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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确辨清后发优势，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至关重要，这直接关系其能否通过技术创新持续提高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本文对后发优势主要观点进行分析，认为在其他限制条件未改变情况下依靠技术模仿、创新，发展中国家初始阶段具备一定后发优势；但后发优势不是一成不变，在后期发展阶段，制度成本上升与效率丧失，很可能削弱后发优势，阻碍经济长期发展。最后，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关键词：后发优势；技术创新；制度变迁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格申克龙首次明确提出后发优势论，该理论主要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快于发达国家，国别差距逐渐缩小的经济现象。近年来随着国别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后发优势这一理论也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焦点，形成了许多有意义的理论成果。新古典增长学者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出发，指出人均资本存量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增长更快，随着时间推移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会逐渐向发达国家收敛。后来，内生增长理论在引入技术模仿、引进及人力资本等限制条件下，也得到相似结论。
林毅夫（2003）认为，后发国家由于收入、技术、产业结构水平与西方国家存在差距，可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而获得后发优势①。但杨小凯（2003）则提出后发劣势这一概念②，后发国家更注重技术、管理模仿与学习，但本质的、制度层面的学习和探索却常常忽略。虽然凭此后发国家可暂时取得一定成效；但同时会强化制度变迁的惰性，以致经济长期发展趋于不可能。实际上，技术与制度并非天生矛盾对立，技术与制度共同影响着后发优势的存在，只是不同阶段侧重点不一样而已。
一、技术模仿、引进与后发优势
要谈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问题，就必须先弄清经济增长因素，即一国或地区靠什么推动经济增长。林毅夫（2003）③认为经济增长潜力取决三方面：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其中，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及自然资源；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比较固定，大多数国家主要依靠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但资本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特性，所以不可能持续推动一国经济增长。唯有技术因具有非竞争、排他性，其存在边际递增，所以一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该国技术进步的潜力。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来自两方面，一是自我创造（人力资本投入）；二是技术扩散（模仿与引进）。在初始阶段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采取后者实现技术进步。这是因为技术模仿、引进所花费的成本远小于自我创造的成本，而且发展中国家教育、人均资本存量水平较低，在发展初始阶段采取技术模仿、引进方式更容易实现技术快速变迁，发展经济。战后日本经济迅速腾飞及亚洲四小龙奇迹都离不开技术模仿与引进的重要贡献。所以，技术模仿与引进无疑是后发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有效手段与主要路径。
二、制度与后发优势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兴起，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已成为学界共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明晰的产权是有效率制度安排的重要前提；新合约理论代表人物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一书中指出，制度是否有效率，是否助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重点在于制度本身交易费用的高低。而杨小凯等人的观点过分一味强调西方政治制度，却不是制度本身的效率，忽略制度的适应性，这很难完全解释亚洲四小龙崛起的经济现象。
不仅如此，制度是内生于经济的变量，随着经济体发展阶段的延伸，制度会发生变迁，其绩效如何直接决定着发展中国家后期经济增长的潜力。就如诺斯（1994）认为的那样，经济组织形式的有效变迁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一个能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靠近的制度安排将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的长期增长④。
在初始阶段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强政府”就是较好的制度安排，政府广泛介入经济活动，制定符合该阶段特点的发展战略，并利用产业政策引导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在这过程中后发国家充分地发挥出了后发优势。然而，进入发展中后期随着差距缩小，既定制度安排成本上升，如果继续维持，后发国家经济增长必然面临较大压力，出现后发劣势。
由此可知，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制度成本上升将导致后发优势不在，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增长的桎梏。所以，在不同阶段，选择适宜的制度安排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具有持续后发优势的关键。
三、后发优势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迎来了高速增长的跨越式发展阶段。但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进入中后期，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增速持续放缓，增长乏力的困扰。但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依然是资源投放为主的粗放式增长，随着自然资源枯竭、人口红利下降等问题渐显，我国亟需调整结构，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发挥后发优势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所以，制度变革更加复杂困难。但当下几乎共识的是，全面深化改革是新常态下转型发展、维持后发优势的必要路径。
1.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现代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产权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自由市场体制转变，虽然从本质上奠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仍有很多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从实践上看，制度性依赖困境是所有国家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问题。
2.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服务型政府的确立。在初始阶段，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重要的统领地位，政府这一“扶持之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发展阶段变化，由于政府对市场及微观主体等各方面信息缺乏及预期目标与市场规律相冲突等局限，出现政府失灵；同时转型经济中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运行而不受约束，其很可能从“扶持之手”沦为“掠夺之手”。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推动政府职能逐渐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是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
注释：
①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J].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卷第4期.
②Jeffrey 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J].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卷第4期.
③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关键词：后发优势；技术创新；制度变迁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格申克龙首次明确提出后发优势论，该理论主要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快于发达国家，国别差距逐渐缩小的经济现象。近年来随着国别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后发优势这一理论也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焦点，形成了许多有意义的理论成果。新古典增长学者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出发，指出人均资本存量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增长更快，随着时间推移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会逐渐向发达国家收敛。后来，内生增长理论在引入技术模仿、引进及人力资本等限制条件下，也得到相似结论。
林毅夫（2003）认为，后发国家由于收入、技术、产业结构水平与西方国家存在差距，可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而获得后发优势①。但杨小凯（2003）则提出后发劣势这一概念②，后发国家更注重技术、管理模仿与学习，但本质的、制度层面的学习和探索却常常忽略。虽然凭此后发国家可暂时取得一定成效；但同时会强化制度变迁的惰性，以致经济长期发展趋于不可能。实际上，技术与制度并非天生矛盾对立，技术与制度共同影响着后发优势的存在，只是不同阶段侧重点不一样而已。
一、技术模仿、引进与后发优势
要谈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问题，就必须先弄清经济增长因素，即一国或地区靠什么推动经济增长。林毅夫（2003）③认为经济增长潜力取决三方面：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其中，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及自然资源；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比较固定，大多数国家主要依靠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但资本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特性，所以不可能持续推动一国经济增长。唯有技术因具有非竞争、排他性，其存在边际递增，所以一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该国技术进步的潜力。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来自两方面，一是自我创造（人力资本投入）；二是技术扩散（模仿与引进）。在初始阶段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采取后者实现技术进步。这是因为技术模仿、引进所花费的成本远小于自我创造的成本，而且发展中国家教育、人均资本存量水平较低，在发展初始阶段采取技术模仿、引进方式更容易实现技术快速变迁，发展经济。战后日本经济迅速腾飞及亚洲四小龙奇迹都离不开技术模仿与引进的重要贡献。所以，技术模仿与引进无疑是后发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有效手段与主要路径。
二、制度与后发优势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兴起，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已成为学界共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明晰的产权是有效率制度安排的重要前提；新合约理论代表人物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一书中指出，制度是否有效率，是否助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重点在于制度本身交易费用的高低。而杨小凯等人的观点过分一味强调西方政治制度，却不是制度本身的效率，忽略制度的适应性，这很难完全解释亚洲四小龙崛起的经济现象。
不仅如此，制度是内生于经济的变量，随着经济体发展阶段的延伸，制度会发生变迁，其绩效如何直接决定着发展中国家后期经济增长的潜力。就如诺斯（1994）认为的那样，经济组织形式的有效变迁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一个能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靠近的制度安排将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的长期增长④。
在初始阶段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强政府”就是较好的制度安排，政府广泛介入经济活动，制定符合该阶段特点的发展战略，并利用产业政策引导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在这过程中后发国家充分地发挥出了后发优势。然而，进入发展中后期随着差距缩小，既定制度安排成本上升，如果继续维持，后发国家经济增长必然面临较大压力，出现后发劣势。
由此可知，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制度成本上升将导致后发优势不在，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增长的桎梏。所以，在不同阶段，选择适宜的制度安排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具有持续后发优势的关键。
三、后发优势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迎来了高速增长的跨越式发展阶段。但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进入中后期，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增速持续放缓，增长乏力的困扰。但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依然是资源投放为主的粗放式增长，随着自然资源枯竭、人口红利下降等问题渐显，我国亟需调整结构，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发挥后发优势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所以，制度变革更加复杂困难。但当下几乎共识的是，全面深化改革是新常态下转型发展、维持后发优势的必要路径。
1.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现代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产权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自由市场体制转变，虽然从本质上奠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仍有很多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从实践上看，制度性依赖困境是所有国家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问题。
2.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服务型政府的确立。在初始阶段，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重要的统领地位，政府这一“扶持之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发展阶段变化，由于政府对市场及微观主体等各方面信息缺乏及预期目标与市场规律相冲突等局限，出现政府失灵；同时转型经济中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运行而不受约束，其很可能从“扶持之手”沦为“掠夺之手”。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推动政府职能逐渐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是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
注释：
①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J].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卷第4期.
②Jeffrey 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J].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卷第4期.
③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