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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中原作家李绿园的小说《歧路灯》从创作思想、创作选题、人物形象诸多方面都表明了作者的文化担当精神。小说高扬“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小说关于青少年的成长和教育的创作选题显示了作者对社会未来的忧思；而小说中王氏的母亲形象所彰显的文化内涵，既是作者文化担当精神的人格折射，也是解读中原文化精神的锁钥。
关键词：《歧路灯》；李绿园；母亲形象；中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8-0154-03
《歧路灯》是清代中期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也是古代中国唯一一部以青少年教育为创作意旨的小说。作品从创作思想、创作选题、人物形象诸多方面都表明了《歧路灯》作者的文化担当精神。小说中王氏的母亲形象，既表现出溺爱孩子、糊涂势利的性格缺陷，也表现为一个勇于担当和不断成长的母亲形象，是一个市侩与伟大相统一的、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典型人物。王氏的母亲形象的文化内涵既是作者文化担当精神的人格折射，也是解读中原文化精神的锁钥。
一、王氏的母亲形象的复杂性格辨析
在《歧路灯》中，王氏是重要的典型人物。学者关于王氏的母亲形象的专门研究仅有张清华的《论王氏》①一文，而王氏在小说中的高出现频率使得研究《歧路灯》的文章都要多多少少提到王氏的母亲形象。众多研究者几乎一致沿袭了作者李绿园的观点，认为王氏只是个愚蠢势利、目光短浅的世俗妇女形象。事实仅仅如此吗？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说：“把某个作家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己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别开来，是十分重要的。”②《歧路灯》中的人物形象系列首先可以区隔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其中教育者包括主人公谭绍闻的父母师长、亲朋故旧，受教育者是以主人公谭绍闻为主的“富二代”“官二代”以及为数众多的青少年群体。谭绍闻的母亲王氏作为全书最重要的教育者之一，最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王氏首先表现为一个溺爱、糊涂、势利、市侩的母亲形象。作者认为，王氏的独子谭绍闻作为小说中的受教育者一度走向堕落，如果追究责任的话，第一个应该是生他养他的高堂母亲王氏，而不是谭绍闻的那些换帖弟兄。她关心儿子的生活安逸程度，如她怕孩子白日看书拘紧出病来，怕孩子夜晚睡觉风吹着。儿子尚未成年，就买个婢女放在屋里，她默许儿子狎淫婢女；她明明知道儿子做了坏事也不管教，遭了儿子顶撞反而护短并自我解嘲说：“谁家牛犊不抵母，谁家儿子不恼娘。”③儿子掌握了母亲的弱点，便经常以寻死上吊相要挟，王氏只得百依百顺，要钱给钱，要赌便赌，使得儿子在堕落的路上越走越远。王氏贪图小利的行为也明显地对孩子产生了负面的教育作用。有一次，谭绍闻在外赌博，掏十六两银子买只金镯子回家哄骗她说是赌赢的，她不但没有劝其戒赌，反而眉开眼笑，为谭绍闻的赢钱而感到“自豪”，说道：“咱家可也有这一遭儿！”④其糊涂程度竟至于此。在小说的前半部分，王氏教育儿子的言行举止大多如此。
“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由相反两极所构成的。”⑤当我们把研究视域转向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深层的文化底蕴之际，就会发现王氏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特征的人
收稿日期：2015-05-24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杜佑《通典》与中原文化”（2014BLS001）。
作者简介：郭树伟，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郑州450002）。
物形象。按照作者的理解，那个方正醇达的儒者——父亲谭孝移是这个家庭教育的主角，然而这个父亲却“命中注定”地缺位了，教育的主角责任无可避免地落在母亲王氏肩上。作者不无懊丧地写道：“牝政初成祸已胎。”⑥这个孩子在这个糊涂的女人教育之下，注定是堕落了，没指望了！然而通观《歧路灯》所有章节，是谁带领孩子度过人生成长最重要的青少年阶段？是谁一直不离不弃地守候在孩子的身旁，鼓励他、劝告他、祈求他、安慰他？谭绍闻最后长大成人，有所成就，这归功于他父亲的朋友程嵩淑、娄潜斋、孔耘轩之辈吗？抑或归功于那个惊鸿一现的远房亲戚谭绍衣呢？小说情节的展开对作者的教育理念具有某种反讽意蕴，那些正面的教育者或者是半途而废，或者是偶尔客串一把就神龙见首不见尾地消失了，没有人为这个家庭的未来负责。而这个家庭迫切需要开拓，这个家族迫切需要中兴！实际上，最后助推这个家族开拓和中兴的人物恰恰是作者所谓的“不合适的施教者”——目不识丁的母亲王氏！李绿园在作品中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承认人物角色社会存在的客观性，按照生活的逻辑描写了这个母亲从对儿子的放任自流到切实担负起自己的教育责任的过程，这表明王氏的形象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母亲形象。例如，谭绍闻初次被人拉下水赌博时，心中原本是不敢的。此时，如果家长下劲管一管，有可能把他从悬崖上拉回来，但他那糊涂的母亲偏向他表白：“我又不是你爹那个执固性子，我不扭你的窍。”⑦这就为儿子走下坡路开了绿灯，直到后来闹得不像话了，一连四五天在外嫖赌不归家，他母亲知道后说：“我活着，还由不的你哩！”⑧作者在这里实际上就写出了这个母亲从对儿子的放任自流的管理到对自己教育责任的觉悟和警醒的过程。作者解释了她之所以转变主要是出于“这日子穷了，受过了艰难困苦，也就渐渐的明白过来”⑨，“这也是俗话说的好，饿出来的见识，穷出来的聪明”⑩。作者借着这个人物发出如下议论：“原来妇人性情，富厚足以养其愚；一经挫折，因悔知悟，竟能说书籍笔墨是传家宝贝，见了农器耕具，知道是吃饭家伙，织机纺车，知道是雪中不寒、夜间不冷的来路。”B11困难挫折教人获得学问和见识，艰辛的生活使得王氏终于悔悟起来。由此可见，王氏的转变也有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教育者在抚育儿子的过程中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并不断成长起来。
二、王氏的母亲形象是中原文化担当精神的人格落实
“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不仅启示了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启示了不同地域的人群对自己独特文化环境的自我审视。“文化具有某种人格气质。它往往选择一种气质或融合几种相关的气质，并把这种选择‘专断’地揉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而在学术和艺术领域表现尤为突出。”B12譬如古代中国常有把各种地域文化品格喻指成某种鲜活人格形象的例子，人们在描述河北一带的文化品质时，总会提起“燕赵悲歌”之语；描述南方文化时总会想到屈原的“香草美人”之意。审察中原文化的演变轨迹，如果具体地把中原文化归结为一种精神的生长过程和生长方式，进而落实为一种文化人格类型，用“母亲文化”来概括中原文化的人格品质最为恰当不过了。今天，河南省郑州市北侧的黄河岸边矗立着一尊母亲雕像，这毫无疑问地表明了一种区域文化共识，中原文化之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成具有母亲般的存在意义！李学勤先生认为：“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原地区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做出过非常巨大的贡献。尽管由于近代历史学、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对国内各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和估计，然而不能忘记，中原在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演进中，实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作用。”B13中原文化规定了后来中华文化的主干线，同时中原文化所独有的“母性”特征使得整个中国文化都有一种母性、女性阴柔的色彩。关于中国文化的女性阴柔特点，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之聪明》中有过一段很好的描述：“中国人的心灵的确有很多方面是近乎女性的。‘女性型’这个名词为惟一足以统括各方面情况的称呼法。心性灵巧与女性理性的性质，即为中国人之心之性质。”B14今人也认为：“诸多不可否认也无法回避的事实都表明，在思维方式、社会行为模式、心理性格、审美倾向等方面，中国人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女性偏向。”B15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地理空间，当我们把《歧路灯》的研究视域转向作品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转向作品主人公母亲王氏和作者李绿园生长的这块中原大地时，一个有担当、有坚守、不断成长的母亲形象就逐渐地展现在研究者面前。中原文化形象在作品里很自然地人格化、具象化为王氏的母亲形象。也许作者并没有这样的创作构思，但作品却在这里显示出中原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专断’地揉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专断地揉进小说《歧路灯》的人物形象塑造！ “母亲”对“家族”的担当和呵护，作为母亲的女性对社会的思考方式，中原文化的这些特征在《歧路灯》里面都有鲜明呈现。首先，王氏是《歧路灯》中母性拯救者的形象，是中原文化担当精神的人格具象化。主人公父亲谭孝移在小说《歧路灯》开始不久就去世了，母亲王氏在生活的磕磕绊绊中坚持向前走，直到儿子长大成人，是保证小说连贯性和维系情节发展的重要人物。你可以说王氏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你不能否定她在丈夫去世之后毅然承担了教育儿子和抚养儿子成长的事实！你可以说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只有她不离不弃地坚守在孩子的身边，由此我们不难看到这个寡妇的坚强和担当！她诚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就她所受到的社会教育而言，我们也没必要对她做更多的指责！王氏的母亲形象是中原文化精神的一种人格落实，具有中原文化的精神图腾意义！作为母亲，作为女性，王氏还体现出女性的思维特征和对生活的经验型认知方式。她没有文化，但这有助于她按照生命的本能去感知生命，而不是按照书本的教条去约束生命。小说第三回写道，儿子谭绍闻要去赶庙会，其父亲、前辈和这位母亲分别表达自己的看法。父亲以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说明赶庙会的坏处：“亲阅历有许多火焰生光人家，霎时便弄的灯消火灭，所以我心里只是一个怕字。”谭孝移的“躲避”和“视而不见”恰恰说明封建社会后期部分儒者社会参与精神的丧失，而娄潜斋更把子孙的教育与成才归结为一种“非人力所能为者”的神秘宿命。在这里，只有这个最没文化的母亲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再休要把一个孩子，只想锁在箱子里，有一点缝丝儿，还用纸条糊一糊。”B16她愿意儿子在实践中感受生活，修正错误，她的决定要比所谓的儒者有用得多，这便是王氏作为女性感知生活的聪明之处！这种从生活本身出发的认知、改造世界的方式比那些从理论角度认识改造世界的方式要优越许多，这也是中原文化历经磨难总能找到“一点缝丝”突围而绵延不绝的原因之所在。
三、清代中原士人李绿园的文化担当精神
研究《歧路灯》中王氏的母亲形象，研究中原文化精神的人格落实，进一步知人论世，一个充满文化担当精神的中原士人——李绿园的形象也伫立在你的面前！在那个风雨飘摇、落日余晖的帝国黄昏背景之下，李绿园这样一个中原地区的远乡穷儒，毕生关注青少年教育这个关系国家民族未来的问题，毅然命笔创作出《歧路灯》！这正是中原文化担当精神的卓越代表。《歧路灯》的创作指导思想、创作选题、小说人物形象诸多方面都表明了李绿园的文化担当精神。
首先，《歧路灯》的创作指导思想表明了李绿园文学创作的拯救意识和担当精神。作者在《歧路灯自序》中这样表达自己的小说载道观念：
余尝谓唐人小说，元人院本，为后世风俗大蛊。偶阅阙里孔云亭《桃花扇》，丰润董恒岩《芝龛记》，以及近今周韵亭之《悯烈记》，喟然曰：“吾故谓填词家当有是也！藉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皆感动于不容己。以视王实甫《西厢》、阮圆海《燕子笺》等出，皆桑濮也，讵可暂注目哉！”因仿此意为撰《歧路灯》一册，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子朱子曰：“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友人皆谓于纲常彝伦问，煞有发明。B17
这基本上是李绿园创作《歧路灯》的指导思想。李绿园在此表达了自己对唐宋以来通俗小说的整体看法，将“唐人小说，元人院本”等不关“风化”之作看作是“风俗大蛊”，认为这类世俗小说对社会风气多有损伤，表达了他深切的社会责任感，并因此要撰《歧路灯》一册“以发人之善心，惩创人之逸志”，传递出他的教育策略，这是典型的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这种载道精神、淑世思想表明了李绿园的文化担当精神，也体现了中原文化担当精神对作家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次，《歧路灯》的创作选题也体现了李绿园的文化拯救意识和担当精神。《歧路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几乎同时问世。《红楼梦》写了封建家族没落的悲剧，写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黛的爱情婚姻悲剧和人生悲剧以及大观园的毁灭。《儒林外史》意在批判科举、批判被科举扭曲的社会和文人，体现了作者改造社会的理想。《歧路灯》则将作品立意锁定在青少年教育这一老生常谈的母题之上。众所周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少年情况如何，关乎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作者用小说作为劝诫青少年的手段，也表明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的忧虑和关切。不可否认，《歧路灯》的文字语言功夫在技术层面确实和《红楼梦》《儒林外史》存在着一定差距，但是以李绿园为代表的中原士人对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文化担当精神则远非《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所可比拟的！毫无疑问，王氏是这个家族的拯救者，她的拯救形象和担当精神实际上也是作者自己的文化拯救形象和担当精神的折射；小说中的主人公谭绍闻经历种种磨难，最后浪子回头，迷途知返，完成了小说的教育主题。主人公谭绍闻人生最后的成功也表明了作者的教育自信、担当自信和拯救自信。故事以大团圆的形式结尾似有落入俗套之嫌，但在这篇小说里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对主人公教育的成功说明了作者的良好期望，也表明了作者对这个家族、对这个国家、民族文化复兴的自信和期许！
重读《歧路灯》，我们不但要看到母亲王氏的性格“最主要”地表现出溺爱儿子、糊涂势利的性格缺陷，同时更要看到她表现出的勇于担当、勇于坚守和不断成长的突出性格特色。王氏的母亲形象是中原文化担当精神的一种人格落实，是作者中原文化担当精神的折射。《歧路灯》的创作指导思想、创作选题、小说人物形象、创作方法诸多方面都表明了李绿园的社会责任、文化拯救和担当精神，进而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担当精神。王氏的母亲形象是解读《歧路灯》之中原文化精神的钥匙，《歧路灯》是展示中原文化精神的代表作。
注释
①《歧路灯论丛》（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2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3页。
③④⑥⑦⑧⑨⑩B11B16李绿园：《歧路灯》，栾星校注，中州书画社，1980年，第245、325、129、192、243、818、787、794、22页。
⑤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59页。
B12仪平策：《母性崇拜与审美文化——中国美学溯源研究述略》，《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2期。
B13李学勤为《中原文化研究》创刊所写的“贺辞”，见《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封二。
B14林语堂：《吾国吾民》，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80页。
B15施咏：《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兼谈民族性别角色的社会化》，《中国音乐》2006年第4期。
B17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94页。
责任编辑：行健
关键词：《歧路灯》；李绿园；母亲形象；中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8-0154-03
《歧路灯》是清代中期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也是古代中国唯一一部以青少年教育为创作意旨的小说。作品从创作思想、创作选题、人物形象诸多方面都表明了《歧路灯》作者的文化担当精神。小说中王氏的母亲形象，既表现出溺爱孩子、糊涂势利的性格缺陷，也表现为一个勇于担当和不断成长的母亲形象，是一个市侩与伟大相统一的、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典型人物。王氏的母亲形象的文化内涵既是作者文化担当精神的人格折射，也是解读中原文化精神的锁钥。
一、王氏的母亲形象的复杂性格辨析
在《歧路灯》中，王氏是重要的典型人物。学者关于王氏的母亲形象的专门研究仅有张清华的《论王氏》①一文，而王氏在小说中的高出现频率使得研究《歧路灯》的文章都要多多少少提到王氏的母亲形象。众多研究者几乎一致沿袭了作者李绿园的观点，认为王氏只是个愚蠢势利、目光短浅的世俗妇女形象。事实仅仅如此吗？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说：“把某个作家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己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别开来，是十分重要的。”②《歧路灯》中的人物形象系列首先可以区隔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其中教育者包括主人公谭绍闻的父母师长、亲朋故旧，受教育者是以主人公谭绍闻为主的“富二代”“官二代”以及为数众多的青少年群体。谭绍闻的母亲王氏作为全书最重要的教育者之一，最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王氏首先表现为一个溺爱、糊涂、势利、市侩的母亲形象。作者认为，王氏的独子谭绍闻作为小说中的受教育者一度走向堕落，如果追究责任的话，第一个应该是生他养他的高堂母亲王氏，而不是谭绍闻的那些换帖弟兄。她关心儿子的生活安逸程度，如她怕孩子白日看书拘紧出病来，怕孩子夜晚睡觉风吹着。儿子尚未成年，就买个婢女放在屋里，她默许儿子狎淫婢女；她明明知道儿子做了坏事也不管教，遭了儿子顶撞反而护短并自我解嘲说：“谁家牛犊不抵母，谁家儿子不恼娘。”③儿子掌握了母亲的弱点，便经常以寻死上吊相要挟，王氏只得百依百顺，要钱给钱，要赌便赌，使得儿子在堕落的路上越走越远。王氏贪图小利的行为也明显地对孩子产生了负面的教育作用。有一次，谭绍闻在外赌博，掏十六两银子买只金镯子回家哄骗她说是赌赢的，她不但没有劝其戒赌，反而眉开眼笑，为谭绍闻的赢钱而感到“自豪”，说道：“咱家可也有这一遭儿！”④其糊涂程度竟至于此。在小说的前半部分，王氏教育儿子的言行举止大多如此。
“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由相反两极所构成的。”⑤当我们把研究视域转向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深层的文化底蕴之际，就会发现王氏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特征的人
收稿日期：2015-05-24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杜佑《通典》与中原文化”（2014BLS001）。
作者简介：郭树伟，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郑州450002）。
物形象。按照作者的理解，那个方正醇达的儒者——父亲谭孝移是这个家庭教育的主角，然而这个父亲却“命中注定”地缺位了，教育的主角责任无可避免地落在母亲王氏肩上。作者不无懊丧地写道：“牝政初成祸已胎。”⑥这个孩子在这个糊涂的女人教育之下，注定是堕落了，没指望了！然而通观《歧路灯》所有章节，是谁带领孩子度过人生成长最重要的青少年阶段？是谁一直不离不弃地守候在孩子的身旁，鼓励他、劝告他、祈求他、安慰他？谭绍闻最后长大成人，有所成就，这归功于他父亲的朋友程嵩淑、娄潜斋、孔耘轩之辈吗？抑或归功于那个惊鸿一现的远房亲戚谭绍衣呢？小说情节的展开对作者的教育理念具有某种反讽意蕴，那些正面的教育者或者是半途而废，或者是偶尔客串一把就神龙见首不见尾地消失了，没有人为这个家庭的未来负责。而这个家庭迫切需要开拓，这个家族迫切需要中兴！实际上，最后助推这个家族开拓和中兴的人物恰恰是作者所谓的“不合适的施教者”——目不识丁的母亲王氏！李绿园在作品中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承认人物角色社会存在的客观性，按照生活的逻辑描写了这个母亲从对儿子的放任自流到切实担负起自己的教育责任的过程，这表明王氏的形象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母亲形象。例如，谭绍闻初次被人拉下水赌博时，心中原本是不敢的。此时，如果家长下劲管一管，有可能把他从悬崖上拉回来，但他那糊涂的母亲偏向他表白：“我又不是你爹那个执固性子，我不扭你的窍。”⑦这就为儿子走下坡路开了绿灯，直到后来闹得不像话了，一连四五天在外嫖赌不归家，他母亲知道后说：“我活着，还由不的你哩！”⑧作者在这里实际上就写出了这个母亲从对儿子的放任自流的管理到对自己教育责任的觉悟和警醒的过程。作者解释了她之所以转变主要是出于“这日子穷了，受过了艰难困苦，也就渐渐的明白过来”⑨，“这也是俗话说的好，饿出来的见识，穷出来的聪明”⑩。作者借着这个人物发出如下议论：“原来妇人性情，富厚足以养其愚；一经挫折，因悔知悟，竟能说书籍笔墨是传家宝贝，见了农器耕具，知道是吃饭家伙，织机纺车，知道是雪中不寒、夜间不冷的来路。”B11困难挫折教人获得学问和见识，艰辛的生活使得王氏终于悔悟起来。由此可见，王氏的转变也有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教育者在抚育儿子的过程中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并不断成长起来。
二、王氏的母亲形象是中原文化担当精神的人格落实
“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不仅启示了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启示了不同地域的人群对自己独特文化环境的自我审视。“文化具有某种人格气质。它往往选择一种气质或融合几种相关的气质，并把这种选择‘专断’地揉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而在学术和艺术领域表现尤为突出。”B12譬如古代中国常有把各种地域文化品格喻指成某种鲜活人格形象的例子，人们在描述河北一带的文化品质时，总会提起“燕赵悲歌”之语；描述南方文化时总会想到屈原的“香草美人”之意。审察中原文化的演变轨迹，如果具体地把中原文化归结为一种精神的生长过程和生长方式，进而落实为一种文化人格类型，用“母亲文化”来概括中原文化的人格品质最为恰当不过了。今天，河南省郑州市北侧的黄河岸边矗立着一尊母亲雕像，这毫无疑问地表明了一种区域文化共识，中原文化之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成具有母亲般的存在意义！李学勤先生认为：“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原地区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做出过非常巨大的贡献。尽管由于近代历史学、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对国内各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和估计，然而不能忘记，中原在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演进中，实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作用。”B13中原文化规定了后来中华文化的主干线，同时中原文化所独有的“母性”特征使得整个中国文化都有一种母性、女性阴柔的色彩。关于中国文化的女性阴柔特点，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之聪明》中有过一段很好的描述：“中国人的心灵的确有很多方面是近乎女性的。‘女性型’这个名词为惟一足以统括各方面情况的称呼法。心性灵巧与女性理性的性质，即为中国人之心之性质。”B14今人也认为：“诸多不可否认也无法回避的事实都表明，在思维方式、社会行为模式、心理性格、审美倾向等方面，中国人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女性偏向。”B15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地理空间，当我们把《歧路灯》的研究视域转向作品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转向作品主人公母亲王氏和作者李绿园生长的这块中原大地时，一个有担当、有坚守、不断成长的母亲形象就逐渐地展现在研究者面前。中原文化形象在作品里很自然地人格化、具象化为王氏的母亲形象。也许作者并没有这样的创作构思，但作品却在这里显示出中原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专断’地揉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专断地揉进小说《歧路灯》的人物形象塑造！ “母亲”对“家族”的担当和呵护，作为母亲的女性对社会的思考方式，中原文化的这些特征在《歧路灯》里面都有鲜明呈现。首先，王氏是《歧路灯》中母性拯救者的形象，是中原文化担当精神的人格具象化。主人公父亲谭孝移在小说《歧路灯》开始不久就去世了，母亲王氏在生活的磕磕绊绊中坚持向前走，直到儿子长大成人，是保证小说连贯性和维系情节发展的重要人物。你可以说王氏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你不能否定她在丈夫去世之后毅然承担了教育儿子和抚养儿子成长的事实！你可以说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只有她不离不弃地坚守在孩子的身边，由此我们不难看到这个寡妇的坚强和担当！她诚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就她所受到的社会教育而言，我们也没必要对她做更多的指责！王氏的母亲形象是中原文化精神的一种人格落实，具有中原文化的精神图腾意义！作为母亲，作为女性，王氏还体现出女性的思维特征和对生活的经验型认知方式。她没有文化，但这有助于她按照生命的本能去感知生命，而不是按照书本的教条去约束生命。小说第三回写道，儿子谭绍闻要去赶庙会，其父亲、前辈和这位母亲分别表达自己的看法。父亲以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说明赶庙会的坏处：“亲阅历有许多火焰生光人家，霎时便弄的灯消火灭，所以我心里只是一个怕字。”谭孝移的“躲避”和“视而不见”恰恰说明封建社会后期部分儒者社会参与精神的丧失，而娄潜斋更把子孙的教育与成才归结为一种“非人力所能为者”的神秘宿命。在这里，只有这个最没文化的母亲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再休要把一个孩子，只想锁在箱子里，有一点缝丝儿，还用纸条糊一糊。”B16她愿意儿子在实践中感受生活，修正错误，她的决定要比所谓的儒者有用得多，这便是王氏作为女性感知生活的聪明之处！这种从生活本身出发的认知、改造世界的方式比那些从理论角度认识改造世界的方式要优越许多，这也是中原文化历经磨难总能找到“一点缝丝”突围而绵延不绝的原因之所在。
三、清代中原士人李绿园的文化担当精神
研究《歧路灯》中王氏的母亲形象，研究中原文化精神的人格落实，进一步知人论世，一个充满文化担当精神的中原士人——李绿园的形象也伫立在你的面前！在那个风雨飘摇、落日余晖的帝国黄昏背景之下，李绿园这样一个中原地区的远乡穷儒，毕生关注青少年教育这个关系国家民族未来的问题，毅然命笔创作出《歧路灯》！这正是中原文化担当精神的卓越代表。《歧路灯》的创作指导思想、创作选题、小说人物形象诸多方面都表明了李绿园的文化担当精神。
首先，《歧路灯》的创作指导思想表明了李绿园文学创作的拯救意识和担当精神。作者在《歧路灯自序》中这样表达自己的小说载道观念：
余尝谓唐人小说，元人院本，为后世风俗大蛊。偶阅阙里孔云亭《桃花扇》，丰润董恒岩《芝龛记》，以及近今周韵亭之《悯烈记》，喟然曰：“吾故谓填词家当有是也！藉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皆感动于不容己。以视王实甫《西厢》、阮圆海《燕子笺》等出，皆桑濮也，讵可暂注目哉！”因仿此意为撰《歧路灯》一册，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子朱子曰：“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友人皆谓于纲常彝伦问，煞有发明。B17
这基本上是李绿园创作《歧路灯》的指导思想。李绿园在此表达了自己对唐宋以来通俗小说的整体看法，将“唐人小说，元人院本”等不关“风化”之作看作是“风俗大蛊”，认为这类世俗小说对社会风气多有损伤，表达了他深切的社会责任感，并因此要撰《歧路灯》一册“以发人之善心，惩创人之逸志”，传递出他的教育策略，这是典型的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这种载道精神、淑世思想表明了李绿园的文化担当精神，也体现了中原文化担当精神对作家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次，《歧路灯》的创作选题也体现了李绿园的文化拯救意识和担当精神。《歧路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几乎同时问世。《红楼梦》写了封建家族没落的悲剧，写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黛的爱情婚姻悲剧和人生悲剧以及大观园的毁灭。《儒林外史》意在批判科举、批判被科举扭曲的社会和文人，体现了作者改造社会的理想。《歧路灯》则将作品立意锁定在青少年教育这一老生常谈的母题之上。众所周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少年情况如何，关乎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作者用小说作为劝诫青少年的手段，也表明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的忧虑和关切。不可否认，《歧路灯》的文字语言功夫在技术层面确实和《红楼梦》《儒林外史》存在着一定差距，但是以李绿园为代表的中原士人对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文化担当精神则远非《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所可比拟的！毫无疑问，王氏是这个家族的拯救者，她的拯救形象和担当精神实际上也是作者自己的文化拯救形象和担当精神的折射；小说中的主人公谭绍闻经历种种磨难，最后浪子回头，迷途知返，完成了小说的教育主题。主人公谭绍闻人生最后的成功也表明了作者的教育自信、担当自信和拯救自信。故事以大团圆的形式结尾似有落入俗套之嫌，但在这篇小说里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对主人公教育的成功说明了作者的良好期望，也表明了作者对这个家族、对这个国家、民族文化复兴的自信和期许！
重读《歧路灯》，我们不但要看到母亲王氏的性格“最主要”地表现出溺爱儿子、糊涂势利的性格缺陷，同时更要看到她表现出的勇于担当、勇于坚守和不断成长的突出性格特色。王氏的母亲形象是中原文化担当精神的一种人格落实，是作者中原文化担当精神的折射。《歧路灯》的创作指导思想、创作选题、小说人物形象、创作方法诸多方面都表明了李绿园的社会责任、文化拯救和担当精神，进而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担当精神。王氏的母亲形象是解读《歧路灯》之中原文化精神的钥匙，《歧路灯》是展示中原文化精神的代表作。
注释
①《歧路灯论丛》（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2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3页。
③④⑥⑦⑧⑨⑩B11B16李绿园：《歧路灯》，栾星校注，中州书画社，1980年，第245、325、129、192、243、818、787、794、22页。
⑤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59页。
B12仪平策：《母性崇拜与审美文化——中国美学溯源研究述略》，《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2期。
B13李学勤为《中原文化研究》创刊所写的“贺辞”，见《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封二。
B14林语堂：《吾国吾民》，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80页。
B15施咏：《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兼谈民族性别角色的社会化》，《中国音乐》2006年第4期。
B17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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