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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印度电影《起跑线》于2018年上映，关注和思考的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问题，虽然影片被定义为喜剧，但却能引起观影者的深思。有学者对其教育问题、视觉文化传播、拍摄手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本文以阿兰·德波顿身份焦虑为理论切入点，以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大环境和主人公身边的他人形象作为镜像，去分析影片所反映出来的中产阶级的女性焦虑问题，试图发现缓解或解决女性焦虑的办法。
关键词：女性焦虑 《起跑线》
焦虑问题是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人类学和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影视圈也逐渐深入了这种焦虑感的表现，导演和编剧试图通过不一样的剧情展开方式去把握问题的内核。电影《起跑线》就是从子女教育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去关涉女性焦虑话题的一部影片。该片于2018年4月4日在中国上映，讲述的是拉吉——一位典型的中产阶级富商，在他生活的区域和自己的文化、生活、商业圈内的成功人士。他没有太多的欲求，是一位传统的印度商人，深谙经商之道且有传统的文化信仰和内心品德。他的妻子米塔是一位“见识”广泛的知识女性，因为自己没有继续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错失了很多的机会——那些在比自己更高的社会阶层中的机会，所以她费尽心力为自己的女儿寻求出路，在送女儿进入高等学府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荒唐而又情有可原的故事。
《身份焦虑》一书中，德波顿介绍了身份焦虑，并对其原因和解决办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书中将身份焦虑定义为：“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本文选取的身份焦虑观念即源于此。
一、女性身份的焦虑
何为身份？“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如已婚、中尉等）。而广义上……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本文选取的即是广义而言的定义。女性因为生理和心理与男性的不同，在男性为主的社会群体中总是在找寻自己的身份定位和生存空间，一种不确定的身份感也促使其心理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
《起跑线》中的母亲米塔，在影片开始就被定义为“时尚”两个字，而拉吉则被定义为“朴素”。在传统的父母眼中，米塔是另类的，不符合传统要求的。这让她一出场就带有了某种身份上的定义。“她的形象时尚、自信、干练、强势、幽默，与传统所定义的印度已婚妇女形象绝缘。她更像欧美时尚杂志的封面女郎，而不是中国观众记忆中的‘印度母亲’形象”。作为丈夫的拉吉，认为“顾客是神没错，可老婆是至高无上的”。一辈子都在试着做一位让妻子开心的丈夫，事事依着米塔，可是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他感觉自己配不上她。所以家庭生活全是米塔做主的时候，女性气质和心理因素便让她走向了攀比和争夺之路。她信任社会上流行的指南杂志学校排名并一一考察分析适合皮娅的学校。她没有办法享受生活，因为“女儿的未来还没有确定”。在择校的过程中，她毫无留恋地离开了旧城区，搬进高档社区并迫使自己和家人去学习一种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她眼里，女儿会因为自己的父母交不到朋友。她举办餐会邀请同龄的孩子参加，但却不能展现最真实的家庭关系和情况，连女儿最喜欢的舞蹈都不能尽情地跳。她对拉吉说：“你的人离开了旧市街，可旧市街的习气还留在你身上。”她试图在说英语的上层阶级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获得与之相应的尊重和尊严。
她参加孩子的入学培训，熬夜为孩子写入学申请表，按照顾问要求的一切去改变。在四个学校公开名单中没有皮娅的名字时，她以非常情绪化的方式对丈夫吼叫，促使拉吉被迫通过违法的手段申请入学资格。当得知自己的女儿可以以贫困生的资格进入学校时，她激动不已，但是当电视上出现学校要对违法行为进行详查时，她情绪再次大变，说着事情无法挽回的后果和孩子没有父亲以后的生活等。于是决定“变成穷人”。当事情不受控制的时候，她也失去了控制。在贫民区的生活，她经历着从未经历的困境：生活环境的恶劣、吃水时候的争抢等，这让她意识到女人之间是需要通过争吵和掠夺去获得权利的，但是面对政府工作人员时就要选择忍受。当学校审查员到来的时候，他们努力装作穷人，不断地向穷人们学习如何谋生，但是“贫穷这门课不是那么容易教会的”。
作为母亲，她的爱无可厚非，但是却过多地进入了孩子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内心的焦虑形成了躯体化的转移，给丈夫和孩子带来了压力。作为中产阶级女性，上层社会不会吸收她，就连和上流社会的卡比尔谈恋爱都被拒绝。她嫁给了内心觉得配不上自己的男人，这个人拼尽全力满足她的要求，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愛她的;他们两人之间有太多的不协调。与保姆和贫民区的女性相比，她处在了更加不稳定的时期，她渴求身份，趋向上层社会的权利却觊觎贫困孩子的权利，对丈夫有过度的期待，认为上好的学校就会把孩子培养成社会精英;但什么是精英她却没有思考，只是有一种近乎病态的精英崇拜。就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而言，又有很多事情超出了预期和控制，不受控因素的增加和无能为力感更加剧了她的焦虑。
二、男性及社会镜像的施压
女性多受男性及环境的影响，在整部影片中，这个传统的男人对她的影响很大，虽然两人已经结婚，并拥有和谐而富裕的家庭，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在思想和价值追求层面两人是不平等的。他有传统的教育理念，在米塔疯狂为孩子寻找学校的时候，他甚至求她别让自己的孩子和自己分开。离开旧城区的时候，他依依不舍，在公立学校出来的商人没有办法理解米塔所说的和想象的说英语的阶级应该有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乔迁新居的餐宴上，“男人喝威士忌，女人喝果汁”是一种默认的规则，跳印度舞会被认为是出丑。反观其他男性，上层社会中的卡比尔以及那些高档社区中的邻居，都在为她的生活施压，这是一种经济及视野方面的压力。而在巴拉特纳加尔社区里的男性幽默而风趣，有着简单的生活追求和价值追求，善良而为人着想，这又间接地给其心理造成了压力。在两种极端的空间生存，感受着不同的压力带给她的窒息感，促使她的情绪更加易变。 除了这些，整部影片反映出了印度的英国殖民后遗症问题。“我们不能让皮娅接受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英语不仅仅是一门语言，还是一个阶级;进入这个阶级最好的途径就是进最好的学校读书”。作为有长期殖民历史和种族问题的国家，英语在印度代表的是一种进入更高层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米塔要求在家里必须说英语以便给孩子创造一种说英语的习惯。在高档的社区，孩子交朋友要看自己的父母，“有时候就因为你开的汽车”。皮娅没有朋友，因为她说印尼语，这里的孩子被训练说英语;在最好的学校学习，是为了长大后有所最为，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全社会好像都有这样的认知。在领取入学申请表的时候，天还没亮人们就排起了长队，甚至有人睡在了队伍里。关于孩子上学催生了大量的盈利单位，米塔去找了顾问，在这样的一个单位里，有些父母在怀孕的初期就报名了。皮娅的课程被安排得十分紧张，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被大大缩减。不仅如此，作为父母还要接受培训，当有人提出异议的时候，辅导人员就会提出不上好学校的连锁反应，即使这些在以后不会发生。填写入学申请表都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在经过编写的流利的英文介绍中，强调的最最真实的东西——诚实，却被家长们以欺骗的方式展现。培训人员深谙经世之道，当皮娅通过测试后，拉吉和米塔穿着奢侈品进入培训班进行培训的时候，工作人员说了句“富人从来不炫富……少即是多”，并介绍了专门的时装周工作人员对他俩进行改造，而且对他俩都进行了模拟面试。当这些方法行不通的时候，他开始尝试一些其他手段，联系那些“小小的一杯茶把整个国家都联系了起来”的人为其解决。进入巴拉特纳加尔社区后，才知道“有等级的人才有名字”，宣布贫困生入学的名单中，所有的孩子都是来自印度种姓制度中的低等或少数种族，当然皮娅除外。普拉卡什说：“政客搜刮穷人的粮食，建筑商掠夺他们的土地，最后连我们孩子上学的机会也要被你们偷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孩子受教育了，会说英语了，谁还来伺候你们。”整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在一次访谈中，导演曾经谈道：“对于穷人来说，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最佳方式就是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以便将来能够找到好的工作，拥有更好的未来。但社会阶层的划分实际上非常复杂。有钱的商人也在寻求一种更高的社会认可……所以也寄希望于通过教育进一步提升社会阶层。”这些问题也正是导演重点展现的部分。
当把社会环境中的所有同辈人作为自己的镜像观察时，可以发现的是他者身上带给自我的焦虑感。社会期待和生活追求，都已经被英国殖民后遗症影响甚至控制，就像拉吉说的那样：“在印度，英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英语就是印度，印度就是英语，如果法国人或者德国人把英语说错了，那没有关系;如果印度人把英语说错了，他就成了废物，一无是处，无药可救。”这种焦虑逐渐化为社会上人人追逐的焦虑身份，宛如一场飞蛾扑火的自虐游戏，实现中产梦的背后，是一辈子才能还清的钱债、人情债、良心债等一系列问题。作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生存的女性，出于保护孩子的本能会感知孩子以后的生存焦虑，这种未知的焦虑又反噬着女性自身。
三、女性的回归与选择
影片有本身存在的瑕疵，比如叙事速度较快，涉及的问题较少有深刻反思，但是就本文来讲，我们可以窥见女性解决自身焦虑的方式。
首先，女性应提前接受失去，重新拿回对自我占有的权力。阿兰·德波顿说过：生活，就是用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焦虑，用一种欲望代替另一种欲望。焦虑消除不掉，只是需要缓解的办法。
米塔经历的一切，都是在各种可能性的驱使下实施的，无论是搬迁至高档社区还是为女儿择校，她都没有提前想到失败后的解决办法，所以每次当计划不受控的时候，焦虑陡增，让自我失控在大的外部环境中，也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和处事原则。她是想过以后的生活，但全是以“女儿吸毒”为悲剧收场。这里的提前接受失去并不是悲观地接受现状，而是试图在保障自己权利的同时发现最好的自己。所以当所有一切被发现，当丈夫说“这辈子，我都在做一个好丈夫，如果连一个好人都做不了，怎么可能做一个好丈夫、好爸爸”时，她自私的心受到了波动。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保证了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明白这种努力的艰辛，所以希望在现有的生活条件下，给予孩子最好的教育环境，以此寻求让孩子超越自己的机会;结果不知不觉中孩子的精神压力就会累积，在整个的成长过程中容易形成错误的认知，可能到最后连一个“好人”都做不了。她承认了这种失去，在对比失去的程度后，她返回了现实，选择了接受拉吉的提议，并主动提出送孩子去公立学校读书。
其次，寻求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形成环境与自我的统一。米塔做过的一切，都是为了打破中产阶级孩子择校的困境，这是一种尝试，但手法欠佳。“在如今这个时代，家长只重视孩子的能力，而非人品，我们曾认为这所学校能让她博学多识，所以我们不择手段，我们曾经假扮成穷人，入住巴拉特纳加尔社区，又偷又骗，用尽了不堪的手段，最后我们成了，通过了审查，窃取了他们的权利……进这所学校不是你们在培养他们，而是他们在满足你们……教育已经失去了它的本质，沦为了一桩生意，可我不会教育我的孩子剥夺其他人的权利……”当拉吉走下讲台的时候，想鼓掌的人都因为旁边的示意坐了下来，而米塔却勇敢地站了起來，为拉吉鼓掌，并对他说：“我爱你。”因为她认同拉吉的话，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为自己考虑。她认清了现实，打开了视野，不仅让皮娅去公立学校读书，也认同了拉吉对自己的称呼。在经过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情后，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就想让皮娅成为你这样的人，自信而善解人意，敢于为了别人的权利挺身而出。”
关键词：女性焦虑 《起跑线》
焦虑问题是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人类学和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影视圈也逐渐深入了这种焦虑感的表现，导演和编剧试图通过不一样的剧情展开方式去把握问题的内核。电影《起跑线》就是从子女教育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去关涉女性焦虑话题的一部影片。该片于2018年4月4日在中国上映，讲述的是拉吉——一位典型的中产阶级富商，在他生活的区域和自己的文化、生活、商业圈内的成功人士。他没有太多的欲求，是一位传统的印度商人，深谙经商之道且有传统的文化信仰和内心品德。他的妻子米塔是一位“见识”广泛的知识女性，因为自己没有继续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错失了很多的机会——那些在比自己更高的社会阶层中的机会，所以她费尽心力为自己的女儿寻求出路，在送女儿进入高等学府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荒唐而又情有可原的故事。
《身份焦虑》一书中，德波顿介绍了身份焦虑，并对其原因和解决办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书中将身份焦虑定义为：“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本文选取的身份焦虑观念即源于此。
一、女性身份的焦虑
何为身份？“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如已婚、中尉等）。而广义上……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本文选取的即是广义而言的定义。女性因为生理和心理与男性的不同，在男性为主的社会群体中总是在找寻自己的身份定位和生存空间，一种不确定的身份感也促使其心理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
《起跑线》中的母亲米塔，在影片开始就被定义为“时尚”两个字，而拉吉则被定义为“朴素”。在传统的父母眼中，米塔是另类的，不符合传统要求的。这让她一出场就带有了某种身份上的定义。“她的形象时尚、自信、干练、强势、幽默，与传统所定义的印度已婚妇女形象绝缘。她更像欧美时尚杂志的封面女郎，而不是中国观众记忆中的‘印度母亲’形象”。作为丈夫的拉吉，认为“顾客是神没错，可老婆是至高无上的”。一辈子都在试着做一位让妻子开心的丈夫，事事依着米塔，可是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他感觉自己配不上她。所以家庭生活全是米塔做主的时候，女性气质和心理因素便让她走向了攀比和争夺之路。她信任社会上流行的指南杂志学校排名并一一考察分析适合皮娅的学校。她没有办法享受生活，因为“女儿的未来还没有确定”。在择校的过程中，她毫无留恋地离开了旧城区，搬进高档社区并迫使自己和家人去学习一种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她眼里，女儿会因为自己的父母交不到朋友。她举办餐会邀请同龄的孩子参加，但却不能展现最真实的家庭关系和情况，连女儿最喜欢的舞蹈都不能尽情地跳。她对拉吉说：“你的人离开了旧市街，可旧市街的习气还留在你身上。”她试图在说英语的上层阶级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获得与之相应的尊重和尊严。
她参加孩子的入学培训，熬夜为孩子写入学申请表，按照顾问要求的一切去改变。在四个学校公开名单中没有皮娅的名字时，她以非常情绪化的方式对丈夫吼叫，促使拉吉被迫通过违法的手段申请入学资格。当得知自己的女儿可以以贫困生的资格进入学校时，她激动不已，但是当电视上出现学校要对违法行为进行详查时，她情绪再次大变，说着事情无法挽回的后果和孩子没有父亲以后的生活等。于是决定“变成穷人”。当事情不受控制的时候，她也失去了控制。在贫民区的生活，她经历着从未经历的困境：生活环境的恶劣、吃水时候的争抢等，这让她意识到女人之间是需要通过争吵和掠夺去获得权利的，但是面对政府工作人员时就要选择忍受。当学校审查员到来的时候，他们努力装作穷人，不断地向穷人们学习如何谋生，但是“贫穷这门课不是那么容易教会的”。
作为母亲，她的爱无可厚非，但是却过多地进入了孩子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内心的焦虑形成了躯体化的转移，给丈夫和孩子带来了压力。作为中产阶级女性，上层社会不会吸收她，就连和上流社会的卡比尔谈恋爱都被拒绝。她嫁给了内心觉得配不上自己的男人，这个人拼尽全力满足她的要求，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愛她的;他们两人之间有太多的不协调。与保姆和贫民区的女性相比，她处在了更加不稳定的时期，她渴求身份，趋向上层社会的权利却觊觎贫困孩子的权利，对丈夫有过度的期待，认为上好的学校就会把孩子培养成社会精英;但什么是精英她却没有思考，只是有一种近乎病态的精英崇拜。就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而言，又有很多事情超出了预期和控制，不受控因素的增加和无能为力感更加剧了她的焦虑。
二、男性及社会镜像的施压
女性多受男性及环境的影响，在整部影片中，这个传统的男人对她的影响很大，虽然两人已经结婚，并拥有和谐而富裕的家庭，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在思想和价值追求层面两人是不平等的。他有传统的教育理念，在米塔疯狂为孩子寻找学校的时候，他甚至求她别让自己的孩子和自己分开。离开旧城区的时候，他依依不舍，在公立学校出来的商人没有办法理解米塔所说的和想象的说英语的阶级应该有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乔迁新居的餐宴上，“男人喝威士忌，女人喝果汁”是一种默认的规则，跳印度舞会被认为是出丑。反观其他男性，上层社会中的卡比尔以及那些高档社区中的邻居，都在为她的生活施压，这是一种经济及视野方面的压力。而在巴拉特纳加尔社区里的男性幽默而风趣，有着简单的生活追求和价值追求，善良而为人着想，这又间接地给其心理造成了压力。在两种极端的空间生存，感受着不同的压力带给她的窒息感，促使她的情绪更加易变。 除了这些，整部影片反映出了印度的英国殖民后遗症问题。“我们不能让皮娅接受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英语不仅仅是一门语言，还是一个阶级;进入这个阶级最好的途径就是进最好的学校读书”。作为有长期殖民历史和种族问题的国家，英语在印度代表的是一种进入更高层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米塔要求在家里必须说英语以便给孩子创造一种说英语的习惯。在高档的社区，孩子交朋友要看自己的父母，“有时候就因为你开的汽车”。皮娅没有朋友，因为她说印尼语，这里的孩子被训练说英语;在最好的学校学习，是为了长大后有所最为，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全社会好像都有这样的认知。在领取入学申请表的时候，天还没亮人们就排起了长队，甚至有人睡在了队伍里。关于孩子上学催生了大量的盈利单位，米塔去找了顾问，在这样的一个单位里，有些父母在怀孕的初期就报名了。皮娅的课程被安排得十分紧张，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被大大缩减。不仅如此，作为父母还要接受培训，当有人提出异议的时候，辅导人员就会提出不上好学校的连锁反应，即使这些在以后不会发生。填写入学申请表都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在经过编写的流利的英文介绍中，强调的最最真实的东西——诚实，却被家长们以欺骗的方式展现。培训人员深谙经世之道，当皮娅通过测试后，拉吉和米塔穿着奢侈品进入培训班进行培训的时候，工作人员说了句“富人从来不炫富……少即是多”，并介绍了专门的时装周工作人员对他俩进行改造，而且对他俩都进行了模拟面试。当这些方法行不通的时候，他开始尝试一些其他手段，联系那些“小小的一杯茶把整个国家都联系了起来”的人为其解决。进入巴拉特纳加尔社区后，才知道“有等级的人才有名字”，宣布贫困生入学的名单中，所有的孩子都是来自印度种姓制度中的低等或少数种族，当然皮娅除外。普拉卡什说：“政客搜刮穷人的粮食，建筑商掠夺他们的土地，最后连我们孩子上学的机会也要被你们偷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孩子受教育了，会说英语了，谁还来伺候你们。”整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在一次访谈中，导演曾经谈道：“对于穷人来说，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最佳方式就是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以便将来能够找到好的工作，拥有更好的未来。但社会阶层的划分实际上非常复杂。有钱的商人也在寻求一种更高的社会认可……所以也寄希望于通过教育进一步提升社会阶层。”这些问题也正是导演重点展现的部分。
当把社会环境中的所有同辈人作为自己的镜像观察时，可以发现的是他者身上带给自我的焦虑感。社会期待和生活追求，都已经被英国殖民后遗症影响甚至控制，就像拉吉说的那样：“在印度，英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英语就是印度，印度就是英语，如果法国人或者德国人把英语说错了，那没有关系;如果印度人把英语说错了，他就成了废物，一无是处，无药可救。”这种焦虑逐渐化为社会上人人追逐的焦虑身份，宛如一场飞蛾扑火的自虐游戏，实现中产梦的背后，是一辈子才能还清的钱债、人情债、良心债等一系列问题。作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生存的女性，出于保护孩子的本能会感知孩子以后的生存焦虑，这种未知的焦虑又反噬着女性自身。
三、女性的回归与选择
影片有本身存在的瑕疵，比如叙事速度较快，涉及的问题较少有深刻反思，但是就本文来讲，我们可以窥见女性解决自身焦虑的方式。
首先，女性应提前接受失去，重新拿回对自我占有的权力。阿兰·德波顿说过：生活，就是用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焦虑，用一种欲望代替另一种欲望。焦虑消除不掉，只是需要缓解的办法。
米塔经历的一切，都是在各种可能性的驱使下实施的，无论是搬迁至高档社区还是为女儿择校，她都没有提前想到失败后的解决办法，所以每次当计划不受控的时候，焦虑陡增，让自我失控在大的外部环境中，也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和处事原则。她是想过以后的生活，但全是以“女儿吸毒”为悲剧收场。这里的提前接受失去并不是悲观地接受现状，而是试图在保障自己权利的同时发现最好的自己。所以当所有一切被发现，当丈夫说“这辈子，我都在做一个好丈夫，如果连一个好人都做不了，怎么可能做一个好丈夫、好爸爸”时，她自私的心受到了波动。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保证了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明白这种努力的艰辛，所以希望在现有的生活条件下，给予孩子最好的教育环境，以此寻求让孩子超越自己的机会;结果不知不觉中孩子的精神压力就会累积，在整个的成长过程中容易形成错误的认知，可能到最后连一个“好人”都做不了。她承认了这种失去，在对比失去的程度后，她返回了现实，选择了接受拉吉的提议，并主动提出送孩子去公立学校读书。
其次，寻求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形成环境与自我的统一。米塔做过的一切，都是为了打破中产阶级孩子择校的困境，这是一种尝试，但手法欠佳。“在如今这个时代，家长只重视孩子的能力，而非人品，我们曾认为这所学校能让她博学多识，所以我们不择手段，我们曾经假扮成穷人，入住巴拉特纳加尔社区，又偷又骗，用尽了不堪的手段，最后我们成了，通过了审查，窃取了他们的权利……进这所学校不是你们在培养他们，而是他们在满足你们……教育已经失去了它的本质，沦为了一桩生意，可我不会教育我的孩子剥夺其他人的权利……”当拉吉走下讲台的时候，想鼓掌的人都因为旁边的示意坐了下来，而米塔却勇敢地站了起來，为拉吉鼓掌，并对他说：“我爱你。”因为她认同拉吉的话，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为自己考虑。她认清了现实，打开了视野，不仅让皮娅去公立学校读书，也认同了拉吉对自己的称呼。在经过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情后，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就想让皮娅成为你这样的人，自信而善解人意，敢于为了别人的权利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