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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石主任，您好！值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欣喜地看到您的新著《红军长征热点面对面》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无疑为这次纪念活动献上了一份厚重礼物。那么，能否请您谈一谈今天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重大意义？
石仲泉：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是党的90多年波澜壮阔历史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感人的篇章。今天纪念长征的意义很重大。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前往宁夏西吉将台堡，向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敬献花篮并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他指出：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实际上概括了纪念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
记者：以往我们常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指的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里程。我们注意到您提出了一个“3+1”长征概念。那么，能否展开谈谈这个“3+1”的具体内涵？
石仲泉：红军长征最初叫“战略转移”“西征”“远征”。使用“长征”一词，最早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的2月下旬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红军长征到陕北，这不是预先设定的。进行战略转移，开始并没有打算走很远。长征的路线和目的地是根据军事形势和作战情况而不断变化的，是一个动态过程。据我初步统计，红军长征目的地，仅中央红军就先后有八个设想：（1）在瑞金出发时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发展复兴后再回来；（2）黎平会议决定到黔北的遵义地区建立新根据地；（3）遵义会议决定过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4）会理会议决定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建立根据地；（5）两河口会议决定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6）毛儿盖会议进一步明确到甘南在洮河流域创建新根据地；（7）俄界会议决定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8）在哈达铺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随后的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陕北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随后，中共中央将“红都”设在瓦窑堡，这样陕北就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
今天我们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个长征是指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即是“3+1”的长征。红军长征就最后到达陕北这个历史的主线而言，毫无疑问以中央红军的长征为历史起点。但是，整个红军长征是“3+1”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的长征，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长征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系列）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极其罕见。
关于红军长征的里程，过去比较多的是讲二万五千里，这讲的是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现在，既然明确了整个红军长征是“3+1”的长征，那么仅仅讲二万五千里就不全面了。据军史资料统计，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1个月，转战8省，行程两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9个月，转战6省，有的三过雪山草地，行程1万多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时10个月，转战4省，行程约1万里。将上述四支红军的长征路，历经14个省的里程加在一起，长征的实际总里程为6.5万多里。因此，除了继续肯定中央红军的长征里程两万五千里外，还应当广泛宣传整个红军长征的里程为六万五千里，要强化这个概念。这样比较完整。
记者：您对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长征这段英雄史诗的基本内涵有何深入的理解和思考？
石仲泉：红军长征的内涵很丰富，它不简单的是突围、转战、打仗等，应包括三个方面的严峻斗争：
第一，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中央红军以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为惊心动魄。红四方面军以嘉陵江战役、名山百丈关战役和甘南的“岷（县）、临（潭）、舟（曲）战役”最为激烈。红二方面军的战斗以在云贵高原转战乌蒙山的大迂回作战和在陇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最为著名。红二十五军以在河南方城独树镇和甘肃泾川王母宫塬的血战最为艰险。
第二，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有尖锐斗争。这方面的党内斗争包括两个内容，突出地表现在两个系列会议上：一是与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最为关键。二是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由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直接斗争；另一方面在红军总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在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上，由以朱德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进行的反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尖锐斗争。
第三，是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生死搏斗，以过雪山草地最为艰难。红一方面军以翻越四川宝兴夹金山，红四方面军以翻越四川丹巴至道孚的党岭山，红二方面军以翻越从云南中甸至四川乡城的系列雪山，牺牲的指战员为最多。过草地是长征途中遭遇的最大的艰难险阻。三个方面军都经过了“水草地狱”，牺牲者更多。
这三方面的斗争和博弈，构成了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
记者：从您以上的介绍中可知，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对于这段历史具体该怎么把握？
石仲泉：按照中央红军出发的日期作为长征的历史起点、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为长征的历史终点，我把长征历程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实行战略大转移。其间，博古主导的党中央坚持错误军事路线，使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时，在湘江战役中遭到惨重损失。它教育了广大红军将士，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实践基础。
第二阶段：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遵义会议批判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改组中央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此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四过赤水河，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初步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在小金（懋功）达维实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这5个月，中央红军长征尽管比较艰苦，但完全改变了此前的被动局面，是红军牵着蒋介石鼻子走而非常主动和顺心的一段。
第三阶段：从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至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在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野心逐渐膨胀，一方面不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另一方面又伸手要权，直至另立“中央”，同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中央分庭抗礼。从两河口会议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中央对张国焘做了仁至义尽的规劝和争取工作，同他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了反复斗争，最后坚持北上路线，克服了过草地的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到哈达铺之后，明确了陕北为长征落脚点。
第四阶段：中央红军从1935年9月到哈达铺至12月瓦窑堡会议。中央红军在通渭榜罗镇会议整编为陕甘支队后，行动更为便捷，进军打仗更为顺利，于10月下旬到达吴起镇，11月下旬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将西北作为全国革命新的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根据国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党的政治路线做了重大调整，为迎接历史转折的新阶段做了重要准备。
第五阶段：从1935年12月中央瓦窑堡会议后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这一年，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做了很大努力。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南下9个月后破产。在中共中央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坚持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以及红二、六军团负责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张国焘最终同意北上。红四方面军先是与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6月在四川甘孜实现会师；最后，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地区实现大会师。中国工农红军走完了长征路。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记者：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因为张国焘分裂党、成立“第二中央”是在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这影响了对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那么从历史上看，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做出了哪些贡献？
石仲泉：张国焘的错误对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乃至否定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我将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贡献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底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发电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对挥师策应做了多方努力，于1935年3月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漫漫的长征路。那时，中央红军正在四渡赤水、转战黔滇，被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牵制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摆脱困境起了有力的缓解作用。红四方面军在获悉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来电后，即向川西松潘一带前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实现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师。
第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支援作用。红四方面军在进入松潘、理县、茂县地区时，中央红军已经过冕宁，正向大渡河挺进。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将迎接中央红军作为首要任务。6月，两军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后，四方面军通过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大批慰劳品送至中央红军驻地。这包括数十万斤粮食，上千件衣服套装、皮衣、棉大衣、毛毯、鞋子等。后来，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了一套粗呢制服。中央红军也捐了不少钱给四方面军。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减员不少，出现官多兵少状况。经中央批准，四方面军调拨了3个团，近4000人，充实中央红军。
第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红四方面军有一个由20名石匠组成的钻字队，在砂石岩上将标语口号镌刻成大字。这就是有名的“红军石刻”。川陕根据地保留下来的红军石刻标语曾有4000多条，这在其他苏区罕见，目前已成为珍贵的文化景观。在长征途中，宣传队继续镌刻大字标语。仅苍溪就保存有1000余幅石刻标语和群众送亲人参加红军的生动图画。这些红军石刻标语，已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属于原川陕苏区的平昌县已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园，收集了1600余幅以石刻为主体的标语，成为研究红军文化、弘扬红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基地。
第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张国焘搞分裂是在党内军内，并没有在广大群众中公开打旗帜。即使另立中央，也是打着马列旗号，蛊惑人心，进行蒙骗。广大指战员对党是忠诚的，对长征是坚定的，对群众工作是积极的。红四方面军三次进出藏区黑水县，驻扎150多天，多次派人与黑水各地头人会谈，宣传民族政策；帮助藏胞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还分别建立有游击队武装组织。在宝兴活动四五个月，不仅成立了县委，还成立了县、区、乡和村苏维埃，赤化了全县。红四方面军在这些地区播下的革命火种，对于团结藏族人民投入抗日战争、进行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斗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力量。红四方面军在达维同中央红军会师时为8万多人。这以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南下时牺牲1万多人；在甘孜整编时为4万余人；重新北上，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时为3.7万多人。随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失散和牺牲2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另一部分到达陕北。结果在延安统计各方面军实有人数时，仍以红四方面军的人居多。抗日战争爆发后，基本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解放战争时期又基本构成第二野战军的主力。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将军，也以原红四方面军为最多。我国的三个将军县，其中两个县（湖北红安县和安徽金寨县）多为红四方面军的将军。红四方面军的军史、战史，以光辉的实践证明：它们是党领导的能征善战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革命军队。 记者：近年来，党中央一直重视宣传红军长征精神，并不断对它的内涵进行概括。199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将长征精神概括为：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那么，如何深入理解长征精神的这些内涵？
石仲泉：每个人对这个内涵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里，我根据走长征路的体验和采访一些老红军的认识，对长征精神做些解读。
第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信念，是红军长征精神的根本要义。红军长征，既要同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又要与党内的错误思想展开斗争，还要克服无数道大川高山天然屏障的阻隔困扼，特别是爬雪山过草地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那种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广大红军将士靠什么来战胜敌人、克服险阻、度过艰难？首要的一条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党能够领导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2013年五四青年节时，习近平同志参加“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讲“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这一论断正是根植于对中国革命经验的认识。中国革命能取得胜利，从思想意识层面上讲，理想信念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它是一切精神动力之源。
第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红军长征伟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是红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基于理想、信念所铸成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长征就能取得胜利。没有这种精神状态，长征不可能取得胜利，西路军的悲壮历程就不可能那样感天动地，也就没有整个长征精神。各路红军都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过生死决战，尽管有巨大牺牲，但最后都摆脱了敌人的围堵。红一、二、四方面军都过了雪山草地，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和编入其序列的原红一方面军部分指战员，有的是三次走雪山草地，每次都有不少同志长眠在那里，但幸存者都胜利地到了陕北。我问过一些老红军：你们在与敌人作战时，在过雪山草地时，想没有想过生死问题？他们回答说：在那种特殊环境下，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参加红军，最初是为了找条活路，以后受教育才懂得革命道理。我们现在吃苦，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吃苦。我们牺牲了，是为了解放天下穷苦人，这种牺牲值得。因此，打仗个个奋勇争先，不怕死。毛泽东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长征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进行曲。
第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红军长征精神得以发挥的正确指南。对革命的忠诚和对党的坚信，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这种精神，是红军将士作为革命军人的基本素质。仅有这种精神，并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红军将士并不知道其错误，也能发挥这种精神，并谱写出天惊地撼的英雄史诗，如湘江之战，但其结局是异常惨烈的。只有在正确的路线和战略战术的指导下，上述那种精神才能结出灿烂之果，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因此，这是红军长征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红军长征能够胜利会师陕北，找到开辟新局面的落脚点，要归功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从而红军长征才有了一套正确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使红军最终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变被动为主动，指战员的战斗力能得到充分发挥，仗打得虎虎有生气，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第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互助友爱的高尚品德，是红军长征精神转化成凝聚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条件。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与其他军队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够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利益，紧密团结，互助友爱。因而它具有其他军队所没有的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长征是四支军队先后进行的。这几支军队怎样互相接应、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在整个长征途中的始发阶段和最后会师阶段表现得非常突出。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取得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当然，其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致使红四方面军一度南下，不仅影响了中央的战略部署，而且红四方面军本身也受到很大损失。但是，由于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地把握了党内斗争原则，还有其他方面的努力，张国焘不得不回师北上，最后实现了三个方面红军的大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再则，从广大红军将士来看，在整个长征途中，特别是在遇到艰难险阻，比如过雪山草地的过程中，这种团结互助、为了援救同志宁可牺牲自己的崇高品德，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第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援与帮助，是红军长征精神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 红军是人民的军队， 红军脱离了人民就无法生存，红军进行长征也是如此。没有粮食，没有必要的物资，任何精神力量都难以发挥。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踏上长征旅途时，苏区人民给予红军巨大的支援。红军经过雪山草地，很好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和军队纪律，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从而得以征服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因此，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作为长征精神的一个内容，是完全必要的。
■ 责任编辑：袁志平
石仲泉：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是党的90多年波澜壮阔历史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感人的篇章。今天纪念长征的意义很重大。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前往宁夏西吉将台堡，向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敬献花篮并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他指出：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实际上概括了纪念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
记者：以往我们常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指的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里程。我们注意到您提出了一个“3+1”长征概念。那么，能否展开谈谈这个“3+1”的具体内涵？
石仲泉：红军长征最初叫“战略转移”“西征”“远征”。使用“长征”一词，最早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的2月下旬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红军长征到陕北，这不是预先设定的。进行战略转移，开始并没有打算走很远。长征的路线和目的地是根据军事形势和作战情况而不断变化的，是一个动态过程。据我初步统计，红军长征目的地，仅中央红军就先后有八个设想：（1）在瑞金出发时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发展复兴后再回来；（2）黎平会议决定到黔北的遵义地区建立新根据地；（3）遵义会议决定过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4）会理会议决定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建立根据地；（5）两河口会议决定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6）毛儿盖会议进一步明确到甘南在洮河流域创建新根据地；（7）俄界会议决定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8）在哈达铺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随后的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陕北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随后，中共中央将“红都”设在瓦窑堡，这样陕北就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
今天我们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个长征是指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即是“3+1”的长征。红军长征就最后到达陕北这个历史的主线而言，毫无疑问以中央红军的长征为历史起点。但是，整个红军长征是“3+1”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的长征，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长征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系列）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极其罕见。
关于红军长征的里程，过去比较多的是讲二万五千里，这讲的是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现在，既然明确了整个红军长征是“3+1”的长征，那么仅仅讲二万五千里就不全面了。据军史资料统计，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1个月，转战8省，行程两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9个月，转战6省，有的三过雪山草地，行程1万多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时10个月，转战4省，行程约1万里。将上述四支红军的长征路，历经14个省的里程加在一起，长征的实际总里程为6.5万多里。因此，除了继续肯定中央红军的长征里程两万五千里外，还应当广泛宣传整个红军长征的里程为六万五千里，要强化这个概念。这样比较完整。
记者：您对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长征这段英雄史诗的基本内涵有何深入的理解和思考？
石仲泉：红军长征的内涵很丰富，它不简单的是突围、转战、打仗等，应包括三个方面的严峻斗争：
第一，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中央红军以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为惊心动魄。红四方面军以嘉陵江战役、名山百丈关战役和甘南的“岷（县）、临（潭）、舟（曲）战役”最为激烈。红二方面军的战斗以在云贵高原转战乌蒙山的大迂回作战和在陇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最为著名。红二十五军以在河南方城独树镇和甘肃泾川王母宫塬的血战最为艰险。
第二，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有尖锐斗争。这方面的党内斗争包括两个内容，突出地表现在两个系列会议上：一是与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最为关键。二是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由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直接斗争；另一方面在红军总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在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上，由以朱德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进行的反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尖锐斗争。
第三，是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生死搏斗，以过雪山草地最为艰难。红一方面军以翻越四川宝兴夹金山，红四方面军以翻越四川丹巴至道孚的党岭山，红二方面军以翻越从云南中甸至四川乡城的系列雪山，牺牲的指战员为最多。过草地是长征途中遭遇的最大的艰难险阻。三个方面军都经过了“水草地狱”，牺牲者更多。
这三方面的斗争和博弈，构成了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
记者：从您以上的介绍中可知，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对于这段历史具体该怎么把握？
石仲泉：按照中央红军出发的日期作为长征的历史起点、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为长征的历史终点，我把长征历程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实行战略大转移。其间，博古主导的党中央坚持错误军事路线，使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时，在湘江战役中遭到惨重损失。它教育了广大红军将士，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实践基础。
第二阶段：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遵义会议批判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改组中央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此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四过赤水河，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初步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在小金（懋功）达维实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这5个月，中央红军长征尽管比较艰苦，但完全改变了此前的被动局面，是红军牵着蒋介石鼻子走而非常主动和顺心的一段。
第三阶段：从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至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在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野心逐渐膨胀，一方面不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另一方面又伸手要权，直至另立“中央”，同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中央分庭抗礼。从两河口会议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中央对张国焘做了仁至义尽的规劝和争取工作，同他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了反复斗争，最后坚持北上路线，克服了过草地的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到哈达铺之后，明确了陕北为长征落脚点。
第四阶段：中央红军从1935年9月到哈达铺至12月瓦窑堡会议。中央红军在通渭榜罗镇会议整编为陕甘支队后，行动更为便捷，进军打仗更为顺利，于10月下旬到达吴起镇，11月下旬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将西北作为全国革命新的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根据国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党的政治路线做了重大调整，为迎接历史转折的新阶段做了重要准备。
第五阶段：从1935年12月中央瓦窑堡会议后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这一年，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做了很大努力。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南下9个月后破产。在中共中央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坚持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以及红二、六军团负责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张国焘最终同意北上。红四方面军先是与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6月在四川甘孜实现会师；最后，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地区实现大会师。中国工农红军走完了长征路。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记者：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因为张国焘分裂党、成立“第二中央”是在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这影响了对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那么从历史上看，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做出了哪些贡献？
石仲泉：张国焘的错误对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乃至否定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我将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贡献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底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发电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对挥师策应做了多方努力，于1935年3月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漫漫的长征路。那时，中央红军正在四渡赤水、转战黔滇，被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牵制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摆脱困境起了有力的缓解作用。红四方面军在获悉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来电后，即向川西松潘一带前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实现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师。
第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支援作用。红四方面军在进入松潘、理县、茂县地区时，中央红军已经过冕宁，正向大渡河挺进。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将迎接中央红军作为首要任务。6月，两军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后，四方面军通过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大批慰劳品送至中央红军驻地。这包括数十万斤粮食，上千件衣服套装、皮衣、棉大衣、毛毯、鞋子等。后来，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了一套粗呢制服。中央红军也捐了不少钱给四方面军。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减员不少，出现官多兵少状况。经中央批准，四方面军调拨了3个团，近4000人，充实中央红军。
第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红四方面军有一个由20名石匠组成的钻字队，在砂石岩上将标语口号镌刻成大字。这就是有名的“红军石刻”。川陕根据地保留下来的红军石刻标语曾有4000多条，这在其他苏区罕见，目前已成为珍贵的文化景观。在长征途中，宣传队继续镌刻大字标语。仅苍溪就保存有1000余幅石刻标语和群众送亲人参加红军的生动图画。这些红军石刻标语，已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属于原川陕苏区的平昌县已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园，收集了1600余幅以石刻为主体的标语，成为研究红军文化、弘扬红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基地。
第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张国焘搞分裂是在党内军内，并没有在广大群众中公开打旗帜。即使另立中央，也是打着马列旗号，蛊惑人心，进行蒙骗。广大指战员对党是忠诚的，对长征是坚定的，对群众工作是积极的。红四方面军三次进出藏区黑水县，驻扎150多天，多次派人与黑水各地头人会谈，宣传民族政策；帮助藏胞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还分别建立有游击队武装组织。在宝兴活动四五个月，不仅成立了县委，还成立了县、区、乡和村苏维埃，赤化了全县。红四方面军在这些地区播下的革命火种，对于团结藏族人民投入抗日战争、进行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斗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力量。红四方面军在达维同中央红军会师时为8万多人。这以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南下时牺牲1万多人；在甘孜整编时为4万余人；重新北上，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时为3.7万多人。随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失散和牺牲2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另一部分到达陕北。结果在延安统计各方面军实有人数时，仍以红四方面军的人居多。抗日战争爆发后，基本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解放战争时期又基本构成第二野战军的主力。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将军，也以原红四方面军为最多。我国的三个将军县，其中两个县（湖北红安县和安徽金寨县）多为红四方面军的将军。红四方面军的军史、战史，以光辉的实践证明：它们是党领导的能征善战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革命军队。 记者：近年来，党中央一直重视宣传红军长征精神，并不断对它的内涵进行概括。199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将长征精神概括为：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那么，如何深入理解长征精神的这些内涵？
石仲泉：每个人对这个内涵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里，我根据走长征路的体验和采访一些老红军的认识，对长征精神做些解读。
第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信念，是红军长征精神的根本要义。红军长征，既要同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又要与党内的错误思想展开斗争，还要克服无数道大川高山天然屏障的阻隔困扼，特别是爬雪山过草地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那种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广大红军将士靠什么来战胜敌人、克服险阻、度过艰难？首要的一条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党能够领导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2013年五四青年节时，习近平同志参加“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讲“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这一论断正是根植于对中国革命经验的认识。中国革命能取得胜利，从思想意识层面上讲，理想信念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它是一切精神动力之源。
第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红军长征伟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是红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基于理想、信念所铸成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长征就能取得胜利。没有这种精神状态，长征不可能取得胜利，西路军的悲壮历程就不可能那样感天动地，也就没有整个长征精神。各路红军都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过生死决战，尽管有巨大牺牲，但最后都摆脱了敌人的围堵。红一、二、四方面军都过了雪山草地，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和编入其序列的原红一方面军部分指战员，有的是三次走雪山草地，每次都有不少同志长眠在那里，但幸存者都胜利地到了陕北。我问过一些老红军：你们在与敌人作战时，在过雪山草地时，想没有想过生死问题？他们回答说：在那种特殊环境下，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参加红军，最初是为了找条活路，以后受教育才懂得革命道理。我们现在吃苦，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吃苦。我们牺牲了，是为了解放天下穷苦人，这种牺牲值得。因此，打仗个个奋勇争先，不怕死。毛泽东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长征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进行曲。
第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红军长征精神得以发挥的正确指南。对革命的忠诚和对党的坚信，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这种精神，是红军将士作为革命军人的基本素质。仅有这种精神，并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红军将士并不知道其错误，也能发挥这种精神，并谱写出天惊地撼的英雄史诗，如湘江之战，但其结局是异常惨烈的。只有在正确的路线和战略战术的指导下，上述那种精神才能结出灿烂之果，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因此，这是红军长征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红军长征能够胜利会师陕北，找到开辟新局面的落脚点，要归功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从而红军长征才有了一套正确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使红军最终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变被动为主动，指战员的战斗力能得到充分发挥，仗打得虎虎有生气，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第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互助友爱的高尚品德，是红军长征精神转化成凝聚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条件。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与其他军队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够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利益，紧密团结，互助友爱。因而它具有其他军队所没有的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长征是四支军队先后进行的。这几支军队怎样互相接应、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在整个长征途中的始发阶段和最后会师阶段表现得非常突出。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取得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当然，其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致使红四方面军一度南下，不仅影响了中央的战略部署，而且红四方面军本身也受到很大损失。但是，由于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地把握了党内斗争原则，还有其他方面的努力，张国焘不得不回师北上，最后实现了三个方面红军的大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再则，从广大红军将士来看，在整个长征途中，特别是在遇到艰难险阻，比如过雪山草地的过程中，这种团结互助、为了援救同志宁可牺牲自己的崇高品德，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第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援与帮助，是红军长征精神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 红军是人民的军队， 红军脱离了人民就无法生存，红军进行长征也是如此。没有粮食，没有必要的物资，任何精神力量都难以发挥。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踏上长征旅途时，苏区人民给予红军巨大的支援。红军经过雪山草地，很好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和军队纪律，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从而得以征服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因此，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作为长征精神的一个内容，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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