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曾说：“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已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重读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唤起我新的思考。《班主任》用小说的形式对刚刚结束的“文革”提出质疑，塑造了很多带有时代印记的人物形象，被视为“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
　　刘心武以不凡的勇气、写实的笔法塑造了被极“左”思想毒害和扭曲的中学生形象，其中谢惠敏最具典型性。
　　团支部书记谢惠敏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孩子，她坚守着“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在雨后泥泞的大车道上奔回村庄的背影令人难忘，但是她没有同龄人应有的活泼好动，即便在炎热的夏天依然穿着长袖衬衫；“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不感兴趣，的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在张老师提出为什么不将组织生活的念报纸改为爬山时，她的第一反应是：“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可见，谢惠敏的思想已不可抗拒地僵化和教条化。
　　这与她家庭的影响有关，她的父母“经常叮嘱她及弟妹，要认真听广播看报纸，要求他们好好学功课……”谢惠敏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因此她的思维方式非常简单，精神营养极度匮乏，她淳朴却又荒谬，坚定而又盲从。她无法理解石红和张老师，认为《牛虻》是黄书，这并不是因为她不读书，相反，她爱读书，但是她只读“过滤”好的书。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她早已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在石红召集女同学们读《表》来帮助宋宝琦的时候，谢惠敏一听是外国小说，就打心眼里反感，立刻反问道：“报上有推荐过吗？”这并不只是她自己的家庭导致的，更是整個社会对她精神造成的深深影响。
　　历来人们读这篇小说都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谢惠敏和宋宝琦的身上，却忽略了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石红。石红虽然与谢惠敏一样都是青少年学生，但是她却不像谢惠敏一样愚昧无知。她与谢惠敏不同，她生活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爸爸是区上一个干部”“母亲是小学教师”，爸妈形成了很好的学习习惯，“他们书架上马恩、列宁四卷集、毛选四卷和许多厚薄不一的马列、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书边几乎全有浅灰的手印，书里不乏折痕、重点线和某些意义着深深思索的符号……”家里的书架上还摆放着《暴风骤雨》《欧也妮·葛朗台》《唐诗三百首》等文学作品。这种家庭的影响使她成为一个“小书迷”，不仅研读了政治理论著作，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小说意在表明，石红是有文化的，是有别于谢惠敏的。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之中石红足以抵挡“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像中流砥柱一般，以读马列、毛主席的书为主而传承文化。
　　小说以张老师的视角叙述了石红阅读政治理论读物的情形：“石红通读过《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毛选四卷，运用其思考、分析问题，并体现在积极的行动中。”这难道不是与谢惠敏有本质上的差别吗？我们应该注意到，石红与谢惠敏都生活在“文革”时代，生活在“文革”的社会环境中，又怎能完全避免“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侵袭呢？文化专制不是阻止阅读马列、毛主席的书，恰恰相反，是倡导读指定的马列、毛主席的书。石红也是听话的好孩子，是自觉“经历了‘无产阶级大革命’洗礼”的青少年之一，她与千千万万“文革”中的青少年一样，仍无法摆脱“文革”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也不具备独立反思时代的能力。
　　小说中对石红形象的刻画意图是正面的，是带有比较性的，她不像谢惠敏那样排斥小流氓宋宝琦，也不像谢惠敏那样愚昧无知。她活泼聪明，广泛地阅读了很多中外文学名著，虚心向张老师请教“读《牛虻》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作者似乎在暗示读者，石红才是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但仔细想来，这种溢美式的描写刻画是简单化、概念化的。实际上，石红与谢惠敏皆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以读书而论，谢惠敏是恐惧读书，不读书；石红是“带着问题”功利性地读书，她们都没有把文学的审美当作健全人的精神世界的自由方式，从这一意义来说，她们二人皆是“五十步笑百步”。
　　刘心武的这篇小说创作于1977年11月，这距离粉碎“四人帮”后仅一年的时间，这便注定小说仍受“文革”的影响。我们今天必须正视小说的时代局限，只有如此，才是不辜负作者当年的勇气与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