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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一天清晨,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高原医学科学研究院院长吴天一简单收拾了行囊,就随青海高原医学科学研究院义诊队,踏上了前往海拔4200米的果洛玛多县义诊的路途。已经记不清是多少次去那里义诊了,哪怕闭上眼睛,吴天一的脑海中都能清晰地浮现出沿途的风景。但每次只要一踏上去高海拔地区的路途,他总是心潮澎湃。
一到达多县,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立刻就被藏族牧民团团围住。他耐心地帮牧民查看心电图,为有异常的牧民测量脉搏,听诊心脏情况……
吴天一出生在新疆伊犁一个塔吉克族知识分子家庭。1951年,年仅14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医科大学。1958年,吴天一夫妇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毅然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青海,扎根于青藏高原。
当时有两件事让吴天一深受震撼。一是国家从河南、安徽等地移民或组织青年支援青海,不少人被派到海拔4000米的青南地区开垦。由于对高原病缺乏认识和防治措施,不少人被这种病症击倒,绝大多数人因此无奈返乡。另一件事是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从平原调来的印军患上了高原病“肺水肿”,许多人在行军途中死亡。
吴天一意识到,拯救生命,防治高原疾病刻不容缓。但当时国内对高原环境对人体影响、高原特发性疾病的研究很少。于是,吴天一开始了几十年如一日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
流行病学研究有其特殊性,对自然人群普查率要达到95%以上,才能掌握准确的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在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氧气少,牧民们是散居的,从这家帐篷到那家帐篷,调查队伍常常要骑马走上三四十里地,不但人要承受身体的不适,而且连试验设备也频频出现“高原反应”。青藏高原夜晚气温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吴天一和队员们住在单薄的帐篷里,数日不能洗脸,煮熟的羊肉冻成冰坨子,只能用刀割下就着冰碴吃,调查队带的煤油炉子点着都费劲,面条煮出来还是生的。
高原道路崎岖,气候多变,普查、调研途中多次车祸造成吴天一四根肋骨骨折、膝盖粉碎性骨折……全身骨折多达14处。翻车、骨折、骑马过河差点被湍急的河水冲走,都没有挡住吴天一前进的步伐,他走遍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积累了几十万份不同海拔、民族、职业人群的调研数据,完成了高原人类适应生理最丰富的资料。
为研究急性低氧对人的影响,1991年,吴天一组织中日联合阿尼玛卿山医学学术考察队,历时45天,科研队从岛国日本到海拔2261米的中度高原,接着到3719米、4460米的高原,再在海拔5000米及5620米的特高海拔建立高山实验室,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特高海拔人类生理资料。
到达海拔5000米时,日本科考队因为明显的高原反应撤离,而吴天一带领中方队员毅然登上海拔5620米的地方,并在海拔每上升50米时,就对人的心跳、脉率、呼吸、细胞对氧气利用率等进行系统测量,并由此形成急性高山病发病机制的科学研究成果。在1992年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高原医学会上,这项成果获得高度评价,国际高山医学学会授予他“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1992年,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所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高低压综合舱。动物实验后,第一次人体模拟试验由谁去?吴天一明知有风险,但仍毫不犹豫地说:“技术设计是我做的,当然是我第一个进舱。”当大气压从海拔8000米标准开始下降,由于降速太快,瞬间吴天一头疼欲裂,耳鼓膜被打穿……
对此,吴天一说:“高原医学研究和别的科学领域不太一样,研究人员必须亲身接触低氧环境,感受低氧影响。如果没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就很难获得成果。”
凭借多年扎实的慢性高原病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临床学等普查和研究,2004年8月,在第六次世界高原医学大会上,吴天一代表中国专家组提出的慢性高原病记分量化诊断系统最为完整科学,可操作性强,终于从各国方案中脱颖而出,被国际高山医学会采纳为国际标准,命名为“青海标准”。这也是中国高原医学界的第一个国际标准,2005年开始在全世界实施。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线最长、施工条件最艰巨的铁路工程,每年有数万工人在海拔4000米至5072米的唐古拉山进行高强度作业。吴天一被任命为铁道部青藏铁路一期建设的高原医学顾问和二期建设的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
吴天一多年的研究成果被运用于救治铁路建设者的高原疾病上。在他的指导下,青藏铁路建起23个供氧站、25个高压舱站。他提出“三高三低”急救措施,亲自撰写《高原保健手册》和《高原疾病预防常识》,并送到每一个施工者手中。
在工程建设中,大到铁路沿线供氧站、高压氧舱的建设,小到员工起夜,吴天一都想到了,并做好了保障工作。他说:“别小看晚上起夜,很多人就倒在这‘一泡尿’上。睡得热乎乎的,突然跑出帐篷去上厕所,外面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一旦感冒就很容易发生高原肺水肿。在我的建议下,晚上使用带暖气的卫生车与住宿室对接,供建设者上厕所,也防止环境污染。”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吴天一都不能放松。“很多时候都是深更半夜打来电话,我依照病情,该进高压氧舱紧急抢救的赶紧抢救,该往下转移的就赶紧转移。”吴天一说,5年中,他进行了几百次的电话紧急处理。
在吴天一的指导下,在青藏铁路5年的建设期内,14万多人“零死亡”,被国际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2010年,玉树发生了7.1级强烈地震,在4000米的高海拔地区,高原反应严重威胁着来自全国救援队员的健康。吴天一立刻请战,“我当时就去找主管副省长,只说了两句话,玉树发生高原地震,我是从事高原医学的,我必须去,而且现在就走!”于是,吴天一率领14人组成的高原病防治专家组赶赴灾区救援。他不顾年事已高,走进灾情最重、海拔最高的上拉秀、禅古、扎西科等乡村,还发挥精通藏语的优势,对灾区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吴天一也为参与救灾的部队、消防官兵、医疗队员讲解高原疾病预防知识,为在震后第3天便将3000多名重伤员全部运出灾区,并成功抢救了36例高原肺水肿患者,协助卫生部制定《玉树地震高原病防治规范》……
半个多世纪以来,吴天一始终奋战在青藏高原第一线。他拒绝了内地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放弃了去美国跟年迈的父母、妹妹团聚。他说:“我的事业在青藏高原,我是‘世界屋脊’的儿子!” ※
一到达多县,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立刻就被藏族牧民团团围住。他耐心地帮牧民查看心电图,为有异常的牧民测量脉搏,听诊心脏情况……
吴天一出生在新疆伊犁一个塔吉克族知识分子家庭。1951年,年仅14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医科大学。1958年,吴天一夫妇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毅然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青海,扎根于青藏高原。
当时有两件事让吴天一深受震撼。一是国家从河南、安徽等地移民或组织青年支援青海,不少人被派到海拔4000米的青南地区开垦。由于对高原病缺乏认识和防治措施,不少人被这种病症击倒,绝大多数人因此无奈返乡。另一件事是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从平原调来的印军患上了高原病“肺水肿”,许多人在行军途中死亡。
吴天一意识到,拯救生命,防治高原疾病刻不容缓。但当时国内对高原环境对人体影响、高原特发性疾病的研究很少。于是,吴天一开始了几十年如一日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
流行病学研究有其特殊性,对自然人群普查率要达到95%以上,才能掌握准确的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在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氧气少,牧民们是散居的,从这家帐篷到那家帐篷,调查队伍常常要骑马走上三四十里地,不但人要承受身体的不适,而且连试验设备也频频出现“高原反应”。青藏高原夜晚气温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吴天一和队员们住在单薄的帐篷里,数日不能洗脸,煮熟的羊肉冻成冰坨子,只能用刀割下就着冰碴吃,调查队带的煤油炉子点着都费劲,面条煮出来还是生的。
高原道路崎岖,气候多变,普查、调研途中多次车祸造成吴天一四根肋骨骨折、膝盖粉碎性骨折……全身骨折多达14处。翻车、骨折、骑马过河差点被湍急的河水冲走,都没有挡住吴天一前进的步伐,他走遍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积累了几十万份不同海拔、民族、职业人群的调研数据,完成了高原人类适应生理最丰富的资料。
为研究急性低氧对人的影响,1991年,吴天一组织中日联合阿尼玛卿山医学学术考察队,历时45天,科研队从岛国日本到海拔2261米的中度高原,接着到3719米、4460米的高原,再在海拔5000米及5620米的特高海拔建立高山实验室,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特高海拔人类生理资料。
到达海拔5000米时,日本科考队因为明显的高原反应撤离,而吴天一带领中方队员毅然登上海拔5620米的地方,并在海拔每上升50米时,就对人的心跳、脉率、呼吸、细胞对氧气利用率等进行系统测量,并由此形成急性高山病发病机制的科学研究成果。在1992年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高原医学会上,这项成果获得高度评价,国际高山医学学会授予他“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1992年,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所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高低压综合舱。动物实验后,第一次人体模拟试验由谁去?吴天一明知有风险,但仍毫不犹豫地说:“技术设计是我做的,当然是我第一个进舱。”当大气压从海拔8000米标准开始下降,由于降速太快,瞬间吴天一头疼欲裂,耳鼓膜被打穿……
对此,吴天一说:“高原医学研究和别的科学领域不太一样,研究人员必须亲身接触低氧环境,感受低氧影响。如果没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就很难获得成果。”
凭借多年扎实的慢性高原病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临床学等普查和研究,2004年8月,在第六次世界高原医学大会上,吴天一代表中国专家组提出的慢性高原病记分量化诊断系统最为完整科学,可操作性强,终于从各国方案中脱颖而出,被国际高山医学会采纳为国际标准,命名为“青海标准”。这也是中国高原医学界的第一个国际标准,2005年开始在全世界实施。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线最长、施工条件最艰巨的铁路工程,每年有数万工人在海拔4000米至5072米的唐古拉山进行高强度作业。吴天一被任命为铁道部青藏铁路一期建设的高原医学顾问和二期建设的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
吴天一多年的研究成果被运用于救治铁路建设者的高原疾病上。在他的指导下,青藏铁路建起23个供氧站、25个高压舱站。他提出“三高三低”急救措施,亲自撰写《高原保健手册》和《高原疾病预防常识》,并送到每一个施工者手中。
在工程建设中,大到铁路沿线供氧站、高压氧舱的建设,小到员工起夜,吴天一都想到了,并做好了保障工作。他说:“别小看晚上起夜,很多人就倒在这‘一泡尿’上。睡得热乎乎的,突然跑出帐篷去上厕所,外面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一旦感冒就很容易发生高原肺水肿。在我的建议下,晚上使用带暖气的卫生车与住宿室对接,供建设者上厕所,也防止环境污染。”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吴天一都不能放松。“很多时候都是深更半夜打来电话,我依照病情,该进高压氧舱紧急抢救的赶紧抢救,该往下转移的就赶紧转移。”吴天一说,5年中,他进行了几百次的电话紧急处理。
在吴天一的指导下,在青藏铁路5年的建设期内,14万多人“零死亡”,被国际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2010年,玉树发生了7.1级强烈地震,在4000米的高海拔地区,高原反应严重威胁着来自全国救援队员的健康。吴天一立刻请战,“我当时就去找主管副省长,只说了两句话,玉树发生高原地震,我是从事高原医学的,我必须去,而且现在就走!”于是,吴天一率领14人组成的高原病防治专家组赶赴灾区救援。他不顾年事已高,走进灾情最重、海拔最高的上拉秀、禅古、扎西科等乡村,还发挥精通藏语的优势,对灾区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吴天一也为参与救灾的部队、消防官兵、医疗队员讲解高原疾病预防知识,为在震后第3天便将3000多名重伤员全部运出灾区,并成功抢救了36例高原肺水肿患者,协助卫生部制定《玉树地震高原病防治规范》……
半个多世纪以来,吴天一始终奋战在青藏高原第一线。他拒绝了内地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放弃了去美国跟年迈的父母、妹妹团聚。他说:“我的事业在青藏高原,我是‘世界屋脊’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