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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公司的一辆旧巴士上写着“技术进口”的字样，行人看到后，总会投以惊讶的目光，不明白技术怎么也能进口。
“二里沟，谈判大楼。”上世纪70年代，从首都机场出来的老外，坐上出租车，往往开口就是这句。这个目的地对现在的北京人已显陌生，而当年，坐落在北京西郊动物园附近、不起眼的二里沟，却因“谈判大楼”而赫赫有名。
“每天都是车水马龙，热闹得很。”当年的曹经纶与同事们，就是在这栋9层高的谈判大楼里，一起迎来建国后第二次技术设备引进高潮。
这个时期，国内外形势已经迥异于50年代。国家计划用汇约43亿美元的“四三方案”，引进的技术设备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解决8.7亿人民吃饭、穿衣问题”，而引进设备的来源国更是呈现出“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局面。
当代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先促成“四三方案”成形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竟是当时罕见的“的确良”裤子。
19亿市尺“的确良”
1972年1月初，41岁的曹经纶，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在东北吉林舒兰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此刻，千里之外的北京，正在酝酿着一个关于穿衣、吃饭的引进计划，身为翻译的他，即将参与其中。
北京京西宾馆内，全国计划会议正在召开。会议期间，国家计委的顾秀莲找到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说，中央决定引进化纤和化肥的成套技术和设备，让他代为起草一个报告。
1月22日，陈锦华草拟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以下称《报告》)，由国务院业务组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3位署名上报。报告中多了一些数字，引起陈锦华的注意：
“中国进口4套化纤生产设备以后，‘的确良’的总产量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得到更好的供应。”
“《报告》没有讲大道理，唯独对‘的确良’讲了具体数字，极有可能是对‘的确良’的一个回应。”33年后，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中回忆。
陈锦华所说的后一个“的确良’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他在回忆录中说，是从李先念和余秋里那里耳闻了此事：
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每到一地，都喜欢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社会上做些调查。
行至长沙，毛泽东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毛泽东问起缘由，她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
毛泽东对此很惊讶，“九一三事件”后，他同周总理谈起此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点?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总理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买?周总理说，当然可以。
于是，1972年2月5日，周总理对李先念报上来的那份能够大大提高“的确良”产量的《报告》作了批示：拟同意，即呈主席等批示。两天后，2月7日，毛主席圈阅的这份报告由外贸部办理。
轻工业部经过半年时间的国内外考察，拟花费2.7亿美元从日本、法国进口4套化纤设备，但具体的引进工作，需要当时唯一的技术引进公司——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后改名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技”)来落实。
从俄语到英语
1972年10月，曹经纶被从干校紧急调回，“一回来就要马上和外商谈判，3个月时间，要把3年没碰过的英语拾回来。”
毕业于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干部学校的曹经纶以“学习模范”、“出国预备人员”身份，被分配到中国进口公司业务处五金科。1951年9月，曹经纶被公司安排到我国驻苏联商务参赞处工作，但因患肺结核，未能成行。
到了1952年9月3日，贸易部一分为二，原来的国内贸易司(内司)组建为商业部，“国外贸易司”(简称外司)转变为对外贸易部(外贸部)。外贸部撤销了“中国进口公司”和“中国进出口公司”，重新成立了8大外贸公司——中技和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等4家以进口为主的外贸公司，中国土畜产进出口公司等4家以出口为主的外贸公司。
“中技一成立，我就被调到该公司的苏联科工作。”曹经纶说，“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而中技公司是应“156项”而生。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贸易禁运，“一穷二白”的中国，只能向苏联求助。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由此出现1950年到1959年，以电力、冶金、机械、军工等156个成套设备项目工程为中心的“156项”技术设备引进高潮。
为完成156项进口业务，外贸部专门成立了“中技”这个独立的外贸技术引进窗口。“中技设在北京西四砖塔胡同内，职工不到30人，公司仅有的一辆旧巴士上写着‘技术进口’字样，行人看到后，总会投以惊讶的目光，不明白技术怎么也能进口。”曹经纶说，中技公司成立时，还是个保密单位，但发展很快。
中技公司前总经理许德恩1953年7月从中国人民大学分配到中技公司时，“公司已初具规模，员工100多人，多数是加多岁，政治可靠，历史清楚，社会关系简单的年轻人。”第二年8月，许德恩等八九人，坐了9天火车，来到中技驻莫斯科的“艺术进口组”，开始进行谈判、转运技术资料等工作。
大部分人还是留在国内，处理与“156项”有关的合同、谈判、信件，而且全部需要使用俄语。“我们年轻人大多不会俄语，公司聘请教员从字母教起，每天早上学一个小时。”通过这种方式，曹经纶坚持学了7年俄语，“学会俄文打字，能处理日常简单文件”。
1961年，中技安排曹经纶到北京外贸干训班进修俄语，“以便日后能独立担任俄语翻译工作”，结果，人数不足，俄语班没开成，曹经纶转而学习英语。脱产学习4年后，他成为中技的专职英语翻译。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中苏关系破裂。从1962年开始，中国被迫寻求西方国家的帮助。从此后，英语取代了俄语，技术援助转变为商贸谈判。
从日本进口第一台维尼纶
“从資本主义国家进口的第一个设备——维尼纶，正是由中技承办的。”许德恩说，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电国的封锁禁运并未解除，只有特别急需的设备才能进口，而且主要是通过香港、日本等中转站，老鼠搬家式地偷偷进口或者以民间名义进口。
维尼纶就是为解决亿万人民穿衣难问题，以民间名义进口到国内的。1962年11月9日，日本产业通商大臣高碲达之助率领由日本政治家、大企业家组成的访华团，与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签署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对于这份半官半民、开辟中日贸易关系的备忘录，周总理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
第二年，日本池田内阁批准向中国 出口第一套设备——30万吨的维尼纶生产设备。因为这是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第一个设备，合同条款没有先例可鉴。
“跟苏联、东欧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谈判。过去从苏联进口，苏联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于第一份与西方国家的合同，周总理親自修改审定。”许德恩说，这份维尼纶合同成为国内第一份成套设备技术引进合同范本。
1963年，北京顺义开始筹建维尼纶厂。这一年，刘轸作为技术骨干，从丹东抽调到北京，支持维尼纶建设。
从西方国家进口设备，还存在一个新问题。
“以前苏联直接提供技术援助，资本主义国家却不会。进口成套设备是一项大工程，特别复杂，合同分商务部分和技术部分，搞外贸的人一般不懂技术。所以，1964年，中央决定从各工业部门和大专院校抽调技术干部加入到中技公司，充实外贸队伍。”许德恩说。
刘轸和来自冶金部的谢汝键等200多人，被从一线技术部门调到中技，加入外贸谈判队伍。
“学的没用，用的没学。”谢汝键说，当时干技术的人，大都看不上做外贸的，总觉得干技术最有本事，但处在那个时代，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时的中技公司，还是保密单位，外事纪律格外严格。“外事无小事，走路必须二人成行。”刘轸仍能清楚记得，有位意大利外商送给她一套婴儿服，正是女儿能穿的尺码。那个年头，很少能见到崭新的衣服，但她还是毫不心动地上交。“谈判时，外商送小礼物也好，在资料中夹钱也好，我们都会原封不动交给公司，没有人私藏。等到年底，公司把礼物集中到一起发给大家时，却发现，蛋糕等食物都发黑长毛了。”
“有追求没需求。”中技员工这样形容自己。首次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商，他们非但不羡慕他们的崭新衣服，反而“借机宣传社会主义”。
没过两年，1966年“文革”开始，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逐渐停滞。4年多时间，我国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签订了约3亿美元的技术设备引进合同。
“但这期间的引进并不系统，都是零零星星的。”许德恩说，“文革”开始后，中技职工被下放到东北、河南等地劳动锻炼，公司解散。直到1972年，空前的对外贸易真正出现，中技公司才得以重新组建。
“四三方案”
1972年，曹经纶和同事们被紧急调回中技后，“很难吃上饱饭”。不同的是，以前是穷得吃不饱饭，此时却是忙得吃不饱饭。
《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通过后，轻工业部组织考察组到西欧、日本考察。“没想到，非常顺利，西方发达国家急于同中国做生意。”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中提到当年的情形。随后，8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建议花2亿美元进口该设备，11月，国家计委又将建议进口6亿美元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上交国务院。
周总理看到接二连三的报告，感到很零碎，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准备更大的引进方案。
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了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引进26个项目的方案——《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即“四三方案”，其中，用于解决吃、穿、用的化肥、化纤等项目，占全部投资64％左右。
根据这一报告，“四三方案”提出这么大的引进计划，是基于“我国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威望空前提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找资金出路’。
“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报告中写道。
谈判突然如火如荼起来。“50年代都是经理出面谈判，业务员整理谈判记录，还要打印，上报外贸部审批。60年代，经理忙不过来就放权了，让处长来谈。70年代业务员谈，到了1978年，洋冒进，当时的口号是抢出一个现代化，业务员也谈不过来了。外贸部在二里沟专门建的谈判楼里出现了空前的热烈场面。”曹经纶说。
历史资料显示，仅1978年签订的技术设备引进合同，总金额高达63亿美元。
1982年，曹经纶去美国之前，终于能穿上“的确良’衣服了。而中技公司在外贸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时代，一家承担了“156项”和“四三方案”两次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的重任，在国民经济对外交流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外贸公司成立，除了技术设备，生活商品，资金等也开始大量涌入中国。
“二里沟，谈判大楼。”上世纪70年代，从首都机场出来的老外，坐上出租车，往往开口就是这句。这个目的地对现在的北京人已显陌生，而当年，坐落在北京西郊动物园附近、不起眼的二里沟，却因“谈判大楼”而赫赫有名。
“每天都是车水马龙，热闹得很。”当年的曹经纶与同事们，就是在这栋9层高的谈判大楼里，一起迎来建国后第二次技术设备引进高潮。
这个时期，国内外形势已经迥异于50年代。国家计划用汇约43亿美元的“四三方案”，引进的技术设备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解决8.7亿人民吃饭、穿衣问题”，而引进设备的来源国更是呈现出“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局面。
当代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先促成“四三方案”成形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竟是当时罕见的“的确良”裤子。
19亿市尺“的确良”
1972年1月初，41岁的曹经纶，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在东北吉林舒兰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此刻，千里之外的北京，正在酝酿着一个关于穿衣、吃饭的引进计划，身为翻译的他，即将参与其中。
北京京西宾馆内，全国计划会议正在召开。会议期间，国家计委的顾秀莲找到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说，中央决定引进化纤和化肥的成套技术和设备，让他代为起草一个报告。
1月22日，陈锦华草拟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以下称《报告》)，由国务院业务组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3位署名上报。报告中多了一些数字，引起陈锦华的注意：
“中国进口4套化纤生产设备以后，‘的确良’的总产量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得到更好的供应。”
“《报告》没有讲大道理，唯独对‘的确良’讲了具体数字，极有可能是对‘的确良’的一个回应。”33年后，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中回忆。
陈锦华所说的后一个“的确良’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他在回忆录中说，是从李先念和余秋里那里耳闻了此事：
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每到一地，都喜欢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社会上做些调查。
行至长沙，毛泽东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毛泽东问起缘由，她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
毛泽东对此很惊讶，“九一三事件”后，他同周总理谈起此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点?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总理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买?周总理说，当然可以。
于是，1972年2月5日，周总理对李先念报上来的那份能够大大提高“的确良”产量的《报告》作了批示：拟同意，即呈主席等批示。两天后，2月7日，毛主席圈阅的这份报告由外贸部办理。
轻工业部经过半年时间的国内外考察，拟花费2.7亿美元从日本、法国进口4套化纤设备，但具体的引进工作，需要当时唯一的技术引进公司——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后改名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技”)来落实。
从俄语到英语
1972年10月，曹经纶被从干校紧急调回，“一回来就要马上和外商谈判，3个月时间，要把3年没碰过的英语拾回来。”
毕业于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干部学校的曹经纶以“学习模范”、“出国预备人员”身份，被分配到中国进口公司业务处五金科。1951年9月，曹经纶被公司安排到我国驻苏联商务参赞处工作，但因患肺结核，未能成行。
到了1952年9月3日，贸易部一分为二，原来的国内贸易司(内司)组建为商业部，“国外贸易司”(简称外司)转变为对外贸易部(外贸部)。外贸部撤销了“中国进口公司”和“中国进出口公司”，重新成立了8大外贸公司——中技和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等4家以进口为主的外贸公司，中国土畜产进出口公司等4家以出口为主的外贸公司。
“中技一成立，我就被调到该公司的苏联科工作。”曹经纶说，“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而中技公司是应“156项”而生。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贸易禁运，“一穷二白”的中国，只能向苏联求助。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由此出现1950年到1959年，以电力、冶金、机械、军工等156个成套设备项目工程为中心的“156项”技术设备引进高潮。
为完成156项进口业务，外贸部专门成立了“中技”这个独立的外贸技术引进窗口。“中技设在北京西四砖塔胡同内，职工不到30人，公司仅有的一辆旧巴士上写着‘技术进口’字样，行人看到后，总会投以惊讶的目光，不明白技术怎么也能进口。”曹经纶说，中技公司成立时，还是个保密单位，但发展很快。
中技公司前总经理许德恩1953年7月从中国人民大学分配到中技公司时，“公司已初具规模，员工100多人，多数是加多岁，政治可靠，历史清楚，社会关系简单的年轻人。”第二年8月，许德恩等八九人，坐了9天火车，来到中技驻莫斯科的“艺术进口组”，开始进行谈判、转运技术资料等工作。
大部分人还是留在国内，处理与“156项”有关的合同、谈判、信件，而且全部需要使用俄语。“我们年轻人大多不会俄语，公司聘请教员从字母教起，每天早上学一个小时。”通过这种方式，曹经纶坚持学了7年俄语，“学会俄文打字，能处理日常简单文件”。
1961年，中技安排曹经纶到北京外贸干训班进修俄语，“以便日后能独立担任俄语翻译工作”，结果，人数不足，俄语班没开成，曹经纶转而学习英语。脱产学习4年后，他成为中技的专职英语翻译。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中苏关系破裂。从1962年开始，中国被迫寻求西方国家的帮助。从此后，英语取代了俄语，技术援助转变为商贸谈判。
从日本进口第一台维尼纶
“从資本主义国家进口的第一个设备——维尼纶，正是由中技承办的。”许德恩说，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电国的封锁禁运并未解除，只有特别急需的设备才能进口，而且主要是通过香港、日本等中转站，老鼠搬家式地偷偷进口或者以民间名义进口。
维尼纶就是为解决亿万人民穿衣难问题，以民间名义进口到国内的。1962年11月9日，日本产业通商大臣高碲达之助率领由日本政治家、大企业家组成的访华团，与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签署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对于这份半官半民、开辟中日贸易关系的备忘录，周总理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
第二年，日本池田内阁批准向中国 出口第一套设备——30万吨的维尼纶生产设备。因为这是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第一个设备，合同条款没有先例可鉴。
“跟苏联、东欧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谈判。过去从苏联进口，苏联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于第一份与西方国家的合同，周总理親自修改审定。”许德恩说，这份维尼纶合同成为国内第一份成套设备技术引进合同范本。
1963年，北京顺义开始筹建维尼纶厂。这一年，刘轸作为技术骨干，从丹东抽调到北京，支持维尼纶建设。
从西方国家进口设备，还存在一个新问题。
“以前苏联直接提供技术援助，资本主义国家却不会。进口成套设备是一项大工程，特别复杂，合同分商务部分和技术部分，搞外贸的人一般不懂技术。所以，1964年，中央决定从各工业部门和大专院校抽调技术干部加入到中技公司，充实外贸队伍。”许德恩说。
刘轸和来自冶金部的谢汝键等200多人，被从一线技术部门调到中技，加入外贸谈判队伍。
“学的没用，用的没学。”谢汝键说，当时干技术的人，大都看不上做外贸的，总觉得干技术最有本事，但处在那个时代，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时的中技公司，还是保密单位，外事纪律格外严格。“外事无小事，走路必须二人成行。”刘轸仍能清楚记得，有位意大利外商送给她一套婴儿服，正是女儿能穿的尺码。那个年头，很少能见到崭新的衣服，但她还是毫不心动地上交。“谈判时，外商送小礼物也好，在资料中夹钱也好，我们都会原封不动交给公司，没有人私藏。等到年底，公司把礼物集中到一起发给大家时，却发现，蛋糕等食物都发黑长毛了。”
“有追求没需求。”中技员工这样形容自己。首次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商，他们非但不羡慕他们的崭新衣服，反而“借机宣传社会主义”。
没过两年，1966年“文革”开始，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逐渐停滞。4年多时间，我国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签订了约3亿美元的技术设备引进合同。
“但这期间的引进并不系统，都是零零星星的。”许德恩说，“文革”开始后，中技职工被下放到东北、河南等地劳动锻炼，公司解散。直到1972年，空前的对外贸易真正出现，中技公司才得以重新组建。
“四三方案”
1972年，曹经纶和同事们被紧急调回中技后，“很难吃上饱饭”。不同的是，以前是穷得吃不饱饭，此时却是忙得吃不饱饭。
《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通过后，轻工业部组织考察组到西欧、日本考察。“没想到，非常顺利，西方发达国家急于同中国做生意。”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中提到当年的情形。随后，8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建议花2亿美元进口该设备，11月，国家计委又将建议进口6亿美元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上交国务院。
周总理看到接二连三的报告，感到很零碎，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准备更大的引进方案。
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了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引进26个项目的方案——《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即“四三方案”，其中，用于解决吃、穿、用的化肥、化纤等项目，占全部投资64％左右。
根据这一报告，“四三方案”提出这么大的引进计划，是基于“我国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威望空前提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找资金出路’。
“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报告中写道。
谈判突然如火如荼起来。“50年代都是经理出面谈判，业务员整理谈判记录，还要打印，上报外贸部审批。60年代，经理忙不过来就放权了，让处长来谈。70年代业务员谈，到了1978年，洋冒进，当时的口号是抢出一个现代化，业务员也谈不过来了。外贸部在二里沟专门建的谈判楼里出现了空前的热烈场面。”曹经纶说。
历史资料显示，仅1978年签订的技术设备引进合同，总金额高达63亿美元。
1982年，曹经纶去美国之前，终于能穿上“的确良’衣服了。而中技公司在外贸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时代，一家承担了“156项”和“四三方案”两次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的重任，在国民经济对外交流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外贸公司成立，除了技术设备，生活商品，资金等也开始大量涌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