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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我国遭遇新冠肺炎突发疫情，抗疫期间，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激活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相互配合。本研究基于我国抗疫期间的经验观察，以政治社会学为视角，结合“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后发现，适度的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对于我国今后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突发性的新冠疫情，让今年的春节变成了“宅家节”，戴口罩、勤洗手、量体温成为公众2020开年的日常习惯。随着春暖花开，我国对疫情的控制也走向柳暗花明之时。
此次抗击疫情是一个复杂浩大的系统工程，一个国家的体制、统筹和组织动员能力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应能力等等，每一个细节都在这个系统当中得到试炼。此次疫情作为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攸关人们的健康乃至生命，它使得每一个个体都不再能够置身事外，而是需要牢牢地成为社会共同体。在抗疫期间，国家力量与社会多元力量分别在各自领域展开了积极行动，在实践中展现出一种既相互配合又摩擦冲突的复杂关系，引发人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量。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政治社会学中的经典议题，运用这一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与反思二者关系。
“国家-社会”分析框架
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研究，最初起源于西方的政治社会学传统。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包含着“市民社会”“国家与市民社会”等西方政治社会学理念经由国内学者翻译引入中国。
近二十年来，国内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无限张力，引起了学界的研究热潮，“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成为主流的理论研究范式。学界围绕此领域大致形成了三种研究视角：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以及“国社互强”论。
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无疑分别把重心放在了国家或社会一方，学界对这两种视角存在的内在局限性展开了长期讨论。国家中心论认为国家自身具备强大的组织资源和合法性权威，可以通过调整行政化命令的方式对社会施以控制和约束，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关注“国家在场、社会退场”的情形。在这一观点背后，其实预設的是一种“无关利害、漠视消极”的社会，因此，如果人们不去探究社会为何消极的真正原因，那对于国家为何强势的解释也并不足以让人信服。同样，社会中心论则强调国家之外“市民社会”的组织与自主能力，预期未来形成“国家退场、社会主导”的情形。由于我国国情是国家主导的资源分配体制，但是市民社会的发育生长必须依附于各类资源与发展机会，所以往往必须同国家进行交易与合作，在这样的过程中，社会将陷入一面追求自主一面又无法摆脱国家制约的矛盾境地（耿曙、胡玉松，2011）。
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带来的博弈往往不是人们希望的结果，于是诸多学者开始打破这种对立思维，发展出第三种视角。“国社互强”论将双方都纳入关照，认为国家和社会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和行动都是互动的结果（张静，1998）。在实际关系中二者透过相互合作的方式达成彼此利益的融合一致，国家的强势有赖于社会的配合，社会的强势依托于国家的建构。由此，“国社互强”论视角为我们运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国家与社会并非是相互分离的岛屿，相反，它们一定在不同的地方相互重叠着，或竞争冲突，或寻求合作。
疫情下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
我国在应对此次新冠疫情过程中，最明显同时也最有效的做法是体制资源与非体制资源的相互配合，形成了一股合力。这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
1、社会国家化。中国的最大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中央、地方再到民众进行调动，将所有的力量凝聚一起，共同达成某一目标。以这次湖北地区疫情防控战为例，在短短十余天内，武汉等多地接连封城;雷神山、火神山医院迅速落成;大量的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向武汉;全国各地都启用一级响应，建立了全国性的疫情防控机制等等。在如此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干预下，疫情的大面积蔓延得到了有效控制，社会的国家化表现出其相当积极的一面。
但是，过度的社会国家化又会使得事情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从“没有权限公布疫情”的市长到为领导配口罩的专车司机，从湖北红十字会物资分配不均到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治病等等，都从一个侧面暴露出社会国家化的弊端。所以，国家既不能包办一切，社会也不能自行其是。透过此次疫情防控战，可以看到在国家-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适度的社会国家化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所以，总的来说，虽然社会国家化可能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冲突，但这一现象的存在，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以我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我们需要的应该是“适度的社会国家化”。
2、国家社会化。我们国家的体制是一个自上而下划分为多层级、多部门的复杂体制，这样的体制存在一个问题，即政策由中央到地方的“下达”路径比较畅通，而民意由地方到中央的“上传”路径却不够畅通。在面临此次重大疫情的情况下，中央作为最高政治主体，具备提出全局性政策部署的权力;而当疫情最初发生时，地方政府由于受制于体制制约，没有上级命令便无法采取行动，更难去自行决定与其他非体制资源进行合作。如在湖北红十字会早期物资分配中所发生的问题，作为承担国家重大疫情物资调配的权力部门，在关键时期不能显示出民众期盼发挥的作用，而是当之后的社会力量介入后，才一同被分担完成。
此外，在疫情早期处置中，大量民众的发声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舆论发声的通道不够透明和畅通，从而给国家的公信力带来了极大挑战。例如早期限制医生私自谈论病情与接受媒体采访，甚至部分医生曾被进行过“约谈”，这些都导致最初处于急诊一线的医生完全暴露在病患之中，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强烈愤慨。因此，如果是过于固化和封闭的制度体制，不仅在面临问题时会表现信息接收与反应迟钝、资源不足等系统性矛盾，更会忽略社会发声，限制社会力量的参与，有时甚至会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而在本次疫情之中，由于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各类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多种资源进行结合，疫情才慢慢得到了积极的控制。所以，尽管我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到具体的细节中，每一个地区每一家医院每一个社区，就需要发动社会力量进行满足。如在此次全国的疫情防控中，各地最基层的乡村、社区采取符合本地风土人情的“土味宣传”“硬核劝告”等方式，以及各类社区志愿者采取临时性封村、封小区等手段来解决人员流动等问题，都极大地体现出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国家发展不能够脱离实际，不能够脱离社会，国家的社会化显得尤为必要。
结论与讨论
通过梳理，本文认为适度的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适度的社会国家化肯定了我国政治体制在本次疫情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它使得全国力量按照中央统一、科学的决策部署进行全面动员，构筑了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但与此同时，在国家发展中需要特别注意“适度性”，这也就是国家的社会化意义。因此，应创建更加宽松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环境，创造各类社会主体自主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要构建完善国家-社会的沟通衔接平台，尤其要畅通社会向上发声与参与的渠道;另一方面还需要对体制资源与非体制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与分配，根据其特点充分发挥各类资源的力量，以期构筑一个国强社强的制度格局。
参考文献
[1]焦文峰.论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J].江苏社会科学，1995（04）.
[2]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J].社会学研究，1998（03）.
[3]耿曙，胡玉松.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上海基层社区“抗非”考察[J].社会，2011（06）.
[4]杰弗里·塞勒斯.超越韦伯式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4（09）.
[5]丁惠平.“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应用与限度——以社会学论域中的研究为分析中心[J].社会学评论，2015（09）.
[6]刘安.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及其学理反思——基于政治社会学视角的分析[J].社会学评论，2015（05）.
[7]白立强.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J].理论探讨，2007（03）.
作者简介
邓 雯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硕士研究生
杨璐涵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硕士研究生
突发性的新冠疫情，让今年的春节变成了“宅家节”，戴口罩、勤洗手、量体温成为公众2020开年的日常习惯。随着春暖花开，我国对疫情的控制也走向柳暗花明之时。
此次抗击疫情是一个复杂浩大的系统工程，一个国家的体制、统筹和组织动员能力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应能力等等，每一个细节都在这个系统当中得到试炼。此次疫情作为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攸关人们的健康乃至生命，它使得每一个个体都不再能够置身事外，而是需要牢牢地成为社会共同体。在抗疫期间，国家力量与社会多元力量分别在各自领域展开了积极行动，在实践中展现出一种既相互配合又摩擦冲突的复杂关系，引发人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量。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政治社会学中的经典议题，运用这一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与反思二者关系。
“国家-社会”分析框架
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研究，最初起源于西方的政治社会学传统。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包含着“市民社会”“国家与市民社会”等西方政治社会学理念经由国内学者翻译引入中国。
近二十年来，国内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无限张力，引起了学界的研究热潮，“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成为主流的理论研究范式。学界围绕此领域大致形成了三种研究视角：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以及“国社互强”论。
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无疑分别把重心放在了国家或社会一方，学界对这两种视角存在的内在局限性展开了长期讨论。国家中心论认为国家自身具备强大的组织资源和合法性权威，可以通过调整行政化命令的方式对社会施以控制和约束，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关注“国家在场、社会退场”的情形。在这一观点背后，其实预設的是一种“无关利害、漠视消极”的社会，因此，如果人们不去探究社会为何消极的真正原因，那对于国家为何强势的解释也并不足以让人信服。同样，社会中心论则强调国家之外“市民社会”的组织与自主能力，预期未来形成“国家退场、社会主导”的情形。由于我国国情是国家主导的资源分配体制，但是市民社会的发育生长必须依附于各类资源与发展机会，所以往往必须同国家进行交易与合作，在这样的过程中，社会将陷入一面追求自主一面又无法摆脱国家制约的矛盾境地（耿曙、胡玉松，2011）。
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带来的博弈往往不是人们希望的结果，于是诸多学者开始打破这种对立思维，发展出第三种视角。“国社互强”论将双方都纳入关照，认为国家和社会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和行动都是互动的结果（张静，1998）。在实际关系中二者透过相互合作的方式达成彼此利益的融合一致，国家的强势有赖于社会的配合，社会的强势依托于国家的建构。由此，“国社互强”论视角为我们运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国家与社会并非是相互分离的岛屿，相反，它们一定在不同的地方相互重叠着，或竞争冲突，或寻求合作。
疫情下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
我国在应对此次新冠疫情过程中，最明显同时也最有效的做法是体制资源与非体制资源的相互配合，形成了一股合力。这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
1、社会国家化。中国的最大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中央、地方再到民众进行调动，将所有的力量凝聚一起，共同达成某一目标。以这次湖北地区疫情防控战为例，在短短十余天内，武汉等多地接连封城;雷神山、火神山医院迅速落成;大量的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向武汉;全国各地都启用一级响应，建立了全国性的疫情防控机制等等。在如此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干预下，疫情的大面积蔓延得到了有效控制，社会的国家化表现出其相当积极的一面。
但是，过度的社会国家化又会使得事情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从“没有权限公布疫情”的市长到为领导配口罩的专车司机，从湖北红十字会物资分配不均到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治病等等，都从一个侧面暴露出社会国家化的弊端。所以，国家既不能包办一切，社会也不能自行其是。透过此次疫情防控战，可以看到在国家-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适度的社会国家化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所以，总的来说，虽然社会国家化可能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冲突，但这一现象的存在，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以我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我们需要的应该是“适度的社会国家化”。
2、国家社会化。我们国家的体制是一个自上而下划分为多层级、多部门的复杂体制，这样的体制存在一个问题，即政策由中央到地方的“下达”路径比较畅通，而民意由地方到中央的“上传”路径却不够畅通。在面临此次重大疫情的情况下，中央作为最高政治主体，具备提出全局性政策部署的权力;而当疫情最初发生时，地方政府由于受制于体制制约，没有上级命令便无法采取行动，更难去自行决定与其他非体制资源进行合作。如在湖北红十字会早期物资分配中所发生的问题，作为承担国家重大疫情物资调配的权力部门，在关键时期不能显示出民众期盼发挥的作用，而是当之后的社会力量介入后，才一同被分担完成。
此外，在疫情早期处置中，大量民众的发声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舆论发声的通道不够透明和畅通，从而给国家的公信力带来了极大挑战。例如早期限制医生私自谈论病情与接受媒体采访，甚至部分医生曾被进行过“约谈”，这些都导致最初处于急诊一线的医生完全暴露在病患之中，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强烈愤慨。因此，如果是过于固化和封闭的制度体制，不仅在面临问题时会表现信息接收与反应迟钝、资源不足等系统性矛盾，更会忽略社会发声，限制社会力量的参与，有时甚至会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而在本次疫情之中，由于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各类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多种资源进行结合，疫情才慢慢得到了积极的控制。所以，尽管我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到具体的细节中，每一个地区每一家医院每一个社区，就需要发动社会力量进行满足。如在此次全国的疫情防控中，各地最基层的乡村、社区采取符合本地风土人情的“土味宣传”“硬核劝告”等方式，以及各类社区志愿者采取临时性封村、封小区等手段来解决人员流动等问题，都极大地体现出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国家发展不能够脱离实际，不能够脱离社会，国家的社会化显得尤为必要。
结论与讨论
通过梳理，本文认为适度的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适度的社会国家化肯定了我国政治体制在本次疫情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它使得全国力量按照中央统一、科学的决策部署进行全面动员，构筑了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但与此同时，在国家发展中需要特别注意“适度性”，这也就是国家的社会化意义。因此，应创建更加宽松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环境，创造各类社会主体自主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要构建完善国家-社会的沟通衔接平台，尤其要畅通社会向上发声与参与的渠道;另一方面还需要对体制资源与非体制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与分配，根据其特点充分发挥各类资源的力量，以期构筑一个国强社强的制度格局。
参考文献
[1]焦文峰.论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J].江苏社会科学，1995（04）.
[2]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J].社会学研究，1998（03）.
[3]耿曙，胡玉松.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上海基层社区“抗非”考察[J].社会，2011（06）.
[4]杰弗里·塞勒斯.超越韦伯式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4（09）.
[5]丁惠平.“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应用与限度——以社会学论域中的研究为分析中心[J].社会学评论，2015（09）.
[6]刘安.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及其学理反思——基于政治社会学视角的分析[J].社会学评论，2015（05）.
[7]白立强.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J].理论探讨，2007（03）.
作者简介
邓 雯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硕士研究生
杨璐涵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