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雅笔筒人生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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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鱼龙海兽紫檀笔筒直径14.6×11.7厘米 高16.5厘米王世襄旧藏

  《长物志》中说:“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又坐卧依凭,无不便适”。古人身着的布麻绢罗,无不与木器极配极熨帖,文房用器也以清净雅丽唯尚。在诸般器作中,最让人动心不已的当属笔筒了。古人讲究砚田笔耕,而笔筒则为毫颖之贮,不能不为之用心。

自然古雅为尚


  “古人制具尚用,不惜所费,故制作极备,非若后人苟且……皆以精良为乐,匪徒铭金石、尚款识而已。今人见闻不广,又习见时世所尚,遂致雅俗莫辨。更有专事绚丽”。诚然,文房器具因其小,多为锐意而作,亦难免过犹不及。例如一件黄花梨嵌宝笔筒,用各样物什镶嵌成花枝、鸟雀等等,另一侧镌刻的题诗“好花秋更丽,何必羡华春”,用一“秋”字点出繁华中一点苍劲,但更多沉着淹没于绮丽中。
  项元汴在《蕉窗九录》中讨论笔管,认为金银牙漆,均不如寻常白竹方便趁用。笔筒亦然,依木材而定,或整料挖制,或取材拼合,慎用其他材质来增饰,自然有种清水出芙蓉的楚楚动人。屠隆《文房器具笺》有对笔筒的品评:“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稜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推选竹筒,乃是承《长物志》之绪,从中亦可看出木作笔筒由竹筒演进而来,并日渐成为大成。然而,无论如何,螺钿嵌宝等终是下品。古朴的笔筒乃是由黄花梨靠根部的圆材掏挖而成,表面形成厚厚的包浆质感温润通透,犹如凝脂般的光滑。尽管素面,毫无任何装饰,但早已在人心留下深深的痕迹。这样的铭镂之功取自自然,非人力所能为。因为古雅是中国深达骨髓的审美标准,在这个带有强大认同感的美学系统下,任何的装点都不是多余。

珍材精雕合一


  依笔者愚见,黄花梨要比紫檀更能传达传统士人特有的美学意蕴。安思远曾将黄花梨与紫檀的颜色区别加以动态分析,黄花梨的褪色在他的笔下显得婉约别致,如他在《洪氏所藏木器百图》中指出:“美感或价值并非取决于木料。有远见的藏家购买的是家具,不是木材。”文房木器更是能够集中反映这一观点,若无佳构,虽珍材无益。
  而王世襄于俪松居所藏的几件笔筒,尽管是紫檀料,也能传达出这样的美学选择,这全赖王畅安先生的学养情怀。如一件明代鱼龙海兽紫檀笔筒,雕出两条龙,周匝还有鱼、狮、马、虎、象、犀、螺等动物形象,初看来竟觉得有些繁丽。我们当然可以说它独具匠心,但未免有些杂乱,在笔筒口部还杂嵌八宝,更显缛丽浮夸了。王世襄崇尚明式家具,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批评明清家具有“八病”,这件笔筒也并非是王老最为特意之藏。他在追忆第一件紫檀笔筒是何等神往:“螭龙一躯蟠笔筒上,高浮雕几成圆雕,脊线如刃,犀利无比,此外全器光素无纹。”只可惜那件苍茫古茂的笔筒已遗失,如今可见的这件雕龙嵌宝笔筒只是聊备一格。嗣后收录的笔筒,畅安老追求清雅可喜,即便是紫檀也出落风尘,如潘老桐刻人物紫檀笔筒、梁山舟铭张芑堂刻紫檀笔筒,虽然已是清代气卑,但也斯斯文文的。特别后一件,乃是名书家梁同书所书,刻竹世家张燕昌所镌,相得益彰。
  由此可见,文房木器还有着家具不能比拟的妙处,就是文人与名匠能够共同参与制作。这样的器物在制作之初就极备文气,这倒也符合文震亨《长物志》中所告诫的“轩窗几案,毫无韵物,而侈言陈设,未之敢轻许也”。

东方美学典范


  当然,文房木器并不限于笔筒一类,《长物志》中的“器具”就分列香罐、香合、隔火、匙筯、筯瓶、袖炉、手炉、香筒、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床、笔洗等林林总总,共58项,其中是不乏木器之影的。在这样繁多的名目下,可以想见文人生活的精致。在这样精致生活下,自然能够体察物象之微,也就成全了中国书画的伟大与永恒。如果说这样会有玩物丧志之嫌,那就有点易牙之罪了。董其昌《古董十三说》曾言,“古董,今之玩物也,唯贤者能好之无敝,拘谨之人视为无用之物,斥去不蓄,恐人耽于玩好废事,流为游惰而无成也”。何以能“无敝”,在于能够直指中国古典美学之要义。《遵生八笺》上说,“文房器具,非玩物等也。古人云,‘笔墨精良,人生一乐’”。所谓精良,正是古典美学的表征,其中美学典范则是含蓄的、沉潜的、敦厚的,能够听见世间的低语。人生一乐,也不是要沦为享乐主义,苦乐生涯,必有佳构名作。
  文房木器,尤其是笔筒臂搁与书画更为密切者,虽然不是书画的物质载体,但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情绪外放的道具,是一味文化引子。这也构成了华人独特的文化特性,自古绵长、历久弥新,亦形成了颇为强大的文化圈。汉文化圈的外在物质形式则汇集于木质家具,或者是瓷器之上,书画添上了最后一抹华彩。可是,最能体现东方人性格的莫过于那些大小高低不同的硬木家具,似乎蕴含着千年的温度,亦藏着中庸的智慧。笔筒是木器最为点睛之作,因其内贮管颖,亦能化为了文化桥梁。


清 梁山舟銘张芑堂刻紫檀笔筒直径11.7厘米 高13厘米王世襄旧藏


清 梁山舟铭张芑堂刻紫檀笔筒铭拓片

  翦淞阁主人黄玄龙亦有论:“书画、器物等文化遗产上,借由提升自己的鉴赏与美学之境界,以文物、古器所铺陈蕴造出的居处氛围与环境来滋养自己的高情雅性,这就是晚明文士高濂与文震亨等人所倡的‘闲雅好古稽古之学’以及‘长物学’”。追求闲适和乐,讲究古朴清雅的生活环境是一种输出,但也多为有闲有力的人而能至,中人恐有“徒有羡鱼情”。无论是管笔画江山,还是卖画买山,还是回归到文人的笔墨生涯中。于是,笔筒在文化的聚焦灯下,不远不近,也在不怨不怼地望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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