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至理的追寻》是目前最完善的梁漱溟读书笔记。它忠实地反映了大师的思想，闪烁着人格的、智慧的光辉。书中的许多内容是首次面世。
　　
　　卓娅与舒拉
　　
　　梁漱溟是因《究元决疑论》(关于佛学的文章——编者注)一文受到蔡元培的赏识，才于1917年受聘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的。那时北大的著名教员，要么是旧式的翰林，要么是新式的留学生，只有中学毕业文凭的梁漱溟能在北大，能在时代风云中有所自立，可见其读书深思的功力。《人生至理的追寻》便是梁先生读书笔记的汇编。
　　本书的开篇是他读《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这是一篇非常感人的故事，它讲述了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青年两姐弟卓娅和舒拉的事迹。这对来自俄罗斯的小姐弟，他们心地善良、坚强勇敢，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卓娅诚实、好学，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舒拉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一心想当画家。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是卓娅和舒拉的母亲，也是本书的作者，她性情坚强，在丈夫去世后，一手带大了两个孩子。卫国战争爆发后，正在读高中的卓娅，离开了母亲和弟弟，自愿参加了游击队，但不幸落入德国法西斯的虎口，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宁死不屈。最后被处以绞刑。在姐姐卓娅牺牲后，舒拉也投身到战斗中，英勇献身。
　　这本书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后不久，梁漱溟读了一回，留有深刻印象，时隔七八年，他又借来重读，并写出数千字的笔记。卓娅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在读书笔记中，梁漱溟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儿：卓娅随同父母到外祖父家住，外祖父的眼镜不见了，他问卓娅，卓娅回答不知道。随后眼镜被发现了，但外祖父还认为是卓娅所为，就说她说了假话。卓娅翻着眼睛看看外祖父，不屑回答。但是吃饭时不愿入座，她说：“我不坐，既然不相信我，我就不吃饭!”这使得外祖父在5岁的孩子面前有些难为情。梁漱溟写道：“此其正直之内心不容人轻侮，岂是寻常稚幼所有。”接下来，梁漱溟摘录了一段文字：
　　有一次舒拉(5岁)打了一个碗。可是他不承认。卓娅用眼睛盯住他．皱着眉说：“你为什么说谎话?不可以撒谎!”她虽未满8岁，但是话说得很有信心。很庄严。
　　卓娅13岁左右的时候就表现出“内心明觉之强，不容一毫欺瞒”。而梁漱溟一向认为“人类之可贵在其清明自觉”，因而极为赞赏卓娅，说她“时时有其明强之内心活动，虽不知学(践形尽性之学)，而庶几亦有吾古人所云自强不息之意”。我想，这大概就是卓娅引起梁漱溟关注的原因吧。
　　
　　圣雄甘地
　　
　　梁漱溟在海内外皆享有崇高声望，他不仅被誉为“文化中国的象征”、“东方圣哲”，还因领导乡村建设运动，被称为“中国的圣雄甘地”。
　　印度圣雄甘地的一生饱经忧患，历尽坎坷。他出生于英国殖民桎梏下的印度，成长在一个虔诚信奉仁爱、苦行的印度教家庭。他自幼腼腆、羞怯、循规蹈矩。19岁时，留学英国，学习法律，异域的文明曾使他产生过深刻的自卑而拜倒在它的脚下，宗教陈规的约束又使他在一个全新环境里无所适从。在迷惘与摸索之后，他放弃了对西方文明的盲目模仿，坚持了原有的宗教信仰，并接受了英国法制思想的教育，取得了伦敦大学的律师资格。年轻的律师甘地在南非旅行时，目睹了同胞所受的欺凌，决心为维护同胞的权利而斗争。回国后，他提倡非暴力政策，并赢得贫苦人民的信任和爱戴。虽然屡遭挫折，他还是坚持用绝食等手段迫使英国政府同意印度独立。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冲突时，他再次绝食，使秩序得以恢复。此后不久，他遇刺身亡。
　　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梁漱溟在他的读书笔记中写道：
　　“古宗教精神在他是自己逐渐寻得，一步一步深入其中的。这种寻得而深入的过程。全在其人生实践。身体力行是其根本．头脑思想非其所先。因此。他不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乃至亦不是一个宗教家，虽然他的一言一动，自顶至踵充满了宗教精神。不过我认为任何一个宗教家应当在实践上向他学习，任何一个哲学家需要从他这里讨取宇宙人生的认识。”
　　在摘录了尼赫鲁对甘地的不了解和不满后，梁漱溟判断：
　　在人格上，甘地和普通人全然不是一路。甘地一言一动发自内心，而其内心实通乎广大宇宙。在生命上他与整个世界——从大自然界到主要的社会环境——脉脉息息相感应。他没有计算心，只有感应知觉，而感应知觉是时时刻刻变化的。他的行动不可测，乃至他亦莫明其所以然者在此。然而普通人却总是在计算着行事，不是吗?——普通人总是在分别目的与手段。其结果往往是一切都手段化了。甘地相反，心志精诚，浑全不二，处处都是目的。
　　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梁漱溟最为关注的是甘地的为人和他的人生体验。他指出甘地的生活“盖本乎其内心真切的自觉的良知而动作着”。对于甘地所领导的“不抵抗运动”，他写道：“一任天理流行的人无所贪慕依恋，无所贪慕依恋而后能无所恐怖惧畏。甘地胸中正有中国古人所谓‘无以尚之’的东西在，他当然不会屈服于任何势力之前，同时他更不会以威武屈人，非暴力的根本在此。”
　　
　　梁漱溟与熊十力
　　
　　梁漱溟的名号很多，除了东方圣哲、中国的圣雄甘地外，还有学者、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等等，诸多名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
　　1912年，梁漱溟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成为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在《民国报》任编辑及外勤记者，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这期间，因被人生问题困扰，曾两度试图自杀。他还曾拒婚，吃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1916年，在司法部任秘书期间，他杜门研佛三年。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请到北大教书。在北大的7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8次。尽管对佛学钻研甚深，但1918年在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他开始研究儒学。“在他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他的长子梁培宽说，“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
　　无论梁漱溟怎样地不赞成人们加在他头上的“称呼”，梁漱溟仍然被世人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开拓者。这一点在《人生至理的追寻》中，特别是他与熊十力的辩驳中有深刻的体现。
　　熊十力是位“牛人”。有评论说，“熊十力最有‘真人’风范之处，当数他一身牛气，平生绝不媚俗。”他爱骂人，尤其爱骂达官贵人与名士。徐复观当时是蒋介石的红人。常向熊十力请教学问。一次，他替蒋介石带给熊十力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拒绝，并破口大骂徐和蒋。即使是好友，也难逃熊十力的骂。在北大时，熊十力常与废名探讨佛经，也常因意见不合而争得面红耳赤。一天，两人正辩到关键的时候，忽然陷入寂静。大家忙去探望，却发现二人正扭打在一起，他们互相卡住脖子，发不出一点声响。不过，几天后，两人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又一次，熊十力因学问与梁漱溟发生争论。争论结束，熊十力不解气，趁梁漱溟转身，跑上去打他三拳头，口里还骂着梁漱溟“笨蛋”。熊十力也并不是一味的狂妄之人。1919年，梁漱溟与熊十力还未谋面的时候，曾收到熊的信，他说梁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即在《究元决疑论》中批评熊十力——编者注)。这之后，他们相交数十年，成为“踪迹至密”的朋友。
　　在《人生至理的追寻》中，梁漱溟对这位“踪迹至密”的朋友学问上的辩驳是本书的看点之一。他在肯定了熊十力的学问“先生之学真价值不容抹杀”的同时，又写有《读熊著各书书后》，批评了熊十力，说他老来竟“悔而不改”一类分量很重的话。梁漱溟指出熊十力将儒家孔门之学“随俗漫然亦以哲学称之”，这便“模糊了儒家特征”。“儒家身心性命之学不等同于今之所谓哲学”，它是“为自己生命上一种修养的学问”，“此学贵在力行，而不尚思辨；思辨乃为力行而用，舍力行而用思辨，曾未之前闻”，而熊十力恰是“舍力行而用思辨”，这是梁漱溟不敢苟同的。但在批评“熊先生作风上思路上一贯有其偏差缺欠”时，他循循善诱，言语平和且无懈可击。
　　读书笔记自然是一个人生活的反映。在阅读本书时，读者不难发现，梁先生对他所阅读的内容，往往以“人生”这两个字为切入视角，或加以评价，或发表议论，或摘录经典之句，以表达他的心得体会的。梁漱溟以佛家精神立身，以儒家精神济世，在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上自塑了一个独特的人格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