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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中的昆仑是神奇的，“飞起玉龙三百万”，从远古开始，昆仑山就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向往的圣地，是中国一大神话体系的发源地。但现实中的昆仑山地区是险峻荒凉的，虽处于贯通新疆与西藏、青海三省区的枢纽的重要位置，却自古以来人迹罕至。至于对昆仑的探险考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只有极少数的外国探险家、传教士到过这里，收集了一些零星资料。
时至近代，由于一些外国探险家的出现，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就像近代新疆乃至中国西北的考察史一样，对昆仑山地区的探险考察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乃是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人斯文·赫定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而最让人震惊的是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度，代表了不同的探险风格，同时也给我们以不同的启示。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打开近代中亚探险之门的先驱者，他在1879年，由哈萨克斯坦最东部的斋桑湖出发，翻越阿尔金山，绕过柴达木沼泽地，来到青藏高原，在距离拉萨270公里的地方被地方政府强行阻挡返回。1883～1885年，他由蒙古乌兰巴托出发，途经两大盆地后终于勘探了昆仑山脉。
普氏成果是巨大的，他不仅发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野马，引发罗布泊位置的“世纪大战”，纠正了欧洲地图中对位于罗布泊和昆仑山之间的阿尔金山的疏忽而名扬天下，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勾勒出新疆地理整体框架的人，“三山夹两盆——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与塔里木，准噶尔盆地的描述被地理学界普遍接受并沿用至今。但普氏的殖民倾向也非常明显，这不仅在于他直接受雇于俄军参谋部，在考察中按自己的意愿命名地理名称，而且由于在后几次的中亚探险中随行有荷枪实弹的俄军卫队，如不遂意，便对当地居民及官员以武力威胁，甚至大开杀戒。
瑞典人斯文·赫定则是使中亚探险考察走进现代的奠基人。他在新疆曾有过多次大规模的考察，又从北至南和从西至东考察过西藏，足迹几乎遍及拉萨以西的西藏各地，因而跨越新疆与青藏高原的昆仑山也留下了他考察的足迹。1894年，他先取道帕米尔来到喀什噶尔，再从喀什噶尔前往喀拉库里湖与慕士塔格山进行考察，尽管两次冲顶都没有成功，却让世人了解了“冰山之父”。此后他两次想进入西藏，1901年还化装成僧侣试图前往拉萨，都没有成功。但是相比前辈普尔热瓦尔斯基和杜特雷依，斯文·赫定要幸运得多，他最终如愿以偿，在冈底斯山和雅鲁藏布江从事考察，勘察了昆仑山、唐古拉山，描述了冈底斯山的地质特征，调查了雅鲁藏布江和印度河的源头，测量了高原上星罗棋布的湖泊。
斯文·赫定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他受到了九世班禅的礼遇，得以经藏北高原南下至日喀则，一路览胜，还同班禅共度藏历年。他的著作《穿越亚洲》、《横越喜马拉雅山》以及《我的探险生涯》长销不衰，受到不同国度读者的喜爱。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虽然是受斯文·赫定文字的感召和鼓励，开始了他藏北高原以及新疆沙漠地区的考察，步斯文·赫定的后尘先后去了丹丹乌里克、尼雅、楼兰等古城，但是与斯文·赫定以及普尔热瓦尔斯基都不同的是，斯坦因从一开始就把考察的重点放在文物考古方面。斯坦因的长处就在于能从纷乱错综的考古信息中，理出头绪，切中要点。而他的成果，除了那举世闻名的敦煌文书，塔里木盆地所有重要遗址(只有小河古墓是个例外)的重要发现几乎都与斯坦因有关。
1908年，斯坦因又一次回到了和田。在经过成功的考古发掘后，面对堆积如山的珍宝，他想起了还有一桩未了的心事——对昆仑山脉一个未勘测地区阿克赛钦的考察和测绘。此前他已经绘制了不少昆仑山脉的地形图，可是还有些重要的地段没有测绘，没有这些地段的昆仑山脉地形图将是很不完整的。为此，斯坦因带着探险队穿越铁克力克塔格，进入喀拉塔什河谷，考察了山中的一些村庄和遗址。然而，在攀登昆仑山分水岭上的雪山口时，却让斯坦因痛心不已。这座海拔六千多米的雪山，冻掉了他的脚趾，给他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而最具传奇色彩，又以悲剧结局的就要数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了。1893年9月3目，他率领一支探险队从车尔臣(今且末)出发，进入中昆仑山的崇山峻岭之后就失去了踪迹。一年多后，当营救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杜特雷依的助手格伦纳特和维吾尔族向导帕皮巴依死里逃生回到了喀什噶尔，向公众揭示了探险队的命运。原来杜特雷依探险队从车尔臣进入昆仑山后一路向西南方向前进，翻越昆仑山到达藏北高原的那曲。后来由于达赖喇嘛下令阻止外国探险队前进，杜特雷依探险队一行人被困阻在长江江源地区。一天，在雨中探险队强入藏民住宅，走时又夺了藏民的两匹马，被两百余名愤怒的藏民围追堵截。腹部受伤的杜特雷依被藏民抓住，投入了长江源头的激流。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当人类进入21世纪，在我们充分享受着现代科技所提供的各种便利时，重新揭开那发生在动乱年代，内容丰富而复杂，过程曲折而多变的近代各国探险考察者在昆仑山地区的探险史，心里回应的绝不是思古之幽情，心灵的震撼仍会是昆仑的深邃与博大。因为，如果不正确对待这段历史，上无法承接千古文明，下不能延续人类精神。
历史不可能重复，但人类的探索精神却永远不会停止。
时至近代，由于一些外国探险家的出现，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就像近代新疆乃至中国西北的考察史一样，对昆仑山地区的探险考察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乃是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人斯文·赫定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而最让人震惊的是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度，代表了不同的探险风格，同时也给我们以不同的启示。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打开近代中亚探险之门的先驱者，他在1879年，由哈萨克斯坦最东部的斋桑湖出发，翻越阿尔金山，绕过柴达木沼泽地，来到青藏高原，在距离拉萨270公里的地方被地方政府强行阻挡返回。1883～1885年，他由蒙古乌兰巴托出发，途经两大盆地后终于勘探了昆仑山脉。
普氏成果是巨大的，他不仅发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野马，引发罗布泊位置的“世纪大战”，纠正了欧洲地图中对位于罗布泊和昆仑山之间的阿尔金山的疏忽而名扬天下，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勾勒出新疆地理整体框架的人，“三山夹两盆——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与塔里木，准噶尔盆地的描述被地理学界普遍接受并沿用至今。但普氏的殖民倾向也非常明显，这不仅在于他直接受雇于俄军参谋部，在考察中按自己的意愿命名地理名称，而且由于在后几次的中亚探险中随行有荷枪实弹的俄军卫队，如不遂意，便对当地居民及官员以武力威胁，甚至大开杀戒。
瑞典人斯文·赫定则是使中亚探险考察走进现代的奠基人。他在新疆曾有过多次大规模的考察，又从北至南和从西至东考察过西藏，足迹几乎遍及拉萨以西的西藏各地，因而跨越新疆与青藏高原的昆仑山也留下了他考察的足迹。1894年，他先取道帕米尔来到喀什噶尔，再从喀什噶尔前往喀拉库里湖与慕士塔格山进行考察，尽管两次冲顶都没有成功，却让世人了解了“冰山之父”。此后他两次想进入西藏，1901年还化装成僧侣试图前往拉萨，都没有成功。但是相比前辈普尔热瓦尔斯基和杜特雷依，斯文·赫定要幸运得多，他最终如愿以偿，在冈底斯山和雅鲁藏布江从事考察，勘察了昆仑山、唐古拉山，描述了冈底斯山的地质特征，调查了雅鲁藏布江和印度河的源头，测量了高原上星罗棋布的湖泊。
斯文·赫定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他受到了九世班禅的礼遇，得以经藏北高原南下至日喀则，一路览胜，还同班禅共度藏历年。他的著作《穿越亚洲》、《横越喜马拉雅山》以及《我的探险生涯》长销不衰，受到不同国度读者的喜爱。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虽然是受斯文·赫定文字的感召和鼓励，开始了他藏北高原以及新疆沙漠地区的考察，步斯文·赫定的后尘先后去了丹丹乌里克、尼雅、楼兰等古城，但是与斯文·赫定以及普尔热瓦尔斯基都不同的是，斯坦因从一开始就把考察的重点放在文物考古方面。斯坦因的长处就在于能从纷乱错综的考古信息中，理出头绪，切中要点。而他的成果，除了那举世闻名的敦煌文书，塔里木盆地所有重要遗址(只有小河古墓是个例外)的重要发现几乎都与斯坦因有关。
1908年，斯坦因又一次回到了和田。在经过成功的考古发掘后，面对堆积如山的珍宝，他想起了还有一桩未了的心事——对昆仑山脉一个未勘测地区阿克赛钦的考察和测绘。此前他已经绘制了不少昆仑山脉的地形图，可是还有些重要的地段没有测绘，没有这些地段的昆仑山脉地形图将是很不完整的。为此，斯坦因带着探险队穿越铁克力克塔格，进入喀拉塔什河谷，考察了山中的一些村庄和遗址。然而，在攀登昆仑山分水岭上的雪山口时，却让斯坦因痛心不已。这座海拔六千多米的雪山，冻掉了他的脚趾，给他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而最具传奇色彩，又以悲剧结局的就要数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了。1893年9月3目，他率领一支探险队从车尔臣(今且末)出发，进入中昆仑山的崇山峻岭之后就失去了踪迹。一年多后，当营救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杜特雷依的助手格伦纳特和维吾尔族向导帕皮巴依死里逃生回到了喀什噶尔，向公众揭示了探险队的命运。原来杜特雷依探险队从车尔臣进入昆仑山后一路向西南方向前进，翻越昆仑山到达藏北高原的那曲。后来由于达赖喇嘛下令阻止外国探险队前进，杜特雷依探险队一行人被困阻在长江江源地区。一天，在雨中探险队强入藏民住宅，走时又夺了藏民的两匹马，被两百余名愤怒的藏民围追堵截。腹部受伤的杜特雷依被藏民抓住，投入了长江源头的激流。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当人类进入21世纪，在我们充分享受着现代科技所提供的各种便利时，重新揭开那发生在动乱年代，内容丰富而复杂，过程曲折而多变的近代各国探险考察者在昆仑山地区的探险史，心里回应的绝不是思古之幽情，心灵的震撼仍会是昆仑的深邃与博大。因为，如果不正确对待这段历史，上无法承接千古文明，下不能延续人类精神。
历史不可能重复，但人类的探索精神却永远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