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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历史研究而言，区域史是国际史学研究的一种主导性趋势。苏州大学徐茂明博士撰著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一书对江南地区的深入研究，无疑成为我们关注的一大热点。作者在广泛涉猎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抓取其中的不足之处，在史学理论、写作方法和论点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关键词]区域史 江南地区 士绅研究 述评
苏州大学徐茂明博士撰著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一书，已由商务印书馆于2004年12月出版发行。该书本是作者的一篇博士论文，后来经过两年的修改，最终成书。该书的出版对于丰富和深化社会史，尤其是对士绅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就历史研究而言，区域史是国际史学研究的一种主导性趋势。而其中，就区域地方史而言，江南、华北、华南、东北地区等又是研究的重点，本书的作者徐茂明同志所选的江南地区无疑是一大热点。作者从热点中选题有其有利的条件但是也面临创新的难点，对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或是政治制度，还是宗族等的研究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与研究思路。但作者在广泛涉猎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抓取其中的不足之处，在史学理论、写作方法和论点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一书除绪论外共有五章。首先，作者对与论题相关的学术进行回顾，涵盖了日韩、美、加和中国（含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研究成果，并对此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认为这些已有成果“偏重于中短时段的研究，轻忽于长时段的整体考察”，大多“集中于明代中后期和晚清时期”。他还指出这些研究成果“偏重于士绅的政治角色，轻忽于士绅的文化功能”。以往的许多学者曾长期使用阶级分析的理论来看待中国的士绅阶层及其职能。而中国的传统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以家族伦理性的“礼教”文化为精神的社会，文化在维护统治和保持社会秩序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作者在绪论中就提出了贯穿全文的线索“文化权力”，一是文化本身的规范性，是组成一套行为的准则；二是士绅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获得对社会事务的解释支配权。在以下章节中从各个角度诠释和深化了这一创新性概念。
第一章论述了江南士绅与明清专制皇权的关系，从纵向阐明了士绅与国家的关系。通过明初、明中后期、清初和太平天国时期士绅力量的变化，阐明了士绅作为科举制度的产物，与皇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矛盾。第二章是写江南士绅与社会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就对明清时期三大基层组织系统官方基层组织、半官方基层组织和民间基层组织的论述，给士绅划定了一个较准确的定位，他们“不仅直接推动了民间基层组织的形成，承担了官民共建组织的基本职能，而且逐步渗透到官方基层组织，从而真正成为基层社会的控制主体”。第三章论述了江南士绅的文化权利与社会保障职能，这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一方面，士绅阶层通过内省、自律和诗文结社等强化阶层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对非本阶层的农、工、商则通过乡约、办社学以礼化俗，维护社会的伦理文化秩序。另一方面，在以血缘关系为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举办义庄、捐赠义田保障自己的宗族地位和利益。第四章以清代苏州大阜潘氏为例剖析了江南士绅家族迁徙与区域文化互动的关系，论证了士绅在互动中起的作用，他们使得作为移民社区的江南的文化具有了多元色彩，并且江南士绅阶层的观念意识对其他区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对士绅文化权力的横向论述。第五章主要论述了近代社会的江南士绅，从纵向论证了士绅文化权力的丧失，点明了他们在近代江南社会秩序重建，也就是江南近代化中的作用，充当了西学传播的角色。作者纵、横向相结合，使文章论证既全面又深入。
徐茂明同志鉴于以往学术多偏重于中短时段的研究的不足之处，在该书的写作上采用了中、短、长三时段相结合的方法。既有清中后期急剧变化时期的论述，也有具体事件的论述，同时也有从明到清500多年来的阐述。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被传承下来的文化，没有十分分明的界限，中国的传统和近现代是相互融会贯通的。作者将中、长、短三时段结合起来，使我们对江南士绅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更能认识到他们在文化互动和传承中所起的作用。
作为本书的闪光点和核心的“文化权力”的提出，是作者在理论上的创新。“文化权力”最早提出的并不是徐茂明同志，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就提出过，是从“道统”与“政统”来论证的。但是作者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说明，立足于社会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区文化之间，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探讨了士绅在社会中担任的角色。所谓士绅的文化权力正是体现在他们对基层社会生活的参与和控制上。
该书的论述是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之上，参考的各类论著有几百之多，并且加以比较（如对江南关于剪辫等谣言的使用），态度严明。本文思路清晰，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分析充分得当，在理论等的使用上有独到见解，从“文化权力”的角度深化了对士绅的了解，从江南的地域范围出发则避免了以偏概全。然而，我认为该文章还有不足之处，作者在撰写这本书时忽视了江南士绅的经济地位，只是从“士商相混”来论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过硬的经济实力是不会有如此之大的文化解释权的。
[参考文献]
[1]《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徐茂明，商务印书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丛书》，2004年；
[2]《中国思想史》，葛兆光，商务印书馆，2007年；
[3]《文化与权力》，【美】戴维？斯沃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第三高级中学 湖北恩施）
[关键词]区域史 江南地区 士绅研究 述评
苏州大学徐茂明博士撰著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一书，已由商务印书馆于2004年12月出版发行。该书本是作者的一篇博士论文，后来经过两年的修改，最终成书。该书的出版对于丰富和深化社会史，尤其是对士绅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就历史研究而言，区域史是国际史学研究的一种主导性趋势。而其中，就区域地方史而言，江南、华北、华南、东北地区等又是研究的重点，本书的作者徐茂明同志所选的江南地区无疑是一大热点。作者从热点中选题有其有利的条件但是也面临创新的难点，对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或是政治制度，还是宗族等的研究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与研究思路。但作者在广泛涉猎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抓取其中的不足之处，在史学理论、写作方法和论点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一书除绪论外共有五章。首先，作者对与论题相关的学术进行回顾，涵盖了日韩、美、加和中国（含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研究成果，并对此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认为这些已有成果“偏重于中短时段的研究，轻忽于长时段的整体考察”，大多“集中于明代中后期和晚清时期”。他还指出这些研究成果“偏重于士绅的政治角色，轻忽于士绅的文化功能”。以往的许多学者曾长期使用阶级分析的理论来看待中国的士绅阶层及其职能。而中国的传统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以家族伦理性的“礼教”文化为精神的社会，文化在维护统治和保持社会秩序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作者在绪论中就提出了贯穿全文的线索“文化权力”，一是文化本身的规范性，是组成一套行为的准则；二是士绅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获得对社会事务的解释支配权。在以下章节中从各个角度诠释和深化了这一创新性概念。
第一章论述了江南士绅与明清专制皇权的关系，从纵向阐明了士绅与国家的关系。通过明初、明中后期、清初和太平天国时期士绅力量的变化，阐明了士绅作为科举制度的产物，与皇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矛盾。第二章是写江南士绅与社会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就对明清时期三大基层组织系统官方基层组织、半官方基层组织和民间基层组织的论述，给士绅划定了一个较准确的定位，他们“不仅直接推动了民间基层组织的形成，承担了官民共建组织的基本职能，而且逐步渗透到官方基层组织，从而真正成为基层社会的控制主体”。第三章论述了江南士绅的文化权利与社会保障职能，这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一方面，士绅阶层通过内省、自律和诗文结社等强化阶层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对非本阶层的农、工、商则通过乡约、办社学以礼化俗，维护社会的伦理文化秩序。另一方面，在以血缘关系为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举办义庄、捐赠义田保障自己的宗族地位和利益。第四章以清代苏州大阜潘氏为例剖析了江南士绅家族迁徙与区域文化互动的关系，论证了士绅在互动中起的作用，他们使得作为移民社区的江南的文化具有了多元色彩，并且江南士绅阶层的观念意识对其他区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对士绅文化权力的横向论述。第五章主要论述了近代社会的江南士绅，从纵向论证了士绅文化权力的丧失，点明了他们在近代江南社会秩序重建，也就是江南近代化中的作用，充当了西学传播的角色。作者纵、横向相结合，使文章论证既全面又深入。
徐茂明同志鉴于以往学术多偏重于中短时段的研究的不足之处，在该书的写作上采用了中、短、长三时段相结合的方法。既有清中后期急剧变化时期的论述，也有具体事件的论述，同时也有从明到清500多年来的阐述。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被传承下来的文化，没有十分分明的界限，中国的传统和近现代是相互融会贯通的。作者将中、长、短三时段结合起来，使我们对江南士绅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更能认识到他们在文化互动和传承中所起的作用。
作为本书的闪光点和核心的“文化权力”的提出，是作者在理论上的创新。“文化权力”最早提出的并不是徐茂明同志，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就提出过，是从“道统”与“政统”来论证的。但是作者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说明，立足于社会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区文化之间，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探讨了士绅在社会中担任的角色。所谓士绅的文化权力正是体现在他们对基层社会生活的参与和控制上。
该书的论述是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之上，参考的各类论著有几百之多，并且加以比较（如对江南关于剪辫等谣言的使用），态度严明。本文思路清晰，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分析充分得当，在理论等的使用上有独到见解，从“文化权力”的角度深化了对士绅的了解，从江南的地域范围出发则避免了以偏概全。然而，我认为该文章还有不足之处，作者在撰写这本书时忽视了江南士绅的经济地位，只是从“士商相混”来论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过硬的经济实力是不会有如此之大的文化解释权的。
[参考文献]
[1]《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徐茂明，商务印书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丛书》，2004年；
[2]《中国思想史》，葛兆光，商务印书馆，2007年；
[3]《文化与权力》，【美】戴维？斯沃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第三高级中学 湖北恩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