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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鲁迅曾经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描摹包括自己这代人在内的4代知识分子,可惜最后没有实现。而李泽厚曾经想写一部思想史论,记录中国近现代6代知识分子,研究这每一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和其间的传承、冲突等。在他的构想中,康有为(第一代)、鲁迅(第二代)、毛泽东(第三代),可能是最为重要的3位。我们不得而知,他把自己归为第几代,对自己这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又如何认识和践行,因为这部思想史论最后并没有按预想的面目问世。
今天,李泽厚“过时”、“落伍”了没有?他一度“盛极”,如今“而衰”了?这位曾独领风骚的“青年导师”,是否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默然退场了?如果是这样,他过的是什么“时”、落的是什么“伍”?如果并不是,他又仍在言说着什么、传递着什么?
先来看看他的“盛”:上世纪50年代,在“美学论争”中,李泽厚尚未“而立”,已成一家之言;70、80年代,蛰伏了20年的他一气拿出《批判哲学的批判》(1979)、《中国思想史论》(近代1979、古代1985、现代1987)、《美的历程》(1981)、《华夏美学》(1988)、《美学四讲》(1989),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了一代青年的偶像。有人这样概括:在80年代,邓丽君是爱情的启蒙老师,李泽厚是思想的启蒙老师。虽然他也同时受到老年学者、青年学者的两面夹击,一责之以自由,一责之以保守。
彼时的“文化热”名副其实。“从北京到上海,从官方到民间,从研究生、大学生到老学者、老教授,统统出场。各种讲习班、研讨会此起彼落。九十余高龄已被人完全遗忘了的梁漱溟先生重登学术讲坛,再次宣讲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仍然强调儒家孔孟将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走向。”更热的其实是改革时局之心——然而,“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欲速不达。
断点出现在了20年前。1992年,李泽厚离开大陆,游走美国。偶然的政治局势,联手必然的经济潮流,结果到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李泽厚曾总结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社会有过四热: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西学热。如果我们作一粗疏划分,前两热可以归属思想,关心现实;后两者大致偏重学问,旁观时局。而以他那种哲学性视角、提纲式写作,自然是将“被淡出”的思想家。更为重要的则是,无论思想、学术,大众根本已是冷眼相看的,现在,经济收入、物质生活才是主流了。文化英雄,于此绝迹。
身在异域,异常寂寞。不说别的,每天的饮食也让人生出思乡之情。到比较大的超级市场买菜时,李泽厚总喜欢去看看有没有“中国白菜”。在威斯康辛、密歇根、斯瓦斯莫、图宾根、科罗拉多等学校转了一圈,他最后定居于科州小镇博尔德。美国“没什么人知道我”。所以,当家乡的一位年轻人突然打来电话请求他作序时,对乡音“极感亲切”的他竟没能按惯例拒绝。
好在每年还是能回国一次,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见见朋友看看书,打听打听学界的八卦消息、自己著作的销售情况,去旧书店看看有没有被人拿出来“抛售”。幸好并没有,于是欣欣然。
用他的话说,在他的思考中,“尽管不一定都直接说出,但实际占据核心地位的,大概是所谓‘转换性创造’的问题。这也就是有关中国如何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就像当年有人批评他“跑到美国去找民主”,他心下想的却是:今天我不又回来了么?而且以后我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毕竟对我更为重要。
他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而其前提则是“社会稳定”和“生态坏境”。他们认为只有前三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人一票的普选、多党、议会制度才可能实行。缺乏稳固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贫困没有得到缓解之前,实行上述的制度非常危险。
今天,李泽厚的许多思想,或者已成为“常识”而为大众习焉不察;或者仍被视为“异见”而无法流行;或者引发“又是这一套”的不耐烦;或者直接被更多不关心的大众忽略。这和他说得对不对无关,也许他只是错过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兴奋点,又或者,是时代辜负了他。他曾想请朋友刻一枚“上世纪中国人”的印章,“加印在书的封面上,以验明正身:这确是落后国家过时人物的作品,决非当代英豪们‘与国际接轨’的高玄妙著。”
但他实在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原创型思想家,既熟知西学,又与本土资源、精神有内在联系。十数本著作数十个概念,几乎可以自成系统,囊括人一生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认识、如何审美、如何安身立命。
他,不再被模仿;但,仍未被超越。
如今,80之寿,再次回首人生,他还想对我们说些什么?
李泽厚习惯在下午3点后接待来访的客人。有了足够的休息,他会更有精力应答。他20多岁开始失眠,现在每天都要吃安眠药,“一共吃过11种,知道每种药的药性”。
他喜欢别人提新问题,喜欢说没说过的话。一些问题抛过去,他会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从夏天到冬天再到夏天,我们有过好几次长谈。
冬天的一次谈话,屋里暖气充足,但李泽厚穿得很厚,毛衣毛裤,再加羽绒马甲。他已年老,怕冷。到今年6月13日,他将年满八十。他在北京翠花胡同的居所隐于繁华的王府井街市之后。他每年都从美国回来,住上一段时间。从他家的窗口望出去能看到景山、天安门、美术馆。“你看,我坐在这儿,就能看到美术馆里有什么展览。”李泽厚坐在书房里,拿着望远镜说。雪后北京万物萧瑟,但仍微微泛着午后的光泽。
50多平米的屋子颇具令人赏心悦目的整饬之美。李泽厚说,这都是太太的功劳。李太太说她很少进李的书房,也不看书房里的书,“他写什么我都知道了。”
书架上有个相框,贴着“超女”、蒋雯丽、章子怡诸位明星的照片。2005年回国,李泽厚还看了“超女”的比赛。他喜欢周笔畅,问:“她现在怎么样?”
书房里的书已经不多,大多已送给岳麓书院,一部分送给别人,少部分带到美国,但有套《清史稿》很显眼。李泽厚祖上姓王,“李”为赐姓,高祖父曾是江南水师提督,在《清史稿》有传。李泽厚说,“相当于现在的舰队司令之类,我不大重视。跟我儿子没讲过,弟弟妹妹也都是这几年才知道的。毛泽东时代这是不能讲的。”
小康陷入困顿,师范考到北大
“祖父有很多钱很多地,到我父亲就什么都没了。他是邮局高级职员,自己奋斗,一个月有200多银元。我保留着一个账本,我们家花钱很大方,到月底没剩什么钱。我很小就吃过巧克力、烤鸭什么的。父亲一死,什么都没了。”李泽厚如是说。
他由此看清诸多势利眼。他喜欢鲁迅,因为对后者一些相似经历(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感同身受。“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对世界的看法比较理性,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李泽厚说。
母亲靠做农村小学教师勉强送李泽厚和弟弟上学。有人对她说,等你儿子长大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
几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让李泽厚愧疚的是,当时他不在母亲身边,等他赶过去,母亲已经入土了。“到现在都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过去好多年了还是那么地痛。”他进入了最困苦的时刻,失学失业。他说,决定了他一生性格的就是那个时期。
由于贫困,李泽厚虽然考上湖南最好的高中(湖南省立一中,朱镕基的母校),去的却是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因为师范免交学费,且有补助。他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偷偷阅读相关书籍,并冒死送过信,由于和联络人失去联系,最后不了了之。“我接触马克思主义是自己选择的。当时国民党的书店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师范学校规定毕业后需当两年小学老师才给文凭,许多同班同学就此当了一辈子老师。李泽厚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当时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更为突出,许多人为他没有考理工科感到奇怪。这一选择大抵是因为他在12岁时遭遇的精神危机:那次他因想到人终有一死惶惑不已,废书旷课数日,“想着为什么而活”。
因为买不起火车票,他一度想去卖血,但身体不行,最后去学校报到迟了一个月。在北大,李泽厚从来不买牙膏,用盐刷牙,每个月3块钱的补助攒下来资助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他也买不起笔记本,只能买活页纸。见到别人吃个煎鸡蛋就羡慕得不得了。而且他还患上了肺结核。这让他减少了活动时间,却意外地增加了读书及写作的时间。
当时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撤了,集中到北大。但那些哲学名师,像冯友兰等都在当“运动员”。李泽厚只好整天在图书馆看书自学。“我认为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教训。”
北大哲学系老师任继愈给了他一些照顾,成了他多年后惟一保持联系的老师。任先生去世时,李泽厚为错过之前一次探望机会深感遗憾。
地震棚里写完康德述评
从北大毕业后,李泽厚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证编号是:哲字01号。他随即参与了美学大讨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战对手是已经声名显赫的朱光潜、蔡仪等人。
“我反对美在自然、与人无关的论点;也反对将美等同美感,只与人的心理活动、社会意识相关的论点。我主张用马克思‘自然的人化’观点来解释美的问题,认为人类的实践才是美的根源,内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这是李泽厚的观点。
此次论争使他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美学的一大派别:实践美学,此时他才20多岁。在他之后,以如此年纪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事几乎再未发生。1950年代,他发表了两篇长文。“当时是1000字15块钱,两篇加起来刚好1000元。一篇发在《哲学研究》,一篇发在《历史研究》。”
成名并没有马上给他带来好处,既没提薪提级,也没分配住房,还是挤3人共住的集体宿舍。后来结了婚,“当了爱人20多年家属”(住在爱人单位的宿舍,爱人是煤炭文工团“搞舞蹈的”)。
但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对钱有一种报复心理,收到稿费就花,以至于有个朋友说他“挥金如土”。
因为年纪和名气“不成比例”,他去一些地方演讲,刚一走上讲台下面就响起一阵“好年轻啊”的窃语。有一次讲完散场,人都快走空了,还有4个女生在那里发呆。等他走过去,她们却一下散了,就像突然醒来一样。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李泽厚崭露头角不久,来自福建南安的少年刘再复考入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当时李泽厚已经是年轻美学专家了,我在大学里就读他的书,没想到后来亦师亦友,更没想到历史把我们都抛到了落基山下。”从美国去香港任客座教授的刘再复说。
“反右”来临之时,李泽厚正在敦煌考察壁画,躲过一劫。
他们这些人,最好的时光都在下放劳动(他经历了两次下放两次“四清”),就像当时《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标题:《哲学工作者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1958年大跃进时,整天都是在干体力活,有时还要搞“夜战”。凌晨两三点起来,走到地里,铺上一张油布,睡到天亮就起来干活。这令李泽厚哭笑不得。他常常感叹,他最好的20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文革”中,他经常上午开批斗会、学习会,下午一个人到地坛公园去散步,想些愿意想的问题。
和社科院的许多人一样,他被下放到了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劳动。他身体不好,干不了什么重活,被安排在“老弱病残组”。当时他把自己最喜欢、认为最值得读的书都带去了,但在干校只准读《毛选》,连看马列也要挨批评。就像1949年前偷读马列书籍一样,李泽厚在《毛选》下放了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英文版,仔细阅读并记了相当篇幅的笔记。此时知识分子中流行做木器等什物,李泽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他相信江青垮台只是时间的问题。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就用当初的笔记开始撰写关于康德的著作。
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有震感。在简陋的地震棚里,李泽厚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在研究些什么,又不申报课题,书出版之后,哲学所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首印达3万册,是当时卖得最好的哲学书。
奇怪的考题,豪爽的老师
1978年后,挣脱“文革”禁欲主义的中国人,开始面对牛仔裤、蛤蟆镜、口红的诱惑,他们需要对自己欲望冲动的理论支持。美学在此时成为了解放思想的助力,人们在对美的认识、追求过程中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我价值。
蛰伏多年,李泽厚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相继出版,兼具思想与文字之美的严肃学术著作竟卖出了数十万册,创下一个纪录,让他获得了那个年代一个学者能获得的最高声誉。各行各业争相阅读李泽厚的著作,他被邀请到各种场所去讲美学,可以用沈瓒评价李贽的话形容这情景:“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
太多的人希望成为李泽厚的学生。虽然他并不很想带学生,但哲学所的领导多次找他谈话,只好答应招收研究生。
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赵士林在硕士毕业后,准备报考李泽厚的博士生。“考他的博士是需要一些勇气的,高山仰止啊,很多人不敢,我不怕,考不上又不会杀你。”
许多考生拿到试卷之后懵了。“他招的专业是中国美学史,考的题是西方哲学史,一道中国美学史的题都没出,没人像他这样出题的!我只得了20几分,很多人都是0分,相对来说,我是不错的了。”赵士林回忆。
李泽厚有两个招生名额,最后只招了赵士林,他成了李泽厚第一个博士生。现在已经是中央民族大学博导的赵士林回想当初,觉得李泽厚那样出题是有道理的:“做关于中国的学问,不懂西方,没有比较的视野,那也是做不好的。”
硕士生的考试同样热闹。1985年,24岁的赵汀阳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报考了李泽厚的研究生。他就是冲着李泽厚这个名字去的。
“80年代,李泽厚是中国人文社科界第一杰出学者。那时候著名学者就没几个,他肯定是其中最突出、最有名的,而且肯定是思想最新、创见最多的。中国80年代的学术对将来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李泽厚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这两者是同构的。”
到考场后,赵汀阳发现,整个教室60人全都是报考李泽厚研究生的。“听说别的教室还有,这只是一个考点,全国还有很多考点。”
拿到试卷,赵汀阳吃了一惊:“他规定答每道题不许超过500字,超过了倒扣分。”
成为李泽厚的学生之后,赵汀阳问他为什么这么规定。“李泽厚说,500字还说不清楚,证明这个人脑子糊涂之极。他是考学生的脑子是不是足够清楚。”
赵汀阳跟李泽厚商量说,其实自己想做的是哲学,而不是美学。李泽厚说,那就更好了。“他要我们独立思考,而不是简单追随他的思路,这种态度非常了不起。”
赵士林说,“他对学生既严厉又宽松。我的一些想法他听了以后毫不客气地否决,但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说,你的论文,爬着写、走着写、滚着写、躺着写,我都不管,只要符合我要求。”
他们都清楚地记得,李泽厚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从来没有让学生帮他查过任何一条材料。“这不是突出的德行,而是基本的规范,我也不让学生帮忙查资料的。现在很多老师的活让学生干了,与抄袭无异。”赵汀阳说。
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李泽厚是个很好玩的人。“他年龄比我们大,但说话非常平等,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人也很豪爽,有时他可能找二三十个人一起吃饭,都是他来埋单。”有一次李泽厚回国,向赵汀阳提出要去蹦极。“我们打电话去问,让人堵回来了,以为我们是神经病,那时他都已经70岁了。”
我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赵士林反复强调的是:李泽厚是在难以出现思想家的时代出现的思想家。另外,李泽厚没有过时。41岁的经理人邓德隆一定支持这样的观点。
1987年,邓德隆18岁,在湖南攸县读师范学校。此时李泽厚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但身处小县城的他并没有感觉到,“现在想来是很大的损失”。
他有位校友是李泽厚迷。“他抄李泽厚的书,《美的历程》都能背了。他一直给我推荐,我没在意,我以前不是喜欢读书的人。”校友就强送了两本李泽厚的书给他,一本《论语今读》,一本《世纪新梦》。有一次他坐火车,打开翻读,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李泽厚的书。这是2002年的事。
邓德隆把这些理论用到生意场上。2005年,他给远在美国的李泽厚写了一封信。让他意外的是李泽厚很快给他打了电话。“我的书对他做生意做人有帮助,出乎我的意料。他是最熟悉我的著作的人,有些内容记得比我还清楚。”有这样的读者,李泽厚非常高兴。
此后李泽厚每次回国,邓德隆都要找机会跟他见面。“我们会吃一顿冗长的午餐,从10点半吃到下午两三点,聊天聊地,晒着斜阳。其实这是生命最大的享受,这就是生命的情本体,最值得珍惜。”
邓德隆现在又推荐别人看刘再复的《李泽厚美学概论》。这本书在2009年12月出版。刘再复在书中称李泽厚为“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李泽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惟一建立美学体系的哲学家。我认为对李泽厚这一套哲学体系,我们国内还没有充分认识。”
刘再复用这句话概括李泽厚的学术精神:走自己的路。在自己的路上,李泽厚构建了一整套话语谱系:“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巫史传统”、“儒道互补”、“儒法互用”、“两种道德”、“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文化心理结构”、“西体中用”、“积淀”、“主体性实践”、“度作为第一范畴”、“情本体”、“新感性”、“内在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个“李氏出品”的概念系统令人不得不惊叹于他原创力之旺盛。
“我在2008年封笔了。”在北京居所的客厅,李泽厚说他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定为封笔之作:“我垂垂老矣,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这可能与我的历史本体论哲学仍然保留着某种被认为过时了的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启蒙精神,以及中国传统的乐观精神有关系,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时髦,我并不感到任何羞愧。”
刘再复说,“李泽厚非常逗,他在房间里摆个骷髅来面对死亡。5年前他对我说,我有一个死亡的假设:假设我已经死了,这样我就可以更从容地对待人生。每次他都会说,他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长谈几个小时后,李泽厚的语速有些放慢了。他困了,安静地坐在椅子里。向晚的太阳开始收敛光芒。客厅的墙上挂着冯友兰先生当年送给他的一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那时李泽厚还很年轻呢。
李泽厚在去年冬天回到了美国。这个冬天格外漫长,5个月之后,我再次跟他通电话时,春天才刚刚醒来。回到李泽厚12岁时的那个春天,小山坡上山花烂漫,他却突然想到——我是要死的,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的困惑曾经缠绕着他。如今,他的答案是:为人类而活。
今天,李泽厚“过时”、“落伍”了没有?他一度“盛极”,如今“而衰”了?这位曾独领风骚的“青年导师”,是否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默然退场了?如果是这样,他过的是什么“时”、落的是什么“伍”?如果并不是,他又仍在言说着什么、传递着什么?
先来看看他的“盛”:上世纪50年代,在“美学论争”中,李泽厚尚未“而立”,已成一家之言;70、80年代,蛰伏了20年的他一气拿出《批判哲学的批判》(1979)、《中国思想史论》(近代1979、古代1985、现代1987)、《美的历程》(1981)、《华夏美学》(1988)、《美学四讲》(1989),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了一代青年的偶像。有人这样概括:在80年代,邓丽君是爱情的启蒙老师,李泽厚是思想的启蒙老师。虽然他也同时受到老年学者、青年学者的两面夹击,一责之以自由,一责之以保守。
彼时的“文化热”名副其实。“从北京到上海,从官方到民间,从研究生、大学生到老学者、老教授,统统出场。各种讲习班、研讨会此起彼落。九十余高龄已被人完全遗忘了的梁漱溟先生重登学术讲坛,再次宣讲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仍然强调儒家孔孟将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走向。”更热的其实是改革时局之心——然而,“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欲速不达。
断点出现在了20年前。1992年,李泽厚离开大陆,游走美国。偶然的政治局势,联手必然的经济潮流,结果到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李泽厚曾总结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社会有过四热: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西学热。如果我们作一粗疏划分,前两热可以归属思想,关心现实;后两者大致偏重学问,旁观时局。而以他那种哲学性视角、提纲式写作,自然是将“被淡出”的思想家。更为重要的则是,无论思想、学术,大众根本已是冷眼相看的,现在,经济收入、物质生活才是主流了。文化英雄,于此绝迹。
身在异域,异常寂寞。不说别的,每天的饮食也让人生出思乡之情。到比较大的超级市场买菜时,李泽厚总喜欢去看看有没有“中国白菜”。在威斯康辛、密歇根、斯瓦斯莫、图宾根、科罗拉多等学校转了一圈,他最后定居于科州小镇博尔德。美国“没什么人知道我”。所以,当家乡的一位年轻人突然打来电话请求他作序时,对乡音“极感亲切”的他竟没能按惯例拒绝。
好在每年还是能回国一次,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见见朋友看看书,打听打听学界的八卦消息、自己著作的销售情况,去旧书店看看有没有被人拿出来“抛售”。幸好并没有,于是欣欣然。
用他的话说,在他的思考中,“尽管不一定都直接说出,但实际占据核心地位的,大概是所谓‘转换性创造’的问题。这也就是有关中国如何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就像当年有人批评他“跑到美国去找民主”,他心下想的却是:今天我不又回来了么?而且以后我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毕竟对我更为重要。
他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而其前提则是“社会稳定”和“生态坏境”。他们认为只有前三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人一票的普选、多党、议会制度才可能实行。缺乏稳固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贫困没有得到缓解之前,实行上述的制度非常危险。
今天,李泽厚的许多思想,或者已成为“常识”而为大众习焉不察;或者仍被视为“异见”而无法流行;或者引发“又是这一套”的不耐烦;或者直接被更多不关心的大众忽略。这和他说得对不对无关,也许他只是错过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兴奋点,又或者,是时代辜负了他。他曾想请朋友刻一枚“上世纪中国人”的印章,“加印在书的封面上,以验明正身:这确是落后国家过时人物的作品,决非当代英豪们‘与国际接轨’的高玄妙著。”
但他实在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原创型思想家,既熟知西学,又与本土资源、精神有内在联系。十数本著作数十个概念,几乎可以自成系统,囊括人一生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认识、如何审美、如何安身立命。
他,不再被模仿;但,仍未被超越。
如今,80之寿,再次回首人生,他还想对我们说些什么?
李泽厚习惯在下午3点后接待来访的客人。有了足够的休息,他会更有精力应答。他20多岁开始失眠,现在每天都要吃安眠药,“一共吃过11种,知道每种药的药性”。
他喜欢别人提新问题,喜欢说没说过的话。一些问题抛过去,他会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从夏天到冬天再到夏天,我们有过好几次长谈。
冬天的一次谈话,屋里暖气充足,但李泽厚穿得很厚,毛衣毛裤,再加羽绒马甲。他已年老,怕冷。到今年6月13日,他将年满八十。他在北京翠花胡同的居所隐于繁华的王府井街市之后。他每年都从美国回来,住上一段时间。从他家的窗口望出去能看到景山、天安门、美术馆。“你看,我坐在这儿,就能看到美术馆里有什么展览。”李泽厚坐在书房里,拿着望远镜说。雪后北京万物萧瑟,但仍微微泛着午后的光泽。
50多平米的屋子颇具令人赏心悦目的整饬之美。李泽厚说,这都是太太的功劳。李太太说她很少进李的书房,也不看书房里的书,“他写什么我都知道了。”
书架上有个相框,贴着“超女”、蒋雯丽、章子怡诸位明星的照片。2005年回国,李泽厚还看了“超女”的比赛。他喜欢周笔畅,问:“她现在怎么样?”
书房里的书已经不多,大多已送给岳麓书院,一部分送给别人,少部分带到美国,但有套《清史稿》很显眼。李泽厚祖上姓王,“李”为赐姓,高祖父曾是江南水师提督,在《清史稿》有传。李泽厚说,“相当于现在的舰队司令之类,我不大重视。跟我儿子没讲过,弟弟妹妹也都是这几年才知道的。毛泽东时代这是不能讲的。”
小康陷入困顿,师范考到北大
“祖父有很多钱很多地,到我父亲就什么都没了。他是邮局高级职员,自己奋斗,一个月有200多银元。我保留着一个账本,我们家花钱很大方,到月底没剩什么钱。我很小就吃过巧克力、烤鸭什么的。父亲一死,什么都没了。”李泽厚如是说。
他由此看清诸多势利眼。他喜欢鲁迅,因为对后者一些相似经历(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感同身受。“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对世界的看法比较理性,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李泽厚说。
母亲靠做农村小学教师勉强送李泽厚和弟弟上学。有人对她说,等你儿子长大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
几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让李泽厚愧疚的是,当时他不在母亲身边,等他赶过去,母亲已经入土了。“到现在都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过去好多年了还是那么地痛。”他进入了最困苦的时刻,失学失业。他说,决定了他一生性格的就是那个时期。
由于贫困,李泽厚虽然考上湖南最好的高中(湖南省立一中,朱镕基的母校),去的却是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因为师范免交学费,且有补助。他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偷偷阅读相关书籍,并冒死送过信,由于和联络人失去联系,最后不了了之。“我接触马克思主义是自己选择的。当时国民党的书店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师范学校规定毕业后需当两年小学老师才给文凭,许多同班同学就此当了一辈子老师。李泽厚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当时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更为突出,许多人为他没有考理工科感到奇怪。这一选择大抵是因为他在12岁时遭遇的精神危机:那次他因想到人终有一死惶惑不已,废书旷课数日,“想着为什么而活”。
因为买不起火车票,他一度想去卖血,但身体不行,最后去学校报到迟了一个月。在北大,李泽厚从来不买牙膏,用盐刷牙,每个月3块钱的补助攒下来资助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他也买不起笔记本,只能买活页纸。见到别人吃个煎鸡蛋就羡慕得不得了。而且他还患上了肺结核。这让他减少了活动时间,却意外地增加了读书及写作的时间。
当时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撤了,集中到北大。但那些哲学名师,像冯友兰等都在当“运动员”。李泽厚只好整天在图书馆看书自学。“我认为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教训。”
北大哲学系老师任继愈给了他一些照顾,成了他多年后惟一保持联系的老师。任先生去世时,李泽厚为错过之前一次探望机会深感遗憾。
地震棚里写完康德述评
从北大毕业后,李泽厚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证编号是:哲字01号。他随即参与了美学大讨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战对手是已经声名显赫的朱光潜、蔡仪等人。
“我反对美在自然、与人无关的论点;也反对将美等同美感,只与人的心理活动、社会意识相关的论点。我主张用马克思‘自然的人化’观点来解释美的问题,认为人类的实践才是美的根源,内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这是李泽厚的观点。
此次论争使他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美学的一大派别:实践美学,此时他才20多岁。在他之后,以如此年纪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事几乎再未发生。1950年代,他发表了两篇长文。“当时是1000字15块钱,两篇加起来刚好1000元。一篇发在《哲学研究》,一篇发在《历史研究》。”
成名并没有马上给他带来好处,既没提薪提级,也没分配住房,还是挤3人共住的集体宿舍。后来结了婚,“当了爱人20多年家属”(住在爱人单位的宿舍,爱人是煤炭文工团“搞舞蹈的”)。
但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对钱有一种报复心理,收到稿费就花,以至于有个朋友说他“挥金如土”。
因为年纪和名气“不成比例”,他去一些地方演讲,刚一走上讲台下面就响起一阵“好年轻啊”的窃语。有一次讲完散场,人都快走空了,还有4个女生在那里发呆。等他走过去,她们却一下散了,就像突然醒来一样。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李泽厚崭露头角不久,来自福建南安的少年刘再复考入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当时李泽厚已经是年轻美学专家了,我在大学里就读他的书,没想到后来亦师亦友,更没想到历史把我们都抛到了落基山下。”从美国去香港任客座教授的刘再复说。
“反右”来临之时,李泽厚正在敦煌考察壁画,躲过一劫。
他们这些人,最好的时光都在下放劳动(他经历了两次下放两次“四清”),就像当时《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标题:《哲学工作者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1958年大跃进时,整天都是在干体力活,有时还要搞“夜战”。凌晨两三点起来,走到地里,铺上一张油布,睡到天亮就起来干活。这令李泽厚哭笑不得。他常常感叹,他最好的20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文革”中,他经常上午开批斗会、学习会,下午一个人到地坛公园去散步,想些愿意想的问题。
和社科院的许多人一样,他被下放到了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劳动。他身体不好,干不了什么重活,被安排在“老弱病残组”。当时他把自己最喜欢、认为最值得读的书都带去了,但在干校只准读《毛选》,连看马列也要挨批评。就像1949年前偷读马列书籍一样,李泽厚在《毛选》下放了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英文版,仔细阅读并记了相当篇幅的笔记。此时知识分子中流行做木器等什物,李泽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他相信江青垮台只是时间的问题。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就用当初的笔记开始撰写关于康德的著作。
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有震感。在简陋的地震棚里,李泽厚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在研究些什么,又不申报课题,书出版之后,哲学所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首印达3万册,是当时卖得最好的哲学书。
奇怪的考题,豪爽的老师
1978年后,挣脱“文革”禁欲主义的中国人,开始面对牛仔裤、蛤蟆镜、口红的诱惑,他们需要对自己欲望冲动的理论支持。美学在此时成为了解放思想的助力,人们在对美的认识、追求过程中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我价值。
蛰伏多年,李泽厚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相继出版,兼具思想与文字之美的严肃学术著作竟卖出了数十万册,创下一个纪录,让他获得了那个年代一个学者能获得的最高声誉。各行各业争相阅读李泽厚的著作,他被邀请到各种场所去讲美学,可以用沈瓒评价李贽的话形容这情景:“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
太多的人希望成为李泽厚的学生。虽然他并不很想带学生,但哲学所的领导多次找他谈话,只好答应招收研究生。
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赵士林在硕士毕业后,准备报考李泽厚的博士生。“考他的博士是需要一些勇气的,高山仰止啊,很多人不敢,我不怕,考不上又不会杀你。”
许多考生拿到试卷之后懵了。“他招的专业是中国美学史,考的题是西方哲学史,一道中国美学史的题都没出,没人像他这样出题的!我只得了20几分,很多人都是0分,相对来说,我是不错的了。”赵士林回忆。
李泽厚有两个招生名额,最后只招了赵士林,他成了李泽厚第一个博士生。现在已经是中央民族大学博导的赵士林回想当初,觉得李泽厚那样出题是有道理的:“做关于中国的学问,不懂西方,没有比较的视野,那也是做不好的。”
硕士生的考试同样热闹。1985年,24岁的赵汀阳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报考了李泽厚的研究生。他就是冲着李泽厚这个名字去的。
“80年代,李泽厚是中国人文社科界第一杰出学者。那时候著名学者就没几个,他肯定是其中最突出、最有名的,而且肯定是思想最新、创见最多的。中国80年代的学术对将来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李泽厚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这两者是同构的。”
到考场后,赵汀阳发现,整个教室60人全都是报考李泽厚研究生的。“听说别的教室还有,这只是一个考点,全国还有很多考点。”
拿到试卷,赵汀阳吃了一惊:“他规定答每道题不许超过500字,超过了倒扣分。”
成为李泽厚的学生之后,赵汀阳问他为什么这么规定。“李泽厚说,500字还说不清楚,证明这个人脑子糊涂之极。他是考学生的脑子是不是足够清楚。”
赵汀阳跟李泽厚商量说,其实自己想做的是哲学,而不是美学。李泽厚说,那就更好了。“他要我们独立思考,而不是简单追随他的思路,这种态度非常了不起。”
赵士林说,“他对学生既严厉又宽松。我的一些想法他听了以后毫不客气地否决,但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说,你的论文,爬着写、走着写、滚着写、躺着写,我都不管,只要符合我要求。”
他们都清楚地记得,李泽厚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从来没有让学生帮他查过任何一条材料。“这不是突出的德行,而是基本的规范,我也不让学生帮忙查资料的。现在很多老师的活让学生干了,与抄袭无异。”赵汀阳说。
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李泽厚是个很好玩的人。“他年龄比我们大,但说话非常平等,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人也很豪爽,有时他可能找二三十个人一起吃饭,都是他来埋单。”有一次李泽厚回国,向赵汀阳提出要去蹦极。“我们打电话去问,让人堵回来了,以为我们是神经病,那时他都已经70岁了。”
我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赵士林反复强调的是:李泽厚是在难以出现思想家的时代出现的思想家。另外,李泽厚没有过时。41岁的经理人邓德隆一定支持这样的观点。
1987年,邓德隆18岁,在湖南攸县读师范学校。此时李泽厚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但身处小县城的他并没有感觉到,“现在想来是很大的损失”。
他有位校友是李泽厚迷。“他抄李泽厚的书,《美的历程》都能背了。他一直给我推荐,我没在意,我以前不是喜欢读书的人。”校友就强送了两本李泽厚的书给他,一本《论语今读》,一本《世纪新梦》。有一次他坐火车,打开翻读,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李泽厚的书。这是2002年的事。
邓德隆把这些理论用到生意场上。2005年,他给远在美国的李泽厚写了一封信。让他意外的是李泽厚很快给他打了电话。“我的书对他做生意做人有帮助,出乎我的意料。他是最熟悉我的著作的人,有些内容记得比我还清楚。”有这样的读者,李泽厚非常高兴。
此后李泽厚每次回国,邓德隆都要找机会跟他见面。“我们会吃一顿冗长的午餐,从10点半吃到下午两三点,聊天聊地,晒着斜阳。其实这是生命最大的享受,这就是生命的情本体,最值得珍惜。”
邓德隆现在又推荐别人看刘再复的《李泽厚美学概论》。这本书在2009年12月出版。刘再复在书中称李泽厚为“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李泽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惟一建立美学体系的哲学家。我认为对李泽厚这一套哲学体系,我们国内还没有充分认识。”
刘再复用这句话概括李泽厚的学术精神:走自己的路。在自己的路上,李泽厚构建了一整套话语谱系:“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巫史传统”、“儒道互补”、“儒法互用”、“两种道德”、“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文化心理结构”、“西体中用”、“积淀”、“主体性实践”、“度作为第一范畴”、“情本体”、“新感性”、“内在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个“李氏出品”的概念系统令人不得不惊叹于他原创力之旺盛。
“我在2008年封笔了。”在北京居所的客厅,李泽厚说他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定为封笔之作:“我垂垂老矣,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这可能与我的历史本体论哲学仍然保留着某种被认为过时了的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启蒙精神,以及中国传统的乐观精神有关系,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时髦,我并不感到任何羞愧。”
刘再复说,“李泽厚非常逗,他在房间里摆个骷髅来面对死亡。5年前他对我说,我有一个死亡的假设:假设我已经死了,这样我就可以更从容地对待人生。每次他都会说,他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长谈几个小时后,李泽厚的语速有些放慢了。他困了,安静地坐在椅子里。向晚的太阳开始收敛光芒。客厅的墙上挂着冯友兰先生当年送给他的一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那时李泽厚还很年轻呢。
李泽厚在去年冬天回到了美国。这个冬天格外漫长,5个月之后,我再次跟他通电话时,春天才刚刚醒来。回到李泽厚12岁时的那个春天,小山坡上山花烂漫,他却突然想到——我是要死的,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的困惑曾经缠绕着他。如今,他的答案是:为人类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