竟我有一颗向往自由的高贵灵魂!
　　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热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知道,我的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在进行上述无聊、无耻活动的同时,我并非完全不务正业。我爱我的职业,爱我的学生。我讲课的最大苦恼,就是时常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学生赞誉我为“青年导师”;到各地讲学,我演讲的礼堂时而鸦雀无声,时而掌声雷动,上千名中小学教师时而会心微笑,时而泪光盈盈。此刻,我看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既培育着幼苗,又培训着园丁,总算干了点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事情,吾心稍慰。
　　经常有人问我:“你在教学上投入那么多心血和精力有什么用?课讲得再好,既不能晋级晋职,也不能升官发财。你图的是什么呀?”我回答:“我图的是当一个好老师。”是的,我不图别的,就图“当一个好老师”——当一个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良心的好老师。
　　一支粉笔一张嘴,
　　两袖清风两卷书;
　　三尺讲台三十年,
　　四季耕耘四海春!
　　我真的认为当老师挺好:备课上课,培育学生;看书学习,思考人生;扛起肩上责任,喜看学生成长。干的是一项多么神圣、洁净而有意义的工作呀!再看看社会上的一些人,为一官半职,为蝇头小利,挖空心思、机关算尽、勾心斗角、奴颜婢膝……累不累呀,有意思吗?没意思!正如《红楼梦》所言:“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当教师无欲无求、充实愉快、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堂堂正正、气气魄魄!我们要真正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关注自己的生命状态。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一种感觉——享受自己的生活,不要与他人相比!
　　苏格拉底说:“我教书是因为爱智慧,而不是为赚钱。”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邹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