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渐渐冲出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篱，市场力量不断壮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初显雏形。但改革大业并没有完全大功告成，中国依然是一个矛盾交织的复杂转轨经济体，无形的市场力量与计划制度下行政配置资源的“看得见的（重）手”同时并存，互为制约。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经验清晰地表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几乎每一成就都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几乎每一至今依然困扰我们的重大棘手问题，皆可追溯为计划经济时代残存的体制性障碍。
　　中国正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政府职能如何做根本性调整，政府角色怎样重新定位。显然，对于政府以行政指令性手段配置经济资源的职能与权力应严格限制，直至最终取消。市场经济中，企业与家庭的私营部门应是投资、生产、销售、储蓄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主体，独立自主地做出与自身相关的经济决策，政府不能任意干涉，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只能扮演被动消极的角色。
　　恰恰相反，政府必须承担许多重要职能。关键在于如何明确界定，从而使得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各履其责。经济理论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大拇指法则”：凡是私营部门和市场能做好的事情，政府原则上不应插手；只有市场自身做不好的，政府才应考虑适当介入。但在中国的现实中，政府不该管的事它偏管，政府本来该管的事它却完全忽视或没有管好。
　　简单而论，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比如，当存在不完全竞争、公共品、外部效应、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效”时，政府的干预才是必需的、也可能有效地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按照这一原则，政府应关注法治、保障财产权利、维护公平竞争、基本教育、环保、国防与外交等公共品与服务。如果政府揽责过多甚至越俎代庖，即使本着良好愿望，也往往产生“政府失效”，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阻碍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提高，社会公平也往往成为政府难以兑现的廉价承诺。
　　由于生产技术和消费品味的变化，以及包括信息不完备等上述因素，自由市场经济在总量上（如产出、就业、物价水平等）会呈现固有的周期性波动。如果波幅过大，对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将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有一核心职能，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本质上，稳定物价可视为“公共品”，政府是提供这一公共品的理想之选。没有人可以怀疑中国政府担负宏观调控职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要注意，政府行使这一职能时，应主要通过审慎财政预算政策和独立中央银行制度来实现其目标，而不能继续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手段。因为行政方式往往矫枉过正，压抑了市场功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
　　此外，不应把宏观经济稳定与结构调整（如“三农”问题、地区差异问题等）和产业政策（汽车也罢，房地产也罢）混为一谈。否则，多重目标的设立和政策工具的滥用会使宏观调控的成效大打折扣，并模糊政府的功能与定位，妨碍中国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的历史性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