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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征，在两年前的“两会”上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房地产开发企业设立“农民工工资专户”，以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
当时，一连串农民工辛酸甚至惨烈的讨薪事件，成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的关注热点。
在提案中，王征建议在全国逐步推广“农民工工资专户”，即由开发企业与施工企业订立协议，开发企业承诺不让施工企业垫资，施工企业承诺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3月2日，已经向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报到的王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过去两年间，他的企业已经向“农民工工资专户”划入大约3000万元，每两个月将当期工程款的15％存入甲乙双方在银行开立的共管账户。
王征说，每次划拨资金，他都要求乙方出具工人花名册，双方共同签章发放工资，保证这笔钱能到农民工手里。“乙方开始觉得很麻烦，现在已经习惯了。”
集中了中国三分之一农民工的建筑行业，是欠薪现象的重灾区。一周前温家宝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建设领域已清偿拖欠农民工工资333．7亿元。
王征说，他倡议设立“农民工工资专户”后，业界“跟上来的人不多”。他坦承，这不是觉悟的问题，要看生产力水平，而且“帮助农民工讨薪只是一方面，关键是如何把他们转化为产业工人”。
在确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今天，连通城乡血脉的两亿农民工的改头换面乃至落地生根，成为城市必须担起的责任。
2005年下半年，中央研拟制定系统解决农民工问题一揽子方案的消息传出。2006年1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七项内容涉及解决农民工低工资、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具体问题。
有关专家称，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全局性的问题，要拿出系统全面地解决方案并非易事。
农民工的转变
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刘维佳2005年夏天到四川和浙江就农民工问题作了专题调研，调查报告刊载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
被刘维佳选作样本之一的四川，是中国农民工输出第一大省，每年输出量在1000万人以上。而浙江则占有全国跨省流动劳动力的近一成，农民工问题比较典型。
刘维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他认为，农民工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正在迅速地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虽然农民工的“根”还在农村，但是他们已经“脱胎换骨”，成长为一个迫切需要社会认可的新兴阶层。
在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农民工已经被称为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世界银行把这种贡献估计为16％，而中国经济学家的共识是21％。
统计数字显示，在四川，2004年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全省农产的10％，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务收入达576亿元，大大超过了全省地方性财政收入。
而浙江省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农民工中，技术人员占14．8％，中层管理人员占10．1％。“这个比例说明，除了出身和名分之外，农民工与‘农民’这个概念已经相去甚远了。”
据悉，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
今年春节，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不回老家过年，一方面是因为交通、经济原因，另一方面，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变成城市的新移民，“离乡也离土”。
也有专家认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农民工是一条“反哺”的捷径，疏通着城乡血脉。据估算，2004年全国农民工汇回农村家里的钱数约为1624亿元。
但是，农民工工资水平很低，同工不同酬成为普遍现象。据统计，2004年中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相差近1倍。据四川有关部门问卷调查，35．15％的农民工认为按月取得工资有点难，18．87％的农民工则认为很难。
专家计算，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使已经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每年人均少收入2284元，以2004年全国有1．03亿名农民工计算，少收入的数额高达2343亿元。
刘维佳说，他在浙江一个拥有5000多名农民工的大型民营企业调研时发现，农民工每月只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10个小时。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工要多挣钱就必须延长工作时间。浙江海盐一个制衣公司的农民工向信访部门投诉，他们一天要工作12小时，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也没有加班工资。平均月工作时间322小时，比有关规定超出155小时。
据四川有关部门调查，在县以上企业就业的农民工，仅有3．41％参加工伤保险，0．84％参加医疗保险，0．83％参加失业保险，2．99％参加养老保险。
刘维佳认为，城乡壁垒导致的就业体系区隔，是农民工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城务工，1954年至1956年，全国有7700万人口迁移，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到了1956年，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问题非常突出，为此中央政府一年中连续发布了九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堵截农民进城的措施步步加码，甚至搬运工、保姆都不许招农村人，并且在城市中设置收容所，集中遣返进城农民。之后，城乡壁垒全面形成。
有人将中国传统的“三农”问题加上“农民工”，变成“四农”。刘维佳说，只有把农民工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三农”问题才能有出路。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姚洋看来，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刺激生产的一种手段，而注重农村公共环境提高的新农村建设，不可能阻止农民走进城市的步伐。
不过他认为，农民工转变为城市新产业工人，最大的阻力之一来自自身的素质——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技术性强的工种做不了。
王征从两年前开始着手一项研究，制定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标准的测算模型，并計划以此估算适度的劳动力价格水平，以评估农民工的工资标准。“如果劳动力价格过低，难以促进质量的提高：而价格过高，又会缺乏竞争力。”
他介绍说，第一阶段设计模型和在七个城市进行试点已经完成，受到国家统计部门的重视。第二阶段，将进一步确定适度的劳动力成本区间。“这个问题不能凭感觉，要言之有据，才能既保障农民工利益，又不伤害产业发展。”
从就业上破题
从消除“农民工”的称谓，到为农 民工夫妻开设“蜜月房”，从关心农民工的“性福”到为他们开办“夜校”——中国各地在针对农民工的“善治之策”上，各种尝试和讨论让人眼花缭乱，而其中不少在热闹一阵过后往往难以为继。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从2003年到现在，国家出台颁布的涉农政策和文件就有73条之多，现在关键的是如何落实和完善执行。
有研究者认为，农民工问题从政治角度讲是农民问题，但是没必要政治化。從操作的角度看，其核心就是就业问题，解决“四农”必须从这里破题。
刘维佳说，“十一五”规划中就业是十分吃重的一大项，但是主要还是规划了城镇就业，农民工就业问题反映不多。而各地政府的规划中，也鲜见把农民纳入就业规划的。“政府必须面对现实，抓住就业问题这个根本，而且需要跳出一时一地的框框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位长期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官员，在他的调研报告中建议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彻底改变重城镇、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的就业观念和相关政策，把农业内部、农村区域和农民进城就业一并纳入国家就业计划，分类实施。
着眼于权益保障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一个解决的就是低工资的问题。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很务实的态度，一些地方行之有效的做法在这份意见中得到了体现，地方的土政策有了明确的规范，为农民工的就业维权提供了有力支持。
而一些地方性的法规，从劳动力输出地角度出发的考虑比较多，对于如何接受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较少考虑。“比如地方招商，着眼点不仅是GDP的提升，更要落实到就业岗位上，要把这个问题做实。”刘维佳说。
面向就业的农民工培训，成为关注的重点。据农业部提供的数据，2003年起实施的为期八年的“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2004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2．5亿元，地方安排培训资金5亿元，培训农村劳动力250万人，转移就业220万人，2005年中央投入4亿元，各省仅省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就达5亿元以上，培训农村劳动力280万人，转移就业240万人，2006年中央投入提高到6亿元以上，计划培训350万人，转移率力争达到80％以上。
但是，也有官员称，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为2626亿元，其中直接安排的农民培训预算2．5亿元，还不足1％。农民工培训经费尚有很大不足。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只占全部人数的28．2％，其中，通过政府组织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占10．7％，企业组织培训的农民工占30％，自己去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占59．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说，国家和企业都投入不足，农民工主要还是靠自己花钱培训，而他们有限的收入不可能支付昂贵的培训费用，这是当前农民工培训遇到的首要问题。
有人称农民工问题的最后一道门槛是户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未来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而放松户口限制不会造成城市人口膨胀。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主任陈锡文一周前在一次有关新农村问题的发布会上说，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小城镇和小城市的户籍实际上早已敖开，省会城市如郑州，地级市如浙江湖州等，也已依据居住地、收入和就业的条件，可凭本人意愿迁入。
“关键是我们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户籍制度上面附加了很多带有利益性的东西。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这些东西在慢慢地剥离，所以有些农民对城市户籍并不大感兴趣。”
也有专家认为，户籍改革要注意节奏和配套，不能操之过急或单独行动。农民工迫切需要的不是户口，而是相应的国民待遇，比如子女入学、住房等问题。
让新移民能在城市中安家
姚洋注意到，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出现了一个以“打工子弟幼儿园”为主题的小品。“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以前被认为非法、要被取缔的，现在政府表示你办好了我给你支持。”
随农民工流动有2000多万儿童，其中10％的流动儿童失学。
肖女士不久前刚刚搬进北京城西一座均价9000多元每平方米的住宅小区，她发现，小区楼后一片简陋的平房里，住着不少外来打工者，开发廊的，开打字社的，摆摊修鞋的，卖小五金的。在家附近的超市，有时能够碰到他们；而小区里的健身器材区，也经常有农民工的孩子玩耍。
“他们是我的邻居，而不仅仅是为我们提供服务的‘隐身人’。”肖女士说。
上世纪80年代初，作家王安忆在一篇以真实事件为蓝本的小说中，描摹了一个青年农民闯入大上海后因为周围环境的突变而不堪压力跳楼自杀的故事，如今农民工常常会登上报纸社会版，被专家认为是“危及中国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份调研报告提到，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却仍然身处城市边缘的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尤其在就业环境差的地方和劳资矛盾尖锐的企业，农民工的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很强烈，高伤亡率、高犯罪率等社会问题突出。
不过，也有越来越多城市居民像肖女士那样，发现他们生活的缝隙已经被那些从乡村走进城市的人们所填满——来自河北的保安每天为你开门，来自安徽的小时工在周末替你打扫房间，操河南口音的小伙子给你送来报纸或者盒饭。
“城里人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农民工最终会变成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个城市的新移民。”姚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要下大决心，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观念，把外来的新移民当作关注考量的对象。
姚洋认为，城市要主动接纳农民工，要考虑让新移民能够在城市中安家。比如政府可以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一些低成本的小区，提供优惠政策给外来人口；可以分步骤，选择居住、工作一定年限的农民工，使他们拿到户籍、他们的第二代能够接受教育。“使新移民能够在城市获得长期合法居住权，真正享有与市民平等的待遇。”
当时，一连串农民工辛酸甚至惨烈的讨薪事件，成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的关注热点。
在提案中，王征建议在全国逐步推广“农民工工资专户”，即由开发企业与施工企业订立协议，开发企业承诺不让施工企业垫资，施工企业承诺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3月2日，已经向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报到的王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过去两年间，他的企业已经向“农民工工资专户”划入大约3000万元，每两个月将当期工程款的15％存入甲乙双方在银行开立的共管账户。
王征说，每次划拨资金，他都要求乙方出具工人花名册，双方共同签章发放工资，保证这笔钱能到农民工手里。“乙方开始觉得很麻烦，现在已经习惯了。”
集中了中国三分之一农民工的建筑行业，是欠薪现象的重灾区。一周前温家宝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建设领域已清偿拖欠农民工工资333．7亿元。
王征说，他倡议设立“农民工工资专户”后，业界“跟上来的人不多”。他坦承，这不是觉悟的问题，要看生产力水平，而且“帮助农民工讨薪只是一方面，关键是如何把他们转化为产业工人”。
在确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今天，连通城乡血脉的两亿农民工的改头换面乃至落地生根，成为城市必须担起的责任。
2005年下半年，中央研拟制定系统解决农民工问题一揽子方案的消息传出。2006年1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七项内容涉及解决农民工低工资、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具体问题。
有关专家称，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全局性的问题，要拿出系统全面地解决方案并非易事。
农民工的转变
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刘维佳2005年夏天到四川和浙江就农民工问题作了专题调研，调查报告刊载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
被刘维佳选作样本之一的四川，是中国农民工输出第一大省，每年输出量在1000万人以上。而浙江则占有全国跨省流动劳动力的近一成，农民工问题比较典型。
刘维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他认为，农民工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正在迅速地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虽然农民工的“根”还在农村，但是他们已经“脱胎换骨”，成长为一个迫切需要社会认可的新兴阶层。
在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农民工已经被称为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世界银行把这种贡献估计为16％，而中国经济学家的共识是21％。
统计数字显示，在四川，2004年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全省农产的10％，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务收入达576亿元，大大超过了全省地方性财政收入。
而浙江省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农民工中，技术人员占14．8％，中层管理人员占10．1％。“这个比例说明，除了出身和名分之外，农民工与‘农民’这个概念已经相去甚远了。”
据悉，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
今年春节，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不回老家过年，一方面是因为交通、经济原因，另一方面，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变成城市的新移民，“离乡也离土”。
也有专家认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农民工是一条“反哺”的捷径，疏通着城乡血脉。据估算，2004年全国农民工汇回农村家里的钱数约为1624亿元。
但是，农民工工资水平很低，同工不同酬成为普遍现象。据统计，2004年中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相差近1倍。据四川有关部门问卷调查，35．15％的农民工认为按月取得工资有点难，18．87％的农民工则认为很难。
专家计算，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使已经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每年人均少收入2284元，以2004年全国有1．03亿名农民工计算，少收入的数额高达2343亿元。
刘维佳说，他在浙江一个拥有5000多名农民工的大型民营企业调研时发现，农民工每月只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10个小时。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工要多挣钱就必须延长工作时间。浙江海盐一个制衣公司的农民工向信访部门投诉，他们一天要工作12小时，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也没有加班工资。平均月工作时间322小时，比有关规定超出155小时。
据四川有关部门调查，在县以上企业就业的农民工，仅有3．41％参加工伤保险，0．84％参加医疗保险，0．83％参加失业保险，2．99％参加养老保险。
刘维佳认为，城乡壁垒导致的就业体系区隔，是农民工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城务工，1954年至1956年，全国有7700万人口迁移，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到了1956年，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问题非常突出，为此中央政府一年中连续发布了九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堵截农民进城的措施步步加码，甚至搬运工、保姆都不许招农村人，并且在城市中设置收容所，集中遣返进城农民。之后，城乡壁垒全面形成。
有人将中国传统的“三农”问题加上“农民工”，变成“四农”。刘维佳说，只有把农民工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三农”问题才能有出路。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姚洋看来，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刺激生产的一种手段，而注重农村公共环境提高的新农村建设，不可能阻止农民走进城市的步伐。
不过他认为，农民工转变为城市新产业工人，最大的阻力之一来自自身的素质——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技术性强的工种做不了。
王征从两年前开始着手一项研究，制定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标准的测算模型，并計划以此估算适度的劳动力价格水平，以评估农民工的工资标准。“如果劳动力价格过低，难以促进质量的提高：而价格过高，又会缺乏竞争力。”
他介绍说，第一阶段设计模型和在七个城市进行试点已经完成，受到国家统计部门的重视。第二阶段，将进一步确定适度的劳动力成本区间。“这个问题不能凭感觉，要言之有据，才能既保障农民工利益，又不伤害产业发展。”
从就业上破题
从消除“农民工”的称谓，到为农 民工夫妻开设“蜜月房”，从关心农民工的“性福”到为他们开办“夜校”——中国各地在针对农民工的“善治之策”上，各种尝试和讨论让人眼花缭乱，而其中不少在热闹一阵过后往往难以为继。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从2003年到现在，国家出台颁布的涉农政策和文件就有73条之多，现在关键的是如何落实和完善执行。
有研究者认为，农民工问题从政治角度讲是农民问题，但是没必要政治化。從操作的角度看，其核心就是就业问题，解决“四农”必须从这里破题。
刘维佳说，“十一五”规划中就业是十分吃重的一大项，但是主要还是规划了城镇就业，农民工就业问题反映不多。而各地政府的规划中，也鲜见把农民纳入就业规划的。“政府必须面对现实，抓住就业问题这个根本，而且需要跳出一时一地的框框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位长期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官员，在他的调研报告中建议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彻底改变重城镇、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的就业观念和相关政策，把农业内部、农村区域和农民进城就业一并纳入国家就业计划，分类实施。
着眼于权益保障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一个解决的就是低工资的问题。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很务实的态度，一些地方行之有效的做法在这份意见中得到了体现，地方的土政策有了明确的规范，为农民工的就业维权提供了有力支持。
而一些地方性的法规，从劳动力输出地角度出发的考虑比较多，对于如何接受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较少考虑。“比如地方招商，着眼点不仅是GDP的提升，更要落实到就业岗位上，要把这个问题做实。”刘维佳说。
面向就业的农民工培训，成为关注的重点。据农业部提供的数据，2003年起实施的为期八年的“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2004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2．5亿元，地方安排培训资金5亿元，培训农村劳动力250万人，转移就业220万人，2005年中央投入4亿元，各省仅省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就达5亿元以上，培训农村劳动力280万人，转移就业240万人，2006年中央投入提高到6亿元以上，计划培训350万人，转移率力争达到80％以上。
但是，也有官员称，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为2626亿元，其中直接安排的农民培训预算2．5亿元，还不足1％。农民工培训经费尚有很大不足。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只占全部人数的28．2％，其中，通过政府组织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占10．7％，企业组织培训的农民工占30％，自己去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占59．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说，国家和企业都投入不足，农民工主要还是靠自己花钱培训，而他们有限的收入不可能支付昂贵的培训费用，这是当前农民工培训遇到的首要问题。
有人称农民工问题的最后一道门槛是户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未来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而放松户口限制不会造成城市人口膨胀。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主任陈锡文一周前在一次有关新农村问题的发布会上说，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小城镇和小城市的户籍实际上早已敖开，省会城市如郑州，地级市如浙江湖州等，也已依据居住地、收入和就业的条件，可凭本人意愿迁入。
“关键是我们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户籍制度上面附加了很多带有利益性的东西。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这些东西在慢慢地剥离，所以有些农民对城市户籍并不大感兴趣。”
也有专家认为，户籍改革要注意节奏和配套，不能操之过急或单独行动。农民工迫切需要的不是户口，而是相应的国民待遇，比如子女入学、住房等问题。
让新移民能在城市中安家
姚洋注意到，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出现了一个以“打工子弟幼儿园”为主题的小品。“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以前被认为非法、要被取缔的，现在政府表示你办好了我给你支持。”
随农民工流动有2000多万儿童，其中10％的流动儿童失学。
肖女士不久前刚刚搬进北京城西一座均价9000多元每平方米的住宅小区，她发现，小区楼后一片简陋的平房里，住着不少外来打工者，开发廊的，开打字社的，摆摊修鞋的，卖小五金的。在家附近的超市，有时能够碰到他们；而小区里的健身器材区，也经常有农民工的孩子玩耍。
“他们是我的邻居，而不仅仅是为我们提供服务的‘隐身人’。”肖女士说。
上世纪80年代初，作家王安忆在一篇以真实事件为蓝本的小说中，描摹了一个青年农民闯入大上海后因为周围环境的突变而不堪压力跳楼自杀的故事，如今农民工常常会登上报纸社会版，被专家认为是“危及中国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份调研报告提到，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却仍然身处城市边缘的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尤其在就业环境差的地方和劳资矛盾尖锐的企业，农民工的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很强烈，高伤亡率、高犯罪率等社会问题突出。
不过，也有越来越多城市居民像肖女士那样，发现他们生活的缝隙已经被那些从乡村走进城市的人们所填满——来自河北的保安每天为你开门，来自安徽的小时工在周末替你打扫房间，操河南口音的小伙子给你送来报纸或者盒饭。
“城里人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农民工最终会变成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个城市的新移民。”姚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要下大决心，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观念，把外来的新移民当作关注考量的对象。
姚洋认为，城市要主动接纳农民工，要考虑让新移民能够在城市中安家。比如政府可以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一些低成本的小区，提供优惠政策给外来人口；可以分步骤，选择居住、工作一定年限的农民工，使他们拿到户籍、他们的第二代能够接受教育。“使新移民能够在城市获得长期合法居住权，真正享有与市民平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