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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现阶段的翻译界，就中国译学如何发展一直都成为众多学者关心和争论的核心问题。中国译论发端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在现代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亟需有一个现代转换过程。本文在基本认识中国译学的定位、对比传统译论和西方译论在建设中国译论方面的作用后，提出了中国当代译论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译论的优势，同时将西方译论融入其中，这样才能顾此而不失彼，实现中国译论的大发展。
关键词：中国译学 传统译论 西方译论 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中国译学发展的现实纷争
1 显科学 潜科学
中国译学，或中国翻译学理论，区别于中国翻译事实，它不只是实践上与客观世界的相接，而是在形而上层面对整个中国翻译历史的全盘清算和高度凝结。我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最早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周代。但结合翻译实践活动最早提出相关翻译理论论述的却是三国时期的支谦。在其所著《法句经序》一文中，他执有的“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当令易晓，勿失厥义”、“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等观点确立了此序在中国译论史上的地位。其意义在于“首次提出译事之不易”，“反映了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说明我国译论从一开始便深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
就理论阐述而言，中国传统译论的长处在于，“由于汉语言文字自身在表意上的综合性和形象的简洁性，所以在宏观理论的阐述上往往长于高度的理论概括，常能高屋建瓴、一语中的、直逼真理”。首先有必要对中国传统译论作个简单的界定。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译论家大都倾向于对各种译作做出一些模糊化、印象化的直觉论断，用于论述翻译的术语也大多具有同样的模糊化、印象化特征。例如，对传统译论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均为数甚多，但却如杨自俭所言，“依然是语文学的研究，主要是考证加解释，缺少理论的开拓和方法上的创新”。主观印象性，可以说是此间中国传统译论的区别性特征。这样的译论研究是发生在语言学盛行之前，涉及翻译的文字多为经验之谈，缺乏理性的思考，大部分讨论“was subjected to taste and temperament rather than knowledge”。这也是为什么不说中国传统译学，而以传统译论一以贯之的原因所在。在“前语言学时代”，中国近代翻译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倾向以语言学为取向、以翻译对等为中心的译论家。代表人物是19世纪末中国重要的语言学家，严复的同代人马建忠。从本质上看，马建忠的译论并不属于中国传统译论范畴。由于严复的译论在20世纪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马建忠所提出的语言学翻译理论研究取向事实上却被忽略了，因而也未发展成为中国译论主流。
在以分析见长的语言学登场之前，中国传统翻译史上呈现出的零星片断的评论、感言，是不是可以在中国翻译学中占据一席之地？换言之，中国传统译论能否成为显科学，与物理、化学等学科同为人们所熟知？科学发展史表明：已得到确证、为世所公认的那些科学理论构成的常规科学称为显科学，其特征为具有前后一致的术语体系；具有实证性（包括证实和证伪），即能接受实践检验；具有逻辑体系，科学事实的真实性必须同时具有逻辑上与经验方面的有效性；具有抽象性，即从广泛搜集材料开始，然后进行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在此基础上可以归纳与演绎结合，分析与综合并举，将现象与属性和本质统一起来；具有预测性，能对尚未发生但受规律制约的事实作出预测；有明确的规定性，不能亦此亦彼；具有互恰性，前后论断互相支撑不能有相互矛盾的命题。那么，显科学的前身，即处在孕育阶段，不甚成熟的科学思想就可称为“潜科学”。根据翻译理论的性质和学者们的研究，可以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的潜科学特征明显表现为：（1）主要译论术语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大多数译论术语具有抽象性、概括性、主观体验性、印象性及模糊性等特点，至今译学界也难以就传统译论术语的具体所指和内涵达成一致意见。（2）传统译论的所指对象在于翻译实践的结果而非翻译实践的过程，所以不可避免地使传统译论论述带有主观性及价值判断倾向。（3）研究方法多为内省、定性概括、直观类比，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分析，缺乏分析性、解释力。对翻译的讨论几乎不可避免地以提出判定译文优劣的标准开始，对翻译所作的直觉判断则往往构成了传统译论的基础。（4）理论体系的非系统性，没有对翻译过程所涉及的诸多具体因素和复杂关系进行立体多边探讨。中国传统译论的潜科学性有助于认清学科发展方向，从潜到显的过渡中，避免纠缠于过去“潜”层面，一而再、再而三就感想谈感想做一些无谓的探讨。
2 自成体系 不成体系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中国古典美学译论观的集中表达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代学者所做的就是理论串联、梳理、综述工作。罗新璋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无疑是所处时代赋予的任务。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这篇著作，其主要贡献是对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影响的翻译实践、名家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其中的名家观点，按谭载喜的话来说，是“偏论”、“散论”，而非“主论”、“专论”；也就是说，仍停留在潜科学层面，还没有进入现代翻译学的话语场。所谓的“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则不过是把中国两千多年来代表着共同历史渊源的翻译观点的那些丝丝缕缕人为地编织到一起的一个系统而已。这种断言不无道理。首先中国传统的译论，无论是佛经翻译时期的“案本而传”、“五失本”、“三不易”、“八备”和“十条”；“依实出华”；“从方言，趣不乖本”，还是近代的“信达雅”都是翻译家的因事生论，并非出于作为一种科学的翻译学的学科意识。其次，中国传统译论缺乏一以贯之的术语体系。此缺憾尤其表现在有些要表达的意思竟然通过非术语来表示，如玄奘的“五种不翻”。这个“不翻”二字从术语学的角度看，违反“以名举实”的名词（词组）性原则，是无资格成为“术语”的。最后，传统译论所依赖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直觉，侧重于体验。其特点是零章片语的语录且注疏居多。它们虽然简明扼要、语多精粹，却不能伴以分门别类、纲维并举的分析性。就其知识内部而言，呈现着散点式的无序状态，形不成结构，因而就为其多义性和多变性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就知识之间的关系而论，则又彼此缺乏逻辑联系。
另一方面，刘宓庆曾做过预言，“（套用西方理论）这类‘空对空’、与本国翻译现状、本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和现实‘不搭界’的翻译研究将会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将密切关注本国、本民族的现状和发展，从事脚踏实地的研究”。这种“特色派”的主要观点是：翻译理论体系必须建立于特定的语言、文化，“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各语系、各种类型的语言的语际转换的翻译理论模式”。上述争辩反映了译学界在寂静期对现代译学理论发展走向的探索、审视和思考。值得译学界同仁注意的是，多数学者把当今翻译理论建设的立足点放在了对传统译论的理性继承上。对传统译论的理性继承并不意味着把古代和近代的译论生迁硬徙到当代译论之中，甚至凌驾于当今翻译理论建设之上。当今译学理论的构建必须顺应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和现代性的要求。
二 中国译学发展，路在何方？
1 对待传统翻译理论
“特色派”对传统译论的强调有点过头了，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丰富的翻译传统，容易产生过分的民族自豪感，以致固步自封。丰富的翻译传统反而成为迈向现代化的包袱和绊脚石。国内大部分翻译研究者主张在清理传统译论宝藏的同时，尽量实现传统翻译理论的现代转型。应以我国古代译论为母体和本根，认识与研究中西译论的异同，明白我国古代译论的主要精神与当代价值，吸取西方译论的有益营养，来建设当代译论。
新译学在思想趣味、形式上与古典译学大异其趣，并且趋向于形成一套融汇中西各家之长的新的术语规范。马祖毅、陈福康等学者的一批有关传统译论的论著，从各自的认识角度，初步总结了古代译论庞杂而丰富的经验。但它们是古代、近代译论思想的总结与概括，只是当代译学理论建设的一部分，难以成为当代译学理论自身。传统译论要在当今译学建设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做好现代转换，使古代译论的一部分探讨面向现代。现代转换并非是古代译论现代化，而是将古代译论作为资源，把其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与当代译学理论在内涵方面有着共通之处的概念及有着普遍规律性的成分清理出来，赋予其新的思想、意义，使其与当代译学理论融合，成为具有当代意义的译学理论的血肉。
2 对待西方翻译理论
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翻译理论大规模引进中国内地。引进之初，确实给中国翻译界带来了丝丝清风，西方务实的分析路径似乎给迷惘的翻译领域点亮了一盏明灯。新概念、新术语陆续介绍进来，翻译研究的方法也似乎多了起来。屠国元、肖锦银从人类文化的动态系统入手对这些理论和著作的介绍作了中肯的评价。译学界在肯定了西方理论应有的价值的同时，也觉悟到了他们对国内翻译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术语的混乱”、“应用方面的欠缺”和“工作的简单、重复，缺乏系统的研究”。究其原因，一是译学界长久隔绝之后产生的迫切求变心态，各种理论伴随着各种术语大量输入而来不及仔细消化，似乎一种新说的出场本身就意味了它的价值与胜利；二是对西方理论存在“理想主义”倾向，在为西方理论的优点欢呼的同时，缺乏对其自身的不足进行检验和反省，把传统文化思想贬得一钱不值。虽然文化转型期术语转换是不可避免的，但新名词和新理论跃进式的涌现，既不利于对传统译论的改造，也不利于对所引介理论的消化吸收。如前所述，这种情况到90年代初以后有所变化。这主要是我国学者在理论探讨上不断深化和细化，而且西方译论本身也挣脱了大半个世纪的内在研究而大规模地转向外在研究，它对自身理论并非绝对完美的认识与检讨，清醒了不少人的头脑。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发觉西化道路在我国再度受阻，西化实际上也是一种教条主义，因此人们不能不考虑现实的实际情况。
三 结语
现代文学理论由于“五四”的激进主义的一面而丢掉了古代文论传统，使现代译学理论总觉得缺少了母体的营养与根底，缺乏一种底气和骨韵。译学界一度借他山之石攻玉，但对自己的宝山顾而不周。由于对传统译论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有生命力的东西研究不够，未曾有过现代转化的过程，与现代译学理论未有沟通，现代译学理论与深厚的古代译学理论之间似乎缺乏血肉联系，而如飘零的浮萍。译学界所能做到的是在现代译学理论的基础上充分研究古代译论，把其中的包括其体系与各种术语的有用成分最大限度地分离出来。这样做不是机械地使用一些古代译论的术语，而是丰富其原有的涵义，赋予其新义，与现代译学理论、西方翻译理论融合起来，使其成为当代译学理论的血肉，形成当代译学理论的新形态。
注：本文系重庆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语言学时代的中国译学系统观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K2009-87。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 杨自俭：《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
[3] Bates,E.S.Intertraffic-Studies in Translation[M],London,1943.
[4] 徐炼：《人文科学导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解恩：《潜科学导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
[6] 谭载喜：《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中国翻译》，1998年第13期。
[7] 刘英凯：《论中国译论的潜科学现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1期。
[8] 刘宓庆：《翻译理论研究展望》，《中国翻译》，1996年第6期。
[9] 刘宓庆：《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中国翻译》，1989年第1期。
[10] 屠国元、肖锦银：《西方现代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
作者简介：陈鹏，男，1978—，湖南宁乡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9级在读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工作单位：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中国译学 传统译论 西方译论 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中国译学发展的现实纷争
1 显科学 潜科学
中国译学，或中国翻译学理论，区别于中国翻译事实，它不只是实践上与客观世界的相接，而是在形而上层面对整个中国翻译历史的全盘清算和高度凝结。我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最早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周代。但结合翻译实践活动最早提出相关翻译理论论述的却是三国时期的支谦。在其所著《法句经序》一文中，他执有的“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当令易晓，勿失厥义”、“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等观点确立了此序在中国译论史上的地位。其意义在于“首次提出译事之不易”，“反映了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说明我国译论从一开始便深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
就理论阐述而言，中国传统译论的长处在于，“由于汉语言文字自身在表意上的综合性和形象的简洁性，所以在宏观理论的阐述上往往长于高度的理论概括，常能高屋建瓴、一语中的、直逼真理”。首先有必要对中国传统译论作个简单的界定。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译论家大都倾向于对各种译作做出一些模糊化、印象化的直觉论断，用于论述翻译的术语也大多具有同样的模糊化、印象化特征。例如，对传统译论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均为数甚多，但却如杨自俭所言，“依然是语文学的研究，主要是考证加解释，缺少理论的开拓和方法上的创新”。主观印象性，可以说是此间中国传统译论的区别性特征。这样的译论研究是发生在语言学盛行之前，涉及翻译的文字多为经验之谈，缺乏理性的思考，大部分讨论“was subjected to taste and temperament rather than knowledge”。这也是为什么不说中国传统译学，而以传统译论一以贯之的原因所在。在“前语言学时代”，中国近代翻译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倾向以语言学为取向、以翻译对等为中心的译论家。代表人物是19世纪末中国重要的语言学家，严复的同代人马建忠。从本质上看，马建忠的译论并不属于中国传统译论范畴。由于严复的译论在20世纪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马建忠所提出的语言学翻译理论研究取向事实上却被忽略了，因而也未发展成为中国译论主流。
在以分析见长的语言学登场之前，中国传统翻译史上呈现出的零星片断的评论、感言，是不是可以在中国翻译学中占据一席之地？换言之，中国传统译论能否成为显科学，与物理、化学等学科同为人们所熟知？科学发展史表明：已得到确证、为世所公认的那些科学理论构成的常规科学称为显科学，其特征为具有前后一致的术语体系；具有实证性（包括证实和证伪），即能接受实践检验；具有逻辑体系，科学事实的真实性必须同时具有逻辑上与经验方面的有效性；具有抽象性，即从广泛搜集材料开始，然后进行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在此基础上可以归纳与演绎结合，分析与综合并举，将现象与属性和本质统一起来；具有预测性，能对尚未发生但受规律制约的事实作出预测；有明确的规定性，不能亦此亦彼；具有互恰性，前后论断互相支撑不能有相互矛盾的命题。那么，显科学的前身，即处在孕育阶段，不甚成熟的科学思想就可称为“潜科学”。根据翻译理论的性质和学者们的研究，可以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的潜科学特征明显表现为：（1）主要译论术语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大多数译论术语具有抽象性、概括性、主观体验性、印象性及模糊性等特点，至今译学界也难以就传统译论术语的具体所指和内涵达成一致意见。（2）传统译论的所指对象在于翻译实践的结果而非翻译实践的过程，所以不可避免地使传统译论论述带有主观性及价值判断倾向。（3）研究方法多为内省、定性概括、直观类比，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分析，缺乏分析性、解释力。对翻译的讨论几乎不可避免地以提出判定译文优劣的标准开始，对翻译所作的直觉判断则往往构成了传统译论的基础。（4）理论体系的非系统性，没有对翻译过程所涉及的诸多具体因素和复杂关系进行立体多边探讨。中国传统译论的潜科学性有助于认清学科发展方向，从潜到显的过渡中，避免纠缠于过去“潜”层面，一而再、再而三就感想谈感想做一些无谓的探讨。
2 自成体系 不成体系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中国古典美学译论观的集中表达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代学者所做的就是理论串联、梳理、综述工作。罗新璋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无疑是所处时代赋予的任务。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这篇著作，其主要贡献是对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影响的翻译实践、名家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其中的名家观点，按谭载喜的话来说，是“偏论”、“散论”，而非“主论”、“专论”；也就是说，仍停留在潜科学层面，还没有进入现代翻译学的话语场。所谓的“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则不过是把中国两千多年来代表着共同历史渊源的翻译观点的那些丝丝缕缕人为地编织到一起的一个系统而已。这种断言不无道理。首先中国传统的译论，无论是佛经翻译时期的“案本而传”、“五失本”、“三不易”、“八备”和“十条”；“依实出华”；“从方言，趣不乖本”，还是近代的“信达雅”都是翻译家的因事生论，并非出于作为一种科学的翻译学的学科意识。其次，中国传统译论缺乏一以贯之的术语体系。此缺憾尤其表现在有些要表达的意思竟然通过非术语来表示，如玄奘的“五种不翻”。这个“不翻”二字从术语学的角度看，违反“以名举实”的名词（词组）性原则，是无资格成为“术语”的。最后，传统译论所依赖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直觉，侧重于体验。其特点是零章片语的语录且注疏居多。它们虽然简明扼要、语多精粹，却不能伴以分门别类、纲维并举的分析性。就其知识内部而言，呈现着散点式的无序状态，形不成结构，因而就为其多义性和多变性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就知识之间的关系而论，则又彼此缺乏逻辑联系。
另一方面，刘宓庆曾做过预言，“（套用西方理论）这类‘空对空’、与本国翻译现状、本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和现实‘不搭界’的翻译研究将会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将密切关注本国、本民族的现状和发展，从事脚踏实地的研究”。这种“特色派”的主要观点是：翻译理论体系必须建立于特定的语言、文化，“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各语系、各种类型的语言的语际转换的翻译理论模式”。上述争辩反映了译学界在寂静期对现代译学理论发展走向的探索、审视和思考。值得译学界同仁注意的是，多数学者把当今翻译理论建设的立足点放在了对传统译论的理性继承上。对传统译论的理性继承并不意味着把古代和近代的译论生迁硬徙到当代译论之中，甚至凌驾于当今翻译理论建设之上。当今译学理论的构建必须顺应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和现代性的要求。
二 中国译学发展，路在何方？
1 对待传统翻译理论
“特色派”对传统译论的强调有点过头了，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丰富的翻译传统，容易产生过分的民族自豪感，以致固步自封。丰富的翻译传统反而成为迈向现代化的包袱和绊脚石。国内大部分翻译研究者主张在清理传统译论宝藏的同时，尽量实现传统翻译理论的现代转型。应以我国古代译论为母体和本根，认识与研究中西译论的异同，明白我国古代译论的主要精神与当代价值，吸取西方译论的有益营养，来建设当代译论。
新译学在思想趣味、形式上与古典译学大异其趣，并且趋向于形成一套融汇中西各家之长的新的术语规范。马祖毅、陈福康等学者的一批有关传统译论的论著，从各自的认识角度，初步总结了古代译论庞杂而丰富的经验。但它们是古代、近代译论思想的总结与概括，只是当代译学理论建设的一部分，难以成为当代译学理论自身。传统译论要在当今译学建设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做好现代转换，使古代译论的一部分探讨面向现代。现代转换并非是古代译论现代化，而是将古代译论作为资源，把其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与当代译学理论在内涵方面有着共通之处的概念及有着普遍规律性的成分清理出来，赋予其新的思想、意义，使其与当代译学理论融合，成为具有当代意义的译学理论的血肉。
2 对待西方翻译理论
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翻译理论大规模引进中国内地。引进之初，确实给中国翻译界带来了丝丝清风，西方务实的分析路径似乎给迷惘的翻译领域点亮了一盏明灯。新概念、新术语陆续介绍进来，翻译研究的方法也似乎多了起来。屠国元、肖锦银从人类文化的动态系统入手对这些理论和著作的介绍作了中肯的评价。译学界在肯定了西方理论应有的价值的同时，也觉悟到了他们对国内翻译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术语的混乱”、“应用方面的欠缺”和“工作的简单、重复，缺乏系统的研究”。究其原因，一是译学界长久隔绝之后产生的迫切求变心态，各种理论伴随着各种术语大量输入而来不及仔细消化，似乎一种新说的出场本身就意味了它的价值与胜利；二是对西方理论存在“理想主义”倾向，在为西方理论的优点欢呼的同时，缺乏对其自身的不足进行检验和反省，把传统文化思想贬得一钱不值。虽然文化转型期术语转换是不可避免的，但新名词和新理论跃进式的涌现，既不利于对传统译论的改造，也不利于对所引介理论的消化吸收。如前所述，这种情况到90年代初以后有所变化。这主要是我国学者在理论探讨上不断深化和细化，而且西方译论本身也挣脱了大半个世纪的内在研究而大规模地转向外在研究，它对自身理论并非绝对完美的认识与检讨，清醒了不少人的头脑。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发觉西化道路在我国再度受阻，西化实际上也是一种教条主义，因此人们不能不考虑现实的实际情况。
三 结语
现代文学理论由于“五四”的激进主义的一面而丢掉了古代文论传统，使现代译学理论总觉得缺少了母体的营养与根底，缺乏一种底气和骨韵。译学界一度借他山之石攻玉，但对自己的宝山顾而不周。由于对传统译论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有生命力的东西研究不够，未曾有过现代转化的过程，与现代译学理论未有沟通，现代译学理论与深厚的古代译学理论之间似乎缺乏血肉联系，而如飘零的浮萍。译学界所能做到的是在现代译学理论的基础上充分研究古代译论，把其中的包括其体系与各种术语的有用成分最大限度地分离出来。这样做不是机械地使用一些古代译论的术语，而是丰富其原有的涵义，赋予其新义，与现代译学理论、西方翻译理论融合起来，使其成为当代译学理论的血肉，形成当代译学理论的新形态。
注：本文系重庆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语言学时代的中国译学系统观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K2009-87。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 杨自俭：《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
[3] Bates,E.S.Intertraffic-Studies in Translation[M],London,1943.
[4] 徐炼：《人文科学导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解恩：《潜科学导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
[6] 谭载喜：《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中国翻译》，1998年第13期。
[7] 刘英凯：《论中国译论的潜科学现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1期。
[8] 刘宓庆：《翻译理论研究展望》，《中国翻译》，1996年第6期。
[9] 刘宓庆：《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中国翻译》，1989年第1期。
[10] 屠国元、肖锦银：《西方现代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
作者简介：陈鹏，男，1978—，湖南宁乡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9级在读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工作单位：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