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立起来的中国是如此高大，它需要在全球经济领袖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必须考虑它的政策对于全球经济与政治的影响
　　
　　在16至17世纪的新教改革时代，欧洲经历了多次血雨腥风，文明也受到极大的摧残。过去十年间，一个与新教改革有所类似的历史进程逐渐浮现，那就是“伊斯兰教改革时代”。
　　二者的各种相似之处足以令人震惊：占据统治地位的神职人士和权贵阶层似乎都迷失了方向，沉溺于物质享乐之中；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处于上升期；技术的进步使神圣的经典得以在大众间广为传播，人们可以对之进行自主的阅读和思考；最后，当一些人确信他们承担着神的使命、要为之战斗甚至献身之时，恐怖也就出现了。16世纪的西欧是如此，今天的中东也是如此。
　　在欧洲，这一过程延续了120年，其间伴随着“三十年战争”这样的灾难——比如，它导致了德国三分之一人口的死亡。120年后，几乎每一个人都明白了，一个人拥有《圣经》并不能让他成为神意的代言人；支持“圣战”也并不是拯救别人灵魂的方式，而是让自己丧命的方式。
　　120年是四代人的时间，那实在是太长了。我们怎样才能加速这种过程？有什么办法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在恐怖主义者变得更多之前，让人们明白“异教徒或者信神或者死”这种思考方式并不妥当？
　　军事和政治上的解决方案是很明显的——摧毁恐怖主义，安抚人们的不平情绪，集合所有致力于和平、和解和繁荣的力量，反对极少数恐怖和战争的爱好者。
　　在经济方面，办法也同样明显。在欧洲，宗教改革的风波平息之后，新教和天主教狂热分子的后代共同致力于发展一个繁荣的世界，那些不够宽容的人会失去能干的工人和企业家。例如，西班牙国王驱逐了犹太人和摩尔人，西班牙经济于是深受其害。而得益于移民人口和自由的思想，宗教宽容的荷兰和英国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力量；随后，这种经济力量又转化成了政治和国际力量。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尔伯特·赫希曼指出，在宗教改革之后的18世纪，像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家都观察到，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增长让人们都变得“可爱”了。人们的视野变得开阔，而且知道参与贸易的双方都能从中获益。这已经与“圣战”所要求的对其他人人性的否定完全划清了界限。
　　在当代，良好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可以使人们从中受益。但对许多人而言，这一点却并不那么明显。全球范围内的贫富鸿沟是前所未有的，只有少数模糊的证据表明，差距将会在未来缩小。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声称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导致了其失败，甚至指责其民族文化不能与现代工业生产的要求相符合，这已经成为惯例了。但他们顶多只说对了一半。好比攀登悬崖，虽然大体而言，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确爬得很蹩脚，但发达国家也没把绳子放下来，好让他们爬上去。
　　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孟加拉的纺织出口工业曾有过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但仅过了五年，美国的里根政府就对来自孟加拉的纺织品进口施加了配额限制。直到最近，孟加拉、巴基斯坦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出口才免于这种配额——尽管对中国而言，这是不公正的。
　　不过，我得提醒中国的读者们，中国的出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中东一些国家的出口根本就增长不起来。那些寻求经济发展的中东国家应当具备实现经济发展的能力，从而需要为他们的出口创造空间，这是保持世界稳定的要求。因此，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他们对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就具有了外交上和安全上的考虑，因为只有人民币汇率渐进而大幅的升高，巴基斯坦、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的出口增加才是可能的。
　　新任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曾说，站立起来的中国是如此高大，它需要在全球经济领袖之中占有一席之地。未来十年，中国的这种角色转换将会真实地发生。中国必须考虑它的政策对于全球经济与政治的影响。
　　在这种影响中，有几个重要方面是人们尤要关注的：第一，全球不平衡的程度能否得到控制并减轻？第二，对于许多更贫穷的国家而言，如果他们遵循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那么，国际经济中是否还有足够的让他们获得成功的空间？
　　当然，还有第三个方面。如果一国政府不能完成一些基本的任务——比如维持法治，让人们免于饥荒，提供教育和医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对人们作出承诺，他们将能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那么，那些声称能把人们引向天堂的“先知”，将会更轻易地获得追随者，从而可能导致灾难。在这方面，国家和经济力量不能无所作为。■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