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财经媒体对“通胀”格外关注。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关注其向中国CPI的传导，这没什么不应该。但是，如果把这件事放到中美经贸关系这一重要背景之下，是不是要对“貌似正常”的经济现象和财经舆论场重新审视，多问几个为什么？
　　此次通胀预期升温，起源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涨。时间进入2021年之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0.6%左右突然跳升至1.7%附近，结果便招来华尔街对所谓“通胀”的担忧，哪怕是美联储三番五次强调：即便通胀有些上升，那也是暂时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方向还将维持很长时间，而且为此改变了“通胀测度方式”。但事实是，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巨头对美联储表态并不理会，继续唱多，以至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恢复性上涨”演变为“投机性暴涨”。
　　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之中，中国国内通胀预期开始升温，背后的促成因素大致是：（一）有些发达国家连续13年超发货币，给中国普通民众带来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以为这样的做法势必引发恶性通胀;（二）疫情尚未结束、供给尚未恢复，经济复苏引发市场对“供给不足”的担忧;（三）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然跳升，华尔街为此大呼通胀逼近。这一轮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契合了国人的理解，再加上国内一些学者、财经媒体的分析报道，中国国内通胀预期被推升。
　　国内财经舆论、市场判断被华尔街“带节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然后导致中国“输入性物价上涨”预期增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类似情况并非孤例。但这一次，必须郑重提出一个疑问：华尔街金融巨头利用美元霸权操纵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手段，现在会不会成为美国在经贸博弈中的武器？

美元霸权中常被忽视的要素

　　美元霸权客观存在，但这种霸权又由哪些要素构成？
　　至少四大要素：其一，军事霸权，其作用是确保美国对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比如石油、铁矿石、粮食等绝对控制，尤其要确保这类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结算;其二，金融霸权，其作用是确保美国对全球资本资源的控制，并主导其流向，而且通过期货市场为美元计价结算的商品实施定价，掌控定价权;其三，舆论霸权，即通过媒体，让华尔街的判断变成全世界的判断，从而掌控市场预期，形成市场价格引导;其四，理论霸权，试想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的“洗脑”，固化一些重要的经济逻辑认知（比如货币与物价的关系），那舆论霸权必定大打折扣。
　　上述四大要素中经常被忽视的是什么？舆论霸权和理论霸权。需要看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兴盛并主导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40年，而中国经济学界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在这40年中向西方学习这套理论。所以，很多人经常会不知不觉地落入这一套思维模式。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2009年到2010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中国国内CPI升高。但是，国内学界没人去指责华尔街恶炒，却沿袭华尔街的“中国需求论”思维，认为国内CPI上涨完全是中国政府投资过度所致。另一方面，为压低“通胀”，货币政策紧缩。

　　结果是什么？当时必须确保政府项目贷款，在此背景下，基建占用大量金融资源，而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另一部分可以获得金融资源的民营企业，则放弃实业经营，把触角伸向了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即“脱实向虚”。
　　当下，同样的难题再次摆到了中国经济面前，还要以紧缩货币政策应对输入性物价上涨吗？美国表面上玩弄的是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但如果忽视这背后隐藏的“杀手锏”——以美元霸权掀动大宗商品价格，误导他国宏观经济政策，那结果或许不堪设想。
　　现在的关键点是：中国部分经济舆论正在被华尔街“带节奏”，而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理论霸权——也开始发挥关键性作用（绑定货币与价格的正相关关系）。两者相加，很多国人的“通胀预期”正在被華尔街赶入他们所期待的氛围。
　　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密苏里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教授曾以大量事例论证尖锐指出：“新自由主义有着特定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导向，将新自由主义秩序干预性地强加于当今世界，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政治工程。”正因如此，对耳熟能详、貌似“绝对真理”的经济分析和舆论，应保持充分的警惕。如果说过去曾被误导，那现在必须防止跳进同一条河。

刨好坑、等你跳

　　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是美元霸权的核心，也是华尔街必须掌控和维护的关键。纵观历史，大宗商品价格任何一次暴涨的背后，几乎都能看到华尔街金融大鳄的身影。比如2008年石油价格涨至每桶148美元，美国国会听证确认，这根本不是供求决定，而是“恶炒之果”。那这次呢？与以往不同，这次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很像华尔街刨下的一个“大坑”。
　　如果中国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产生强烈的通胀预期，如果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还在影响中国货币政策，如果中国选择以紧缩货币、收紧信用的手段去压制通胀预期，后果如何？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是经济政策被新自由主义理论“刨坑”，最后被“理论 舆论”掀动的“羊群效应”推入深渊。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已有先例：美国经济顾问告诉泰国政府，贸易逆差不可怕，完全可以通过放开金融管制吸引外国资本，并以资本项下顺差弥补贸易项下逆差，从而达成国际收支平衡。结果，泰国经济被国际金融热钱“炸毁”了。
　　这其实是美国最为擅长的“金融技术谋杀”。
　　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情势下，再考虑到目前国内的债务风险情况，我们应紧绷金融安全的神经。
　　这里解释一下“债务—通缩”这种经济现象。著名的经济学家、数学家、计量经济学的初创者欧文·费雪，在1932年出版了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繁荣与萧条》，引起全球经济界的强烈反响。在这部著作中，费雪提出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根本成因在于，发生了债务与通缩之间的恶性循环——危机之前，美国债务杠杆极高，美联储采用的通缩政策引爆债务大规模违约——通缩引爆债务违约、债务违约加剧市场通缩，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形成金融危机下的经济大萧条。 　　此时此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会对中国经济构成如下威胁：第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会加大企业购买原材料的贷款需求，但银行按照年度计划，不可能给出足够的贷款，这会构成信贷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第二，得不到足够贷款的制造业企业会压缩生产，加之原材料成本上升冲击利润，会导致制造业企业资本价值缩水，负债能力下降，债务风险上升;第三，贷款争夺推高债务成本，加大制造业财务成本，进一步削弱资本价值。
　　再有，货币政策制定面临“两头为难”。如果以收紧信用的方式，应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带来的“通胀”，可能会压制企业活力，推升债务风险;如果相反，放宽信用约束，让贷款规模更多满足企业需求，那债务杠杆率将进一步提升，同样是在放大金融风险。

破除旧理论、寻找新药方

　　只有在经济过热导致物价上涨之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去加以抑制，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在疫情束缚经济活跃程度的背景下，采用紧缩货币政策去对付物价上涨，可能导致滞胀。过去40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作为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的“洗脑”工具——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所主导的货币政策方式，是导致全球金融短期化、投机化、套利化——金融“脱实向虚”，以及美国经济“空心化”的根本诱因。
　　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无论如何都是货币问题，且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但物价上涨绝非单纯的货币问题。
　　比如，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发生的中东战争和石油禁运，导致石油价格上涨。因为石油是使用最广泛、用量最大的基础能源，所以这又带动所有工业品、化肥等生产资料成本上涨，并传导到一般消费品。这样的物价上涨是货币问题？更可能物价上涨是因，货币超发是果。但此事被里根、撒切尔严重误导，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为迎合“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意志，打着“治理通胀”的幌子，用大幅提高利率的方式赶走美国本土制造业，从而实现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变、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多年之后，沃尔克在回答“如何看待当年成功治理通胀”的提问时，他只淡淡地说了4个字：那是政治。
　　再比如，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消费和生产从疫情中恢复，但供给跟不上，就是此次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关键原因。供给短缺导致的物价上涨属于货币问题？
　　可见，政治、战争、疫情等因素都会导致物价上涨，这些显然都不属于“货币超发”的问题，也不属于因为货币超发，引发经济过热，近而拉动物价上涨的情况。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华尔街明明知道美联储从伯南克时代已经改弦更张，抛弃了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而改由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主導，但他们现在所营造的“舆论氛围”依然沿袭着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这是为什么？这样的舆论对美联储显然无效，但会不会对我们的认知构成误导？
　　怎么办？
　　单就货币政策而言，首先要破除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约束，放弃“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手段，回归“量价两条腿”走路，而更核心、更关键的措施是：在“不搞大水漫灌”的前提下，以5到10年期的基础货币，按照1∶1比例置换一年期以下的基础货币。如此“收短放长”，可达到这些效果：第一，通过拉长债务期限，换取债务处置所必需的足够时间;第二，在不增加基础货币数量的前提下，减低商业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风险，扩大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尽力满足制造业企业因原材料涨价而必须增加的贷款，确保企业生产活力、就业不减，确保中国经济良性预期不改;第三，保持股市良性预期，确保制造业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平衡债务的渠道通畅;第四，让“压低长期利率 股票市场活跃”的政策措施，有效降低企业债权、股权融资成本;第五，确保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所必需的股权资本动力，不被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打断。
　　在这整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向市场解释这样做的缘由，因为新措施的实施，将大大减少金融市场对短期流动性的依赖度和需求量，而M2增速也可能会因此而降低，但绝不能让市场把M2增速的降低，误解为货币流动性紧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