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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石主任，您好！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探讨也随之升温。那么，能否结合我们党成立90多年的历史谈谈究竟该怎么认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石仲泉：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是让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中国实际，既包括中国的现实斗争实际，也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即让它汲纳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它根植于中国土壤，最后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思想境界和把握得炉火纯青、取得伟大成就，是不容易的。在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线过程。
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都谙熟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其深厚的“国学”底蕴。但是由于儒学文化长期被统治者用以维护旧制度、旧秩序，因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对于导致中国走向衰弱甚至濒临亡国灭种边缘的封建儒学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少先进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中坚力量。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进行革命造反，推翻旧制度，砸烂旧秩序，因而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十多年间，对于主流经典儒学文化基本上取否定态度。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方面，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学文化对于号召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经过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辩证认识，因而从这时起改变了五四以来对于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过激批判态度，强调既要批判，还要学习和利用。这集中地表现为毛泽东在1938年的那段著名讲话中。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在1943年整风期间，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采取了更为实事求是的辩证态度，强调要充分学习、利用和改造，使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服务。
记者：那么，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都有哪些原则？
石仲泉：经过遵义会议以来十多年的总结，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第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极其丰富，但这些文化主要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因而也异常庞杂，良莠并存，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所以，毛泽东指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有很多好东西，但是也有许多毒素和糟粕。这些东西对于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必须抛弃。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里讲的“封建性的糟粕”，就是那些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的迷信文化、腐朽文化、厚黑文化、邪恶文化和反动文化等；“其民主性的精华”，主要是那些属于“真、善、美”，对教育人民有益无害的文化，对推进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正能量文化；要发展的“民族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样的新文化，无疑是“提高民族自信心”，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这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基本原则。
第二，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对于传统文化中那些属于“民主性的精华”的许多好的东西，是否就可以照抄照搬了呢？当然不是这样。毛泽东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这个“批判地利用”，就是他讲的“推陈出新”。怎么“批判地利用”或“推陈出新”？他本人对孔夫子给予的总结，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毛泽东对孔子的认识尽管多有变化，但在“文革”以前总的说是肯定的。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孔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音乐家。特别是他办学校，教出了颜回等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著有《春秋》历史书，贡献不小。毛泽东还说：孔子参加造反，“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孔子有不少缺点，不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毛泽东也不赞成孔子的许多思想，但又不采取简单否定态度，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在1939年曾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一是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从哲学上说是唯心论。如果在“名不正”前面加一句“实不名则名不正”，承认实为根本就不是唯心论了。二是认为对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在毛泽东看来，孔子讲的“知仁勇”，其“知”（理论）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唯心论的；则其见之于“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其“勇”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唯心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害人不浅。对“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三是认为孔子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又有若干辩证法因素。毛泽东对“中庸”思想做过详细分析。他说：依照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就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毛泽东认为，孔子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这个思想，是“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同时他又认为，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孔子在认识论上和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应该如何“批判的继承”，经过改造后“充分地利用”，是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个难点。就学术研究言，或简单化地“一分为二”，或贴标签后全盘肯定的现象比较多。像毛泽东这样深入地分析，丝丝入扣地讲道理进行剥离，是太罕见了。即使对毛泽东关于孔子的个别观点在学界可能还有不同意见，但这种分析问题的辩证方法运用得这样到位、精准，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们也不能不叹服的。只有这样，才能既做到对历史文化的“充分地利用”，又能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民族化。这就是学术领域的推陈出新。
第三，古为今用，百花百家。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采取这样深入分析的态度，固然是其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显示了其革命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集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于一身，对于传统文化也是努力将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起来。毛泽东说：对于中国的优良的历史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历史文化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因此，他明确提出“古为今用”原则。
当然，“古为今用”是总原则，怎样体现这个原则，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毛泽东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实，“双百方针”的提出，本身就是古为今用的绝佳体现。毛泽东在1956年说：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和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总体上践行了这些原则，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线过程，但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在大多数时间形成了与那个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提出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那么在您看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何鲜明特点和重要贡献？
石仲泉：就我个人的体会和认识而言，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方面至少有三大重要贡献。
第一，站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平台上与时俱进地阐明了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采取了与时俱进的方针。习近平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对中国传统文化既继承毛泽东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制定的方针，同时又明确了与时代进步相协调、与世界发展相适应的新要求。
就继承言，习近平仍然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他多次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因势利导，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他解释“古为今用”说，这就是以古鉴今，对于“古”，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对于外国文化，他指出：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在相互学习借鉴中，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审慎的鉴别和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这些思想无疑是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原则的科学坚持。
就与时俱进和与世俱进言，习近平更加强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人类先进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和吸纳中发展。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我们从来认为，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我们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从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基因和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时代任务。同时，他还指出：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习近平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和现代社会相协调的原则，将会使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更加发扬光大。
第二，高度评价儒家学说和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进步作用。基于上述基本原则，习近平第一次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份比较系统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对儒家学说和儒家思想作了高度评价。他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指出：在绵延两千多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在党的历史上，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作这样高度的评价还从未有过。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第三，充分运用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经纶安邦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助于解决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思想作了系统梳理。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的思想：
一是关于治国理政、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中例举了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15项。他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的思想。讲道德建设，习近平特别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谛。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说：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平将核心价值观归结为“德”的这个思想，把多少年没有讲清楚的问题一语破的，让人豁然开朗。据此，他指出：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在我国古代就有核心价值观，即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它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习近平进而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他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这里，习近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揭示得一览无遗。
三是关于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思想。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和在一些出访国家的讲话中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指出：中国人民深知，和平对人类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重要，没有阳光和空气，万物就不能生存生长。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自觉的一个重要原因，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始终追求和平、和睦、和谐。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习近平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发展国际关系的外交战略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
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坚持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一代代地薪火相传，不但创立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蓬勃向前发展，而且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展现它的魅力，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丰厚滋养，激励他们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责任编辑：袁志平
石仲泉：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是让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中国实际，既包括中国的现实斗争实际，也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即让它汲纳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它根植于中国土壤，最后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思想境界和把握得炉火纯青、取得伟大成就，是不容易的。在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线过程。
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都谙熟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其深厚的“国学”底蕴。但是由于儒学文化长期被统治者用以维护旧制度、旧秩序，因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对于导致中国走向衰弱甚至濒临亡国灭种边缘的封建儒学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少先进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中坚力量。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进行革命造反，推翻旧制度，砸烂旧秩序，因而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十多年间，对于主流经典儒学文化基本上取否定态度。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方面，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学文化对于号召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经过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辩证认识，因而从这时起改变了五四以来对于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过激批判态度，强调既要批判，还要学习和利用。这集中地表现为毛泽东在1938年的那段著名讲话中。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在1943年整风期间，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采取了更为实事求是的辩证态度，强调要充分学习、利用和改造，使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服务。
记者：那么，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都有哪些原则？
石仲泉：经过遵义会议以来十多年的总结，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第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极其丰富，但这些文化主要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因而也异常庞杂，良莠并存，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所以，毛泽东指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有很多好东西，但是也有许多毒素和糟粕。这些东西对于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必须抛弃。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里讲的“封建性的糟粕”，就是那些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的迷信文化、腐朽文化、厚黑文化、邪恶文化和反动文化等；“其民主性的精华”，主要是那些属于“真、善、美”，对教育人民有益无害的文化，对推进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正能量文化；要发展的“民族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样的新文化，无疑是“提高民族自信心”，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这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基本原则。
第二，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对于传统文化中那些属于“民主性的精华”的许多好的东西，是否就可以照抄照搬了呢？当然不是这样。毛泽东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这个“批判地利用”，就是他讲的“推陈出新”。怎么“批判地利用”或“推陈出新”？他本人对孔夫子给予的总结，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毛泽东对孔子的认识尽管多有变化，但在“文革”以前总的说是肯定的。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孔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音乐家。特别是他办学校，教出了颜回等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著有《春秋》历史书，贡献不小。毛泽东还说：孔子参加造反，“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孔子有不少缺点，不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毛泽东也不赞成孔子的许多思想，但又不采取简单否定态度，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在1939年曾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一是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从哲学上说是唯心论。如果在“名不正”前面加一句“实不名则名不正”，承认实为根本就不是唯心论了。二是认为对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在毛泽东看来，孔子讲的“知仁勇”，其“知”（理论）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唯心论的；则其见之于“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其“勇”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唯心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害人不浅。对“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三是认为孔子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又有若干辩证法因素。毛泽东对“中庸”思想做过详细分析。他说：依照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就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毛泽东认为，孔子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这个思想，是“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同时他又认为，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孔子在认识论上和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应该如何“批判的继承”，经过改造后“充分地利用”，是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个难点。就学术研究言，或简单化地“一分为二”，或贴标签后全盘肯定的现象比较多。像毛泽东这样深入地分析，丝丝入扣地讲道理进行剥离，是太罕见了。即使对毛泽东关于孔子的个别观点在学界可能还有不同意见，但这种分析问题的辩证方法运用得这样到位、精准，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们也不能不叹服的。只有这样，才能既做到对历史文化的“充分地利用”，又能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民族化。这就是学术领域的推陈出新。
第三，古为今用，百花百家。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采取这样深入分析的态度，固然是其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显示了其革命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集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于一身，对于传统文化也是努力将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起来。毛泽东说：对于中国的优良的历史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历史文化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因此，他明确提出“古为今用”原则。
当然，“古为今用”是总原则，怎样体现这个原则，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毛泽东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实，“双百方针”的提出，本身就是古为今用的绝佳体现。毛泽东在1956年说：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和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总体上践行了这些原则，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线过程，但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在大多数时间形成了与那个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提出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那么在您看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何鲜明特点和重要贡献？
石仲泉：就我个人的体会和认识而言，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方面至少有三大重要贡献。
第一，站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平台上与时俱进地阐明了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采取了与时俱进的方针。习近平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对中国传统文化既继承毛泽东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制定的方针，同时又明确了与时代进步相协调、与世界发展相适应的新要求。
就继承言，习近平仍然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他多次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因势利导，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他解释“古为今用”说，这就是以古鉴今，对于“古”，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对于外国文化，他指出：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在相互学习借鉴中，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审慎的鉴别和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这些思想无疑是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原则的科学坚持。
就与时俱进和与世俱进言，习近平更加强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人类先进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和吸纳中发展。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我们从来认为，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我们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从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基因和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时代任务。同时，他还指出：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习近平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和现代社会相协调的原则，将会使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更加发扬光大。
第二，高度评价儒家学说和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进步作用。基于上述基本原则，习近平第一次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份比较系统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对儒家学说和儒家思想作了高度评价。他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指出：在绵延两千多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在党的历史上，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作这样高度的评价还从未有过。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第三，充分运用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经纶安邦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助于解决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思想作了系统梳理。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的思想：
一是关于治国理政、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中例举了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15项。他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的思想。讲道德建设，习近平特别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谛。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说：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平将核心价值观归结为“德”的这个思想，把多少年没有讲清楚的问题一语破的，让人豁然开朗。据此，他指出：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在我国古代就有核心价值观，即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它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习近平进而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他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这里，习近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揭示得一览无遗。
三是关于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思想。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和在一些出访国家的讲话中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指出：中国人民深知，和平对人类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重要，没有阳光和空气，万物就不能生存生长。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自觉的一个重要原因，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始终追求和平、和睦、和谐。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习近平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发展国际关系的外交战略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
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坚持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一代代地薪火相传，不但创立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蓬勃向前发展，而且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展现它的魅力，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丰厚滋养，激励他们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