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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学校的任务，不仅在于传授学生必备的知识，而且也在于个人精神生活的幸福。”但环顾我们的教育，幸福似乎离我们还有点远，突出表现在：学生课业负担较繁重，教师职业倦怠问题较严重，校园生活较沉闷。幸福应该是教育的目的，追求“幸福”教育应该成为教育的目标。在福州市教育系统2012年工作会议上，福州市教育局局长郑勇提出“幸福教育应成为福州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共识”，这是福州市教育系统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幸福教育”的理念。到底什么是“幸福教育”？如何让学生体会到教育的幸福？全社会该如何为“幸福教育”创设良好的环境？近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福州市教育局局长郑勇。
教育的本质功能应该是培养人们理解幸福、追求幸福
记者：在福州市教育系统2012年工作会议上，郑局长阐述了对“幸福教育”的理解，提出“幸福教育应成为福州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共识”的要求。这是福州市教育系统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幸福教育”的理念，令与会者颇感新鲜。请问，什么是“幸福教育”？
郑勇：关于“幸福教育”，古今中外论述很多。孟子就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中一“乐”就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苏霍姆林斯基等著名教育家也都有过经典论述。当前，一些地方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也在广泛呼吁、实践、推进“幸福教育”的理念和模式。
追求幸福是人之天性，教育最本真意义应缘于这一人之天性。撩开裹挟在教育之上的层层面纱，教育的本质功能应该是培养人们理解幸福、追求幸福，引领人们迈向幸福之境。而现实中，教育未必能如此单纯，社会的浮躁时不时总在篡改甚至扭曲着教育的本质，学生的苦恼，教师的烦闷，家长的焦虑等等都令人担忧。从我的工作履历来说，我几乎经历了普通教师、班主任、学校中层干部、校长、教育行政部门领导等教育战线的每一个岗位，可以说阅尽了师生的喜怒哀乐。一路走来，体验过成功与幸福，也有过彷徨与挣扎。正是在对教育现实的观与照的反思中，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碰撞中，我深刻体会到，在教育的过程中，人的幸福理应受到尊重，人们因教育而幸福，也要因受教育而幸福。要让师生为幸福而生活，让教育为师生幸福而生存，让幸福永远为教育、师生而生长。所以，我认为，“幸福教育”不仅是看学校有多漂亮、教室有多大，而更在于校园里、教室内的笑声有多甜；“幸福教育”不仅是看学生成绩有多好，而更在于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在获得点滴成功时感到喜悦，产生创造力的激情有多高。
考试要为师生科学、宽松、幸福地教与学创造空间
记者：教育是为了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生命质量，是为了让学生更幸福地活着。可众所周知，受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以考试为中心，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模式，严重摧残了学生的心灵。很多饱受教育之苦的孩子认为，只要能下课、放学、离开学校，他们便是最幸福的。郑局长，在目前这样的教育制度、教育环境下，您认为该如何让学生在校园里感受快乐？如何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呢？
郑勇：对目前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我们曾做过比较严谨的调查。通过抽取1000多名小学四年级到高三各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约15%的学生对现在的学习、生活状况感到满意，33.5%的学生基本满意；31.4%的学生表示课堂上能很自然地进入学习状态，有获取知识的快乐感，51.5%的学生认为是靠自我控制来完成课堂学习过程；50.5%的学生明显感到学习任务太重。而今，中小学生睡眠普遍不足，锻炼无法保证，周末时间多被剥夺，考试竞争日趋激烈，学业负担层层加码……前不久，媒体披露某重点中学学生不堪补课压力集体烧书，以及某学校升旗仪式主讲学生调换讲稿“讨伐教育”等事件，足以折射出学生普遍对当前学习生活的焦虑、烦躁和抵制。以人为本的教育，就要尊重人生每一个阶段的幸福，不能拿学生的青春赌明天。当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努力学习，勤奋学习永远是需要倡导的，但要建立在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之上。
人们总是认为，教育的一切负面反应都是“应试教育”惹的祸。考试是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不二砝码，考试与教育不是对立的，考试本身也是教育的一部分，不敢想象，完全拒绝考试的教育会是什么状态。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改进考试评价机制，考试要为师生科学、宽松、幸福地教与学创造空间、留有余地，要为教育教学发挥科学的指导作用。
学校、教师应该更加注重提高教学效率，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要优化教学过程，倡导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和兴趣，让学生感受知识的魅力和学习的乐趣；要尊重学生身心特点及学习规律，深入学生心灵，进行理想、信念、情感、价值的对话、交流、沟通，让学生获取身心的愉悦与幸福。曾有一位领导者至老年仍回忆起当年沈从文先生上课的情景。如果语文教师能够像沈从文先生那样，课堂上能够让学生与自己一道以欣赏者的姿态，真正进入课文意境，去领略、感受、体味；如果理科教师能够把书本的抽象科学知识引入学生的日常生活，让学生亲身经历，主动思考、实践、创造……我想，这样的课堂就是在生成幸福。
记者：“幸福”对不同学习、生活状况下的孩子具有不同的意义。对每天忙于各种补习班、兴趣班的学生来说，拥有休闲时间就是幸福；可是，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来说，能够上好学，能够和城里的孩子享受同等质量的教育就是幸福。请问郑局长，如何让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也能享受到幸福的教育呢？
郑勇：福州市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问题上力度很大，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比率达93%以上，这个比例在全国也算很高的，所以，教育部领导对福州市的这项工作特别给予了肯定。
今年，我们又开放了福州三中、福州四中、福州高级中学三所一级达标高中校，接收达到一定学业成绩要求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这样，在整个基础教育领域就形成了较完善的体系。
我们还打算建一所占地50亩的九年一贯制学校，用来接收安排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与福州本市的孩子共享幸福的教育。 “幸福教育”熔铸教师的创造和体验，应该让播种幸福的人幸福起来
记者：要让学生做一个幸福的人，首先教师要有职业幸福感。但现在的状况是，在谷歌上搜索“职业倦怠”，竟然有80%的内容是关于教师的。在有职业倦怠倾向的整个群体中，教师发出了最强的声音。郑局长，您认为该如何让教师走出职业倦怠，获得职业幸福感呢？
郑勇：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46%的教师对从业总体感到比较愉快，也有41%的教师觉得工作疲惫。“幸福教育”熔铸教师的创造和体验，应该让播种幸福的人幸福起来。多少年来，人们给予教师的总是“春蚕吐丝”“蜡炬成灰”的奉献与牺牲，总在有意无意地给教师树立一种悲情形象。春蚕吐丝是其自然生命过程，也是其生命价值所在，蜡炬燃烧同样也是体现其存在价值，应该说，春蚕吐丝和蜡炬燃烧过程都是幸福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师在物质生活待遇改善之后，其幸福度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个人人格是否得到充分尊重，自身价值是否得到充分体现，这些需要学校创造更人文、更科学的管理环境，真正让“藏龙卧虎”的地方能够实现“龙”腾“虎”跃。教师要成为教育事业的主人，首先要成为学校的主人，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要真正做到尊重教师，凸显教师的主人翁地位。
教师在履职过程中如果不能受到充分尊重，就不会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职业幸福感。我们要善于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让教师共享公平与阳光，让教师充分感受平等与尊严。要人尽其才，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让每一位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实现自我价值，体验职业成就感、成功感、幸福感。要善于从细致处着眼着手，创设丰富载体，营造温馨、友善、和谐的校园环境，让校园成为全体教师依靠、依恋的幸福家园。
教师职业幸福感还依靠其自我内化提升。在当前社会转型期，有的教师面临外界的浮躁、喧嚣、诱惑，心灵深处难以自持。有的教师受利益驱动忙着有偿补课等有悖师德之举。“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偿补课是有违“师道”的。幸福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但如果一个人的追求取向滑入了“欲壑难填”的境地，就永远也找不到幸福的方向。一位真正的教育者，一位真正的读书人，自当抵制诱惑，拒绝平庸，追求灵魂的幸福。
实践“幸福教育”，既需要外部的约束机制，更需要内部的优化机制
记者：“幸福教育”是“幸福社会”的基础，教育是最大的社会事业，关系到社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是一项庞大、复杂、持续的系统工程。从教育外部来看，您认为“幸福教育”还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做哪些努力？
郑勇：从政府层面来说，主要是在人、财、物的支撑保障方面如何体现教育优先发展。目前，大多数地方只是满足于落实上级明确要求的底线标准，而缺乏主动挖掘潜力、提高标准，提升内涵的意识和作为。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既要把教育摆在各项事业中靠前的位置，先保障、先落实、先发展，是之谓“先”；更要在发展标准、发展质量、发展内涵上不断优化提升，是之谓“优”。要改进对教育的统筹管理，从“管事”层面来说，就要在绝对保证党的办学方针和办学方向的前提下，减少过于频繁的行政干预。会多、部署多、检查多、文件多，让学校不堪重负，根本无法完成各级各类的各项部署和要求，于是形式主义泛滥，很多活动部署的执行结果都违背初衷并形成负面效果。在这方面，客观地说，省、市政府作了很多有益于事业发展的决定，如提出“开短会、发短文”，尊重规律，注重实效等。从这个背景来看，也许对教育的最好管理就是要让学校安心、专心、静心做该做的事。从“管人”的层面来说，要让了解教育的人来管教育。在当前体制下，一位教育局长、一位校长，对一个地方的教育、对一所学校的办学是有着重要影响的。有媒体披露，曾有一位教育局局长刚从经济部门转任过来，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把自己熟知的经济考核评比办法在教育领域强势推行，弄得上下怨声载道。有的乡镇长直接转岗到校长岗位，一所好端端的学校被折腾得元气大伤。教育局长可以从其他岗位转任，但前提应该是对教育有思考、有研究、有感情的人。校长应该从教师中来，很难想象，不了解教师、不了解学生、不了解教育教学过程的人如何成为一名称职的校长。
从社会层面来说，需要社会各界、各个方面的责任担当。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对待学校、教师的责任。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在道义上有着教书育人的无限责任，但对责任的追究只能立足于底线的有限责任。学校、教师不可能包揽学生的一切，对学生的一切负责。现实中发生过不少案例，学生校外安全事故责任向校内无限延伸，学生因家庭原因在家里发生意外，教师也要承担“莫须有”的责任。如果学校与社会互相设防，家长和教师相互之间缺少信任，教育，何谈幸福？在当前信息化社会里，任何一个师生发生的负面事件，如果都被作为一个整体的教育事件来承担道义与精神责任，那么，这种责任的叠加，就会放大教育的负面形象，增加广大教育者的压力和焦虑。媒体曾经披露，深圳某中学一位教师针对当前学生的人文缺陷，开设“人文素养选修课”；陕西师大附中一位教师探索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行动”能力。这两位教师有着教育理想和职业担当，主动开展创新与探索，本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一些家长却认为这弱化了学生的应试训练，不利于学生升学，而质问其动机，有的甚至上访，认为其不务正业，教“坏”了孩子。没有社会、家庭的理解和宽容，在现行体制下，教育内部脆弱的创新智慧与灵感被扼杀，受伤的又岂止是教师？
从家庭层面来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教师，即便在学校教育期间，仍然离不开家庭的配合与支持，家庭和学校在学生教育目标上要有同一性。我们曾调研过一所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问及学生近期最想实现的学习目标是什么，令人意外的是，十几位学生都回答说，希望考进市区一所知名的民办初中。我相信，这一定是家长灌输的结果，因为，在学校，教师是鼓励按政策免试对口就近入学的。如果学校与家庭在教育目标上不能相认同，在具体教育过程中就可能会出现彼此否定，从而抵消教育的有效性。家庭与学校在学习管理上要有协调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成长过程要有全时空的有效管理。家庭与学校要衔接好学生校外与校内的管理。现实中很容易出现多种极端，一种是家长在孩子离校后疏于管理督促，导致校内教育向校外延伸的部分难以落实，并反过来影响校内教育的再实施；一种是家长对学习过于重视，对孩子学业负担层层加码，而对孩子其他方面不太重视，导致孩子发展不平衡。家庭与学校在教育内容上要有互补性。家庭是学生学习成长的综合平台，在学生思想品德培养，良好行为习惯养成，劳动实践能力提高，身体心理健康成长方面具有学校难以比拟的资源优势，家庭重视孩子这些方面的教育，就是对教育的最好支持。
记者：请问郑局长，福州市教育局在落实“幸福教育”方面有没有出台什么具体措施？
郑勇：我们提出实践“幸福教育”，出发点在于改善师生工作、学习的状态。实践“幸福教育”，既需要外部的约束机制，更需要内部的优化机制。从外部的约束机制来看，实际上，上级相关的管理制度已经很完整了，比如，前一段福建省又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减负的具体措施。问题往往在于，执行有偏差，落实不到位。实践“幸福教育”，就要引导学校、教师主动“纠偏”，改进那些过激、过重、过严的作法，真正落实以人为本、人文关怀。从福州市教育局层面来看，实际上，近些年所做的一些工作，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中考中招制度、加快公办幼儿园建设等都是在为实践“幸福教育”而努力。当然，我们也在不断反思，改善在指导、管理工作过程中不够科学的方面，在当前的现实环境下，努力创造有利于学校、教师、学生的幸福空间。实践“幸福教育”，更多的是要靠基层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的优化，靠广大教师工作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化，靠广大学生学习成长主动性、积极性的激发。实践“幸福教育”，更大的作为空间应该留给学校、留给师生，他们在探索中积累，聚沙成塔，从量变到质变，才能真正构成“幸福教育”的整体。
（责任编辑：黄常棋 摄影：陈星熠）
教育的本质功能应该是培养人们理解幸福、追求幸福
记者：在福州市教育系统2012年工作会议上，郑局长阐述了对“幸福教育”的理解，提出“幸福教育应成为福州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共识”的要求。这是福州市教育系统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幸福教育”的理念，令与会者颇感新鲜。请问，什么是“幸福教育”？
郑勇：关于“幸福教育”，古今中外论述很多。孟子就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中一“乐”就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苏霍姆林斯基等著名教育家也都有过经典论述。当前，一些地方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也在广泛呼吁、实践、推进“幸福教育”的理念和模式。
追求幸福是人之天性，教育最本真意义应缘于这一人之天性。撩开裹挟在教育之上的层层面纱，教育的本质功能应该是培养人们理解幸福、追求幸福，引领人们迈向幸福之境。而现实中，教育未必能如此单纯，社会的浮躁时不时总在篡改甚至扭曲着教育的本质，学生的苦恼，教师的烦闷，家长的焦虑等等都令人担忧。从我的工作履历来说，我几乎经历了普通教师、班主任、学校中层干部、校长、教育行政部门领导等教育战线的每一个岗位，可以说阅尽了师生的喜怒哀乐。一路走来，体验过成功与幸福，也有过彷徨与挣扎。正是在对教育现实的观与照的反思中，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碰撞中，我深刻体会到，在教育的过程中，人的幸福理应受到尊重，人们因教育而幸福，也要因受教育而幸福。要让师生为幸福而生活，让教育为师生幸福而生存，让幸福永远为教育、师生而生长。所以，我认为，“幸福教育”不仅是看学校有多漂亮、教室有多大，而更在于校园里、教室内的笑声有多甜；“幸福教育”不仅是看学生成绩有多好，而更在于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在获得点滴成功时感到喜悦，产生创造力的激情有多高。
考试要为师生科学、宽松、幸福地教与学创造空间
记者：教育是为了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生命质量，是为了让学生更幸福地活着。可众所周知，受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以考试为中心，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模式，严重摧残了学生的心灵。很多饱受教育之苦的孩子认为，只要能下课、放学、离开学校，他们便是最幸福的。郑局长，在目前这样的教育制度、教育环境下，您认为该如何让学生在校园里感受快乐？如何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呢？
郑勇：对目前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我们曾做过比较严谨的调查。通过抽取1000多名小学四年级到高三各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约15%的学生对现在的学习、生活状况感到满意，33.5%的学生基本满意；31.4%的学生表示课堂上能很自然地进入学习状态，有获取知识的快乐感，51.5%的学生认为是靠自我控制来完成课堂学习过程；50.5%的学生明显感到学习任务太重。而今，中小学生睡眠普遍不足，锻炼无法保证，周末时间多被剥夺，考试竞争日趋激烈，学业负担层层加码……前不久，媒体披露某重点中学学生不堪补课压力集体烧书，以及某学校升旗仪式主讲学生调换讲稿“讨伐教育”等事件，足以折射出学生普遍对当前学习生活的焦虑、烦躁和抵制。以人为本的教育，就要尊重人生每一个阶段的幸福，不能拿学生的青春赌明天。当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努力学习，勤奋学习永远是需要倡导的，但要建立在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之上。
人们总是认为，教育的一切负面反应都是“应试教育”惹的祸。考试是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不二砝码，考试与教育不是对立的，考试本身也是教育的一部分，不敢想象，完全拒绝考试的教育会是什么状态。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改进考试评价机制，考试要为师生科学、宽松、幸福地教与学创造空间、留有余地，要为教育教学发挥科学的指导作用。
学校、教师应该更加注重提高教学效率，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要优化教学过程，倡导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和兴趣，让学生感受知识的魅力和学习的乐趣；要尊重学生身心特点及学习规律，深入学生心灵，进行理想、信念、情感、价值的对话、交流、沟通，让学生获取身心的愉悦与幸福。曾有一位领导者至老年仍回忆起当年沈从文先生上课的情景。如果语文教师能够像沈从文先生那样，课堂上能够让学生与自己一道以欣赏者的姿态，真正进入课文意境，去领略、感受、体味；如果理科教师能够把书本的抽象科学知识引入学生的日常生活，让学生亲身经历，主动思考、实践、创造……我想，这样的课堂就是在生成幸福。
记者：“幸福”对不同学习、生活状况下的孩子具有不同的意义。对每天忙于各种补习班、兴趣班的学生来说，拥有休闲时间就是幸福；可是，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来说，能够上好学，能够和城里的孩子享受同等质量的教育就是幸福。请问郑局长，如何让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也能享受到幸福的教育呢？
郑勇：福州市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问题上力度很大，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比率达93%以上，这个比例在全国也算很高的，所以，教育部领导对福州市的这项工作特别给予了肯定。
今年，我们又开放了福州三中、福州四中、福州高级中学三所一级达标高中校，接收达到一定学业成绩要求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这样，在整个基础教育领域就形成了较完善的体系。
我们还打算建一所占地50亩的九年一贯制学校，用来接收安排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与福州本市的孩子共享幸福的教育。 “幸福教育”熔铸教师的创造和体验，应该让播种幸福的人幸福起来
记者：要让学生做一个幸福的人，首先教师要有职业幸福感。但现在的状况是，在谷歌上搜索“职业倦怠”，竟然有80%的内容是关于教师的。在有职业倦怠倾向的整个群体中，教师发出了最强的声音。郑局长，您认为该如何让教师走出职业倦怠，获得职业幸福感呢？
郑勇：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46%的教师对从业总体感到比较愉快，也有41%的教师觉得工作疲惫。“幸福教育”熔铸教师的创造和体验，应该让播种幸福的人幸福起来。多少年来，人们给予教师的总是“春蚕吐丝”“蜡炬成灰”的奉献与牺牲，总在有意无意地给教师树立一种悲情形象。春蚕吐丝是其自然生命过程，也是其生命价值所在，蜡炬燃烧同样也是体现其存在价值，应该说，春蚕吐丝和蜡炬燃烧过程都是幸福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师在物质生活待遇改善之后，其幸福度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个人人格是否得到充分尊重，自身价值是否得到充分体现，这些需要学校创造更人文、更科学的管理环境，真正让“藏龙卧虎”的地方能够实现“龙”腾“虎”跃。教师要成为教育事业的主人，首先要成为学校的主人，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要真正做到尊重教师，凸显教师的主人翁地位。
教师在履职过程中如果不能受到充分尊重，就不会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职业幸福感。我们要善于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让教师共享公平与阳光，让教师充分感受平等与尊严。要人尽其才，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让每一位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实现自我价值，体验职业成就感、成功感、幸福感。要善于从细致处着眼着手，创设丰富载体，营造温馨、友善、和谐的校园环境，让校园成为全体教师依靠、依恋的幸福家园。
教师职业幸福感还依靠其自我内化提升。在当前社会转型期，有的教师面临外界的浮躁、喧嚣、诱惑，心灵深处难以自持。有的教师受利益驱动忙着有偿补课等有悖师德之举。“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偿补课是有违“师道”的。幸福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但如果一个人的追求取向滑入了“欲壑难填”的境地，就永远也找不到幸福的方向。一位真正的教育者，一位真正的读书人，自当抵制诱惑，拒绝平庸，追求灵魂的幸福。
实践“幸福教育”，既需要外部的约束机制，更需要内部的优化机制
记者：“幸福教育”是“幸福社会”的基础，教育是最大的社会事业，关系到社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是一项庞大、复杂、持续的系统工程。从教育外部来看，您认为“幸福教育”还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做哪些努力？
郑勇：从政府层面来说，主要是在人、财、物的支撑保障方面如何体现教育优先发展。目前，大多数地方只是满足于落实上级明确要求的底线标准，而缺乏主动挖掘潜力、提高标准，提升内涵的意识和作为。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既要把教育摆在各项事业中靠前的位置，先保障、先落实、先发展，是之谓“先”；更要在发展标准、发展质量、发展内涵上不断优化提升，是之谓“优”。要改进对教育的统筹管理，从“管事”层面来说，就要在绝对保证党的办学方针和办学方向的前提下，减少过于频繁的行政干预。会多、部署多、检查多、文件多，让学校不堪重负，根本无法完成各级各类的各项部署和要求，于是形式主义泛滥，很多活动部署的执行结果都违背初衷并形成负面效果。在这方面，客观地说，省、市政府作了很多有益于事业发展的决定，如提出“开短会、发短文”，尊重规律，注重实效等。从这个背景来看，也许对教育的最好管理就是要让学校安心、专心、静心做该做的事。从“管人”的层面来说，要让了解教育的人来管教育。在当前体制下，一位教育局长、一位校长，对一个地方的教育、对一所学校的办学是有着重要影响的。有媒体披露，曾有一位教育局局长刚从经济部门转任过来，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把自己熟知的经济考核评比办法在教育领域强势推行，弄得上下怨声载道。有的乡镇长直接转岗到校长岗位，一所好端端的学校被折腾得元气大伤。教育局长可以从其他岗位转任，但前提应该是对教育有思考、有研究、有感情的人。校长应该从教师中来，很难想象，不了解教师、不了解学生、不了解教育教学过程的人如何成为一名称职的校长。
从社会层面来说，需要社会各界、各个方面的责任担当。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对待学校、教师的责任。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在道义上有着教书育人的无限责任，但对责任的追究只能立足于底线的有限责任。学校、教师不可能包揽学生的一切，对学生的一切负责。现实中发生过不少案例，学生校外安全事故责任向校内无限延伸，学生因家庭原因在家里发生意外，教师也要承担“莫须有”的责任。如果学校与社会互相设防，家长和教师相互之间缺少信任，教育，何谈幸福？在当前信息化社会里，任何一个师生发生的负面事件，如果都被作为一个整体的教育事件来承担道义与精神责任，那么，这种责任的叠加，就会放大教育的负面形象，增加广大教育者的压力和焦虑。媒体曾经披露，深圳某中学一位教师针对当前学生的人文缺陷，开设“人文素养选修课”；陕西师大附中一位教师探索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行动”能力。这两位教师有着教育理想和职业担当，主动开展创新与探索，本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一些家长却认为这弱化了学生的应试训练，不利于学生升学，而质问其动机，有的甚至上访，认为其不务正业，教“坏”了孩子。没有社会、家庭的理解和宽容，在现行体制下，教育内部脆弱的创新智慧与灵感被扼杀，受伤的又岂止是教师？
从家庭层面来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教师，即便在学校教育期间，仍然离不开家庭的配合与支持，家庭和学校在学生教育目标上要有同一性。我们曾调研过一所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问及学生近期最想实现的学习目标是什么，令人意外的是，十几位学生都回答说，希望考进市区一所知名的民办初中。我相信，这一定是家长灌输的结果，因为，在学校，教师是鼓励按政策免试对口就近入学的。如果学校与家庭在教育目标上不能相认同，在具体教育过程中就可能会出现彼此否定，从而抵消教育的有效性。家庭与学校在学习管理上要有协调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成长过程要有全时空的有效管理。家庭与学校要衔接好学生校外与校内的管理。现实中很容易出现多种极端，一种是家长在孩子离校后疏于管理督促，导致校内教育向校外延伸的部分难以落实，并反过来影响校内教育的再实施；一种是家长对学习过于重视，对孩子学业负担层层加码，而对孩子其他方面不太重视，导致孩子发展不平衡。家庭与学校在教育内容上要有互补性。家庭是学生学习成长的综合平台，在学生思想品德培养，良好行为习惯养成，劳动实践能力提高，身体心理健康成长方面具有学校难以比拟的资源优势，家庭重视孩子这些方面的教育，就是对教育的最好支持。
记者：请问郑局长，福州市教育局在落实“幸福教育”方面有没有出台什么具体措施？
郑勇：我们提出实践“幸福教育”，出发点在于改善师生工作、学习的状态。实践“幸福教育”，既需要外部的约束机制，更需要内部的优化机制。从外部的约束机制来看，实际上，上级相关的管理制度已经很完整了，比如，前一段福建省又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减负的具体措施。问题往往在于，执行有偏差，落实不到位。实践“幸福教育”，就要引导学校、教师主动“纠偏”，改进那些过激、过重、过严的作法，真正落实以人为本、人文关怀。从福州市教育局层面来看，实际上，近些年所做的一些工作，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中考中招制度、加快公办幼儿园建设等都是在为实践“幸福教育”而努力。当然，我们也在不断反思，改善在指导、管理工作过程中不够科学的方面，在当前的现实环境下，努力创造有利于学校、教师、学生的幸福空间。实践“幸福教育”，更多的是要靠基层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的优化，靠广大教师工作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化，靠广大学生学习成长主动性、积极性的激发。实践“幸福教育”，更大的作为空间应该留给学校、留给师生，他们在探索中积累，聚沙成塔，从量变到质变，才能真正构成“幸福教育”的整体。
（责任编辑：黄常棋 摄影：陈星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