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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卫、李隆、每华,三个拥有截然不同兴趣和性格的好朋友,80后是他们共同的社会标签。大学毕业后,他们踏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各自奋斗。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一切规则正在剧变,那正准备冒出头来的80后们,只有将希望寄托在一种无限期的奋斗中。
李隆
1984年出生,奋斗目标是拥有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
朱卫
1984年出生,奋斗目标是拍摄出好的影视作品。
每华
1986年出生,奋斗目标是成为出色的新闻记者。
每华已经成为香港《苹果日报》的经济记者。
2007,梦想
“我的梦想是什么?”朱卫谈起了这个曾无数次困扰自己的问题,他的拜把兄弟李隆和小师妹每华正一筹莫展地坐在身边。
“如果除去别人加予我的目标,我还有什么?就算做到了那么多事情,我们还是会消亡,那么生命有什么意义?”在送别朱卫的聚餐上,话题变得越发的沉重。
1984年出生的朱卫、李隆,1986年出生的每华,都是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的学生,但他们三人根据各自的偏好,分别在大三分专业方向的时候,选择了广电、广告和新闻。
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学就是一个大家来到同一个校园,相互认识了,然后毕业了,又互相陌生起来了的地方。不过总有那么几个朋友,能够让你心灵中最软弱的地方和他对碰,然后成为那种不容易风化的友情。至于它所需要的条件,它所产生的环境,更是一个无从深究的问题。
朱卫、李隆和每华三个人拥有截然不同的兴趣和性格。朱卫是来自四川的一个穷小子,疯狂地迷恋影视艺术。有时你会被他蓬乱的头发、破烂的工装裤逗笑,但你又不得不被他的电影作品所折服。他在大学里拍摄的《浮尘》、《黑瞳》、《黄昏回家》、《当珍妮爱上珍》……每一部都载誉而归。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现在对于玩电影来说,还是一个烧钱的游戏。
李隆来自山东泰安,是一个很典型的营销奇才,见人自来熟,伶牙俐齿、出口成章。他将自己大学的很多时间花在了广告专业的社会实践上,并在读书阶段就拿到了很多人在毕业很多年后仍会羡慕的高薪。李隆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
每华是杭州本地人,她从小就梦想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记者,不过也许她自己也不确定的是:她最终追求的是否只是内心的好奇和自由。每华是一个什么都不愿意放个弃的人,她曾是浙大羽毛球混双的冠军,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自组乐队的贝司手……但是才华横溢的人,有时也是最找不到未来方向的人。
他们三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但他们都背负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标签—80后。时代赋予他们相同的困惑,就像朱卫所说的:“有时我们知道,生命,饥了要进食,渴了要喝水,饥渴了要找寻伴侣。可是这些都不是真相,是假象。真实地存在于我们所处世界的假象……而隐藏在世界万物有序运行背后的真相,在哪里?”
80后所背负的心理和家庭负担,所面对的竞争和社会环境,所接触到的海量资讯和海外文化……让他们身上洋溢着迷茫的气质,也不可逆转地过早对人生展开反思。
这是2007年的夏天,每华正要升大四,朱卫和李隆都已经毕业了。李隆在杭州坤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很轻松地获得了一份基本月薪5000元的“助理经理”工作。而朱卫正在准备一次辞职,他已经决定了要去北京考研读书和工作,他说他迷恋北京的文化气息和氛围,并觉得自己的梦想需要那座城市的、也许是无情的熏陶。
2008,家庭
带新房客看过目前的住处后,朱卫宣布自己要启程了。他一边收拾,一边哼起了一首歌,歌名已经不记得了,但他记得那是一个叫范文文的同学制作的短片——《六月》的片尾音乐。朱卫停了下来,周围突然很安静,“静到有些颤抖。”朱卫说。
在同学的印象中,朱卫从来不是一个很成功的浙大学生,因为他的成绩单惨不忍睹,也没有找到如意的工作。浙大的一位叫陈晓云的老师告诉他,如果想要追求自己的人生,就永远别去想正常的就业道路。这句话默默支撑着他做了很多事。
朱卫的老家在四川省巴中市,他的父亲以前是个个体司机,但是年轻的时候出过一次很严重的车祸。现在已经不干个体了,成为了别人的驾驶员。而他的母亲是终生制的家庭主妇。这样的一个家庭,虽然难以承载朱卫的电影梦想,但他们也并没有去捆绑他的翅膀。
从小到大,读高中、上大学、找工作,还有目前看起来还很遥远的婚姻,朱卫都拥有绝对的自主权。朱卫的父母都知道,以目前的现实压力,朱卫买不起房子,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买房的事只能靠朱卫自己。朱卫的母亲也隐约地和他谈起过婚姻,但她只是给了一个参考时间,“也许是你35岁的时候。”她说,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是出于无奈。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李隆在杭州买房了。买房的钱,全部来自于他住在山东泰安老家的父母,“我自己的存款,刚好只够装修,当然我说的是简装。”李隆笑着说。
以前的朱卫和李隆都不理解买房的意义,现在想起来,才体味到其中的滋味。这是一个再现实不过的话题了,尤其杭州这样一个楼价不断攀升的天堂城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就如我们相信我们出生之处和长大之处才是我们的根的所在,朱卫说:“可是,若不是由于父母亲人在那个地方,你凭什么说那里是你的根呢?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父母那一辈的伟大和艰辛。”
每华的2008年是在考试和求职中度过的,她的母亲希望她能留在杭州工作,这样也许她会考虑给每华准备一套房子,过起安逸舒适的日子。每华在职场上得到过一些机会,但并不理想。她也在努力准备托福,希望毕业了能够去香港。
每华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不过从她的性格和谈到这件事的口气来看,似乎并不是一件太大不了的事情。每华的母亲改嫁后,过着富足的生活,而她父亲,抱着绘画的天赋,仍然生活于困顿之中。以至于在每华性格中,既保留了父亲文艺的脾性,又有母亲物欲的一面。
如果能去香港,那么每华需要至少10万元的费用,这个钱她知道是可以问母亲要的,而这对她来说,不可不谓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尽管那人是自己的生母,每华也怕自己会积欠太多。
而有时为了弥补自己因为钱的缘故而与母亲走得太近,每华也会主动跑去父亲家团聚。而事情往往会变成这样,就像那个中秋节,每华在父亲的家中,冷漠的父亲甚至没有准备一顿晚饭,最后她只能悄悄哭着自己给自己泡了一包袋面。
后来,每华得到了香港浸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李隆在坤和从“助理经理”升职为“项目经理”,基本月薪上涨到了7000多元,朱卫也来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城市。现在他们都很少回家,尤其是朱卫,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去了,过年也没有。
2009,爱情
2009年7月,是李隆毕业后在坤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作的第三年,也是他研究生女朋友毕业的日子。李隆与他的女朋友自大二开始就在一起,自此再也没有分开过,现在已经是第五个年头。
女朋友毕业后,在一家上海的行销公司找了一份工作,而李隆也没有做太多打算,就已经决定跳槽去上海。当时正好有一个上海周浦万达广场的商业项目需要用人,李隆凭借自身的能力和人脉,很快就找到了下家。然后他俩很自然就想到了结婚这件事。
“也许别人会为这件事伤透脑筋,但对于我们来说,你想我们都已经在一起5年了,5年都没出过什么事,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放心的?”李隆说。
在香港浸会大学,每华也遇见了她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其实在这些年来,每华的性格和想法也在不断变化。起初,像她这样的女孩自然是会爱上那种酷酷的男生,不过她虽然混乐队,但她的价值观却一直没有跟乐队的队友达成一致。尤其当他们在一次喝酒吹水的时候,兴致勃勃地聊起“你睡了几个女孩,我睡了几个女孩,其中有多少个是我们都睡过的”之后,每华说她当时恨不能大声骂:“×你妈的。”
而且因为父母的离异,每华说自己是一个彻底的不婚和不育主义者。但是在浸会大学遇见自己真正喜爱的男孩之后,每华还是像大多数普通的女孩一样深陷其中,她将他计划进了自己还算遥远的未来,直到对方因为家人的坚持,而在结束浸会大学研究生课程之后,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上海。
朱卫是三人中,唯一没有爱情的。在北京的日子,朱卫对所谓的边缘群体有了切身感受,他在日记上写道:“每日惊惶地活着,吃饭的威胁、睡觉的威胁、行走的威胁,甚至对于路边巡逻的公安,都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那种感觉,”朱卫说,“就是一种漂,在这个城市里,今天如果我死了,过一个星期也不会有人知道……在北京如狗一般地挣扎着过活,为了什么呢?”
在坚持了近半年之后,朱卫回到了杭州,回到了那些曾经共同合作拍片的朋友之中。在短暂自我调整之后,他的新片《光棍》又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一个放映厅里公映了。在首映结束之后,观众们沸腾了,大家起立为朱卫欢呼,甚至有女生直接喊出了“朱卫,我爱你”。
“啊,这就是我要的感觉。”朱卫说他现在之所以还有被人惦念和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因为他还在坚持做一些事情,哪天要是他不再坚持了,放弃了,那么顶多也就是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打工的人,而他的同学再不会想到他了。
就在朱卫开始筹拍他自己的下一部参赛电影的时候,有一个叫袁天琪的女生自告奋勇地找到了他,说很喜欢他的电影,并希望出演他下一部电影的角色。那个女生后来得到了一个角色,而朱卫也得到了他的爱情。
2010,奋斗
在浸会求学的最后阶段,每华一直在路透社香港分社实习,那里的工作环境、工作节奏和员工素质都让她感到着迷。在财经组,只要电子板上出了新的公告,那整个办公室的人就像打仗一样,一人盯盘,一人采访,一人写稿……每华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与记者的职业如此紧密地拥抱在了一起。
当时浸会有三个女生在路透社实习,所有人,包括每华的指导老师,都认为每华是最有新闻理想和新闻天赋的一个,但在实习期后,路透社却留下了另一个女生。这件事深深地打击了她。
每华意志消沉了很久,她后来甚至去了一次上海,去见那个回去工作的男朋友。但是在上海,他却对她说“分手”。每华说她扇了他一个巴掌,然后什么也没有多说。
李隆在上海的新东家干了还没有几个月,他再次辞职了。直接原因他说是因为不喜欢那家公司的广告理念,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早有打算:差不多可以自立门户了。2009年快年底的时候,李隆找来了原公司的设计总监,还有一个客户经理,三人合伙开了一家新的公司。李隆担任这家公司的企划总监。
公司刚开业的时候,一直是摇摇欲坠,但到了2010年,渐渐稳定了下来。李隆和他的团队招了几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每天加班,周末也不放过,并一直维持着业务的高质。实际上,没有几个人愿意相信这居然是一家新公司,因为他们实在太老练了。
而朱卫现在由于迫于生计,已经是长城影视集团的签约员工,他是作为数字电影的导演被招募的。“然后被单位当骡子一样在用。”朱卫说,他现在干得最多的是编剧的活,公司基本上是不会随随便便让新人动机器或执掌导演大权的。
从上海回到香港之后,每华的一切重新开始。她放低了身段,给香港的各家报社都投去了简历,最后,她在《苹果日报》获得了一份工作,开始以经济记者的身份,报道一些香港地产界的新闻。
《苹果日报》给每华的待遇是月薪10000多港币,然而这点钱要维持在香港的生计,简直是杯水车薪。每华的房租就高达近5000港币,从她家到单位,坐车还需个把小时。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每华也成了一个“蚁族”。遇到朋友来香港旅游的情况,她还不忘嘱托他们带些大陆的方便面来。
她有时想想确实不甘心,因为自己的同学,很多现在已经是外企公司的中层领导,年薪达到了二三十万元。社会阶级的分化、地位的不平等,这才开始对这些年轻人慢慢展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李隆无疑是三人中目前最惬意的一个,他刚给自己买了一辆汽车,并开始在业余练习射箭和弹古琴。
朱卫已经开始受不了工作上的压力了,“影视公司的工作推进节奏很快,基本上没有创作的时间和空间,兴趣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很自然的就转化成了工作负担。”他还在为自己的电影梦而奋斗。在中国,信息的不对称使年轻人失去了很多机会,而要想冒尖,唯一的方法只有把真正有分量的作品拿在手中。朱卫还在等着自己最好的作品的出现。
每华每天都面对着香港地产界最有权势的大佬,然后辛辛苦苦地挖掘一些边角料的信息,期待着每月能多几次荣登财经头版。有次每华问她的一个很成功的朋友,现在那么年轻就做到总监了,拿着高薪,开心吗?她的朋友告诉她,不开心。事情就是这样,每个人往往只看到他人的繁花似锦,而看不见背后的辛酸困苦。
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一切规则正在剧变,而所有的资源和话语权仍被牢牢把持着。那正准备冒出头来的80后们,只有将希望寄托在一种无限期的奋斗中。再过个几年,他们都要买房、结婚、生孩子,然后父母开始退休、老去,生活的重担对于80后来说,一旦挑起,再难卸去。
(应采访者所需,文中李隆、每华为化名)
李隆
1984年出生,奋斗目标是拥有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
朱卫
1984年出生,奋斗目标是拍摄出好的影视作品。
每华
1986年出生,奋斗目标是成为出色的新闻记者。
每华已经成为香港《苹果日报》的经济记者。
2007,梦想
“我的梦想是什么?”朱卫谈起了这个曾无数次困扰自己的问题,他的拜把兄弟李隆和小师妹每华正一筹莫展地坐在身边。
“如果除去别人加予我的目标,我还有什么?就算做到了那么多事情,我们还是会消亡,那么生命有什么意义?”在送别朱卫的聚餐上,话题变得越发的沉重。
1984年出生的朱卫、李隆,1986年出生的每华,都是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的学生,但他们三人根据各自的偏好,分别在大三分专业方向的时候,选择了广电、广告和新闻。
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学就是一个大家来到同一个校园,相互认识了,然后毕业了,又互相陌生起来了的地方。不过总有那么几个朋友,能够让你心灵中最软弱的地方和他对碰,然后成为那种不容易风化的友情。至于它所需要的条件,它所产生的环境,更是一个无从深究的问题。
朱卫、李隆和每华三个人拥有截然不同的兴趣和性格。朱卫是来自四川的一个穷小子,疯狂地迷恋影视艺术。有时你会被他蓬乱的头发、破烂的工装裤逗笑,但你又不得不被他的电影作品所折服。他在大学里拍摄的《浮尘》、《黑瞳》、《黄昏回家》、《当珍妮爱上珍》……每一部都载誉而归。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现在对于玩电影来说,还是一个烧钱的游戏。
李隆来自山东泰安,是一个很典型的营销奇才,见人自来熟,伶牙俐齿、出口成章。他将自己大学的很多时间花在了广告专业的社会实践上,并在读书阶段就拿到了很多人在毕业很多年后仍会羡慕的高薪。李隆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
每华是杭州本地人,她从小就梦想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记者,不过也许她自己也不确定的是:她最终追求的是否只是内心的好奇和自由。每华是一个什么都不愿意放个弃的人,她曾是浙大羽毛球混双的冠军,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自组乐队的贝司手……但是才华横溢的人,有时也是最找不到未来方向的人。
他们三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但他们都背负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标签—80后。时代赋予他们相同的困惑,就像朱卫所说的:“有时我们知道,生命,饥了要进食,渴了要喝水,饥渴了要找寻伴侣。可是这些都不是真相,是假象。真实地存在于我们所处世界的假象……而隐藏在世界万物有序运行背后的真相,在哪里?”
80后所背负的心理和家庭负担,所面对的竞争和社会环境,所接触到的海量资讯和海外文化……让他们身上洋溢着迷茫的气质,也不可逆转地过早对人生展开反思。
这是2007年的夏天,每华正要升大四,朱卫和李隆都已经毕业了。李隆在杭州坤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很轻松地获得了一份基本月薪5000元的“助理经理”工作。而朱卫正在准备一次辞职,他已经决定了要去北京考研读书和工作,他说他迷恋北京的文化气息和氛围,并觉得自己的梦想需要那座城市的、也许是无情的熏陶。
2008,家庭
带新房客看过目前的住处后,朱卫宣布自己要启程了。他一边收拾,一边哼起了一首歌,歌名已经不记得了,但他记得那是一个叫范文文的同学制作的短片——《六月》的片尾音乐。朱卫停了下来,周围突然很安静,“静到有些颤抖。”朱卫说。
在同学的印象中,朱卫从来不是一个很成功的浙大学生,因为他的成绩单惨不忍睹,也没有找到如意的工作。浙大的一位叫陈晓云的老师告诉他,如果想要追求自己的人生,就永远别去想正常的就业道路。这句话默默支撑着他做了很多事。
朱卫的老家在四川省巴中市,他的父亲以前是个个体司机,但是年轻的时候出过一次很严重的车祸。现在已经不干个体了,成为了别人的驾驶员。而他的母亲是终生制的家庭主妇。这样的一个家庭,虽然难以承载朱卫的电影梦想,但他们也并没有去捆绑他的翅膀。
从小到大,读高中、上大学、找工作,还有目前看起来还很遥远的婚姻,朱卫都拥有绝对的自主权。朱卫的父母都知道,以目前的现实压力,朱卫买不起房子,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买房的事只能靠朱卫自己。朱卫的母亲也隐约地和他谈起过婚姻,但她只是给了一个参考时间,“也许是你35岁的时候。”她说,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是出于无奈。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李隆在杭州买房了。买房的钱,全部来自于他住在山东泰安老家的父母,“我自己的存款,刚好只够装修,当然我说的是简装。”李隆笑着说。
以前的朱卫和李隆都不理解买房的意义,现在想起来,才体味到其中的滋味。这是一个再现实不过的话题了,尤其杭州这样一个楼价不断攀升的天堂城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就如我们相信我们出生之处和长大之处才是我们的根的所在,朱卫说:“可是,若不是由于父母亲人在那个地方,你凭什么说那里是你的根呢?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父母那一辈的伟大和艰辛。”
每华的2008年是在考试和求职中度过的,她的母亲希望她能留在杭州工作,这样也许她会考虑给每华准备一套房子,过起安逸舒适的日子。每华在职场上得到过一些机会,但并不理想。她也在努力准备托福,希望毕业了能够去香港。
每华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不过从她的性格和谈到这件事的口气来看,似乎并不是一件太大不了的事情。每华的母亲改嫁后,过着富足的生活,而她父亲,抱着绘画的天赋,仍然生活于困顿之中。以至于在每华性格中,既保留了父亲文艺的脾性,又有母亲物欲的一面。
如果能去香港,那么每华需要至少10万元的费用,这个钱她知道是可以问母亲要的,而这对她来说,不可不谓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尽管那人是自己的生母,每华也怕自己会积欠太多。
而有时为了弥补自己因为钱的缘故而与母亲走得太近,每华也会主动跑去父亲家团聚。而事情往往会变成这样,就像那个中秋节,每华在父亲的家中,冷漠的父亲甚至没有准备一顿晚饭,最后她只能悄悄哭着自己给自己泡了一包袋面。
后来,每华得到了香港浸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李隆在坤和从“助理经理”升职为“项目经理”,基本月薪上涨到了7000多元,朱卫也来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城市。现在他们都很少回家,尤其是朱卫,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去了,过年也没有。
2009,爱情
2009年7月,是李隆毕业后在坤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作的第三年,也是他研究生女朋友毕业的日子。李隆与他的女朋友自大二开始就在一起,自此再也没有分开过,现在已经是第五个年头。
女朋友毕业后,在一家上海的行销公司找了一份工作,而李隆也没有做太多打算,就已经决定跳槽去上海。当时正好有一个上海周浦万达广场的商业项目需要用人,李隆凭借自身的能力和人脉,很快就找到了下家。然后他俩很自然就想到了结婚这件事。
“也许别人会为这件事伤透脑筋,但对于我们来说,你想我们都已经在一起5年了,5年都没出过什么事,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放心的?”李隆说。
在香港浸会大学,每华也遇见了她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其实在这些年来,每华的性格和想法也在不断变化。起初,像她这样的女孩自然是会爱上那种酷酷的男生,不过她虽然混乐队,但她的价值观却一直没有跟乐队的队友达成一致。尤其当他们在一次喝酒吹水的时候,兴致勃勃地聊起“你睡了几个女孩,我睡了几个女孩,其中有多少个是我们都睡过的”之后,每华说她当时恨不能大声骂:“×你妈的。”
而且因为父母的离异,每华说自己是一个彻底的不婚和不育主义者。但是在浸会大学遇见自己真正喜爱的男孩之后,每华还是像大多数普通的女孩一样深陷其中,她将他计划进了自己还算遥远的未来,直到对方因为家人的坚持,而在结束浸会大学研究生课程之后,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上海。
朱卫是三人中,唯一没有爱情的。在北京的日子,朱卫对所谓的边缘群体有了切身感受,他在日记上写道:“每日惊惶地活着,吃饭的威胁、睡觉的威胁、行走的威胁,甚至对于路边巡逻的公安,都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那种感觉,”朱卫说,“就是一种漂,在这个城市里,今天如果我死了,过一个星期也不会有人知道……在北京如狗一般地挣扎着过活,为了什么呢?”
在坚持了近半年之后,朱卫回到了杭州,回到了那些曾经共同合作拍片的朋友之中。在短暂自我调整之后,他的新片《光棍》又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一个放映厅里公映了。在首映结束之后,观众们沸腾了,大家起立为朱卫欢呼,甚至有女生直接喊出了“朱卫,我爱你”。
“啊,这就是我要的感觉。”朱卫说他现在之所以还有被人惦念和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因为他还在坚持做一些事情,哪天要是他不再坚持了,放弃了,那么顶多也就是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打工的人,而他的同学再不会想到他了。
就在朱卫开始筹拍他自己的下一部参赛电影的时候,有一个叫袁天琪的女生自告奋勇地找到了他,说很喜欢他的电影,并希望出演他下一部电影的角色。那个女生后来得到了一个角色,而朱卫也得到了他的爱情。
2010,奋斗
在浸会求学的最后阶段,每华一直在路透社香港分社实习,那里的工作环境、工作节奏和员工素质都让她感到着迷。在财经组,只要电子板上出了新的公告,那整个办公室的人就像打仗一样,一人盯盘,一人采访,一人写稿……每华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与记者的职业如此紧密地拥抱在了一起。
当时浸会有三个女生在路透社实习,所有人,包括每华的指导老师,都认为每华是最有新闻理想和新闻天赋的一个,但在实习期后,路透社却留下了另一个女生。这件事深深地打击了她。
每华意志消沉了很久,她后来甚至去了一次上海,去见那个回去工作的男朋友。但是在上海,他却对她说“分手”。每华说她扇了他一个巴掌,然后什么也没有多说。
李隆在上海的新东家干了还没有几个月,他再次辞职了。直接原因他说是因为不喜欢那家公司的广告理念,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早有打算:差不多可以自立门户了。2009年快年底的时候,李隆找来了原公司的设计总监,还有一个客户经理,三人合伙开了一家新的公司。李隆担任这家公司的企划总监。
公司刚开业的时候,一直是摇摇欲坠,但到了2010年,渐渐稳定了下来。李隆和他的团队招了几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每天加班,周末也不放过,并一直维持着业务的高质。实际上,没有几个人愿意相信这居然是一家新公司,因为他们实在太老练了。
而朱卫现在由于迫于生计,已经是长城影视集团的签约员工,他是作为数字电影的导演被招募的。“然后被单位当骡子一样在用。”朱卫说,他现在干得最多的是编剧的活,公司基本上是不会随随便便让新人动机器或执掌导演大权的。
从上海回到香港之后,每华的一切重新开始。她放低了身段,给香港的各家报社都投去了简历,最后,她在《苹果日报》获得了一份工作,开始以经济记者的身份,报道一些香港地产界的新闻。
《苹果日报》给每华的待遇是月薪10000多港币,然而这点钱要维持在香港的生计,简直是杯水车薪。每华的房租就高达近5000港币,从她家到单位,坐车还需个把小时。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每华也成了一个“蚁族”。遇到朋友来香港旅游的情况,她还不忘嘱托他们带些大陆的方便面来。
她有时想想确实不甘心,因为自己的同学,很多现在已经是外企公司的中层领导,年薪达到了二三十万元。社会阶级的分化、地位的不平等,这才开始对这些年轻人慢慢展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李隆无疑是三人中目前最惬意的一个,他刚给自己买了一辆汽车,并开始在业余练习射箭和弹古琴。
朱卫已经开始受不了工作上的压力了,“影视公司的工作推进节奏很快,基本上没有创作的时间和空间,兴趣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很自然的就转化成了工作负担。”他还在为自己的电影梦而奋斗。在中国,信息的不对称使年轻人失去了很多机会,而要想冒尖,唯一的方法只有把真正有分量的作品拿在手中。朱卫还在等着自己最好的作品的出现。
每华每天都面对着香港地产界最有权势的大佬,然后辛辛苦苦地挖掘一些边角料的信息,期待着每月能多几次荣登财经头版。有次每华问她的一个很成功的朋友,现在那么年轻就做到总监了,拿着高薪,开心吗?她的朋友告诉她,不开心。事情就是这样,每个人往往只看到他人的繁花似锦,而看不见背后的辛酸困苦。
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一切规则正在剧变,而所有的资源和话语权仍被牢牢把持着。那正准备冒出头来的80后们,只有将希望寄托在一种无限期的奋斗中。再过个几年,他们都要买房、结婚、生孩子,然后父母开始退休、老去,生活的重担对于80后来说,一旦挑起,再难卸去。
(应采访者所需,文中李隆、每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