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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被忽略的声音
马 兵 高天瑶 王 菲
我们在之前的四季评里曾介绍到过弗兰克·奥康纳的观点，即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更应成为记录底层那些被忽略的“孤独之声”，在奥康纳看来，关注小人物，关注边缘人物，关注下层，这是短篇小说赖以支撑自身的合法性所在。事实上，在整个关于底层的叙事中，声音问题一直是作家的焦虑也是争议的焦点，代言是否合法，不代言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又该如何发声，代言是否一定会掩盖或遮蔽真实的声音？这些疑问至今依然是众说纷纭。在2016年第1期《十月》杂志中有一篇名为《回馈乡村，何以可能？》的作品，该作以一个普通的农村儿媳，也就是“凤凰男”的妻子的身份讲述了家族中发生的灾难，进而探讨了当下乡村中存在的教育、就业、医疗等种种问题。有《新结婚时代》《双面胶》等电视剧在先，又兼网上热炒各种关于凤凰男和城市女的悲剧帖子，“凤凰男”貌似已经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名词，这篇作品却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凤凰男反哺家族的必然性和乡村的脆弱无奈。也许没有平等的对话和发声机会，任何一个族群都会不被人知甚至被污名化。我们本期选择的几篇小说多以社会中边缘人物作为主角，或是身有罪而心向善的城市流民，或是都市中的快递员，或是纽约市里的同性恋孤儿，或是沙漠基地中的军人，或是小镇工厂里的青年，或是婚外恋的男女，或是藏族少年……他们世界虽然不同，却面对同样焦灼的人类生存困境。也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不像政令一样，能直接改变什么，但也许给了这些边缘人物一个发声的機会，也是善莫大焉。
陈仓：《从前有座庙》，《时代文学》2016年第1期
依然是陈仓擅长书写的进城故事，一个犯了刑事案件的乡民辗转到了上海，以和尚的身份为掩护，以一座小庙为依托，那么接下来呢？陈仓绕开了一般惯性的叙事逻辑，而是围绕身罪与心罪，以“庙”为关键词，反复探求一个乡人朴素的善意和佛缘。坦白说，这个小说里小月、小兰和瞎子、胖孩子和母亲、白毛女和公公等人的故事在底层叙事的洪流里并不新鲜，而且个别情节似也与常理不符，但是通过陈元与他们的遭遇串联，那种弥散在下层之间的相濡以沫，那种未被生活击垮的卑微的民间的向善之心，还是分外打动人心。“陈元”何尝不是“尘缘”，而“陈元”又深得佛缘，他因尘缘而接纳佛缘，而当最后他要以自首的方式完成对小月最大一笔的救助时，又以佛缘的方式焕发尘缘的光彩。
张悦红：《逃离》，《当代小说》2016年第1期
这个小说在情节上与前面的《从前有座庙》不无相似，都写到了主人公因为犯罪而内心受到责罚，而且也以欲要自首作为结尾。但不同的是，陈元救赎自我的方式是近乎积极的，而《逃离》里的胡舟则在精神有问题的六指儿的逼迫之下，试图逃离有罪愆的生活而终无所逃。虽然篇幅不长，小说还是拿出了相当部分的文字来细细讲六指儿的“静止”，交代她精神问题的症状，她随时随地的“静止”和胡舟不断的逃离构成了对比，而且当她不静止时，她总能如影随形地找到胡舟，并用口齿不清的发音指出他撞人逃逸的罪行。也因此，六指儿的“静止”行为具有了某种隐喻的色彩，在一个价值匆促变异的时代，她的静止仿佛是某种恒常信念的行为艺术，她对对错的执拗专注不但拷问胡舟，也拷问每一个读者。
李骏虎：《六十万个动作》，《飞天》2016年第1期
李骏虎的小说有一个特质，即他经常会参与一些重要的文学类型和文学话题，但他实践的方式往往与已有的类型和热点似是而非，往往是自出机杼。在他众多作品中，《六十万个动作》不算是特别精致的，但是这个小说也一样有他的这种特质：这毫无疑问是个底层叙事的作品，一个被克扣压榨工资的乡村青年不堪压迫，却因行事鲁莽而被移送司法机关，让远在北京的父母担惊受怕，多方找关系为儿解围。曾有人谈到，底层叙事有一种“女卖身，男杀人”的叙述模式，其实，看看现实就不难理解，在底层没有别的发声渠道之前，暴力也许就是他们发声的方式。但是这个小说又没有纠缠在青年的暴力上，更难得的是，小说也没有像苦难民粹者那样把青年塑造成一个卑微的无奈的抗暴者——在父亲托各种关系让他摆脱牢狱之灾后，青年却活成了一个乡村混混，最后荒唐地死在一场交通事故中。那“六十万个动作”的辛苦背后不只是有分配不公、劳动异化，还有农人的远方和寄托，还有被连根拔起的异化了的生命感。
文珍：《张南山》，《十月》2016第1期
这同样是一篇内容上可以归类为底层文学的小说，小说的描写对象指向了快递员，我们生活中熟悉又陌生的人。如同小说中所说：“他知道人们住在哪一街道、哪一小区、哪一楼层，人们却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作者文珍是北京大学的创作与研究方向的硕士，她的“学位作品”《第八日》广受好评，描绘了一个身在大城市的多余人形象——顾采采，她的其他作品也多关注城市病和边缘弱势人物。曹文轩的评价是“她的笔下其实没有真正的饱经风霜的市民。这些年轻人似乎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大多没有在城市扎根，处在一种悬浮状态。但在他们身上又最能体现城市的气息。”
小说的主角名为张南山，是一个湖北乡下的小伙子，高考落榜后他一直在家里侍弄田地，但在青梅竹马的恋人小菊外出打工并移情别恋于一个武汉本地人之后，他也来到了北京。在一番磨难之后，他成为了一位快递员，并且在音乐学院门口收发快递时结识了很像小菊的谢玲珑。但是对于谢玲珑的情意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想借给谢玲珑钱的愿望也被谢玲珑和其女伴误解。原来被谢玲珑殷切称作“师傅”的他在谢玲珑眼中只是一个透明人。张南山以及他的伙伴在北京的遭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骆驼祥子，新一代的骆驼祥子们在北京不仅面临着生存的压力，还面临着感情的异化和深刻的孤独。对南山很好的小军的父亲生病了，但是南山却因为太过于珍惜自己的血汗钱没有向小军伸出援助之手。小军不告而别之后，本性善良的南山心中也埋下深深的创痛。故事的结局是悲凉的，“菊花不采，一切成空。这南山最终也离开那东篱。”南山和小菊再度重逢的契机却是小菊听闻南山已经攒下了十几万块钱，可以回乡开一个餐馆。一对本是天真烂漫的小儿女迅速地被城市掏空，乃至枯萎凋零。已经与武汉男孩分手的小菊脸上也带上了沧桑，比南山小了一岁的她却像南山的姐姐。 作者本人在采访中曾经说过：“写作者当然可以偷懒一股脑儿把个人的悲剧全怪在社会和少数坏人身上，但更重要的是探讨社会的发展进程是怎样对一个生活在这时代的个体造成具体影响，最重要是写出这困扰、束缚和蚕食的过程。”奥康纳也提醒过我们，写作底层众生不为人所关注的“孤独之声”未必就意味着简单认同底层的生活逻辑，真正的孤独之声是能让读者在一个普通人的孤独里洞察到耶稣、苏格拉底和摩西的孤独。
最终张南山在黑夜里哭了，一直积攒在小说中的情绪也得到了酣畅淋漓的爆发。
白先勇：《Silent Night》，《上海文学》2016年第1期
作为短篇小说名家的白先勇时隔十三年再度发表短篇小说，也是继Tea for Two和Danny Boy 的系列小说三部曲之中的最后一部，此篇小说将收进他的小说集《纽约客》中。赵丽宏评论此篇小说为：“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写出了人间的怜悯与情爱”。与前两篇小说一样，白先勇将叙述焦点投向了纽约的同性恋者，他们不再是纽约的“过客”或者“客人”，对纽约也有了一定的归属感，但是心灵还是孤独的。《Silent Night》的结构很类似Danny Boy，都有着宗教、救助迷途男孩、义工之家和AIDS等元素。文中有四个主要人物：余凡、保罗神父、乔舅和阿猛。如同巨灵般的乔舅延续了以往《孽子》中的阿雄仔、《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原始人阿雄的形象造型，健壮的外表下是脆弱敏感的内心，把阿猛称作“宝贝”。阿猛则是小说中惯常出现的迷失在纽约的男孩，他们是社会中弱势的群体，是经常受到凌辱和损害的对象。作为被救助者的乔凡也在保罗神父的感召下逐渐有了悲悯之心，转变成了一个助人者。神父却仍然自责着他拯救每个孩子，使得那些孩子又回到了街上。父子关系是白先勇小说中常见的主题，父亲一直处于缺位状态的乔凡在精神上把保罗神父视作父亲，从小被继父欺凌、对“Father”特别敏感的他居然脱口叫了神父“Father”。在这里，后天形成的情谊超越了血缘关系，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父子关系和皈依。小说的最后，乔舅搂住余凡的身子，也暗示着这两个人将在纽约接下来生活相依相伴，自助、助人、互助，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光明的结局。
王凯：《瀚海》，《当代》2015年第6期
王凯可以说是“新生代军旅作家”中的一员干将，著有长篇小说《全金属青春》和若干中短篇小说，丰富的基层和机关经历使得他的写作细节真实细微，有评论者认为“读王凯的小说我想到了米兰·昆德拉”。此篇小说以十几万字的容量成为2015年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之一，王凯将背景放置在他熟悉的舞台——巴丹吉林沙漠上，也就是曾经不断闪现在古代诗文中的美好词汇——瀚海。他讲述了6名军校毕业生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成长故事和他们的人生选择，又一次拷问了庸常生存环境下的梦想、爱情和青春，也塑造了新一代青年军人的形象。《瀚海》里的人物名字都非常巧妙地化用了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里的词句，人物特质也和名字有隐约的暗合，比如冲动浮躁的叶春风、美丽动人的白雪歌、不负责任的胡天、急功近利的车红旗等。每一个章节开头引用的《白鲸》里的内容，即呼应了小说中主人公叶春风一直在读的《白鲸》；另一方面，荒凉的沙漠和辽阔的海洋有相似之处，船长亚哈的人生意义是猎捕白鲸，而叶春风还要在沙漠中继续找寻属于自己的意义。
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主角叶春风是王凯偏爱塑造的主角形象——冲动叛逆、桀骜不驯、渴望自由和超越。叶春风在军校毕业之后，为了爱情一时冲动选择分配到艰苦的沙漠基地，他的爱情没有开花结果，自己却遭到了一系列意外的打击：先是失去了新兵连长的名额而被发配去烧锅炉，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成为三九站器材股的助理员。当他对助理员的工作开始得心应手的时候，又成为了回收队的副队长、队长，后来又高升到基地军务科任中校干事。人的命運如同一颗身不由己的砂砾，这是瀚海，也是人生。而叶春风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磨练，也经历了爱情、友情的迷失和重获之后，却产生了虚无感，发出了沙漠是什么地方的追问。也许这是一种领悟了人生渺小的成熟。
胡天的命运很有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意味，胡天是军校高官的儿子，本来可以被分配到一个待遇优厚的单位，但是他的父亲却在分配去基地名单的时候宣读了胡天的名字。“看透了沙漠”的胡天在初到基地的半年之后认为“沙漠会把我们变成傻帽”，他通过伪造通行证逃脱了，却在其后的十余年中一直没有做出像样的事业，反而多次骗取叶春风的金钱，沦为了一个江湖骗子。胡天看似抛弃在沙漠中生活的“重”，但是最后压倒他的却是没有目标、四处寻猎似的生命之轻。
其他人物也在军营这个大环境下有着自己的特色，他们没有像材料中的英雄模范一样刻板，而是有着自己的不完美的个性和平常的烦恼。如同评论者所说“他塑造的这群带着强烈时代印记的真实军人，将是军事文学史里留得下来的形象。”
路内：《十七岁送姐姐出门》，《萌芽》2016年第1期
《萌芽》杂志在2016年开始改版，社长孙甘露称：“读者成熟了，刊物也要跟上”。小说家路内的作品《十七岁送姐姐出门》和青年学者金理对他的访谈《梦里的荒凉和美是一回事》成为改版后第一期的主打作品。曾经做过工人的路内对于工厂的人事非常熟悉，“工厂”这一空间多次在他的作品中出现，《十七岁送姐姐出门》继续了对于工厂青年的叙事。“我”的名字是之前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路小路，他和同学大飞一起在硫酸厂实习，大学毕业生表姐庄小雅也阴差阳错到了硫酸厂，但她一直怀揣着去美国的梦想。表姐庄小雅属于路内小说中“美丽的女孩子”这一群体，还包括《少年巴比伦》中的白蓝、《追随她的旅程》中的小齐、《云中人》中的小白与咖啡店女孩等。她们爱好读书，有着共同文艺气质，对付周围环境惟一的武器只能是自己的高傲。作为少年爱意的投射，她们如同浮士德所描绘的“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成为少年记忆里的永恒的幻梦。主任张小栓是工厂的“统治阶级”的代表，路小路等普通工人多次受到他的刁难。受到压抑的工人只能爆发般地在检修季节时候舒展开自己，“像年画上聪明健康的儿童般走了出来”。兄弟关系或者姐弟关系是路内写作中常见的亲情模式，小说中的“弟弟”们合力把“姐姐”送出了这个环境，自己却留在了原地。但是终究还是有人走出了那个荒谬黑暗的工厂世界。 小说的标题很容易让人想到余华的一篇著名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十八岁是成年的分界线，十七岁却还是一个少年。所以，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少年遭遇时代的故事。
周李立：《爱情的头发》，《上海文学》2016年第1期
周李立在多部作品中都描写了中年男性和二十岁出头的女孩之间的感情纠葛，她在小说《八道门》中借康一西之口道出了对年轻男人的贬低：“那些年轻男人们，不过是风中之旗——看起来也招展着，但其实单薄而脆弱，靠不住。”不同于《八道门》关注中年男人现实的生活处境和社会体验，小说《爱情的头发》从具体而微的身体经验出发探索了一种游离于道德之外的爱。方卓是一个有妻有子的中年海鲜水产商人，他与护士许小言因为看牙而结识，然后缔约了每周见一次的婚外关系。如果说在《八道门》中康一西借租住高档小区来完成对平庸生活的对抗，那么《爱情的头发》中方卓却隐约期待拔头发带来的疼痛来“确认自己仍是一个有感觉的人”。但是这样的方法如同康一西的过度消费一样效果可疑，方卓觉得自己是“以身体的受虐感来缓生活中那些说不出的羞耻和憋闷，饮鸩止渴，终于掏空自己的，剩下一片空虚。”许小言是爱着方卓的，但是这种不被大众道德观承认的爱情让她不得不虐待自己的身体来完成一种宣泄。小说的题目指的是头发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其实有着敏锐的感觉，能透露出爱情的秘密。有着拔方卓白发爱好的许小言最终开始以一种平静的疯狂拔自己的头发。而方卓最终还是懦弱的，因为童年家庭的创痛，因为对女人的不解和误读只想让他退缩，他无意识地拿起了自己的专属的机器猫浴巾，以一种滑稽的方式逃离了。
张惠雯：《场景》，《上海文学》2016年第1期
卡洛斯医生有过一首诗《场景》：“玫瑰花，在雨里/别剪它们，我祈求/它们撑不了多久，她说/可是它们在那里/很美/哦，我们也都美过，她说/剪下了它们，还把它们交到/我手中。”这一首追忆青春年华略带惆怅的小诗，穿针走线得弥合起穿梭而过的片段，玫瑰花一般浓醇的往事铺满平淡岁月的一封封云中锦书化开变淡，有如一滴浓烈的玫红融成淡若无味的游丝，好像不曾存在过却又那样真实地留存于脑际。
故事的主人公无名无姓，她和他既是代名词又是某种象征，每个人都应该有过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不为人知却支撑生命永不老去的信仰。褪去雍容富贵的光环，她是一个在凝重琐碎的午后消磨光阴的普通妇人。完满的幸福于她是一个平静的轮回，波澜不惊白驹过隙。直到遇见一个情投意合的他，向她敞开一个新奇的世界。带她坠落沉迷，而在醉醒之后把她送回平静的过往。故事的情节像极了电影《廊桥遗梦》，电影的女主人公在家庭主妇的平凡岁月中固守琐碎乏味的过往人生，偶然闯入生活的客人带着外面世界的精彩俘获了主妇的芳心。她爱上了这个生命的过客，在后半部人生岁月中用这惟一值得缅怀的回忆温暖着自己冷却的心。小说和电影有着极尽相似的情节，女主人公摇摆挣扎的心事有如男主人公在最后一刻挂在观后镜上的十字架。在她下定决心的一刻，车门的把手即将旋开，红灯却变绿，汽车启动。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一秒的迟疑换来她一生的等待和追忆。错过的注定美好，逝去的终将不朽，而在现有的平凡中，她再次回到那一份平实的幸福中，作者也许想追问，平凡中难道不该有不朽吗。她的丈夫抚摸她长发的时候带给她的感动和依赖，那个他是否有能力给予？也许有过他给过的轰轰烈烈，她才能够对现今的平凡甘之如饴。这也才是作者的意旨。
文章开放式的故事情节耐人寻味。她和丈夫以及那个他惟一的一次三人对话是讨论男女对于年龄的不同态度问题。丈夫认为男人容易因怀念自己的青春而寻求年轻的伴侣，而女子却因生育的过程而倾向于成熟的东西。道出隐藏的心声之后丈夫便回避了这个话题，而这回避之后却为小说开辟了一重新的境界。妻子和丈夫的生活构成了两个相对的镜像，小说明线描写妻子对精神的放逐，而实际上却似乎在影射丈夫内心的某种争斗。妻子并没有爱上更加成熟的异性，相反，吸引她的是他身上新鲜生动的光彩。她日渐麻木的失去弹性的心在他的感化中变得柔软而坚韧，她渴求精神上的救赎远远胜于身体的接触。丈夫的生命中有过什么样的情感经历，小说没有赘述。而弦外之音，可以想见，最终每一个人都会回归到一个起点，让那潜藏在心底的秘密温柔地舒展，变成许久不见之后相视而笑的邂逅。
小说的情节仅仅用了几个大的片段拼接而成，大段抒情化的场景描写反映主人公的心绪变化。女主人公沿着石砌的小路望去，便望见了自己从一个年轻女人变成了白发的老妇人，平淡的叙述留给读者掩卷而思的感动和隽永的回味。油画一般的景色描写给小说平添了绘画的美感，古有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这篇小说也同样有着山水写意的朴实美。
禹风：《炮台少年》，《山花》2016年第1期
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八岁的少年爱上了美丽风流的少妇，安静小镇的角落里，少年眼中的女子娴静如圣母。少妇的生活由少年的窥视予以呈现，和本文如出一辙。
如文中所言：“少年的故事在拜老爷的古习俗里开始，又在拜老爷的呛人烟雾中褪尽真实的色彩。”故事有一种遥远的疏离感，线索是为争夺故土而发起的悲壮战争，而这故事本身却是“蒙着一层抹不干净的灰色”。少年纯真萌动的爱恋之下隐藏的却是成人世界里暗流汹涌的争夺与恩怨。挺进十八岁的成人礼在一个忧郁的眼神里走向了尽头，他心中的偶像形象失落了。他的少年世界里承受不起这太多的孤独和伤痛，终于他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完成了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致敬，用一个决绝的背影斩断了他尚未成熟丰满起来的美丽人生。
少年张挺进的世界里有一个崇拜的偶像是马雄军，一个深深爱慕的女性是马雄军的妻子朱丽。他对马雄军的崇拜有一部分也是缘于对他妻子朱丽的爱慕。整篇小说几乎采用了第三人称限知的叙事视角，行文发展全部由少年挺进所见所闻，甚至更大程度上的偷窥得来。一个少年眼中的世界，首先在景物的描写上十分真纯，人物也没有过于奸佞的成分。文中多次埋下伏笔，少年挺进善于飞檐走壁隔墙听音，政委父亲在战场上和马雄军的恩怨，母亲和朱丽的纠葛全由少年的视角予以呈现。而文章末尾处朱丽和卧榻上垂死的挺进母亲的对话看似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而实际上暗处却隐藏着少年挺进的一张耳朵。前文的细节处不断埋伏隐现的线索表明朱丽和张政委的关系：朱丽认得出挺进偷窥朱丽时遗落的父亲给他的翠玉知了、母亲和朱丽私密談话中的只言片语。挺进终于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懂得了朱丽曾经对自己父亲的情缘，也终于明白自己心中的偶像实际不过死得“轻如鸿毛”。他的成人礼使他忧郁，一夜之间少年的木棉凋落了。 文中的朱丽始终处于男性视角下的弱势地位，不论少年挺进的窥视还是海湾上少年大鹏他们的言语中，朱丽的形象塑造始终处于人格的被动方。然而这个夹缝中的女性却辗转沉浮于所有故事的人物之中，成为文章的核心所在。“女人上船自古是忌讳”，文章一开篇就如是说。朱丽就是这样一个忌讳中的典型。她分明为马营长坚守贞洁，却因为给丈夫报仇借鱼刀与渔民有染而被看做不洁的女人。她和政委有过情缘却被政委夫人拆散强嫁于了马营长，末了那一句自言自语“我早就死过了……”隐隐道出了她不可言说的苦楚。在强大的男权话语之下，柔弱的朱丽选择了复仇。于是少年和婉的心事下便隐藏了朱丽阴森恐怖的计谋。文中惟一描写朱丽窥视少年挺进的情节；“他没看见朱丽在窗户角落凝视他的眼睛，他最好不要看见她的眼色，这眼色已无可挽回，对一往情深的少年，这眼神是致命的。”少年的深情和朱丽的阴谋交织成复杂难解的谜，“锋利带血槽的鱼刀犹如朱丽沐浴后裸体的一部分”，所以少年将死之时，忧郁的眼神里是洞穿了谜底的无尽深渊。朱丽用一个女性蒲苇一般的韧力割断了将苦涩的命运强加于她的暴虐者的咽喉。
江洋才让：《午夜的孩子》，《十月》2016年第1期
生命的凄苦究竟来自于哪里，仅仅上小学五年级的嘎玛无从知晓。是什么给了他眼中流不尽的黑色墨汁和耳畔绵延不绝的静电声响，是那颗坠落的黑色太阳抑或是他本该接受的命运洗礼。
年幼的嘎玛过早地失去了双亲，只有相依为命的姐姐与他为伴。生活的艰辛使他过早地缺失了孩童的欢乐，一篇题为《我的阿爸阿妈》的作文使得嘎玛深深犯难。他的眼中的事物总有流淌不尽的墨汁黑。小说穿插于嘎玛在学校里受到的冷遇和索南对姐姐无赖纠缠的无数个深不见底的黑夜之间。嘎玛和姐姐在苦难中挣扎，在对父母的无尽怀念中过着一天又一天。生命在这里像一曲礼赞，赞颂这些卑微的不幸的生命。
然而不管生命如何悲惨，嘎玛的世界里依然存有孩童的天真和快乐。夜风吹过墙头的声音像一群孩子吹着口哨，“嘎玛听着它们无厘头，光着屁股满世界跑来跑去。”嘎玛只有在这时候才能嘴角浮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米粒般大的笑意。年幼的无忧无虑没能从嘎玛早熟的心潮中退去，反而成为一抹哀婉的亮色照他前行。
后现代的表现手法在文中以光影、色彩的形式出现。嘎玛眼中看到的苦难、姐姐所受到的凌辱全都化成了嘎玛眼中墨汁黑的意象。嘎玛躺在黑夜中听到脚步声由自己的脚趾头上升起，而后窗帘上晃动的黑色人影“像一场皮影正在上演”。在嘎玛的心中存有一份自由，他为了这自由抗争着，嘎玛的心是一只游走于黑暗中的幽灵，他脑海中关于爱的感受变成了流注在墨汁黑里的金黄水彩。光与影的变幻展现着嘎玛敏感破损的幼小心灵。在与苦难斗争的挣扎中，嘎玛不曾忘记他内心的一抹亮色。文中奇异的场景描写给了小说一层魔幻的意味。嘎玛父亲死前嘎玛对着镜子回忆美好的往事，镜子突然自己破碎了，嘎玛的父亲在炸石头时被炸成了四等分。嘎玛在手电筒的光柱里看到阿妈阿爸，看到生活的希望。魔幻的写作手法给小说增添了少数民族文学中一层宗教的神秘感，也是悖离了正常叙事原则的晦涩幽暗的语言叙事手法。
麦家：《畜生》，《十月》2016年第1期
“我”醉了一场酒，根据一个无赖瘫子的指示看了一场荒唐的杀人，一个叫木金的傻子被扣以渎牛罪枪决。被他照顾的三头牛守护着他的尸体不肯离去，直到人们愿意为木金收尸。一个略带离奇的故事，正如麦家在文章的末尾所说的：“这件事给我留下的疑惑太多，我要说的只是一个个问题，比如……比如……比如……我不得不承认，我还小，知晓的事情太少啦。”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细节处隐藏着巨大的逻辑背叛。故事定位在1974年“文革”时期，据“我”爷爷说，木金是民国四十九年那年被村里的私塾先生从镇上捡回来的。民国四十九年这个说法本身就存在问题，推算出来应是1961年，而这个时候早已不应该用民国纪年，即便采用了如此说法，那么按照行文逻辑到1974年木金应该也只有13岁而已。然而年仅13岁的傻子木金却和牛做了苟且之事，让母牛怀了孕，并且因此犯了大罪而被批斗枪毙。此外文中又写到了木金的传奇经历：不死之命的木金“五岁时吞过锋利的剃头刀，第二天跟血一道屙出来……十三岁那年他在家玩火，把房子烧燃了，火光冲天，家里东西都烧成灰，连猫也烧个半死，他一个傻子反而躲在水缸里逃过一劫，只是头发被烧成阴阳头。”先生一气之下和木金一起喝了敌敌畏，先生魂飞魄散命归西天，木金却只是肚子痛了几天，从此以后不长个，横着长。文中隐含叙述存在前后逻辑上的严重混乱，这种混乱也许正是为了用来弥补麦家所说的——他的疑惑。
与之相对的是，麦家是一个逻辑推理叙事的天才，颁奖词中曾说“麦家的小说是叙事的迷宫，也是人类意志的悲歌”。一个拥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和坚固逻辑的作家在这篇小说的隐含叙事中暗藏了这样扭曲的逻辑形态，他的意指何在呢？
文章开篇就说，“我”喝了爷爷的杨梅酒，迷蒙中听到爷爷说本要带“我”去看热闹的。“这碗酒保你可以睡到明天天亮。”然而“我”只睡了一个多小时，醒后发现万人空巷，人们都去看枪毙人了。故事隐约传达出梦境的主题，却又不言明挑破，只在最后说“这件事留给我的疑惑太多”。似乎有意在现实主义的叙述之外开掘浪漫主义的隐含主旨，梦境之中一切癫狂的无可救药的行为都可以被看成合情合理。
癫狂错乱的隐含叙述和逻辑清晰言辞准确的显性叙事交错呼应，是作家在这篇小说中最为独特的笔法。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我”为了看一场杀人忘记了对水水的恨，求她给“我”匀位置；平日里教导“我”不可以歧视别人的爷爷也在对待为木金收尸的问题上变得薄情寡义。一头母牛怀了孕，木金就被冠以糟蹋母牛的罪名批斗。人心惶惶只求自保的岁月里，人的信义甚至不如三头畜生。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所说的“畜生”到底指的是什么，是褒抑或是贬，似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麦家用极其波澜不惊不带丝毫个人感情的方式叙述了一个极为简单的故事，而作家的功力却在这简单的叙述中产生了惊天动地的效果。邮电所所长因破坏军婚的罪名被批斗枪决，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富根瘫子“龙变虫子”终日以烟屁股和阴沟水为生沦落到连畜生也不如的境地；水水大姐祈求嫁进城里不得而得了花痴病。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都在作家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中绽放着惊人的震撼力。文章開篇说“我”整天像水牛一样泡在溪坎里打水仗，这样的自我评价透露出麦家隐藏的情感倾向。作家若非自贬即是在褒扬抑或缅怀某种人格的高度。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
马 兵 高天瑶 王 菲
我们在之前的四季评里曾介绍到过弗兰克·奥康纳的观点，即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更应成为记录底层那些被忽略的“孤独之声”，在奥康纳看来，关注小人物，关注边缘人物，关注下层，这是短篇小说赖以支撑自身的合法性所在。事实上，在整个关于底层的叙事中，声音问题一直是作家的焦虑也是争议的焦点，代言是否合法，不代言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又该如何发声，代言是否一定会掩盖或遮蔽真实的声音？这些疑问至今依然是众说纷纭。在2016年第1期《十月》杂志中有一篇名为《回馈乡村，何以可能？》的作品，该作以一个普通的农村儿媳，也就是“凤凰男”的妻子的身份讲述了家族中发生的灾难，进而探讨了当下乡村中存在的教育、就业、医疗等种种问题。有《新结婚时代》《双面胶》等电视剧在先，又兼网上热炒各种关于凤凰男和城市女的悲剧帖子，“凤凰男”貌似已经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名词，这篇作品却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凤凰男反哺家族的必然性和乡村的脆弱无奈。也许没有平等的对话和发声机会，任何一个族群都会不被人知甚至被污名化。我们本期选择的几篇小说多以社会中边缘人物作为主角，或是身有罪而心向善的城市流民，或是都市中的快递员，或是纽约市里的同性恋孤儿，或是沙漠基地中的军人，或是小镇工厂里的青年，或是婚外恋的男女，或是藏族少年……他们世界虽然不同，却面对同样焦灼的人类生存困境。也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不像政令一样，能直接改变什么，但也许给了这些边缘人物一个发声的機会，也是善莫大焉。
陈仓：《从前有座庙》，《时代文学》2016年第1期
依然是陈仓擅长书写的进城故事，一个犯了刑事案件的乡民辗转到了上海，以和尚的身份为掩护，以一座小庙为依托，那么接下来呢？陈仓绕开了一般惯性的叙事逻辑，而是围绕身罪与心罪，以“庙”为关键词，反复探求一个乡人朴素的善意和佛缘。坦白说，这个小说里小月、小兰和瞎子、胖孩子和母亲、白毛女和公公等人的故事在底层叙事的洪流里并不新鲜，而且个别情节似也与常理不符，但是通过陈元与他们的遭遇串联，那种弥散在下层之间的相濡以沫，那种未被生活击垮的卑微的民间的向善之心，还是分外打动人心。“陈元”何尝不是“尘缘”，而“陈元”又深得佛缘，他因尘缘而接纳佛缘，而当最后他要以自首的方式完成对小月最大一笔的救助时，又以佛缘的方式焕发尘缘的光彩。
张悦红：《逃离》，《当代小说》2016年第1期
这个小说在情节上与前面的《从前有座庙》不无相似，都写到了主人公因为犯罪而内心受到责罚，而且也以欲要自首作为结尾。但不同的是，陈元救赎自我的方式是近乎积极的，而《逃离》里的胡舟则在精神有问题的六指儿的逼迫之下，试图逃离有罪愆的生活而终无所逃。虽然篇幅不长，小说还是拿出了相当部分的文字来细细讲六指儿的“静止”，交代她精神问题的症状，她随时随地的“静止”和胡舟不断的逃离构成了对比，而且当她不静止时，她总能如影随形地找到胡舟，并用口齿不清的发音指出他撞人逃逸的罪行。也因此，六指儿的“静止”行为具有了某种隐喻的色彩，在一个价值匆促变异的时代，她的静止仿佛是某种恒常信念的行为艺术，她对对错的执拗专注不但拷问胡舟，也拷问每一个读者。
李骏虎：《六十万个动作》，《飞天》2016年第1期
李骏虎的小说有一个特质，即他经常会参与一些重要的文学类型和文学话题，但他实践的方式往往与已有的类型和热点似是而非，往往是自出机杼。在他众多作品中，《六十万个动作》不算是特别精致的，但是这个小说也一样有他的这种特质：这毫无疑问是个底层叙事的作品，一个被克扣压榨工资的乡村青年不堪压迫，却因行事鲁莽而被移送司法机关，让远在北京的父母担惊受怕，多方找关系为儿解围。曾有人谈到，底层叙事有一种“女卖身，男杀人”的叙述模式，其实，看看现实就不难理解，在底层没有别的发声渠道之前，暴力也许就是他们发声的方式。但是这个小说又没有纠缠在青年的暴力上，更难得的是，小说也没有像苦难民粹者那样把青年塑造成一个卑微的无奈的抗暴者——在父亲托各种关系让他摆脱牢狱之灾后，青年却活成了一个乡村混混，最后荒唐地死在一场交通事故中。那“六十万个动作”的辛苦背后不只是有分配不公、劳动异化，还有农人的远方和寄托，还有被连根拔起的异化了的生命感。
文珍：《张南山》，《十月》2016第1期
这同样是一篇内容上可以归类为底层文学的小说，小说的描写对象指向了快递员，我们生活中熟悉又陌生的人。如同小说中所说：“他知道人们住在哪一街道、哪一小区、哪一楼层，人们却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作者文珍是北京大学的创作与研究方向的硕士，她的“学位作品”《第八日》广受好评，描绘了一个身在大城市的多余人形象——顾采采，她的其他作品也多关注城市病和边缘弱势人物。曹文轩的评价是“她的笔下其实没有真正的饱经风霜的市民。这些年轻人似乎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大多没有在城市扎根，处在一种悬浮状态。但在他们身上又最能体现城市的气息。”
小说的主角名为张南山，是一个湖北乡下的小伙子，高考落榜后他一直在家里侍弄田地，但在青梅竹马的恋人小菊外出打工并移情别恋于一个武汉本地人之后，他也来到了北京。在一番磨难之后，他成为了一位快递员，并且在音乐学院门口收发快递时结识了很像小菊的谢玲珑。但是对于谢玲珑的情意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想借给谢玲珑钱的愿望也被谢玲珑和其女伴误解。原来被谢玲珑殷切称作“师傅”的他在谢玲珑眼中只是一个透明人。张南山以及他的伙伴在北京的遭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骆驼祥子，新一代的骆驼祥子们在北京不仅面临着生存的压力，还面临着感情的异化和深刻的孤独。对南山很好的小军的父亲生病了，但是南山却因为太过于珍惜自己的血汗钱没有向小军伸出援助之手。小军不告而别之后，本性善良的南山心中也埋下深深的创痛。故事的结局是悲凉的，“菊花不采，一切成空。这南山最终也离开那东篱。”南山和小菊再度重逢的契机却是小菊听闻南山已经攒下了十几万块钱，可以回乡开一个餐馆。一对本是天真烂漫的小儿女迅速地被城市掏空，乃至枯萎凋零。已经与武汉男孩分手的小菊脸上也带上了沧桑，比南山小了一岁的她却像南山的姐姐。 作者本人在采访中曾经说过：“写作者当然可以偷懒一股脑儿把个人的悲剧全怪在社会和少数坏人身上，但更重要的是探讨社会的发展进程是怎样对一个生活在这时代的个体造成具体影响，最重要是写出这困扰、束缚和蚕食的过程。”奥康纳也提醒过我们，写作底层众生不为人所关注的“孤独之声”未必就意味着简单认同底层的生活逻辑，真正的孤独之声是能让读者在一个普通人的孤独里洞察到耶稣、苏格拉底和摩西的孤独。
最终张南山在黑夜里哭了，一直积攒在小说中的情绪也得到了酣畅淋漓的爆发。
白先勇：《Silent Night》，《上海文学》2016年第1期
作为短篇小说名家的白先勇时隔十三年再度发表短篇小说，也是继Tea for Two和Danny Boy 的系列小说三部曲之中的最后一部，此篇小说将收进他的小说集《纽约客》中。赵丽宏评论此篇小说为：“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写出了人间的怜悯与情爱”。与前两篇小说一样，白先勇将叙述焦点投向了纽约的同性恋者，他们不再是纽约的“过客”或者“客人”，对纽约也有了一定的归属感，但是心灵还是孤独的。《Silent Night》的结构很类似Danny Boy，都有着宗教、救助迷途男孩、义工之家和AIDS等元素。文中有四个主要人物：余凡、保罗神父、乔舅和阿猛。如同巨灵般的乔舅延续了以往《孽子》中的阿雄仔、《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原始人阿雄的形象造型，健壮的外表下是脆弱敏感的内心，把阿猛称作“宝贝”。阿猛则是小说中惯常出现的迷失在纽约的男孩，他们是社会中弱势的群体，是经常受到凌辱和损害的对象。作为被救助者的乔凡也在保罗神父的感召下逐渐有了悲悯之心，转变成了一个助人者。神父却仍然自责着他拯救每个孩子，使得那些孩子又回到了街上。父子关系是白先勇小说中常见的主题，父亲一直处于缺位状态的乔凡在精神上把保罗神父视作父亲，从小被继父欺凌、对“Father”特别敏感的他居然脱口叫了神父“Father”。在这里，后天形成的情谊超越了血缘关系，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父子关系和皈依。小说的最后，乔舅搂住余凡的身子，也暗示着这两个人将在纽约接下来生活相依相伴，自助、助人、互助，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光明的结局。
王凯：《瀚海》，《当代》2015年第6期
王凯可以说是“新生代军旅作家”中的一员干将，著有长篇小说《全金属青春》和若干中短篇小说，丰富的基层和机关经历使得他的写作细节真实细微，有评论者认为“读王凯的小说我想到了米兰·昆德拉”。此篇小说以十几万字的容量成为2015年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之一，王凯将背景放置在他熟悉的舞台——巴丹吉林沙漠上，也就是曾经不断闪现在古代诗文中的美好词汇——瀚海。他讲述了6名军校毕业生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成长故事和他们的人生选择，又一次拷问了庸常生存环境下的梦想、爱情和青春，也塑造了新一代青年军人的形象。《瀚海》里的人物名字都非常巧妙地化用了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里的词句，人物特质也和名字有隐约的暗合，比如冲动浮躁的叶春风、美丽动人的白雪歌、不负责任的胡天、急功近利的车红旗等。每一个章节开头引用的《白鲸》里的内容，即呼应了小说中主人公叶春风一直在读的《白鲸》；另一方面，荒凉的沙漠和辽阔的海洋有相似之处，船长亚哈的人生意义是猎捕白鲸，而叶春风还要在沙漠中继续找寻属于自己的意义。
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主角叶春风是王凯偏爱塑造的主角形象——冲动叛逆、桀骜不驯、渴望自由和超越。叶春风在军校毕业之后，为了爱情一时冲动选择分配到艰苦的沙漠基地，他的爱情没有开花结果，自己却遭到了一系列意外的打击：先是失去了新兵连长的名额而被发配去烧锅炉，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成为三九站器材股的助理员。当他对助理员的工作开始得心应手的时候，又成为了回收队的副队长、队长，后来又高升到基地军务科任中校干事。人的命運如同一颗身不由己的砂砾，这是瀚海，也是人生。而叶春风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磨练，也经历了爱情、友情的迷失和重获之后，却产生了虚无感，发出了沙漠是什么地方的追问。也许这是一种领悟了人生渺小的成熟。
胡天的命运很有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意味，胡天是军校高官的儿子，本来可以被分配到一个待遇优厚的单位，但是他的父亲却在分配去基地名单的时候宣读了胡天的名字。“看透了沙漠”的胡天在初到基地的半年之后认为“沙漠会把我们变成傻帽”，他通过伪造通行证逃脱了，却在其后的十余年中一直没有做出像样的事业，反而多次骗取叶春风的金钱，沦为了一个江湖骗子。胡天看似抛弃在沙漠中生活的“重”，但是最后压倒他的却是没有目标、四处寻猎似的生命之轻。
其他人物也在军营这个大环境下有着自己的特色，他们没有像材料中的英雄模范一样刻板，而是有着自己的不完美的个性和平常的烦恼。如同评论者所说“他塑造的这群带着强烈时代印记的真实军人，将是军事文学史里留得下来的形象。”
路内：《十七岁送姐姐出门》，《萌芽》2016年第1期
《萌芽》杂志在2016年开始改版，社长孙甘露称：“读者成熟了，刊物也要跟上”。小说家路内的作品《十七岁送姐姐出门》和青年学者金理对他的访谈《梦里的荒凉和美是一回事》成为改版后第一期的主打作品。曾经做过工人的路内对于工厂的人事非常熟悉，“工厂”这一空间多次在他的作品中出现，《十七岁送姐姐出门》继续了对于工厂青年的叙事。“我”的名字是之前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路小路，他和同学大飞一起在硫酸厂实习，大学毕业生表姐庄小雅也阴差阳错到了硫酸厂，但她一直怀揣着去美国的梦想。表姐庄小雅属于路内小说中“美丽的女孩子”这一群体，还包括《少年巴比伦》中的白蓝、《追随她的旅程》中的小齐、《云中人》中的小白与咖啡店女孩等。她们爱好读书，有着共同文艺气质，对付周围环境惟一的武器只能是自己的高傲。作为少年爱意的投射，她们如同浮士德所描绘的“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成为少年记忆里的永恒的幻梦。主任张小栓是工厂的“统治阶级”的代表，路小路等普通工人多次受到他的刁难。受到压抑的工人只能爆发般地在检修季节时候舒展开自己，“像年画上聪明健康的儿童般走了出来”。兄弟关系或者姐弟关系是路内写作中常见的亲情模式，小说中的“弟弟”们合力把“姐姐”送出了这个环境，自己却留在了原地。但是终究还是有人走出了那个荒谬黑暗的工厂世界。 小说的标题很容易让人想到余华的一篇著名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十八岁是成年的分界线，十七岁却还是一个少年。所以，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少年遭遇时代的故事。
周李立：《爱情的头发》，《上海文学》2016年第1期
周李立在多部作品中都描写了中年男性和二十岁出头的女孩之间的感情纠葛，她在小说《八道门》中借康一西之口道出了对年轻男人的贬低：“那些年轻男人们，不过是风中之旗——看起来也招展着，但其实单薄而脆弱，靠不住。”不同于《八道门》关注中年男人现实的生活处境和社会体验，小说《爱情的头发》从具体而微的身体经验出发探索了一种游离于道德之外的爱。方卓是一个有妻有子的中年海鲜水产商人，他与护士许小言因为看牙而结识，然后缔约了每周见一次的婚外关系。如果说在《八道门》中康一西借租住高档小区来完成对平庸生活的对抗，那么《爱情的头发》中方卓却隐约期待拔头发带来的疼痛来“确认自己仍是一个有感觉的人”。但是这样的方法如同康一西的过度消费一样效果可疑，方卓觉得自己是“以身体的受虐感来缓生活中那些说不出的羞耻和憋闷，饮鸩止渴，终于掏空自己的，剩下一片空虚。”许小言是爱着方卓的，但是这种不被大众道德观承认的爱情让她不得不虐待自己的身体来完成一种宣泄。小说的题目指的是头发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其实有着敏锐的感觉，能透露出爱情的秘密。有着拔方卓白发爱好的许小言最终开始以一种平静的疯狂拔自己的头发。而方卓最终还是懦弱的，因为童年家庭的创痛，因为对女人的不解和误读只想让他退缩，他无意识地拿起了自己的专属的机器猫浴巾，以一种滑稽的方式逃离了。
张惠雯：《场景》，《上海文学》2016年第1期
卡洛斯医生有过一首诗《场景》：“玫瑰花，在雨里/别剪它们，我祈求/它们撑不了多久，她说/可是它们在那里/很美/哦，我们也都美过，她说/剪下了它们，还把它们交到/我手中。”这一首追忆青春年华略带惆怅的小诗，穿针走线得弥合起穿梭而过的片段，玫瑰花一般浓醇的往事铺满平淡岁月的一封封云中锦书化开变淡，有如一滴浓烈的玫红融成淡若无味的游丝，好像不曾存在过却又那样真实地留存于脑际。
故事的主人公无名无姓，她和他既是代名词又是某种象征，每个人都应该有过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不为人知却支撑生命永不老去的信仰。褪去雍容富贵的光环，她是一个在凝重琐碎的午后消磨光阴的普通妇人。完满的幸福于她是一个平静的轮回，波澜不惊白驹过隙。直到遇见一个情投意合的他，向她敞开一个新奇的世界。带她坠落沉迷，而在醉醒之后把她送回平静的过往。故事的情节像极了电影《廊桥遗梦》，电影的女主人公在家庭主妇的平凡岁月中固守琐碎乏味的过往人生，偶然闯入生活的客人带着外面世界的精彩俘获了主妇的芳心。她爱上了这个生命的过客，在后半部人生岁月中用这惟一值得缅怀的回忆温暖着自己冷却的心。小说和电影有着极尽相似的情节，女主人公摇摆挣扎的心事有如男主人公在最后一刻挂在观后镜上的十字架。在她下定决心的一刻，车门的把手即将旋开，红灯却变绿，汽车启动。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一秒的迟疑换来她一生的等待和追忆。错过的注定美好，逝去的终将不朽，而在现有的平凡中，她再次回到那一份平实的幸福中，作者也许想追问，平凡中难道不该有不朽吗。她的丈夫抚摸她长发的时候带给她的感动和依赖，那个他是否有能力给予？也许有过他给过的轰轰烈烈，她才能够对现今的平凡甘之如饴。这也才是作者的意旨。
文章开放式的故事情节耐人寻味。她和丈夫以及那个他惟一的一次三人对话是讨论男女对于年龄的不同态度问题。丈夫认为男人容易因怀念自己的青春而寻求年轻的伴侣，而女子却因生育的过程而倾向于成熟的东西。道出隐藏的心声之后丈夫便回避了这个话题，而这回避之后却为小说开辟了一重新的境界。妻子和丈夫的生活构成了两个相对的镜像，小说明线描写妻子对精神的放逐，而实际上却似乎在影射丈夫内心的某种争斗。妻子并没有爱上更加成熟的异性，相反，吸引她的是他身上新鲜生动的光彩。她日渐麻木的失去弹性的心在他的感化中变得柔软而坚韧，她渴求精神上的救赎远远胜于身体的接触。丈夫的生命中有过什么样的情感经历，小说没有赘述。而弦外之音，可以想见，最终每一个人都会回归到一个起点，让那潜藏在心底的秘密温柔地舒展，变成许久不见之后相视而笑的邂逅。
小说的情节仅仅用了几个大的片段拼接而成，大段抒情化的场景描写反映主人公的心绪变化。女主人公沿着石砌的小路望去，便望见了自己从一个年轻女人变成了白发的老妇人，平淡的叙述留给读者掩卷而思的感动和隽永的回味。油画一般的景色描写给小说平添了绘画的美感，古有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这篇小说也同样有着山水写意的朴实美。
禹风：《炮台少年》，《山花》2016年第1期
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八岁的少年爱上了美丽风流的少妇，安静小镇的角落里，少年眼中的女子娴静如圣母。少妇的生活由少年的窥视予以呈现，和本文如出一辙。
如文中所言：“少年的故事在拜老爷的古习俗里开始，又在拜老爷的呛人烟雾中褪尽真实的色彩。”故事有一种遥远的疏离感，线索是为争夺故土而发起的悲壮战争，而这故事本身却是“蒙着一层抹不干净的灰色”。少年纯真萌动的爱恋之下隐藏的却是成人世界里暗流汹涌的争夺与恩怨。挺进十八岁的成人礼在一个忧郁的眼神里走向了尽头，他心中的偶像形象失落了。他的少年世界里承受不起这太多的孤独和伤痛，终于他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完成了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致敬，用一个决绝的背影斩断了他尚未成熟丰满起来的美丽人生。
少年张挺进的世界里有一个崇拜的偶像是马雄军，一个深深爱慕的女性是马雄军的妻子朱丽。他对马雄军的崇拜有一部分也是缘于对他妻子朱丽的爱慕。整篇小说几乎采用了第三人称限知的叙事视角，行文发展全部由少年挺进所见所闻，甚至更大程度上的偷窥得来。一个少年眼中的世界，首先在景物的描写上十分真纯，人物也没有过于奸佞的成分。文中多次埋下伏笔，少年挺进善于飞檐走壁隔墙听音，政委父亲在战场上和马雄军的恩怨，母亲和朱丽的纠葛全由少年的视角予以呈现。而文章末尾处朱丽和卧榻上垂死的挺进母亲的对话看似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而实际上暗处却隐藏着少年挺进的一张耳朵。前文的细节处不断埋伏隐现的线索表明朱丽和张政委的关系：朱丽认得出挺进偷窥朱丽时遗落的父亲给他的翠玉知了、母亲和朱丽私密談话中的只言片语。挺进终于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懂得了朱丽曾经对自己父亲的情缘，也终于明白自己心中的偶像实际不过死得“轻如鸿毛”。他的成人礼使他忧郁，一夜之间少年的木棉凋落了。 文中的朱丽始终处于男性视角下的弱势地位，不论少年挺进的窥视还是海湾上少年大鹏他们的言语中，朱丽的形象塑造始终处于人格的被动方。然而这个夹缝中的女性却辗转沉浮于所有故事的人物之中，成为文章的核心所在。“女人上船自古是忌讳”，文章一开篇就如是说。朱丽就是这样一个忌讳中的典型。她分明为马营长坚守贞洁，却因为给丈夫报仇借鱼刀与渔民有染而被看做不洁的女人。她和政委有过情缘却被政委夫人拆散强嫁于了马营长，末了那一句自言自语“我早就死过了……”隐隐道出了她不可言说的苦楚。在强大的男权话语之下，柔弱的朱丽选择了复仇。于是少年和婉的心事下便隐藏了朱丽阴森恐怖的计谋。文中惟一描写朱丽窥视少年挺进的情节；“他没看见朱丽在窗户角落凝视他的眼睛，他最好不要看见她的眼色，这眼色已无可挽回，对一往情深的少年，这眼神是致命的。”少年的深情和朱丽的阴谋交织成复杂难解的谜，“锋利带血槽的鱼刀犹如朱丽沐浴后裸体的一部分”，所以少年将死之时，忧郁的眼神里是洞穿了谜底的无尽深渊。朱丽用一个女性蒲苇一般的韧力割断了将苦涩的命运强加于她的暴虐者的咽喉。
江洋才让：《午夜的孩子》，《十月》2016年第1期
生命的凄苦究竟来自于哪里，仅仅上小学五年级的嘎玛无从知晓。是什么给了他眼中流不尽的黑色墨汁和耳畔绵延不绝的静电声响，是那颗坠落的黑色太阳抑或是他本该接受的命运洗礼。
年幼的嘎玛过早地失去了双亲，只有相依为命的姐姐与他为伴。生活的艰辛使他过早地缺失了孩童的欢乐，一篇题为《我的阿爸阿妈》的作文使得嘎玛深深犯难。他的眼中的事物总有流淌不尽的墨汁黑。小说穿插于嘎玛在学校里受到的冷遇和索南对姐姐无赖纠缠的无数个深不见底的黑夜之间。嘎玛和姐姐在苦难中挣扎，在对父母的无尽怀念中过着一天又一天。生命在这里像一曲礼赞，赞颂这些卑微的不幸的生命。
然而不管生命如何悲惨，嘎玛的世界里依然存有孩童的天真和快乐。夜风吹过墙头的声音像一群孩子吹着口哨，“嘎玛听着它们无厘头，光着屁股满世界跑来跑去。”嘎玛只有在这时候才能嘴角浮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米粒般大的笑意。年幼的无忧无虑没能从嘎玛早熟的心潮中退去，反而成为一抹哀婉的亮色照他前行。
后现代的表现手法在文中以光影、色彩的形式出现。嘎玛眼中看到的苦难、姐姐所受到的凌辱全都化成了嘎玛眼中墨汁黑的意象。嘎玛躺在黑夜中听到脚步声由自己的脚趾头上升起，而后窗帘上晃动的黑色人影“像一场皮影正在上演”。在嘎玛的心中存有一份自由，他为了这自由抗争着，嘎玛的心是一只游走于黑暗中的幽灵，他脑海中关于爱的感受变成了流注在墨汁黑里的金黄水彩。光与影的变幻展现着嘎玛敏感破损的幼小心灵。在与苦难斗争的挣扎中，嘎玛不曾忘记他内心的一抹亮色。文中奇异的场景描写给了小说一层魔幻的意味。嘎玛父亲死前嘎玛对着镜子回忆美好的往事，镜子突然自己破碎了，嘎玛的父亲在炸石头时被炸成了四等分。嘎玛在手电筒的光柱里看到阿妈阿爸，看到生活的希望。魔幻的写作手法给小说增添了少数民族文学中一层宗教的神秘感，也是悖离了正常叙事原则的晦涩幽暗的语言叙事手法。
麦家：《畜生》，《十月》2016年第1期
“我”醉了一场酒，根据一个无赖瘫子的指示看了一场荒唐的杀人，一个叫木金的傻子被扣以渎牛罪枪决。被他照顾的三头牛守护着他的尸体不肯离去，直到人们愿意为木金收尸。一个略带离奇的故事，正如麦家在文章的末尾所说的：“这件事给我留下的疑惑太多，我要说的只是一个个问题，比如……比如……比如……我不得不承认，我还小，知晓的事情太少啦。”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细节处隐藏着巨大的逻辑背叛。故事定位在1974年“文革”时期，据“我”爷爷说，木金是民国四十九年那年被村里的私塾先生从镇上捡回来的。民国四十九年这个说法本身就存在问题，推算出来应是1961年，而这个时候早已不应该用民国纪年，即便采用了如此说法，那么按照行文逻辑到1974年木金应该也只有13岁而已。然而年仅13岁的傻子木金却和牛做了苟且之事，让母牛怀了孕，并且因此犯了大罪而被批斗枪毙。此外文中又写到了木金的传奇经历：不死之命的木金“五岁时吞过锋利的剃头刀，第二天跟血一道屙出来……十三岁那年他在家玩火，把房子烧燃了，火光冲天，家里东西都烧成灰，连猫也烧个半死，他一个傻子反而躲在水缸里逃过一劫，只是头发被烧成阴阳头。”先生一气之下和木金一起喝了敌敌畏，先生魂飞魄散命归西天，木金却只是肚子痛了几天，从此以后不长个，横着长。文中隐含叙述存在前后逻辑上的严重混乱，这种混乱也许正是为了用来弥补麦家所说的——他的疑惑。
与之相对的是，麦家是一个逻辑推理叙事的天才，颁奖词中曾说“麦家的小说是叙事的迷宫，也是人类意志的悲歌”。一个拥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和坚固逻辑的作家在这篇小说的隐含叙事中暗藏了这样扭曲的逻辑形态，他的意指何在呢？
文章开篇就说，“我”喝了爷爷的杨梅酒，迷蒙中听到爷爷说本要带“我”去看热闹的。“这碗酒保你可以睡到明天天亮。”然而“我”只睡了一个多小时，醒后发现万人空巷，人们都去看枪毙人了。故事隐约传达出梦境的主题，却又不言明挑破，只在最后说“这件事留给我的疑惑太多”。似乎有意在现实主义的叙述之外开掘浪漫主义的隐含主旨，梦境之中一切癫狂的无可救药的行为都可以被看成合情合理。
癫狂错乱的隐含叙述和逻辑清晰言辞准确的显性叙事交错呼应，是作家在这篇小说中最为独特的笔法。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我”为了看一场杀人忘记了对水水的恨，求她给“我”匀位置；平日里教导“我”不可以歧视别人的爷爷也在对待为木金收尸的问题上变得薄情寡义。一头母牛怀了孕，木金就被冠以糟蹋母牛的罪名批斗。人心惶惶只求自保的岁月里，人的信义甚至不如三头畜生。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所说的“畜生”到底指的是什么，是褒抑或是贬，似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麦家用极其波澜不惊不带丝毫个人感情的方式叙述了一个极为简单的故事，而作家的功力却在这简单的叙述中产生了惊天动地的效果。邮电所所长因破坏军婚的罪名被批斗枪决，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富根瘫子“龙变虫子”终日以烟屁股和阴沟水为生沦落到连畜生也不如的境地；水水大姐祈求嫁进城里不得而得了花痴病。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都在作家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中绽放着惊人的震撼力。文章開篇说“我”整天像水牛一样泡在溪坎里打水仗，这样的自我评价透露出麦家隐藏的情感倾向。作家若非自贬即是在褒扬抑或缅怀某种人格的高度。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