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石秀》这篇历史小说大量运用了心理描写和现代主义的小说创作方法，作者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为依据，对石秀这个《水浒传》中的英雄形象进行了彻底的世俗化改写。本文就其历史小说和精神分析小说两个属性展开论述，通过分析石秀其人的心理历程、小说的历史“表皮”属性、作者的创作动机来探究该篇历史小说中隐藏的主观话语追求。
　　关键词：《石秀》 施蛰存 心理分析 历史小说
　　当我们读完《水浒传》中对“拼命三郎”石秀的描写，接着再去阅读施蛰存的《石秀》，便会不无惊奇地发现，它们表面的情节全然没有发生改变，而石秀这位人物的形象则被充分地改写了。站在小说中他人的视角上来观察所有事件，这位石秀仍是施耐庵笔下急公好义的大豪杰、大英雄；然而从我们读者的角度看来，石秀已然失去了所有的英雄色彩，沦为具有浓重世俗化色彩、想方设法追求“里比多”的性施虐者。整篇小说几乎似一篇精神病人的病理分析报告。
　　一、石秀的心路历程
　　小说开头，读者看到的便是一个失去英雄色彩的市井人物石秀，他在杨雄家中歇宿，却“兀自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被晃动着的烛火“勾引起一片不尽的思潮”。他的思想始终在“梁山好汉”和“潘巧云”间徘徊。小说中世俗化了的石秀一会儿“幻想着那些在梁山水泊里等待着他的一切名誉，富有，和英雄的事业”“后悔和杨雄结识这回事”，又一会儿又转变了思想，认为戴宗、杨林是在骗自己入伙，“去干打家劫舍的不义的勾当”，被砍了头事小，丢了祖宗的脸面事大。待得石秀的思绪稍稍平静，初读者已料想他已无事可想之时，施蛰存笔锋一转，石秀的思想又由“对杨雄的敬佩”瞬间转至对其妻潘巧云美貌的渴慕。此处一段描写十分精彩，而石秀的形象则更为不堪了。“如他（杨雄）这样一尊黄皮胖大汉，却搂着恁地一个国色天香的赛西施在家里，正是天下最不平的事情”，俨然成了一个气量狭隘的小人模样。
　　之后的叙述则是更加露骨地揭露了石秀的性错乱——对于妇人美脚的痴迷。最后才以“最强的自制力”克制了自己的欲望，暂时解决了内心的苦闷。
　　“人生及一般动物的两大基本冲动是食与性，或食与色，或饮食与男女，或饥饿与恋爱。它们是生命动力的两大源泉，并且是最初元的源泉。”①石秀一旦不再为生计忧虑，便生起了“壯年男子的饥饿着的欲望”，开始为自己正直地拒绝潘巧云的卖弄风骚而深感后悔。一开始他的心思是“飘荡忐忑”的，而后更是被杨雄的皂色头巾惊得色胆全无，甚至因道德感而产生出“一阵悲哀”，慌忙退去。但当石秀知道了潘巧云和“裴如海这种秃驴”的私通关系时，却又生起了嫉妒的念头。这种嫉妒始终掩藏在石秀表面的正义面具之下，他的内心终于完全被多种理念左右：性欲、悔意、道义、孤独和妒意。此时他已被欲望左右，显得毫无主见，因此来到大勾栏寻欢实在我们意料之中。而此处也正是小说的一大转折点，石秀的欲念开始由之前的“因为爱潘之美貌而想睡她”向“因为爱潘之美貌却得不到而想虐杀她”转变。这一点确然发生在石秀见到了娼女“奇丽之鲜血”之时。
　　此处又有一点再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石秀对于女人美脚的倒错情欲。足恋的确在人类中是很普遍的，具有原始的特征。②“还有些人完全不以生殖器为对象，但以身体的其他部分，如妇人的胸部、脚或毛发等，为情欲的对象。”③正如《花梦》中提到的那样，“一个青年，一定是好色的。”④这种性欲倒错的诱惑轻易地侵占了这个年轻男子的心。而后这种倒错不断地在石秀内心中蔓延，从惊异于娼女之血到诛杀和尚再到撺掇杨雄杀死婢女和潘巧云，他最终产生了对女性之血的痴狂和对女性痛苦情态的变态追求，完成了施蛰存对这一形象的最终改定。
　　二、历史小说和隐藏的主观话语
　　石秀此人原出自于《水浒传》，在此书中是一个武艺高强、急公好义的好汉。《水浒传》是一部讲述绿林好汉聚义经过的小说，具有伟大的史诗品格，对后世影响巨大。非常巧合的是，金圣叹批本的七十回《水浒传》恰好也是施蛰存所买第一部小说，⑤可见其对施蛰存后续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施耐庵的《水浒传》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历史小说，施蛰存的《石秀》也同样不失为一篇一流的历史小说，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水浒传》为了表现108位好汉聚义的故事，采用了客观的叙事视角，而《石秀》这篇小说就是为“心理分析”而创作的，因此这篇小说除了借用《水浒传》中《智杀裴如海》这个故事的背景框架、人名情节以外，其他的部分大都源自施蛰存对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接受以及其他的主观叙写。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经提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⑥这句话正是对于这两类历史小说区别的明晰概括。《水浒传》为了叙述事件的经过，往往着笔于人们可闻可见的动作描写、语言描写、细节描写、环境描写，等等，它着重表现人物的英雄事迹和始末因果，其他藏匿于细处的诸如内心隐秘和潜在心理则往往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而以施蛰存的《石秀》为代表的历史小说，则注重合理地、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主观再创造。作者巧妙地选择了这个粗看上去并无疑点，但细细推敲则另有玄机的“石秀杀嫂”片段，通过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内化和运用，再加以糅合个人主观的合理推断，实现了对石秀，作为一个凡人而非英雄的主体上的理解，令人耳目一新，创作出此心理分析小说名篇。
　　施蛰存选择石秀这个人物来创作心理分析小说的确是有一定目的的。在我们看来，施蛰存特意选择石秀这个《水浒传》经典人物形象，并以个人的理解通过石秀的个体思维在小说中对他进行世俗化、去英雄化的改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能够顺畅地借文字进行“心理分析”这一过程。也就是说，作者在创作本文时，以心理素描为本，以事件情节为末；以“心理分析”为本，以历史改写为末；以历史小说的主体存在追求为本，以其外显表现和“上帝视角”的客观叙述为末。其行文重在逐步梳理主人公石秀内在心理脉络（性倒错及虐杀欲）的发展过程，探求和表明英雄表象下的世俗心理幽秘。可以说，施蛰存用自己的主观想象、客观分析将“石秀杀嫂”这一伦理故事扩充成了一个精神病案例。历史小说这一概念不过是本文的表皮，心理分析和主观话语追求则代表了《石秀》的精干脉络。所以对石秀此人心理分析的整个过程，才是《石秀》一文的根本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