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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纵论城镇化
郑永年：提防被误读的城镇化带来中国式金融危机
李稻葵：城镇化需要引入民间资本
樊纲：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发展
王丰：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到了要精细化改革的时候。”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日前，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郑永年再度接受本刊采访，提示地方政府才是城镇化的关键推手，而各地举债投资城镇化隐含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类型的金融危机”。
城镇化结果取决于地方政府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关于城镇化的规划即将出台，您认为当前城镇化工作处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上，关键点在哪里？
郑永年： 城镇化已经确定为中国新一届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点，我觉得这非常正确，但是中国城镇化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政策，会促成什么样的结果，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现在，中央在讲城镇化，学者也在讨论城镇化，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取决于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是城镇化的推手，他们是行动者。
我的感觉是，对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最重要的还是GDP，还是经济发展。为了GDP，地方政府会做什么呢？第一，土地的城镇化，远远超过人的城镇化；第二，城镇化需要很多投资，所以向中央政府要钱，向银行借钱，自己筹资。中国现在地方债务已经很高，如果以城镇化为契机，又有一波巨大的债务扩张，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类型的金融危机，这是决策者必须提防的。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从根源上解决土地问题？
郑永年：中国要重新界定土地的数量。这些年来，中国土地的数量发生很大变化，在很多城市，土地中农用地、工业用地、宅基地各有多少，这些土地谁掌握着？没有答案。如果在不掌握土地总量的情况下去搞城镇化，我想会有很多的风险。
《中国经济周刊》：有观点认为，城镇化不应该政府说了算，应该有更多的民营机构参与，在新加坡等一些发达国家是怎么做的？
郑永年：政府跟民间要有伙伴关系，不能什么都政府大包大揽。要市场多做一点，市长少做一点。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一直说要把一些行政审批权下放，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但是行政审批权怎么下放呢？能不能通过财政预算改革，重新划分政府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中央政府在审批预算的时候，只给应当做的那一块，不应当做的绝对不给。
城镇化突破口在公共住房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各方面进行改革，您认为现在最切实可行的一个突破口是什么？
郑永年：包括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在内，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农民工，绝对是个烂城市、死城市。我们应当有规划地去消化这些农民工，让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社会改革、医疗保障、公共住房、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改革要全面推进很困难，我想有一个突破口是公共住房。农民工进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住房。
在新加坡，80%的住房是政府的租屋；在香港，地产商主导房地产市场，公共住房也有40%；而在中国大陆，公共住房占比20%都不到，这说不过去。中国从人均值估算的话，已经差不多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的水平，这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关键在于住房分配非常不公平，很多人没房住，另外很多人有七八套甚至更多。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估算，如果要将已在城市生活的1.6亿农民工市民化，政府需要投入约1.8万亿元，您觉得这个成本怎样消化？
郑永年：这个观点不正确，不能仅仅把农民工看成包袱，来计算把他们转化成城市居民需要多少成本。应该把他们看作消费群体，现在他们把钱都带回老家了，如果他们成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就能给城市做更多贡献。
城市升级不是城市行政升级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大城市”发展战略，不断向城市周边扩张，这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我注意到，城镇化不仅是经济扩张，权力扩张也很明显，比如把郊区县改成区，把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
像新加坡、首尔，世界上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升级，但是人家升级是产业升级、城市基础设施升级。中国的城市在做行政升级。这是不好的现象，导致中国现在行政体制有点畸形，中央政府在搞大部制改革，机构越来越精简；基层由于县变区、变市，也很小了；中间层巨大无比。两头小，中间大，这样一个行政体制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经济周刊》：这样的行政体制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会有很多的问题，在中央对地方的关系上。假如中央政府出了一个政策，中间层存在阻拦，到了地方就没有了，这会导致中央政府与老百姓越来越脱节。在中国，一线政府很重要，所以，要城镇化，一定要配合城市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郑永年：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只能通过城市体制改革获得，假设以GDP为主导，只能促使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早来。中国不少城市，没有很好的规划，只是通过“国家动员”的方式来推动城市的发展与GDP的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比如，有些地方在政府动员下造一些空城，没多少人气。
以改革来推动城市化，这是唯一的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任何国家都是一样。比如底特律，光是依赖汽车工业，没有改革的步伐，那么汽车产业一衰落，这个城市就面临困境。
《中国经济周刊》：国际上有良好的城镇化模式可供中国借鉴吗？
郑永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在追求自己的进步，比如新加坡，这个城市已经升级了好几次，今天仍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做。我觉得，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学习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失败的例子，要避免重复人家曾经的失败。城镇化如果不配合城市体制改革、农村体制改革，会再次造成对农村土地的剥夺，这个陷阱是绝对要避免的。
郑永年：提防被误读的城镇化带来中国式金融危机
李稻葵：城镇化需要引入民间资本
樊纲：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发展
王丰：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到了要精细化改革的时候。”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日前，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郑永年再度接受本刊采访，提示地方政府才是城镇化的关键推手，而各地举债投资城镇化隐含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类型的金融危机”。
城镇化结果取决于地方政府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关于城镇化的规划即将出台，您认为当前城镇化工作处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上，关键点在哪里？
郑永年： 城镇化已经确定为中国新一届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点，我觉得这非常正确，但是中国城镇化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政策，会促成什么样的结果，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现在，中央在讲城镇化，学者也在讨论城镇化，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取决于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是城镇化的推手，他们是行动者。
我的感觉是，对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最重要的还是GDP，还是经济发展。为了GDP，地方政府会做什么呢？第一，土地的城镇化，远远超过人的城镇化；第二，城镇化需要很多投资，所以向中央政府要钱，向银行借钱，自己筹资。中国现在地方债务已经很高，如果以城镇化为契机，又有一波巨大的债务扩张，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类型的金融危机，这是决策者必须提防的。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从根源上解决土地问题？
郑永年：中国要重新界定土地的数量。这些年来，中国土地的数量发生很大变化，在很多城市，土地中农用地、工业用地、宅基地各有多少，这些土地谁掌握着？没有答案。如果在不掌握土地总量的情况下去搞城镇化，我想会有很多的风险。
《中国经济周刊》：有观点认为，城镇化不应该政府说了算，应该有更多的民营机构参与，在新加坡等一些发达国家是怎么做的？
郑永年：政府跟民间要有伙伴关系，不能什么都政府大包大揽。要市场多做一点，市长少做一点。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一直说要把一些行政审批权下放，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但是行政审批权怎么下放呢？能不能通过财政预算改革，重新划分政府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中央政府在审批预算的时候，只给应当做的那一块，不应当做的绝对不给。
城镇化突破口在公共住房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各方面进行改革，您认为现在最切实可行的一个突破口是什么？
郑永年：包括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在内，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农民工，绝对是个烂城市、死城市。我们应当有规划地去消化这些农民工，让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社会改革、医疗保障、公共住房、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改革要全面推进很困难，我想有一个突破口是公共住房。农民工进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住房。
在新加坡，80%的住房是政府的租屋；在香港，地产商主导房地产市场，公共住房也有40%；而在中国大陆，公共住房占比20%都不到，这说不过去。中国从人均值估算的话，已经差不多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的水平，这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关键在于住房分配非常不公平，很多人没房住，另外很多人有七八套甚至更多。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估算，如果要将已在城市生活的1.6亿农民工市民化，政府需要投入约1.8万亿元，您觉得这个成本怎样消化？
郑永年：这个观点不正确，不能仅仅把农民工看成包袱，来计算把他们转化成城市居民需要多少成本。应该把他们看作消费群体，现在他们把钱都带回老家了，如果他们成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就能给城市做更多贡献。
城市升级不是城市行政升级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大城市”发展战略，不断向城市周边扩张，这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我注意到，城镇化不仅是经济扩张，权力扩张也很明显，比如把郊区县改成区，把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
像新加坡、首尔，世界上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升级，但是人家升级是产业升级、城市基础设施升级。中国的城市在做行政升级。这是不好的现象，导致中国现在行政体制有点畸形，中央政府在搞大部制改革，机构越来越精简；基层由于县变区、变市，也很小了；中间层巨大无比。两头小，中间大，这样一个行政体制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经济周刊》：这样的行政体制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会有很多的问题，在中央对地方的关系上。假如中央政府出了一个政策，中间层存在阻拦，到了地方就没有了，这会导致中央政府与老百姓越来越脱节。在中国，一线政府很重要，所以，要城镇化，一定要配合城市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郑永年：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只能通过城市体制改革获得，假设以GDP为主导，只能促使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早来。中国不少城市，没有很好的规划，只是通过“国家动员”的方式来推动城市的发展与GDP的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比如，有些地方在政府动员下造一些空城，没多少人气。
以改革来推动城市化，这是唯一的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任何国家都是一样。比如底特律，光是依赖汽车工业，没有改革的步伐，那么汽车产业一衰落，这个城市就面临困境。
《中国经济周刊》：国际上有良好的城镇化模式可供中国借鉴吗？
郑永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在追求自己的进步，比如新加坡，这个城市已经升级了好几次，今天仍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做。我觉得，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学习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失败的例子，要避免重复人家曾经的失败。城镇化如果不配合城市体制改革、农村体制改革，会再次造成对农村土地的剥夺，这个陷阱是绝对要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