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观念与汉代新的社会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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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一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孝在社会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涉及汉代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统治秩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不是之处,尚祈各位同仁赐正。
其他文献
张政烺先生,字苑峰,山东省荣成县崖头村人,生于1912年4月。他六岁开始上学,小学毕业后随族伯张俊采(瑞三)读过三年私塾,兼学篆书,还旁听过《左传》,凡读过的书均能逐篇背诵。这样,在他幼小时,不仅荫发了对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浓厚兴趣,而且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习惯。这是他一生博览群书,广泛探求知识的基础。
在历史跨入90年代第一个春天的时候,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庆贸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毓铨先生从事学术活动55周年。早自50年代,我有幸在王先生直接领导下,从事史学研究工作。卅多个春秋的共事和相处,他那种启迪后学、诲人不倦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嘉惠学苑、为历史研究科学化而努力的奋进精神,使我深受教益和帮助。他是的一位难得的良师。
杨希枚先生,字铮曜,中国先秦文化史学家,1916年2月生于北京市。1935年-1938年先后在辅仁大学和中法大学生物系学习,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士学位。1943年-1946年他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先后从事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习与研究,1949年随同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省,先后任助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61年-1980年任研究员。1952年——1969年他还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和民族学会理事。
杨向奎研究员是我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于斯杨老从事学术研究五十五周年的大庆之日,我作为学术战线上的后学,倾陈崇敬之心情,恭祝先生健康长寿。长期以来先生从事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工作。他调来历史所前,执教于山东大学,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于一九五六年调来历史所后,迄今三十多年来,勤勤恳恳在学术园地上耕耘,用辛勤园丁的汗水,浇灌了累累硕果。
张政烺先生是我的老师。三十多年前,我初进北大校门,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又回到燕园的大学课堂上时,第一位迷住我们的老师就是张政烺显示。第一节课的铃声还有没有响,先生已经写下满满一黑板参考书目。
人类历史上的文明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共标志是什么?这是研究文明起源时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大体说来,人类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演进是全方位的演技。它包括人自身素质的进化(人的智力、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及世界观等)、人所创造的位置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演进(语言、文字、生产工具、武器、衣、食、住、行等等)、人所创造的社会组织及管理机构的演进等等。
古代的巡守活动,在礼书中,成了一项规整缜密的制度:天子在若干年内去四方巡视一次,巡守的一年,顺时序顺方位巡行,登上每一方的最高山岳,封坛祭天,除■祭地。当方的诸侯一一朝见,具膳款待。天子一面考核政教,观察民风,一面厘订各项纲领制度,照此施行。
我国是小麦的最人变异中心之一,共有小麦六千多个类型,分属86个变种,地方品种和变种之多举世罕见。很多品种营养品质优良,在国际上屈指可数。这些都意味着我国小麦的种植有极悠久的历史。然而学术界传统看法一向认为小麦原产西亚,进入文明时代甚至张骞通西域以后才传入中国。
魏晋南北朝约四百年间,除西晋短暂(约37年)统一外,长期处于三国分裂和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个时期户口状况的特点,除私家占有大量各类荫户,国家领民与实际户口数相距甚远,以及封建政权与私家争夺劳动力最为激烈外,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北方虽战乱繁多,国家领民却显著增长;南方虽相对安定,国家领民却出现递减趋势。
宋代标准官秤的一斤究竟有多重?这是历来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迄今包括《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和《常用计量单位辞典》在内的专书,无不沿用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的旧说——以为宋代一斤,当今596.82克;宋代一两,当今37.3克。其实,这一旧说并不符合实际的宋衡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