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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获英国布克奖的印度小说《白老虎》，讲述了主人公巴尔拉姆从印度乡村的底层贫民变成城市企业主的故事，集中反映了后殖民时期印度资本主义发展对其传统文化思想带来的破坏，以及给民众带来的痛苦。巴尔拉姆的身上，既表现出人性受到混乱环境支配的自然主义特征，又体现出人性受阶级属性驱动的特点，使得这一人物形象真实、丰满、个性鲜明，以独特而深刻的角度反映出当代印度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巴尔拉姆 文化 人性 蜕变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印度新锐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的处女作《白老虎》，以讥诮、冷峻的笔调揭示了现代印度阴暗、沉重的一面，小说从平民的视角，展现出后殖民时期，在印度效仿西方式政治、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承受着文化传统断裂和精神蜕变的痛苦经历。主人公巴尔拉姆自述的人生故事，正是这种经历的集中体现，作者以颇具自然主义风格的手法，细致入微地表现了主人公在社会环境的折磨、驱使和诱惑之下，心理和情感产生异变和撕裂，逐渐走向阴暗和冷漠的变化过程，折射出印度社会的积弊之深，同时，主人公的身影中隐隐闪烁着的阶级斗争的火光，也预示了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的潜在危机。
一 人物形象的自然主义内涵
故事中的巴尔拉姆的家乡是落后的印度乡村，以佛陀悟道时所在的菩提树而闻名。在外界看来，那里应该是位于神圣的恒河岸边的弥漫着悠久传统、神秘宗教和淳朴民风的安详净土，那里出生的人身上应该流淌着单纯、善良和虔诚的血液。少年的巴尔拉姆的确背诵过赞美佛陀和恒河的诗篇，他也秉承了善于隐忍、吃苦耐劳的农人品格，但当今环境的变迁使他无法自然地接受某些乡村传统的浸润，他见到恒河中遍布腐臭的生活垃圾和剧毒的工业污染，目睹母亲的遗骸以归神之名被河边的黑色烂泥吞噬，心中充满了厌恶，称之为“黑暗的河”。他不仅不愿学僧侣下河沐浴，甚至再也不愿看那河水一眼，他还嘲笑那些怀着朝圣的愿望瞻仰恒河的美国人，并讥讽说其实河边的一滩淤泥就是所谓神明所在。生长在一个因为穷困、劳累、顽固守旧而了无生气的农民家族里，巴尔拉姆没有感受到任何神灵的恩泽，他甚至说广受印度教徒尊崇的猴神哈努曼不过是给人们做出一个忠实奴仆的榜样，阻碍人们寻求自由，而同时，他清楚地见证了恶霸的蛮横、民主选举的虚伪和政府的无能，切身感受了家族宗法对个人理想的压抑和扼杀，所以，他不诚心拜神，也不愿像祖辈那样安守本分，而是希望冲破陈旧乡村的束缚，离开这个被他称为“印度黑暗的一边”的地方，到所谓“光明的印度”——西方化的大都市去。
巴尔拉姆的身体里似乎生来具有叛逆和进取的基因，这种禀性首先来源于他的父母。小说通过虚伪的祖母库苏姆之口暗示，巴尔拉姆早逝的母亲不是一个惯于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的人，她曾与专横的婆婆争吵，以微弱的力量抗议家族宗法的压迫，而巴尔拉姆继承了母亲的特质，自幼对周围环境有着与众不同的观察和反应，典型的表现就是他幼年时着迷地注视村外的黑堡废墟。尽管祖母的恐吓和心理的弱点一度延缓了他对黑堡的探索，但他始终对这个神秘阴森的地方怀有征服的欲望，后来他踏上黑堡的胜利也正是他最终冲破家族宗法束缚的寓言。巴尔拉姆的父亲也有不寻常之处，虽然他只是个如牲口一样拉车的人力车夫，被艰难的生计和令人窒息的家族宗法折磨得枯瘦如柴，但并未放弃抗争。他自己累得呕血并患上肺结核，仍然不让儿子辍学打工，希望儿子有一天“能够活得像个人”。聪明伶俐的巴尔拉姆不负父亲所望，在小学里表现出众，被督学比作难得一见的“白老虎”，尽管父亲病逝后，他被家族强行拉回到了当牛做马的生活道路上，但他已经生就了反骨，也具备了机谋，如他自己所言，“注定不会一生为奴”。他在迷惘、矛盾、痛苦中不断挣扎、搏斗、冒险投机，拼命将自己从旧式印度乡村的愚昧、驯顺、卑微的泥潭里拉扯出来，最终蜕变成现代印度城市丛林中的一头食肉猛兽，实现了自己绰号的寓意，这一切仿佛是宿命的召唤。
蜕变意味着与自己旧身份的撕裂，这一痛苦的经历从家庭中开始，正是家族环境的压力首先迫使巴尔拉姆在性格和情感上发生异化，逐渐走向铁石心肠。其实，对于自己的庞大家族及其宗法规矩，巴尔拉姆倒也没有深厚的感情，尤其是对统治家族的祖母库苏姆，在巴尔拉姆的描述中，她是个冷酷、贪婪、狡猾又顽固守旧的吸血鬼。巴尔拉姆发觉，库苏姆奴役了家族成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父母的过度操劳、抑郁和病逝，而他决不愿再在家族中受她的摆布。但是另一方面，兄弟之情让巴尔拉姆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父母辞世后，哥哥基尚是巴尔拉姆最亲的人，他忠厚老实，没有激情和理想，但他体恤弟弟的感情，不仅全力照顾巴尔拉姆，而且努力支持他学开车、找工作、外出闯荡，当巴尔拉姆在地主的庄园中与主人和仆人们勾心斗角、挣扎着生存时，是基尚给他带来仅有的慰藉和鼓励。巴尔拉姆也一直同情哥哥的处境，他难过地看着基尚因承受了过重的家庭负担而变得枯瘦，正被“活活地吃掉”。见到库苏姆做的色泽鲜红的鸡肉，他甚至觉得那像是“从基尚身上割下来的肉”，不愿入口。然而，由于基尚始终恪守传统，离不开旧的生活方式，巴尔拉姆无法永远维系这手足情谊，当他当面拒绝库苏姆的要求而受到基尚的劝阻时，他把哥哥摔倒在地，拂袖而去。基尚并未因此记恨弟弟，得知弟弟有机会到德里工作，他仍旧高兴得热泪盈眶，并未意识到巴尔拉姆已经决心要离弃家族了。为了享有更多的自由以及实现更大的野心，巴尔拉姆到了大都市后就不再给家里寄钱，尽管他明知这样会让哥哥的生计更加艰辛。当他谋划杀死雇主夺走巨款的时候，他想到了基尚会受到对方报复，被活活打死，甚至被灭门，他也曾扪心自问，良心饱受煎熬，但他最终还是将家人抛在脑后，下手犯罪后远走高飞了。
外出闯荡的过程中，社会的阴暗驱动了巴尔拉姆道德观念的异化，他发现自己追求的社会身份也在不断地撕裂和矛盾之中。最初，他按照自己低贱的种姓传统，与哥哥一起在本乡的茶铺当伙计，那里挂着甘地的雄伟画像。甘地主义号召大家以淳朴的传统维护旧式的村社生活，不做强力斗争，这样的主张曾被帕尔特·查特吉等研究者称为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无法解决下层民众的实际问题。（查特吉，129-131）故事中的巴尔拉姆对此有相似的感受，他并不怀疑甘地精神的圣洁可敬，但他发现，如果像甘地那样“认真负责、乐于奉献、真心实意”地工作，他就会如许多前辈一般，最终被老板压榨成憔悴枯槁的“人形蜘蛛”。所以他一边消极怠工，一边打探出路，最后作为坏雇员被老板赶走。成为大地主家的二号司机后，他为了在主人面前争宠而与同住一室的一号司机暗中争斗，但是，当他最终利用主人的宗教歧视赶走了对方时，他的心中却涌起一丝愧疚。因为那个司机与他同样是出身底层，挣扎求生，颇为可怜，况且也没有真正伤害过他，而他，为了自己的谋划，只能忘却同情和仁慈。对于这种冷酷行为，巴尔拉姆解释了其产生的原因：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度，人们按种姓制度的规定各操职业，阶层分明，在动物园般的秩序下各安天命，那时的人们大都是善良安分的；但印度独立后，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丛林法则取代了动物园法则”，原有的秩序被打碎，任何人只要不择手段地弄到钱就能拥有一切，猛兽出笼、弱肉强食的现实只留给人们两种命运，吃人或者被吃。巴尔拉姆不愿被吃，所以他选择吃人，也基于相同的逻辑，他不惜铤而走险，谋杀了自己的主人之一——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少东家阿肖克先生，尽管这是唯一一位与他建立了些许情感纽带的主人。 二 人物形象蕴含的阶级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巴尔拉姆明确地表示，自己谋杀主人的“吃人”行为并非只是出于攫取富贵的欲望，也是对大肆吃人的地主阶层的正当反抗，并且暗示自己这一行为代表着许多倍受欺凌的印度底层民众的想法，具有相当的正义性质。由此，巴尔拉姆身上也表现出了清楚的阶级特点。
在对印度的进步程度进行评论时，巴尔拉姆谑称印度最伟大的发明就是鸡笼，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民众被困在这肮脏的鸡笼中，很多人慢慢习惯了被统治者奴役和宰杀。目睹主人和当权者的龌龊交易后，巴尔拉姆胸中燃烧着对统治阶层的怨恨，而驶过夜晚的班加罗尔街头时，他感受到，无数下层民众心中同样的怨恨，正如火种般在这座城市里积聚燃烧。他脑海中隐约闪过的内战、游击队、流血事件、接受共产党宣传的人群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相互呼应，使人嗅到了阶级斗争暗中酝酿的火药味道，这就是巴尔拉姆所说的“世界末日”。身为一个工作不太繁重、生计尚可维系的私家司机，面对着社会秩序可能发生动荡和改变的潜在威胁，巴尔拉姆没有感到恐慌和忧虑，而是流露出认同甚至渴望，这无疑是源于与生俱来的受压迫阶级的特质。
当然，巴尔拉姆并不具备参与或发动大规模社会斗争的能力和觉悟，印度社会也尚未允许这种机会出现。巴尔拉姆只受过一点儿小学教育，没有条件学习社会学或哲学思想，也没有碰到过任何组织斗争的人，他见识过的斗争，基本限于游击队杀死恶霸儿子之类孤立的流血事件，所以，虽然他自发地意识到了反抗的必要，他能做的也只是策划杀死另一个恶霸的儿子，而自己通过犯罪手段设法跻身富人阶层。在喧嚣而又冰冷的都市里，他所能结交的与他处境相似的人，只有少量的仆役和司机，这些人在侍候主人之余，沉溺于暴力、恐怖、色情的出版物，被精神鸦片麻痹了头脑，在空虚、低俗甚至下流的活动中得过且过，并随时检举和排斥着任何有违这种氛围的言行。对于他们，巴尔拉姆叹道，可悲的真相就是关在鸡笼里面的人也在千方百计地维持鸡笼的存在。显然，印度的受压迫阶层还没有充分的觉醒，为自身权利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气候还没有形成。所以，眼界有限、孤立无援的巴尔拉姆，只能个人进行简单的斗争，为此他不得不在所有人面前掩饰心事，不敢把愤怒显露给任何旁人，哪怕只是一个路边的书贩，或一个相熟的司机。
阶级意识促使巴尔拉姆愤怒，也带给他心灵的矛盾。他对阿肖克痛下杀手，但在追述往事时又很少流露出对这位少东家个人举止的愤恨，反而多次称颂他的品德，忏悔自己对他的愧疚，这一自相矛盾的表现之所以产生，除了普世价值的人性对良心的拷问之外，也在很大程度上与阿肖克先生自身的矛盾特点有关。阿肖克受到美国的教育，怀着在印度建设西方式文明的梦想，可是在肮脏而疯狂的德里他一筹莫展，他的品行原本比父兄端正、清白，人文思想也更进步，但印度社会和地主家庭迫使他沾染阴暗的生活方式，结果被他的美国妻子嗤之以鼻，他的心境如同印度流散作家拉什迪所描述的，有在两种文化之间两头落空的感觉（Rushdie，15）。依巴尔拉姆看来，在印度混乱和腐败的社会面前，阿肖克西方式的民主意识和人道精神既高贵纯洁，又幼稚可笑，他对这位主人的感情也充满了复杂的矛盾。一方面他内心感激阿肖克难能可贵地对他给予尊重和爱护，一方面又忍不住利用阿肖克的开明和善良占便宜，还暗自嘲笑他的轻信，说他缺乏地主的凶狠本能，只是一头待宰羔羊；他意识到自己所受剥削很重，心中充满愤怒，想要设法抗拒，但当他学到奸猾伎俩，偷骗主人的财物时，又为自己辜负信任的行为而感到羞耻。当主人家逼迫他为车祸顶罪时，他怀疑和怨恨阿肖克，认为这个人终究表现出了骨子里的地主本性，但后来看到阿肖克被黑暗的现实折磨，婚姻破裂、借酒消愁的脆弱表现，他又不禁满心同情，尽力关爱起来。他觉得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是在表面上关爱主人却在背后痛恨他们，还是在表面痛恨他们却在背后关爱他们？”决定杀人劫财之前，巴尔拉姆内心反复而剧烈的斗争几乎将他撕裂，他诉诸于嫖妓、打人等疯狂的发泄方式也无法缓解。但最终，还是主人和仆役分属两个对立阶层的事实决定了他的行动。阶级间铁的敌意遮蔽了人性的微弱光芒，面对阿肖克血流如注的场景，巴尔拉姆想到的是：当年父亲的死法比这痛苦得多，而现在自己终于夺取了自由。当然，他的简单斗争并不涉及对其他穷人的解放，只是让自己由穷变富，也成了一个归属剥削阶层的企业主，但在他自己看来，这一身份转变只是当前社会环境下生存策略的需要，并不意味着先前立场的全面颠覆。从他自愿帮助车祸受害者的行动可以看出，他对下层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厌恶始终存在，这的确是他阶级立场不能完全退化的遗迹。
三 丰满的人物形象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整篇小说结构貌似松散，但却以夹叙夹议的讲述，在细节上雕琢入微，行动的描绘，十分直观和生动。通过细致而深入的刻画，在巴尔拉姆身上，个人性情的异化与阶级意识的凸现相互契合，共同展现了人性在黑暗中挣扎的轨迹，并且带有鲜明的印度文化烙印，使人物具备了充分的立体感和真实感。
回顾巴尔拉姆的人生经历，他曾是一个既聪明伶俐，又有几分胆怯柔弱的孩子，统治阶级和旧式宗法的无情压迫造成了他自幼的痛苦生活，在未获启蒙的状态下，他的性格和情感不知不觉中发生扭曲和异化，加之血液中存在着叛逆基因，他变得越来越强硬和凶狠。必须依靠这种性情的支持，他才能在黑暗中顽强地摸索个人的反抗道路。随着抗争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他最终意识到了全社会阶级压迫的存在是他寻求自由的根本障碍，看清了自己必须突破的阶级天堑，凭借这种思维的推动，他才能走出冲破牢笼的最后一步。可以说，遗传和环境奠定了他的抗争能力，并给了他开始斗争的动力，而阶级意识最终塑造了他的人生信念，决定了他的行动方向。与此同时，作为异化的结果和斗争的代价，普世的善良人性遭受着不断的压抑和扼杀，巴尔拉姆的心始终处于撕裂的疼痛中。他以自私的犯罪将家人无情地抛入了绝境，但是若说当时的巴尔拉姆完全冷血，也有失公允。他出逃时本可以把寄住在他宿舍的小侄子丢下不管，而他犹豫再三，还是冒着危险把孩子接了出来，带在身边。由此可见，他心中仍然挂念着血脉亲情，只是为了逃脱一世为奴的命运、为了不像父亲那样被悲惨的生活慢慢吞噬，他只能扯断这些牵挂。在班加罗尔站稳脚跟的巴尔拉姆没有去打听过家人的死活，甚至连登载相关消息的报纸都不敢看，那是因为他无法面对可能的噩耗和负罪感。深夜，他独自在有着豪华吊灯的办公室里，写道：“我已不再有亲人了，只有吊灯陪着我”。他心中的孤寂和寒冷昭然若揭，物质的丰饶并不能弥补他情感的凄凉。杀死阿肖克时，被怨恨点燃的巴尔拉姆心中并未升起几许怜悯，但多年之后，安居在富足环境里的巴尔拉姆仍然无数次地质问自己，当时是否确有必要夺走阿肖克生的性命，并使劲地为自己找合适的理由，由此不难看出，当年的矛盾与痛苦从未消逝，他永远也无法解脱。 此外，巴尔拉姆的心路历程鲜明地反映了现代印度社会面临的文化冲突和紊乱。在早先的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古老的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剧烈冲撞。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抗与妥协的过程中，形成了殖民统治下印度文化的杂糅；既非印度传统的、也非西方现代文明的，出现了一些文化“怪胎”，如畸型的政治意识，个体意识膨胀带来的投机钻营等，它们在印度独立后仍然阻碍着民族发展（黎跃进，89）。在现代化的变革中，西方式政治改革建立了外表看似民主的制度，但并未带来切实的平等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造就了灯火辉煌的西方式大都市，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城乡隔阂，在乡村，种姓的歧视、地主的剥削、宗族的束缚、落后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状况仍在摧残着一代代人，在城市，权力阶层腐败盛行、法制形同虚设、社会物欲横流、趣味低俗。这正符合印度作家奈保尔所作的论断：印度的现代化其实是half-made（意即半成品），是不伦不类的。（石海军，236）。在这样的环境下，像巴尔拉姆这样的贫民为了谋求生存发展的权利，就不得不抛弃传统的道德和信仰，有时甚至跨越人性的底线，即使有幸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也无法躲避心灵的伤痛，而且，也难以建立起新的健全而理性的价值观念，找不到健康的精神追求和情感依托，成为巴尔拉姆所说的“不完整的人”。故事中巴尔拉姆对丛林法则的谈论，令人不禁想起美国自然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笔下《欲望三部曲》中的法兰克·帕柯乌，那位金融家也是从一个龙虾无情吞吃乌贼的鱼缸里参悟弱肉强食的人生哲理的（常耀信，597）。不同的是，印度版本的故事中，主人公是从西方文明的视角之外感受和看待资本主义变革带来的影响，他的出身更为卑微，境遇更加悲惨，因而抱负也不如某些美国同行那么大，他不仅受到冷酷的拜金主义社会环境的奴役和驱使，还承受着由西方现代文化植入东方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和错位的困扰。巴尔拉姆爱慕西方式都市里的财富和享受，也努力学会了现代企业的经营，但他并不能真正接受西方社会的文化和理念，面对着文化传统和情感纽带断裂之后无以接续的境地，巴尔拉姆的余生将不免在心灵的荒漠中行走，如同一头孤寂的白虎在冷漠的丛林中徘徊。
主人公的个人境遇是印度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其形象代表了广大印度底层民众面临的困境。在貌似光鲜的现代化都市光环之下，无数如主人公一样的印度农人、劳工和仆役们忍受着虚伪的制度、残酷的剥削以及历史断裂和文化错位带来的身心折磨，人们痛苦而迷惘的生活中不断生产出颓废、污秽和疯狂的存在，同时也酝酿着危险的地震。这样一幅图景，正是后殖民时代东方国家盲目追求现代性而导致自身危机的写照，其揭示的意义未必限于印度一国。它从一个具有后现代意味的视角提醒我们：对于如印度一样的东方国家而言，各种社会问题都有其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文化根源，人们想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不能依靠模仿来实现。一味向西方资本主义看齐的现代化，并没有给东方国家带来期望中的进步和幸福，反而激化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导致了病态文明对人性的严重摧残，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现代东方的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观念，在正确认识和充分尊重本国社会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寻找健康、和谐、人性化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Aravind.Adiga.White Tiger[M].Free Press，2008.
[2] Salman.Rushdie.Imaginary Homeland[M].Granta Books，1991.
[3] 常耀信：《美国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黎跃进：《民族自我的构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5] 帕尔特·查特吉：《甘地及其对市民的批判》，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6] 石海军：《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
李臻，男，1978—，河北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1级在读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英语文学，工作单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李红霞，女，1978—，河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工作单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巴尔拉姆 文化 人性 蜕变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印度新锐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的处女作《白老虎》，以讥诮、冷峻的笔调揭示了现代印度阴暗、沉重的一面，小说从平民的视角，展现出后殖民时期，在印度效仿西方式政治、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承受着文化传统断裂和精神蜕变的痛苦经历。主人公巴尔拉姆自述的人生故事，正是这种经历的集中体现，作者以颇具自然主义风格的手法，细致入微地表现了主人公在社会环境的折磨、驱使和诱惑之下，心理和情感产生异变和撕裂，逐渐走向阴暗和冷漠的变化过程，折射出印度社会的积弊之深，同时，主人公的身影中隐隐闪烁着的阶级斗争的火光，也预示了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的潜在危机。
一 人物形象的自然主义内涵
故事中的巴尔拉姆的家乡是落后的印度乡村，以佛陀悟道时所在的菩提树而闻名。在外界看来，那里应该是位于神圣的恒河岸边的弥漫着悠久传统、神秘宗教和淳朴民风的安详净土，那里出生的人身上应该流淌着单纯、善良和虔诚的血液。少年的巴尔拉姆的确背诵过赞美佛陀和恒河的诗篇，他也秉承了善于隐忍、吃苦耐劳的农人品格，但当今环境的变迁使他无法自然地接受某些乡村传统的浸润，他见到恒河中遍布腐臭的生活垃圾和剧毒的工业污染，目睹母亲的遗骸以归神之名被河边的黑色烂泥吞噬，心中充满了厌恶，称之为“黑暗的河”。他不仅不愿学僧侣下河沐浴，甚至再也不愿看那河水一眼，他还嘲笑那些怀着朝圣的愿望瞻仰恒河的美国人，并讥讽说其实河边的一滩淤泥就是所谓神明所在。生长在一个因为穷困、劳累、顽固守旧而了无生气的农民家族里，巴尔拉姆没有感受到任何神灵的恩泽，他甚至说广受印度教徒尊崇的猴神哈努曼不过是给人们做出一个忠实奴仆的榜样，阻碍人们寻求自由，而同时，他清楚地见证了恶霸的蛮横、民主选举的虚伪和政府的无能，切身感受了家族宗法对个人理想的压抑和扼杀，所以，他不诚心拜神，也不愿像祖辈那样安守本分，而是希望冲破陈旧乡村的束缚，离开这个被他称为“印度黑暗的一边”的地方，到所谓“光明的印度”——西方化的大都市去。
巴尔拉姆的身体里似乎生来具有叛逆和进取的基因，这种禀性首先来源于他的父母。小说通过虚伪的祖母库苏姆之口暗示，巴尔拉姆早逝的母亲不是一个惯于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的人，她曾与专横的婆婆争吵，以微弱的力量抗议家族宗法的压迫，而巴尔拉姆继承了母亲的特质，自幼对周围环境有着与众不同的观察和反应，典型的表现就是他幼年时着迷地注视村外的黑堡废墟。尽管祖母的恐吓和心理的弱点一度延缓了他对黑堡的探索，但他始终对这个神秘阴森的地方怀有征服的欲望，后来他踏上黑堡的胜利也正是他最终冲破家族宗法束缚的寓言。巴尔拉姆的父亲也有不寻常之处，虽然他只是个如牲口一样拉车的人力车夫，被艰难的生计和令人窒息的家族宗法折磨得枯瘦如柴，但并未放弃抗争。他自己累得呕血并患上肺结核，仍然不让儿子辍学打工，希望儿子有一天“能够活得像个人”。聪明伶俐的巴尔拉姆不负父亲所望，在小学里表现出众，被督学比作难得一见的“白老虎”，尽管父亲病逝后，他被家族强行拉回到了当牛做马的生活道路上，但他已经生就了反骨，也具备了机谋，如他自己所言，“注定不会一生为奴”。他在迷惘、矛盾、痛苦中不断挣扎、搏斗、冒险投机，拼命将自己从旧式印度乡村的愚昧、驯顺、卑微的泥潭里拉扯出来，最终蜕变成现代印度城市丛林中的一头食肉猛兽，实现了自己绰号的寓意，这一切仿佛是宿命的召唤。
蜕变意味着与自己旧身份的撕裂，这一痛苦的经历从家庭中开始，正是家族环境的压力首先迫使巴尔拉姆在性格和情感上发生异化，逐渐走向铁石心肠。其实，对于自己的庞大家族及其宗法规矩，巴尔拉姆倒也没有深厚的感情，尤其是对统治家族的祖母库苏姆，在巴尔拉姆的描述中，她是个冷酷、贪婪、狡猾又顽固守旧的吸血鬼。巴尔拉姆发觉，库苏姆奴役了家族成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父母的过度操劳、抑郁和病逝，而他决不愿再在家族中受她的摆布。但是另一方面，兄弟之情让巴尔拉姆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父母辞世后，哥哥基尚是巴尔拉姆最亲的人，他忠厚老实，没有激情和理想，但他体恤弟弟的感情，不仅全力照顾巴尔拉姆，而且努力支持他学开车、找工作、外出闯荡，当巴尔拉姆在地主的庄园中与主人和仆人们勾心斗角、挣扎着生存时，是基尚给他带来仅有的慰藉和鼓励。巴尔拉姆也一直同情哥哥的处境，他难过地看着基尚因承受了过重的家庭负担而变得枯瘦，正被“活活地吃掉”。见到库苏姆做的色泽鲜红的鸡肉，他甚至觉得那像是“从基尚身上割下来的肉”，不愿入口。然而，由于基尚始终恪守传统，离不开旧的生活方式，巴尔拉姆无法永远维系这手足情谊，当他当面拒绝库苏姆的要求而受到基尚的劝阻时，他把哥哥摔倒在地，拂袖而去。基尚并未因此记恨弟弟，得知弟弟有机会到德里工作，他仍旧高兴得热泪盈眶，并未意识到巴尔拉姆已经决心要离弃家族了。为了享有更多的自由以及实现更大的野心，巴尔拉姆到了大都市后就不再给家里寄钱，尽管他明知这样会让哥哥的生计更加艰辛。当他谋划杀死雇主夺走巨款的时候，他想到了基尚会受到对方报复，被活活打死，甚至被灭门，他也曾扪心自问，良心饱受煎熬，但他最终还是将家人抛在脑后，下手犯罪后远走高飞了。
外出闯荡的过程中，社会的阴暗驱动了巴尔拉姆道德观念的异化，他发现自己追求的社会身份也在不断地撕裂和矛盾之中。最初，他按照自己低贱的种姓传统，与哥哥一起在本乡的茶铺当伙计，那里挂着甘地的雄伟画像。甘地主义号召大家以淳朴的传统维护旧式的村社生活，不做强力斗争，这样的主张曾被帕尔特·查特吉等研究者称为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无法解决下层民众的实际问题。（查特吉，129-131）故事中的巴尔拉姆对此有相似的感受，他并不怀疑甘地精神的圣洁可敬，但他发现，如果像甘地那样“认真负责、乐于奉献、真心实意”地工作，他就会如许多前辈一般，最终被老板压榨成憔悴枯槁的“人形蜘蛛”。所以他一边消极怠工，一边打探出路，最后作为坏雇员被老板赶走。成为大地主家的二号司机后，他为了在主人面前争宠而与同住一室的一号司机暗中争斗，但是，当他最终利用主人的宗教歧视赶走了对方时，他的心中却涌起一丝愧疚。因为那个司机与他同样是出身底层，挣扎求生，颇为可怜，况且也没有真正伤害过他，而他，为了自己的谋划，只能忘却同情和仁慈。对于这种冷酷行为，巴尔拉姆解释了其产生的原因：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度，人们按种姓制度的规定各操职业，阶层分明，在动物园般的秩序下各安天命，那时的人们大都是善良安分的；但印度独立后，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丛林法则取代了动物园法则”，原有的秩序被打碎，任何人只要不择手段地弄到钱就能拥有一切，猛兽出笼、弱肉强食的现实只留给人们两种命运，吃人或者被吃。巴尔拉姆不愿被吃，所以他选择吃人，也基于相同的逻辑，他不惜铤而走险，谋杀了自己的主人之一——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少东家阿肖克先生，尽管这是唯一一位与他建立了些许情感纽带的主人。 二 人物形象蕴含的阶级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巴尔拉姆明确地表示，自己谋杀主人的“吃人”行为并非只是出于攫取富贵的欲望，也是对大肆吃人的地主阶层的正当反抗，并且暗示自己这一行为代表着许多倍受欺凌的印度底层民众的想法，具有相当的正义性质。由此，巴尔拉姆身上也表现出了清楚的阶级特点。
在对印度的进步程度进行评论时，巴尔拉姆谑称印度最伟大的发明就是鸡笼，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民众被困在这肮脏的鸡笼中，很多人慢慢习惯了被统治者奴役和宰杀。目睹主人和当权者的龌龊交易后，巴尔拉姆胸中燃烧着对统治阶层的怨恨，而驶过夜晚的班加罗尔街头时，他感受到，无数下层民众心中同样的怨恨，正如火种般在这座城市里积聚燃烧。他脑海中隐约闪过的内战、游击队、流血事件、接受共产党宣传的人群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相互呼应，使人嗅到了阶级斗争暗中酝酿的火药味道，这就是巴尔拉姆所说的“世界末日”。身为一个工作不太繁重、生计尚可维系的私家司机，面对着社会秩序可能发生动荡和改变的潜在威胁，巴尔拉姆没有感到恐慌和忧虑，而是流露出认同甚至渴望，这无疑是源于与生俱来的受压迫阶级的特质。
当然，巴尔拉姆并不具备参与或发动大规模社会斗争的能力和觉悟，印度社会也尚未允许这种机会出现。巴尔拉姆只受过一点儿小学教育，没有条件学习社会学或哲学思想，也没有碰到过任何组织斗争的人，他见识过的斗争，基本限于游击队杀死恶霸儿子之类孤立的流血事件，所以，虽然他自发地意识到了反抗的必要，他能做的也只是策划杀死另一个恶霸的儿子，而自己通过犯罪手段设法跻身富人阶层。在喧嚣而又冰冷的都市里，他所能结交的与他处境相似的人，只有少量的仆役和司机，这些人在侍候主人之余，沉溺于暴力、恐怖、色情的出版物，被精神鸦片麻痹了头脑，在空虚、低俗甚至下流的活动中得过且过，并随时检举和排斥着任何有违这种氛围的言行。对于他们，巴尔拉姆叹道，可悲的真相就是关在鸡笼里面的人也在千方百计地维持鸡笼的存在。显然，印度的受压迫阶层还没有充分的觉醒，为自身权利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气候还没有形成。所以，眼界有限、孤立无援的巴尔拉姆，只能个人进行简单的斗争，为此他不得不在所有人面前掩饰心事，不敢把愤怒显露给任何旁人，哪怕只是一个路边的书贩，或一个相熟的司机。
阶级意识促使巴尔拉姆愤怒，也带给他心灵的矛盾。他对阿肖克痛下杀手，但在追述往事时又很少流露出对这位少东家个人举止的愤恨，反而多次称颂他的品德，忏悔自己对他的愧疚，这一自相矛盾的表现之所以产生，除了普世价值的人性对良心的拷问之外，也在很大程度上与阿肖克先生自身的矛盾特点有关。阿肖克受到美国的教育，怀着在印度建设西方式文明的梦想，可是在肮脏而疯狂的德里他一筹莫展，他的品行原本比父兄端正、清白，人文思想也更进步，但印度社会和地主家庭迫使他沾染阴暗的生活方式，结果被他的美国妻子嗤之以鼻，他的心境如同印度流散作家拉什迪所描述的，有在两种文化之间两头落空的感觉（Rushdie，15）。依巴尔拉姆看来，在印度混乱和腐败的社会面前，阿肖克西方式的民主意识和人道精神既高贵纯洁，又幼稚可笑，他对这位主人的感情也充满了复杂的矛盾。一方面他内心感激阿肖克难能可贵地对他给予尊重和爱护，一方面又忍不住利用阿肖克的开明和善良占便宜，还暗自嘲笑他的轻信，说他缺乏地主的凶狠本能，只是一头待宰羔羊；他意识到自己所受剥削很重，心中充满愤怒，想要设法抗拒，但当他学到奸猾伎俩，偷骗主人的财物时，又为自己辜负信任的行为而感到羞耻。当主人家逼迫他为车祸顶罪时，他怀疑和怨恨阿肖克，认为这个人终究表现出了骨子里的地主本性，但后来看到阿肖克被黑暗的现实折磨，婚姻破裂、借酒消愁的脆弱表现，他又不禁满心同情，尽力关爱起来。他觉得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是在表面上关爱主人却在背后痛恨他们，还是在表面痛恨他们却在背后关爱他们？”决定杀人劫财之前，巴尔拉姆内心反复而剧烈的斗争几乎将他撕裂，他诉诸于嫖妓、打人等疯狂的发泄方式也无法缓解。但最终，还是主人和仆役分属两个对立阶层的事实决定了他的行动。阶级间铁的敌意遮蔽了人性的微弱光芒，面对阿肖克血流如注的场景，巴尔拉姆想到的是：当年父亲的死法比这痛苦得多，而现在自己终于夺取了自由。当然，他的简单斗争并不涉及对其他穷人的解放，只是让自己由穷变富，也成了一个归属剥削阶层的企业主，但在他自己看来，这一身份转变只是当前社会环境下生存策略的需要，并不意味着先前立场的全面颠覆。从他自愿帮助车祸受害者的行动可以看出，他对下层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厌恶始终存在，这的确是他阶级立场不能完全退化的遗迹。
三 丰满的人物形象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整篇小说结构貌似松散，但却以夹叙夹议的讲述，在细节上雕琢入微，行动的描绘，十分直观和生动。通过细致而深入的刻画，在巴尔拉姆身上，个人性情的异化与阶级意识的凸现相互契合，共同展现了人性在黑暗中挣扎的轨迹，并且带有鲜明的印度文化烙印，使人物具备了充分的立体感和真实感。
回顾巴尔拉姆的人生经历，他曾是一个既聪明伶俐，又有几分胆怯柔弱的孩子，统治阶级和旧式宗法的无情压迫造成了他自幼的痛苦生活，在未获启蒙的状态下，他的性格和情感不知不觉中发生扭曲和异化，加之血液中存在着叛逆基因，他变得越来越强硬和凶狠。必须依靠这种性情的支持，他才能在黑暗中顽强地摸索个人的反抗道路。随着抗争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他最终意识到了全社会阶级压迫的存在是他寻求自由的根本障碍，看清了自己必须突破的阶级天堑，凭借这种思维的推动，他才能走出冲破牢笼的最后一步。可以说，遗传和环境奠定了他的抗争能力，并给了他开始斗争的动力，而阶级意识最终塑造了他的人生信念，决定了他的行动方向。与此同时，作为异化的结果和斗争的代价，普世的善良人性遭受着不断的压抑和扼杀，巴尔拉姆的心始终处于撕裂的疼痛中。他以自私的犯罪将家人无情地抛入了绝境，但是若说当时的巴尔拉姆完全冷血，也有失公允。他出逃时本可以把寄住在他宿舍的小侄子丢下不管，而他犹豫再三，还是冒着危险把孩子接了出来，带在身边。由此可见，他心中仍然挂念着血脉亲情，只是为了逃脱一世为奴的命运、为了不像父亲那样被悲惨的生活慢慢吞噬，他只能扯断这些牵挂。在班加罗尔站稳脚跟的巴尔拉姆没有去打听过家人的死活，甚至连登载相关消息的报纸都不敢看，那是因为他无法面对可能的噩耗和负罪感。深夜，他独自在有着豪华吊灯的办公室里，写道：“我已不再有亲人了，只有吊灯陪着我”。他心中的孤寂和寒冷昭然若揭，物质的丰饶并不能弥补他情感的凄凉。杀死阿肖克时，被怨恨点燃的巴尔拉姆心中并未升起几许怜悯，但多年之后，安居在富足环境里的巴尔拉姆仍然无数次地质问自己，当时是否确有必要夺走阿肖克生的性命，并使劲地为自己找合适的理由，由此不难看出，当年的矛盾与痛苦从未消逝，他永远也无法解脱。 此外，巴尔拉姆的心路历程鲜明地反映了现代印度社会面临的文化冲突和紊乱。在早先的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古老的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剧烈冲撞。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抗与妥协的过程中，形成了殖民统治下印度文化的杂糅；既非印度传统的、也非西方现代文明的，出现了一些文化“怪胎”，如畸型的政治意识，个体意识膨胀带来的投机钻营等，它们在印度独立后仍然阻碍着民族发展（黎跃进，89）。在现代化的变革中，西方式政治改革建立了外表看似民主的制度，但并未带来切实的平等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造就了灯火辉煌的西方式大都市，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城乡隔阂，在乡村，种姓的歧视、地主的剥削、宗族的束缚、落后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状况仍在摧残着一代代人，在城市，权力阶层腐败盛行、法制形同虚设、社会物欲横流、趣味低俗。这正符合印度作家奈保尔所作的论断：印度的现代化其实是half-made（意即半成品），是不伦不类的。（石海军，236）。在这样的环境下，像巴尔拉姆这样的贫民为了谋求生存发展的权利，就不得不抛弃传统的道德和信仰，有时甚至跨越人性的底线，即使有幸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也无法躲避心灵的伤痛，而且，也难以建立起新的健全而理性的价值观念，找不到健康的精神追求和情感依托，成为巴尔拉姆所说的“不完整的人”。故事中巴尔拉姆对丛林法则的谈论，令人不禁想起美国自然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笔下《欲望三部曲》中的法兰克·帕柯乌，那位金融家也是从一个龙虾无情吞吃乌贼的鱼缸里参悟弱肉强食的人生哲理的（常耀信，597）。不同的是，印度版本的故事中，主人公是从西方文明的视角之外感受和看待资本主义变革带来的影响，他的出身更为卑微，境遇更加悲惨，因而抱负也不如某些美国同行那么大，他不仅受到冷酷的拜金主义社会环境的奴役和驱使，还承受着由西方现代文化植入东方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和错位的困扰。巴尔拉姆爱慕西方式都市里的财富和享受，也努力学会了现代企业的经营，但他并不能真正接受西方社会的文化和理念，面对着文化传统和情感纽带断裂之后无以接续的境地，巴尔拉姆的余生将不免在心灵的荒漠中行走，如同一头孤寂的白虎在冷漠的丛林中徘徊。
主人公的个人境遇是印度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其形象代表了广大印度底层民众面临的困境。在貌似光鲜的现代化都市光环之下，无数如主人公一样的印度农人、劳工和仆役们忍受着虚伪的制度、残酷的剥削以及历史断裂和文化错位带来的身心折磨，人们痛苦而迷惘的生活中不断生产出颓废、污秽和疯狂的存在，同时也酝酿着危险的地震。这样一幅图景，正是后殖民时代东方国家盲目追求现代性而导致自身危机的写照，其揭示的意义未必限于印度一国。它从一个具有后现代意味的视角提醒我们：对于如印度一样的东方国家而言，各种社会问题都有其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文化根源，人们想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不能依靠模仿来实现。一味向西方资本主义看齐的现代化，并没有给东方国家带来期望中的进步和幸福，反而激化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导致了病态文明对人性的严重摧残，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现代东方的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观念，在正确认识和充分尊重本国社会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寻找健康、和谐、人性化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Aravind.Adiga.White Tiger[M].Free Press，2008.
[2] Salman.Rushdie.Imaginary Homeland[M].Granta Books，1991.
[3] 常耀信：《美国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黎跃进：《民族自我的构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5] 帕尔特·查特吉：《甘地及其对市民的批判》，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6] 石海军：《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
李臻，男，1978—，河北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1级在读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英语文学，工作单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李红霞，女，1978—，河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工作单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