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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夜之间导致苏共亡党和苏联国家解体的苏联剧变被人誉为“现代世界真正的斯芬克斯之谜”，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是造成苏联剧变的重要直接诱因。从制度变革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改革启示我们，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信念，坚持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立足基本国情实际，规避制度模仿的陷阱；进行必要科学的总体设计，规避制度之间的关系混乱；依靠法治力量来推进改革，规避制度成果的夭折；重视改革中新旧制度衔接，规避制度进步的畸变。
〔关键词〕 政治体制改革，制度问题，戈尔巴乔夫改革，改革教训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5-0062-05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1 〕 （P23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则进一步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核心议题进行研究部署。这表明，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在步入制度化推进的轨道。笔者认为，尽管当前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从制度层面对直接导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尚似不够。应该说，在制度层面，戈尔巴乔夫改革给人们留下了诸多方面的教训。本文基于这些历史教训对我国当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些思考与探讨。
一、坚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信念，坚持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
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今天的中国，决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去改革，否则“必然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 〔2 〕 （P176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党中央在正式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同时，多处着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和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1 〕 （P44 ）。2014年7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理想信念和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这些都是对包括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教训的历史洞察和政治回应。
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具体地说就是十八大报告指出的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 〕 （P22-23 ）。离开了这个根本方向，改革将因发生制度迷向而成为随波逐流的“无锚之船”，甚至让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与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关于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及其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3 〕 （P213 ）因而，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与改革根本方向，从政治进步与国家安全角度看就是要避免像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家因改革不当而发生的国家分裂与社会倒退的民族悲剧。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很大教训便是丢弃了社会主义这一确保改革发展无虞的“定海神针”，使改革充满了不确定与变数。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他在改革进行了两年之后在《改革与新思维》中一方面声称向列宁求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一方面却鼓吹与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念，什么“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和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等”等。不仅如此，其改革目标还呈现前后矛盾与相互否定的悖谬特点。1987年11月2日，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上他说：“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几年之后，他却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大转弯，声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云云 〔4 〕 （P306 ），把苏联国家丑化为“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并斥之为“专横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极权社会主义”、“兵营社会主义”。在这种互相矛盾的改革理念引导下，其改革则是以不断地左右摇摆的方式不断地对现行制度的改来改去而让人们手足无措，而这种毫无方向感的改来改去最终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根本改造”社会主义“大厦”的目的，而且是彻底摧毁了整个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事业，造成了苏联改革的大动荡与后苏联时代的混乱萧条。
对他的改革，我们在此不作道德善恶与政治对错上的评判。仅仅指出的是，有人含蓄地讽刺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次“陌生的旅行”，有人则直截了当地把他的改革比喻成“一架不知飞向何处和在哪里着陆的飞机”。这些并非可以一笑了之的揶揄之词。从政治变迁与政治制度学角度看，戈尔巴乔夫不知道自己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制度瞬间转换是一场虽然刺激却万分危险的游戏，这与一个蹩脚的司机在飚速驾车中突然猛打方向盘朝相反方向开去是多么的相似！苏联国家最终的四分五裂与猛然转向的司机最后车毁人亡的惨剧又是多么的相似！只不过，苏联党与苏联人民成为其这场改革悲剧的无辜牺牲品让人扼腕叹息。
二、立足基本国情实际，规避制度模仿的陷阱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我国的最大实际，也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与面对的最大实际。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西方民主那一套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 〔3 〕 （P249 ）党的十八大提出：“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1 〕 （P23 ）习近平也鲜明地指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这反映了我们立足国情实际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审慎。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西方民主在许多东方国家的推广不是给当地人民带来福祉而是灾难，例如泰国、乌克兰等国家的民主乱象与国家动荡。因而这种政治审慎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古今中外的政治发展历史昭示我们，一种政治模式和政治结构的建立，并非简单地取决于人们的良好愿望和主观意志，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制度环境等。马克斯·韦伯认为，人们的理性和选择是在给定的社会历史时期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充分考虑特殊复杂的大国国情和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艰难，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绝对避免因为机械照搬其他国家政治制度模式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有关研究充分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确实忽视了当时苏联的国情实际。他以内容抽象的“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却没有把这种抽象的改革原则与苏联国情相结合的思考。因而，一方面他经常为了平衡保守派和激进派而不停止地跳“摇摆舞”。他的搭档、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对此感慨说：“对于‘左派’还是‘右派’，他总是常常作出小小的或不小的让步，以此求得他们之间的平衡。” 〔4 〕 （P109 ）另一方面，在改革的关键时刻糊里糊涂地和稀泥。1990年面对雷日科夫的“政府方案”和沙塔林的“500天计划”这两个几乎截然对立的改革方案，他茫然无措后自作聪明地提出了把二者内容机械调和起来的总体方案，试图同时讨好激进派与保守派双方。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作为苏联共产党主心骨的中央政治局公开分裂为三派：一派是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为代表，一帮是以雷日科夫为代表，还有“沼泽派” 〔4 〕 （P314 ）；叶利钦趁机对苏共进行致命地反戈一击——取缔苏联共产党的存在等。
具有历史反讽意味的是，直至他的改革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依旧喋喋不休地大谈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现代的社会组织形式”，充分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而在这种对抽象原则盲目崇拜与政治痴迷中他不自觉地便陷入了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陷阱：公开宣称“不应当像魔鬼怕神仙一样害怕多党制”和让“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居然提拔在报纸上公然叫嚣“首先要通过专制的党来摧毁专制制度”的雅科夫列夫担任全党宣传部长；毫不犹豫地批准废除苏联宪法关于苏共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的条款第六条 〔5 〕等。
笔者认为，戈尔巴乔夫面对当时苏联的实际的确要有改革激情与理论勇气，但是更应该有立足国情实际的政治智慧与具体谋略，不能把现实中极其复杂的改革天真地做漫无边际的思想实验来进行。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念像唯心主义一样是只会开花不会结果的，因而不必奇怪他六年“兜售”的改革计划何以没有提出提高苏共执政能力的具体目标与有效做法，建立起实现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民主化的组织机构与政治制度等等，尽管投向了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怀抱却没有如愿以偿地使苏联成功地“民主转型”而是使国家土崩瓦解。当前我国一些学者似乎有一种“民主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一提到政治改革，就是学欧美，提到发展民主，就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与“国会山”，一厢情愿地把西方国家的民主观念、民主制度、民主标准、民主模式那一套一股脑地拿过来“指导”中国改革，这实际上不过是在重复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历史覆辙，表现出一种思想模仿上的肤浅与政治认识上的幼稚。事实上，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哪个国家可以通过简单地照搬别国制度而成功改革的先例，相反失败的例子却比比皆是。因而，立足我国国情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避免改革掉进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陷阱的重要保证。
三、进行必要科学的总体设计，规避制度之间关系的混乱
在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完成机制改革创新需要很好地必要的科学设计，规避改革过程中由于旧制度的存续与新制度的确立而引发的制度摩擦与制度冲突。一方面，我们的需要以壮士断腕和刮骨疗毒的勇气与决心发动一场突破性的改革，冲破思想认识的障碍和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尽快理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的系统配套与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等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对象的现有体制机制关涉政治方向和理论是非，我们在改革中要排除“走老路”和“走邪路”的干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理，在努力破解诸多问题矛盾中寻求改革的最佳点和平衡点，从而发挥和党在依法治国中的政治领导作用；中央提出的“全面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 〔6 〕，提出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正是基于此种政治考量。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任何改革举动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国家越大，民主化越难。因为国家越大，民主化就越易于导致国家权威崩溃。国家权威一旦崩溃以后，民主诉求驱使下的不同民族因谋求民族自治的倾向而导致国家出现“雪崩”现象，历史上，我国在“抗战”胜利后发生的第一次民主化带来的一个悲剧性后果，就是外蒙古丢失和台湾主权悬挂。加之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与敏感性，更要充分考虑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深入摸清实情的基础上切实可行地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出改革方案与应急预案、路线图、时间表，做好制度的分层设计与系统配套。否则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问题与后果。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认为，一个坏的制度往往在它开始改革时引发革命。如果这种改革又是一种蹩脚改革者主导的改革，其引发的革命就会酿成一场灾难。苏联无疑是一个制度弊病丛生的国家，而戈尔巴乔夫又扮演了这样一个“蹩脚的改革家”实际上也就是“破坏的工地主人”的角色 〔7 〕 （P235 ）。
1985年上台执政后，戈尔巴乔夫首先提出“加速战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发现囿于僵化落后的政治体制经济改革难以奏效后，他便急不可待地转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打破“阻塞机制”，殊不知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困难，更复杂，风险也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问题上的急功近利与心中无数。他的政治体制改革被人称为 “一年一变”的没有轨道和制动系统的疯狂快车：1987年提出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 1988年宣布“要根本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实行“社会主义多元化”和“舆论多元化”；1989年提出提倡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1990年，实行总统制和苏维埃体制向“强总统、弱议会”的体制转变。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政策几近一年一大变化，实际上是为了适应局势迅猛变化而进行的被动调整。终于，在实行总统制一年后的1991年12月，在把苏联冲击的四分五裂之后，这辆失去控制的政改列车终于停了下来。 众所周知，政治体制改革是对国家权力结构、官员组成、运行机制等进行的制度改变，其实质是社会各阶层利益博弈的结果，难免会遭遇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和阻碍，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缺乏制度的规制与有预见性、全局性、应对性很强的周密安排，局势失控与引发各种问题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无效的情况下转向政治改革本身无可厚非，但从习惯于玩弄政治概念和以政治口号标榜政绩政治的官员中脱颖而出的戈尔巴乔夫，简单地认为苏联制度“生满了锈，它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敌意。它不可能自行革新，不行就是不行”，而在1988年以进行了偏离于制度建设之外的激进改革，结果是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运转起来，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这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的：苏联这艘船成了无锚之舟，它飘落摇曳，大家也随着摇晃。戈尔巴乔夫作为开启政治体制改革闸门的领导者，由于没有筑好引导和规制改革洪流的渠道，最终被泛滥的改革洪流所淹没。
四、依靠法治力量来推进改革，规避制度成果的夭折
古人说，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十年“文革”中由于我们一度偏离法治建设轨道甚至提出不要法制的历史失误，一方面，形成在整个国家政治体制内人治传统的痼疾和官僚主义之风盛行；另一方面，造成全民法制观念淡薄与行为规范失序。为此邓小平沉痛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方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影响 〔7 〕 （P333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致力于法治探索，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16字方针”，到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再到十八大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16字方针”。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习近平同志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这不仅是日益深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对法治力量的需要，而且也是规避改革短期行为与制度成果夭折的需要。
但是，毋容讳言的是，让法治真正成为党和政府的行政方式，千百年沉淀下来的心理、习惯与传统，还会呈现出诸多文化层面的阻力，法律至上等法治精神的确立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还需要很漫长的道路要走，各级政府官员在推进改革的具体进程中偏离法治轨道的行为（例如以言代法现象）还屡屡发生，这值得我们注意与研究。笔者认为，当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就是通过改革的方式来克服非平等执法、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非法性执法、滞后性执法等行为，从司法和行政执法领域打通法律运送正义的两条“大动脉”来为整个法治肌体输送新鲜血液，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与真正地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避免戈尔巴乔夫那种摆脱制度约束依靠个人作用来推进改革的老路。
戈尔巴乔夫改革六年一直未能很好地摆脱前任人治的窠臼，始终在极其浓厚的人治色彩的管理中实现着他的改革理想。例如，他根据个人好恶频繁进行干部调整，任用干部的重要标准是对“上级个人的忠诚”，而非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干部任命实行独断任命，稍有意见相左者即被冷落在一边。仅1988年一年被撤换的各级领导干部就达13000多人，其中部长级干部达60多人，共和国、州委一级达30%～40%，部长会议成员几乎全部撤换。再例如，他上台伊始视察西伯利亚就发出号召：各地方应当“自下而上”对改革的敌人施加压力，而我们（指政权的“先进”部分）则要“自上而下”施加压力。这个轻浮乃至可以说是政治煽动的号召一发出，全国各地便“激发了不说上百个，至少也有几十个反对现存制度的派别，包括党内和人民代表内部的小组乃至形形色色的小派别” 〔3 〕 （P109 ）。而且当时的他是多么兴高采烈地谈“群众大会把党的州委书记赶下了台” 〔3 〕 （P109 ）。他的这些摆脱法治轨道鼓励群众对地方党委“造反”来推动改革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我国“文革”一些做法的翻版。
因而毫不奇怪的是，戈尔巴乔夫的这种随心所欲的改革的制度成果能够幸存下来，不遗余力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也形同虚设。作为其改革最引人注目的“制度成果“的立法机构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苏维埃，仍热是俯首听命地成为“表决机器”与“橡皮图章”。
五、重视改革中新旧制度衔接，规避制度进步的畸变
严复指出：“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因循守旧的确是制度老化和制度毁灭的前兆，任何一种制度只有经常地回应时代的新要求才能充满活力。但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并非所有的制度变迁都是有效率的。后起制度对已有制度的取代不必然意味着是一种进步或者更有效率，往往只是一直带有很大风险的历史试错。因此，改革必须很好地实现制度变革中破旧与立新的有效衔接，而不是为了迈向某个心目中的目标而不断地试来试去。改革三十多年的历史表明，忽视了改革过程中新旧制度的必要衔接与贯通，纵使有了一些新的制度做法也难保这些制度进步发生各种被虚化、扭曲与变形等畸变现象。
例如，我国政治体制上的最大弊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是权力过分集中，但是解决这一问题不是简单地一放了之、什么事都不问不管的“乱放权”、“不作为”，而是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企政社等关系，建立起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同时要通过制度管人、管事、管权，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些都需要处理好新旧制度衔接贯通与尽量减少彼此之间的摩擦冲突，需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地实施和推进。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举措很多是忽视新旧制度衔接与联系的改革败笔。例如， 1988年他对现行的勃列日涅夫宪法进行从头到尾的大手笔修改，修改涉及一多半条文，使整个宪法变得面目全非。但如此大费周折的修宪折腾到了1990年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这种对待宪法如儿戏的态度被一些苏联人民代表讽刺为就像对待街头拉客的妓女一样 〔4 〕 （P308-309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宪法从1787年通过至今对它修改仅26处。再例如，他通过“公开性”引入社会批判机制，发展舆论多元化，表现为一种与现实“僵化社会主义”相决绝的改革气度。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这种政治决绝最终却成为苏联改革失败与最终崩溃的重要制度诱因，并使苏联陷入了政治局内的自由派与保守派、联盟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各加盟共和国中的各民族之间的激烈争斗之中，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恶性循环之中。对此，雷日科夫对这位“沉船派”船长的做法表现出一种不理解，“不论这只船是什么船，但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船。既然我们大家都载着自己的快乐和苦难乘着这艘船航行，总不能让它遭到危险，即便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它连同乘客一道沉向海底总是不行的” 〔4 〕 （P13 ）。戈尔巴乔夫这种对待社会主义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割裂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改革行为，最终走向改革的法场与制度进步反面的教训无疑是值得汲取的。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十八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俄〕尼·尹·雷日科夫.大国悲剧〔M〕. 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5〕 俞 邃.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剧变〔J〕.俄罗斯学刊，2012（1）.
〔6〕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 人民日报，2013-11-16.
〔7〕 〔俄〕尼·尹·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M〕. 徐昌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2006.
责任编辑 周 荣
〔关键词〕 政治体制改革，制度问题，戈尔巴乔夫改革，改革教训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5-0062-05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1 〕 （P23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则进一步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核心议题进行研究部署。这表明，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在步入制度化推进的轨道。笔者认为，尽管当前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从制度层面对直接导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尚似不够。应该说，在制度层面，戈尔巴乔夫改革给人们留下了诸多方面的教训。本文基于这些历史教训对我国当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些思考与探讨。
一、坚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信念，坚持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
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今天的中国，决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去改革，否则“必然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 〔2 〕 （P176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党中央在正式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同时，多处着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和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1 〕 （P44 ）。2014年7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理想信念和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这些都是对包括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教训的历史洞察和政治回应。
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具体地说就是十八大报告指出的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 〕 （P22-23 ）。离开了这个根本方向，改革将因发生制度迷向而成为随波逐流的“无锚之船”，甚至让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与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关于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及其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3 〕 （P213 ）因而，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与改革根本方向，从政治进步与国家安全角度看就是要避免像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家因改革不当而发生的国家分裂与社会倒退的民族悲剧。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很大教训便是丢弃了社会主义这一确保改革发展无虞的“定海神针”，使改革充满了不确定与变数。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他在改革进行了两年之后在《改革与新思维》中一方面声称向列宁求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一方面却鼓吹与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念，什么“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和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等”等。不仅如此，其改革目标还呈现前后矛盾与相互否定的悖谬特点。1987年11月2日，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上他说：“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几年之后，他却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大转弯，声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云云 〔4 〕 （P306 ），把苏联国家丑化为“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并斥之为“专横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极权社会主义”、“兵营社会主义”。在这种互相矛盾的改革理念引导下，其改革则是以不断地左右摇摆的方式不断地对现行制度的改来改去而让人们手足无措，而这种毫无方向感的改来改去最终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根本改造”社会主义“大厦”的目的，而且是彻底摧毁了整个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事业，造成了苏联改革的大动荡与后苏联时代的混乱萧条。
对他的改革，我们在此不作道德善恶与政治对错上的评判。仅仅指出的是，有人含蓄地讽刺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次“陌生的旅行”，有人则直截了当地把他的改革比喻成“一架不知飞向何处和在哪里着陆的飞机”。这些并非可以一笑了之的揶揄之词。从政治变迁与政治制度学角度看，戈尔巴乔夫不知道自己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制度瞬间转换是一场虽然刺激却万分危险的游戏，这与一个蹩脚的司机在飚速驾车中突然猛打方向盘朝相反方向开去是多么的相似！苏联国家最终的四分五裂与猛然转向的司机最后车毁人亡的惨剧又是多么的相似！只不过，苏联党与苏联人民成为其这场改革悲剧的无辜牺牲品让人扼腕叹息。
二、立足基本国情实际，规避制度模仿的陷阱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我国的最大实际，也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与面对的最大实际。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西方民主那一套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 〔3 〕 （P249 ）党的十八大提出：“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1 〕 （P23 ）习近平也鲜明地指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这反映了我们立足国情实际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审慎。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西方民主在许多东方国家的推广不是给当地人民带来福祉而是灾难，例如泰国、乌克兰等国家的民主乱象与国家动荡。因而这种政治审慎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古今中外的政治发展历史昭示我们，一种政治模式和政治结构的建立，并非简单地取决于人们的良好愿望和主观意志，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制度环境等。马克斯·韦伯认为，人们的理性和选择是在给定的社会历史时期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充分考虑特殊复杂的大国国情和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艰难，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绝对避免因为机械照搬其他国家政治制度模式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有关研究充分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确实忽视了当时苏联的国情实际。他以内容抽象的“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却没有把这种抽象的改革原则与苏联国情相结合的思考。因而，一方面他经常为了平衡保守派和激进派而不停止地跳“摇摆舞”。他的搭档、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对此感慨说：“对于‘左派’还是‘右派’，他总是常常作出小小的或不小的让步，以此求得他们之间的平衡。” 〔4 〕 （P109 ）另一方面，在改革的关键时刻糊里糊涂地和稀泥。1990年面对雷日科夫的“政府方案”和沙塔林的“500天计划”这两个几乎截然对立的改革方案，他茫然无措后自作聪明地提出了把二者内容机械调和起来的总体方案，试图同时讨好激进派与保守派双方。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作为苏联共产党主心骨的中央政治局公开分裂为三派：一派是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为代表，一帮是以雷日科夫为代表，还有“沼泽派” 〔4 〕 （P314 ）；叶利钦趁机对苏共进行致命地反戈一击——取缔苏联共产党的存在等。
具有历史反讽意味的是，直至他的改革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依旧喋喋不休地大谈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现代的社会组织形式”，充分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而在这种对抽象原则盲目崇拜与政治痴迷中他不自觉地便陷入了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陷阱：公开宣称“不应当像魔鬼怕神仙一样害怕多党制”和让“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居然提拔在报纸上公然叫嚣“首先要通过专制的党来摧毁专制制度”的雅科夫列夫担任全党宣传部长；毫不犹豫地批准废除苏联宪法关于苏共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的条款第六条 〔5 〕等。
笔者认为，戈尔巴乔夫面对当时苏联的实际的确要有改革激情与理论勇气，但是更应该有立足国情实际的政治智慧与具体谋略，不能把现实中极其复杂的改革天真地做漫无边际的思想实验来进行。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念像唯心主义一样是只会开花不会结果的，因而不必奇怪他六年“兜售”的改革计划何以没有提出提高苏共执政能力的具体目标与有效做法，建立起实现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民主化的组织机构与政治制度等等，尽管投向了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怀抱却没有如愿以偿地使苏联成功地“民主转型”而是使国家土崩瓦解。当前我国一些学者似乎有一种“民主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一提到政治改革，就是学欧美，提到发展民主，就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与“国会山”，一厢情愿地把西方国家的民主观念、民主制度、民主标准、民主模式那一套一股脑地拿过来“指导”中国改革，这实际上不过是在重复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历史覆辙，表现出一种思想模仿上的肤浅与政治认识上的幼稚。事实上，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哪个国家可以通过简单地照搬别国制度而成功改革的先例，相反失败的例子却比比皆是。因而，立足我国国情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避免改革掉进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陷阱的重要保证。
三、进行必要科学的总体设计，规避制度之间关系的混乱
在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完成机制改革创新需要很好地必要的科学设计，规避改革过程中由于旧制度的存续与新制度的确立而引发的制度摩擦与制度冲突。一方面，我们的需要以壮士断腕和刮骨疗毒的勇气与决心发动一场突破性的改革，冲破思想认识的障碍和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尽快理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的系统配套与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等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对象的现有体制机制关涉政治方向和理论是非，我们在改革中要排除“走老路”和“走邪路”的干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理，在努力破解诸多问题矛盾中寻求改革的最佳点和平衡点，从而发挥和党在依法治国中的政治领导作用；中央提出的“全面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 〔6 〕，提出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正是基于此种政治考量。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任何改革举动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国家越大，民主化越难。因为国家越大，民主化就越易于导致国家权威崩溃。国家权威一旦崩溃以后，民主诉求驱使下的不同民族因谋求民族自治的倾向而导致国家出现“雪崩”现象，历史上，我国在“抗战”胜利后发生的第一次民主化带来的一个悲剧性后果，就是外蒙古丢失和台湾主权悬挂。加之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与敏感性，更要充分考虑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深入摸清实情的基础上切实可行地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出改革方案与应急预案、路线图、时间表，做好制度的分层设计与系统配套。否则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问题与后果。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认为，一个坏的制度往往在它开始改革时引发革命。如果这种改革又是一种蹩脚改革者主导的改革，其引发的革命就会酿成一场灾难。苏联无疑是一个制度弊病丛生的国家，而戈尔巴乔夫又扮演了这样一个“蹩脚的改革家”实际上也就是“破坏的工地主人”的角色 〔7 〕 （P235 ）。
1985年上台执政后，戈尔巴乔夫首先提出“加速战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发现囿于僵化落后的政治体制经济改革难以奏效后，他便急不可待地转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打破“阻塞机制”，殊不知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困难，更复杂，风险也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问题上的急功近利与心中无数。他的政治体制改革被人称为 “一年一变”的没有轨道和制动系统的疯狂快车：1987年提出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 1988年宣布“要根本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实行“社会主义多元化”和“舆论多元化”；1989年提出提倡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1990年，实行总统制和苏维埃体制向“强总统、弱议会”的体制转变。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政策几近一年一大变化，实际上是为了适应局势迅猛变化而进行的被动调整。终于，在实行总统制一年后的1991年12月，在把苏联冲击的四分五裂之后，这辆失去控制的政改列车终于停了下来。 众所周知，政治体制改革是对国家权力结构、官员组成、运行机制等进行的制度改变，其实质是社会各阶层利益博弈的结果，难免会遭遇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和阻碍，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缺乏制度的规制与有预见性、全局性、应对性很强的周密安排，局势失控与引发各种问题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无效的情况下转向政治改革本身无可厚非，但从习惯于玩弄政治概念和以政治口号标榜政绩政治的官员中脱颖而出的戈尔巴乔夫，简单地认为苏联制度“生满了锈，它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敌意。它不可能自行革新，不行就是不行”，而在1988年以进行了偏离于制度建设之外的激进改革，结果是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运转起来，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这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的：苏联这艘船成了无锚之舟，它飘落摇曳，大家也随着摇晃。戈尔巴乔夫作为开启政治体制改革闸门的领导者，由于没有筑好引导和规制改革洪流的渠道，最终被泛滥的改革洪流所淹没。
四、依靠法治力量来推进改革，规避制度成果的夭折
古人说，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十年“文革”中由于我们一度偏离法治建设轨道甚至提出不要法制的历史失误，一方面，形成在整个国家政治体制内人治传统的痼疾和官僚主义之风盛行；另一方面，造成全民法制观念淡薄与行为规范失序。为此邓小平沉痛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方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影响 〔7 〕 （P333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致力于法治探索，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16字方针”，到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再到十八大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16字方针”。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习近平同志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这不仅是日益深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对法治力量的需要，而且也是规避改革短期行为与制度成果夭折的需要。
但是，毋容讳言的是，让法治真正成为党和政府的行政方式，千百年沉淀下来的心理、习惯与传统，还会呈现出诸多文化层面的阻力，法律至上等法治精神的确立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还需要很漫长的道路要走，各级政府官员在推进改革的具体进程中偏离法治轨道的行为（例如以言代法现象）还屡屡发生，这值得我们注意与研究。笔者认为，当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就是通过改革的方式来克服非平等执法、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非法性执法、滞后性执法等行为，从司法和行政执法领域打通法律运送正义的两条“大动脉”来为整个法治肌体输送新鲜血液，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与真正地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避免戈尔巴乔夫那种摆脱制度约束依靠个人作用来推进改革的老路。
戈尔巴乔夫改革六年一直未能很好地摆脱前任人治的窠臼，始终在极其浓厚的人治色彩的管理中实现着他的改革理想。例如，他根据个人好恶频繁进行干部调整，任用干部的重要标准是对“上级个人的忠诚”，而非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干部任命实行独断任命，稍有意见相左者即被冷落在一边。仅1988年一年被撤换的各级领导干部就达13000多人，其中部长级干部达60多人，共和国、州委一级达30%～40%，部长会议成员几乎全部撤换。再例如，他上台伊始视察西伯利亚就发出号召：各地方应当“自下而上”对改革的敌人施加压力，而我们（指政权的“先进”部分）则要“自上而下”施加压力。这个轻浮乃至可以说是政治煽动的号召一发出，全国各地便“激发了不说上百个，至少也有几十个反对现存制度的派别，包括党内和人民代表内部的小组乃至形形色色的小派别” 〔3 〕 （P109 ）。而且当时的他是多么兴高采烈地谈“群众大会把党的州委书记赶下了台” 〔3 〕 （P109 ）。他的这些摆脱法治轨道鼓励群众对地方党委“造反”来推动改革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我国“文革”一些做法的翻版。
因而毫不奇怪的是，戈尔巴乔夫的这种随心所欲的改革的制度成果能够幸存下来，不遗余力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也形同虚设。作为其改革最引人注目的“制度成果“的立法机构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苏维埃，仍热是俯首听命地成为“表决机器”与“橡皮图章”。
五、重视改革中新旧制度衔接，规避制度进步的畸变
严复指出：“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因循守旧的确是制度老化和制度毁灭的前兆，任何一种制度只有经常地回应时代的新要求才能充满活力。但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并非所有的制度变迁都是有效率的。后起制度对已有制度的取代不必然意味着是一种进步或者更有效率，往往只是一直带有很大风险的历史试错。因此，改革必须很好地实现制度变革中破旧与立新的有效衔接，而不是为了迈向某个心目中的目标而不断地试来试去。改革三十多年的历史表明，忽视了改革过程中新旧制度的必要衔接与贯通，纵使有了一些新的制度做法也难保这些制度进步发生各种被虚化、扭曲与变形等畸变现象。
例如，我国政治体制上的最大弊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是权力过分集中，但是解决这一问题不是简单地一放了之、什么事都不问不管的“乱放权”、“不作为”，而是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企政社等关系，建立起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同时要通过制度管人、管事、管权，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些都需要处理好新旧制度衔接贯通与尽量减少彼此之间的摩擦冲突，需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地实施和推进。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举措很多是忽视新旧制度衔接与联系的改革败笔。例如， 1988年他对现行的勃列日涅夫宪法进行从头到尾的大手笔修改，修改涉及一多半条文，使整个宪法变得面目全非。但如此大费周折的修宪折腾到了1990年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这种对待宪法如儿戏的态度被一些苏联人民代表讽刺为就像对待街头拉客的妓女一样 〔4 〕 （P308-309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宪法从1787年通过至今对它修改仅26处。再例如，他通过“公开性”引入社会批判机制，发展舆论多元化，表现为一种与现实“僵化社会主义”相决绝的改革气度。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这种政治决绝最终却成为苏联改革失败与最终崩溃的重要制度诱因，并使苏联陷入了政治局内的自由派与保守派、联盟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各加盟共和国中的各民族之间的激烈争斗之中，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恶性循环之中。对此，雷日科夫对这位“沉船派”船长的做法表现出一种不理解，“不论这只船是什么船，但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船。既然我们大家都载着自己的快乐和苦难乘着这艘船航行，总不能让它遭到危险，即便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它连同乘客一道沉向海底总是不行的” 〔4 〕 （P13 ）。戈尔巴乔夫这种对待社会主义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割裂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改革行为，最终走向改革的法场与制度进步反面的教训无疑是值得汲取的。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十八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俄〕尼·尹·雷日科夫.大国悲剧〔M〕. 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5〕 俞 邃.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剧变〔J〕.俄罗斯学刊，2012（1）.
〔6〕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 人民日报，2013-11-16.
〔7〕 〔俄〕尼·尹·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M〕. 徐昌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2006.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