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爱热闹，热热闹闹是我们永远的追求。“红杏枝头春意闹”，在我们的意识里，连杏花也会闹，闹得喜庆，闹得人心花怒放，这叫红红火火。生活中，我们一有机会就要闹，正月十五要闹元宵，结婚要闹洞房。办喜事要闹，办丧事也要闹。上世纪80年代，“文革”刚过，旧习俗悄悄抬头，丧礼开始追求热闹。丧家一般都要请个乐队热闹热闹。那时候农村里没有专业的送葬乐队，一般是几个会吹拉弹唱的年青人临时凑在一起挣几个钱。这样的乐队里没有多少人会奏哀乐，演奏的都是普通歌曲。我曾亲耳听过送殡队伍中演奏《真是乐死人》的。但人们并不忌讳，也不讲究，只要热闹就行。他们说：“总比像死狗死猫一样拉出去，不声不响地埋掉强吧！”
　　当然，不是所有的闹都讨人喜欢。猫发情时的叫唤就不受欢迎。人们说这是“闹猫”。这些发情的猫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叫唤，像遇到了强奸犯一样，声嘶力竭，听着的确让人心烦，难怪鲁迅先生要用长竹竿驱赶。但猫的错误主要恐怕还不在叫，而在叫的不是时候。倘若它们赶在什么演唱会的时候，跑到舞台上去叫几声，也许会博得一些掌声。
　　世上许多事情，地点和时机非常重要。比如有些国家在海边设有专门的天体浴场，在那里，男男女女都一丝不挂，大家都以为怪。可是，如果有谁光着身子在闹市区走一走，那一定会被警察请到局子里去。我国没有天体浴场，男的穿游泳裤，女的穿游泳衣。谁也不会穿着游泳裤游泳衣跑到街上去瞎逛。同理，我们爱热闹也没有什么不好，却往往不讲究地点的选择，好些国家的狂欢节不是也闹得一塌糊涂吗？我们的问题是不该闹的地方也闹，大街上，公园里，居民的窗户底下，不择地而闹。公园是人们躲避市嚣、亲近自然、聆听天籁的地方，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改变了功能，都变成了游乐场，处处歌声如潮，鼓乐喧天。有的人口袋里放个随身听，音量放到最大，一边散步一边欣赏，自得其乐。还有的人在地上放一个音响，独自翩翩起舞。在这样的地方，你想躲清静，那是妄想。有一次，我试探着向公园的管理人员建议，是否可以告诉那些跳舞的人把音乐的音量放小一点，现在这个分贝太高了一点。谁知他很不理解，说：什么分贝不分贝的？这有什么不好？人家自娱自乐嘛！他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这就是文化，看不见，摸不着，却左右着人的思维和行为。
　　在这样的文化酱缸里浸泡大的人，不知道宁静也是一种资源，一种享受。他们到什么地方都是高门大嗓，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你想躲清静，那最好呆在家里。待在家里也躲不开，当你正聚精会神地读书的时候，窗外会传来一声声的叫唤声：“换窗纱唻！”“磨剪子——戗菜刀！”
　　无处可躲的喧嚣常常逼迫我思念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生活的那些年。
　　堪培拉地广人稀，森林和牧场占了百分之七十五的面积，居民区街道上平时难见人影，也听不到人声，只有鸟声一片，虫声一片，风声一片。可是，他们即使在家门口与人交谈，一个个也都是细声细气的，好像怕人听见似的。我好生纳闷，难道他们怕惊了树上的鸟，草里的虫？西邻是一家三口，男的是一个小公务员，女的是全职太太，一个小男孩刚刚三四岁。有一天，小男孩兴奋地告诉我：“今天晚上我们吃烧烤，有些朋友要来。”他们家的烧烤炉子就在后院，与我的后院只隔着一道半人高的短墙。但是，那天晚上我并未听到那院有多大动静。东邻则基本上没有人声，好像没人居住似的，只有他们家前院一个小池塘里的青蛙不时高声唱歌。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在公共场所大声说话是不礼貌的，因为这样做会侵犯别人享受宁静的权利。
　　我后来知道，不仅澳大利亚人爱静，东边的日本人，北边的俄罗斯人也如此。朋友告诉我，日本人在公共场所接听手机，一定闪到一旁，用手捂着，悄声说话。最近读到的一篇俄罗斯游记说，俄罗斯人“在公共场所说话是都是交头接耳，没有人大声喧哗”。什么叫文明？这就是文明。
　　如果我们一直关在鲁迅所说的黑屋里，也许永远不会发现自己身上的不文明，觉得一切都正常。一旦这间屋子的墙上开了一扇窗，我们就能看到别处的风光，就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作比较文化的研究，进行一些反思，尤其是当我们的游客受到其他国家的人批评之后。其实，批评的声音早在100多年前就有了，只是大多数国人没有留心罢了。
　　英国传教士麦戈温在辛亥革命前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他在书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中国人的大嗓门，说“中国人从来不会小声说话”，“两个中国人说话，总像是隔着几条街似的，”“中国人不需要宁静”等等。这些话，听来很有点刺耳，但却很难否定。
　　手机诞生30周年后，在我国已经普及，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地铁里，举目望去，几乎人手一机。手机在给人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无处不在的噪音。我们这里的风俗是，越是人头攒动的地方，打手机的声音就越是大，公共汽车里打手机的声音此起彼伏，更多时候是此起而彼尚未伏。
　　我有过一次极端的体验。那天汽车里十分拥挤，我坐着，旁边站了一个年轻姑娘，几乎与我零距离接触。她染着红指甲的小手拿着手机，就在我头顶上旁若无人地大声说话，而且没完没了地聊，又说又笑。好不容易聊完了，她又放起音乐来，叮叮咣咣，震耳欲聋。我就这么强忍着。终于，她下车了，周围人都如释重负，长嘘一口气，而她自己却浑然不觉。
　　还有一次是在郊外一个幽静的小区，半夜里，睡梦中听得有一个女子在说话，翻了几个身之后终于醒来。夜深人静，窗外草丛中虫声唧唧，那女子在对面楼里打手机，因为信号不好，就紧靠着窗口说话，音量很大，也是没完没了地闲聊，中间还告诉对方“喝口水，润润嗓子”。一直过了12点，也许她自己也累了，才非常欧化地说了声拜拜，打住了。小区的房子比较密集，大夏天的都开着窗户，那一夜，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这位女子吵醒，并被强制着听她的闲聊。静夜里这种叽嘰咕咕的说话声像甩不掉的鼻涕，非常讨人厌。万般无奈，我只能求助于精神胜利法，心想，总比闹猫好听一些。而且，即使是闹猫，也不必抄起竹竿去打。还可以有另一种态度，明朝有一个和尚就以诙谐的诗说到闹猫，他是这么写的：“春叫猫来猫叫春，看它越叫越起劲。老僧也有猫儿意，人前不敢叫一声。”这么一想，倒就睡着了。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的出版到现在已经过了100多年，如果我们希望，100年以后我们的子孙会懂得择地而闹，也许现在就应该重视起来，在学校里大讲特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