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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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作家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描述了在美国的第二代中国移民的生活。本文通过分析她们在处于中、美两种文化背景、两种民族精神影响下的成长历程,指出她们因既失去原有文化根基、又没有完全进入中心文化而总是处于边缘状态,所以渴望一种文化全球化。汤亭亭本人也在写作过程中实现了对自己文化身分的重新定位。
其他文献
早在1936年吉卜林去世之前,美国的一家报纸就说,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吉卜林已经变成非常遥远的记忆了,他好象已经变成过去时代的民间传奇的组成部份或是早已经作古了的经典作家。但随着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吉卜林这个帝国时代的话题在搁置了将近百年之后(吉卜林的主要作品都在1900年之前出版)又重新热乎起来。
2002年3月28日到4月1日,“第九次印度文学研讨会”在深圳大学国际会议厅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主办,深圳大学文学院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中国南亚学会协办。来自全国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50余位专家和学者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艾略特把过去融入现在。并用传统表现现在及将来,使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统一、完整的有机“秩序”。“秩序”理论在《荒原》中得到了实践,《荒原》保持着一个“活”的欧洲文学秩序,“秩序”观点在《四个四重奏》中从理论上得到了升华:“宇宙秩序”是时间的永恒。是世俗和非世俗相交融的整体。
贾拉拉尔丁·鲁米(又称“莫拉维”。1207—1273)是波斯中世纪著名的苏非神秘主义诗人和思想家,其叙事诗集《玛斯纳维》(共六卷)是苏非神秘主义思想体系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波斯语的《古兰经》”。另有抒发苏非神秘主义情感的抒情诗集《夏姆士集》传世。《纽约书评》2002年6月13日发表题为‘鲁米的回声),通过前不久出版的几部有关鲁米的著作(富兰克林·勒维斯的《鲁米》,A·J·阿贝瑞的《苏非主义》。伯纳德·勒维斯的《遥远的鼓音》,
美国思想史上通常把20世纪50年代称作“顺从的年代”,60年代被称为“反叛的年代”,那么70年代呢?这个问题在相当一个时期中似乎一直不成其为问题。美国批评家欧文·豪曾在自传《希望的边缘》中说,“这十年缺乏一种明确的历史风貌”。果真如此吗?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布鲁斯·舒尔曼(Bruce Schulman)在他的新著《七十年代:美国文化、社会和政治大转折》
在乔治·奥威尔去世(1950)二年之后,莱昂内尔·特里林在美国版《向卡特劳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序言中说,奥威尔并不是一个天才,而这一点反倒构成了奥威尔的伟大与独特之处:他的创作引导着他的生活,他的风格也就是他的人格。因此,要想理解奥威尔的创作,首先要理解他的生活。时隔一年,奥威尔的生前好友汤姆·霍普金森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奥威尔的名声主要建立在他的小说创作上,
鲁迪亚德·吉卜林过去一直被看成是大英帝国意识形态的文学代言人,但这样一个结论已经越来越被认为有点偏颇。他于1907年成为英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其实并不仅仅因为“他笔下的东方使英国人对自己的帝国主义经验产生了一种崇高感”,应该说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对于生活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观察和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主管、主办各种学术期刊80余种。这些期刊在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部分期刊居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是反映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最新发展的窗口,同时也是我院培养人才的摇篮和出科研成果的沃土,体现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和我院学术研究的总体水平。
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现状有一重要动向应引起重视;作为美国大学校园和学术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过某种无害化的处理,包括法兰克福学派领袖人物哈贝马斯在内的左翼知识精英在政治态度上的出现日趋保守的转向,不少人甚至完全接受了美国的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在这一背景下,文章对所谓“文化”全球化的提法提出质疑,认为我们从事中西方文化研究的学者应坚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警惕以中性化面貌出现
《爱情的故事》描绘的虽是爱情,但它也是资产阶级历史犯罪感的供认。资产阶级子弟为什么会反抗资产阶级父亲?这与资产阶级子弟所受教育的性质有关。这种贵族化的教育不仅延续了浪漫主义时代的反资本主义的怀旧情感,还唤起了一种普遍的人性和道德感。此外,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发家史的揭示,也在资产阶级子弟那里唤醒了一种历史犯罪感,这导致资产阶级子弟起来造资产阶级父亲的反。然而,这场造反运动瓦解了资产阶级子弟的犯罪感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