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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9年随着革命的胜利，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通过集中学习训练快速掌握管理城市的本领成为党和军队的必然选择，丹阳集训是一个典型案例。集训使广大军政干部较全面地了解上海，学习了城市管理经验；掌握了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强化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能力；此外集训对纪律的强调为党和军队赢得人民的支持创造了条件。丹阳集训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学习和训练；丹阳集训；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6-0008-04
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以令人难以预料的速度来临了。此时，各种新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其中之一就是接管城市。这对于长期在农村地区从事革命运动，缺乏城市工作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自然是一个巨大挑战。如何承担起这一艰巨的执政使命？通过集训快速获取管理城市的经验和能力无疑是必然的选择。
一、严峻的考验
随着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党的中心任务也从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转变为执掌国家政权、建设新中国。这一历史的重大转变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考验可谓是全方位的。
党在赢得革命战争胜利后所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能否快速学会管理城市。接管城市是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的关键一步。然而，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党的中央机关和党的干部除了少数和短时间在城市开展秘密斗争外，大量的和长期的是在农村地区工作，许多共产党人对城市工作乃至城市生活的了解都十分有限，对如何正确地与城市中不同阶层的群体打交道更是知之甚少，在这种缺乏必要经验的前提下开展城市工作将会困难重重。如何迅速弥补经验的不足和锻炼能力，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在接管和开展城市工作的过程中，党面临的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就是能否顺利开展经济工作，即在理顺混乱的经济秩序的前提下，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工作搞不好，社会就不可能稳定，新政权也就得不到巩固。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党在经济方面需要运营的主要是以农业为主的根据地区域性经济体系，而革命胜利后，党所需要承担的经济建设任务则是在经过长期战争破坏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条件下，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工作。而进入城市后首先需要重建经济秩序，消除恶性通胀，拯救濒临崩溃的国家经济，恢复生产，保证民众的正常生活。显然，这对于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更大的挑战。
另外，掌握政权之后，党的自身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随着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即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能否继续保持民主革命时期所形成的一系列优良传统，防止骄傲自满、官僚主义的滋生；如何以执政成就赢得群众的拥护等等，都是新的考验。另一方面，全国执政的使命也为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即需要其通过与时俱进的自我提高、自我完善，形成从容应对各种执政风险的能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赢得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土地改革的成功。而在广大新解放区，尤其是城市，民意情况非常复杂。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的反共宣传，大部分城市居民对共产党存有偏见，许多中小资产阶级更是对共产党进城后将会采取的政策心存疑虑，因此，进城后如何开展城市工作，取得城市大多数民众的支持，需要中国共产党拿出新的本事，展现新智慧。
面对种种严峻挑战和考验，中国共产党保持了相当清醒的头脑。早在1949年初，毛泽东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1]为了应对更伟大、更艰苦的工作，在新中国诞生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行动起来，它以自己的经验和特有的方式来迎接新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二、以集中学习和训练的方式迅速获取接管城市的执政能力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为顺利接管城市，全党上下做着各种积极的准备，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集中学习训练干部接管城市的能力。而上海解放前第三野战军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丹阳开展的集训当属这种方式的一个典型案例。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后，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了“长江防线”中的国民党守军并迅速解放了南京，兵锋直指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然而在仅仅几天之后的4月24日，这支进军神速的部队却在距离上海200多公里的江苏省丹阳县停了下来。渡江战役总前委、第三野战军指挥部和中共中央华东局5月初进驻丹阳。在此前后，来到这个小县城的还有中央为接管上海所配备的从地方及军队抽调的5000多名干部，其中包括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一些重要人物。一时间云集在丹阳的财经、工商、金融、政法、文教等各方面的干部达数千人之多。[2]他们陆续来到这里后分批次接受集训。前委领导邓小平、陈毅和华东局领导饶漱石直接负责此项重要工作。丹阳集训持续将近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广大干部受到了关于开展上海城市工作的各方面知识和技能的训练。这场集中学习训练，为党顺利接管上海创造了前提条件。
（一）丹阳集训使广大军政干部较全面地了解上海，学习了城市管理经验，做到了胸中有数。在丹阳集训过程中，根据进驻和接管上海可能遇到的不熟悉的情况，准备参加接管上海的干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学习，其内容主要有：一是学习其它大城市的接管经验。尽管三野和华东局城市接管经验不多，但在此之前共产党已经接管了若干政治经济重镇，如北平、天津、沈阳等，通过对这些城市接管经验的学习，接管干部对上海应当如何接管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想法。二是研究上海市的各项情报。华东局社会部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从1949年2月开始搜集上海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要情报，并将这些材料组织编写成《上海概况》等调查报告共30册，经过对这些材料的全面系统的学习，接管干部初步掌握了上海这座城市方方面面的情况，对上海市的政治统治体系、经济运行状况、社会治理概况，如上海市的党政机关构成、主要企业的基本状况、驻军布防情况、重要设备和物资的储存状况，甚至部分重要政府官员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都了如指掌。[3] 由于参与集训的广大干部基本掌握了城市管理的经验，特别是对上海的情况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做到了胸中有数，从而才创造了“瓷器店里打老鼠”的奇迹和迅速而完整接收上海的壮举。
（二）丹阳集训是城市工作的一个“预习”，它使干部初步掌握了接管城市的方式、方法。在了解了上海情况的前提下，丹阳集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参与集训的干部直接制定上海接管预案，将干部在集训中形成的接管上海的大体设想转变成了更为细致和可操作的“方案”，让接管干部在进入城市之前借助这些预案“预习”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具体地说，一是把握接管工作的方针。在总结了沈阳、平津等大城市的接管经验后，华东局决定上海的接管工作将全面依靠工人阶级，采取“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对不同性质的接管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接管。[4]二是建立领导机构。华东局进驻丹阳后，很快开始组织力量、配备干部，筹建接管上海的组织机构。依据研究讨论中形成的意见和中央的批示，华东局建立了接管委员会，将接管干部分别编入财经、政务、文教、军事四个系统，每个系统下又各自分为若干处室或部门，每个部门按照学习中了解到的情况各自制定了接管方案，最后各部门的方案又被汇总为《上海市军管会各接管委员会接收计划》，为解放军入城后有序的展开接管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5]三是为了维护上海解放后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华东局的领导干部还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一系列物资调配工作，尤其是关系上海市民生活和正常生产的重要物资，如粮食、煤炭、棉纱等。华东局一面组织物资调运，如从苏北、皖南等地调运粮食，从唐山、淮南等地调运煤炭；一面又积极联系上海各方力量，要求他们尽力保护工厂、仓库等重要生产和物资储存场所，确保上海市能在第一时间恢复生产，通过自己的努力应对可能到来的困难。[6]这也是训练接管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正是因为丹阳集训为接管上海做了充分的干部准备，才有上海解放的“军政全胜”，才有进城后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的伟大胜利。
（三）丹阳集训使广大干部明确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强化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把握了接管城市的一大法宝。上海是旧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在上海市的经济结构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占重要的地位，如果共产党不能很好地争取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那么，上海的城市工作将很难顺利展开。因此，能否正确开展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就成为接管上海的一个关键。早在1949年4月初，党中央在给华东局的电报中就指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7]
在中央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丹阳集训过程中对干部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在接管上海时既严格分清敌友界限，又不能把自己的朋友和所有可能争取到或可能保持中立的人推到敌人的营垒，要尽量多的团结知识分子，尽量多的争取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或者至少应当使他们保持中立。例如在上海解放后担任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的周林就指出：“只要他们反美蒋并拥护我们，即可向他们说明他是我们的朋友。要尽可能多的去团结他们，这是党的路线与政策，不能随便更改，并且要向他们说明，他们也应当把我们当作朋友。其次，要具体说明，解释我们党的政策，说明我们的政策是照顾到‘四面八方’的……对私营企业也须照顾，不要限制太严而影响企业。”[8]通过如此的学习训练，广大干部对统战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
由于有了丹阳集训在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上海解放后华东局放开手脚，以多种方式卓有成效地开展统战工作，成功地团结了民主人士，尤其是工商界中上层人士。例如，华东局通过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解释党的政策；通过邀请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代表人士参与决策等方式赢得他们的支持。再如，陈毅等华东局领导同志应邀出席荣毅仁、刘靖基等民族资本家的家宴，向他们介绍共产党的政策、咨询情况，这一做法产生了非凡的影响。有些工商界上层人士表示想不到陈毅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竟如此有人情味，也有人说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的动作。[9]由此可见，广大干部对于开展统战工作政策的把握和能力的提升对顺利接管上海，特别是对于上海城市治理中恢复生产、生活及社会秩序，稳固新政权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丹阳集训是党自身建设的一次实践活动，它使党和军队以铁的纪律和优良作风赢得群众的信赖，为党顺利接管上海提供了可靠保证。具备良好的作风和严格的纪律是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保障。当时的华东局总书记陈毅就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10]。因此在集训期间，华东局再三强调野战军在城市不能“野”，为了保证广大入城官兵作风优良、行为得体，华东局一方面在官兵中开展了普遍的城市常识教育，另一方面则一再强调入城纪律。在城市常识教育方面，三野政治部编写了《城市常识》读本并组织所有入城官兵进行学习，这一读本侧重于介绍上海市城市的一般特点，如生活在城市中的各个阶级和不同群体的基本面貌，市民生活的一般习惯，共产党在进入城市之后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和这些群体的成员打交道等等，通过对《城市常识》的学习，野战军战士们得到了基础的城市政策教育，这保证了他们在来到城市新环境之后不至于手足无措或得意忘形。在入城纪律方面，华东局根据中央相关城市政策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入城纪律，例如早在1949年2月，陈毅就在入城纪律起草阶段再三嘱咐要写入“不入民宅”一条，要求战士在找到营房前一律睡马路，并坚决的表示这一条“天王老子也不能改”。[11]此外，全体南下干部还针对进城后可能出现的纪律问题进行了入城纪律演习，根据相关入城守则对可能出现的违纪现象进行了严格的排查，力争在入城之前最大程度的提高每一名官兵和干部的纪律意识，确保解放军在入城后能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正因如此，人民解放军才创造了“胜利之师睡马路”的壮举，给尚未从枪炮轰鸣的慌乱中恢复过来的上海市民带来了一份“见面礼”，这份“见面礼”不仅让上海市民震撼，也让世界为之震惊。美国《生活》杂志对此作了这样报道：“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12] 由此可见，通过集中学习训练提供的纪律和作风上的保证，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展现了其他任何政党和军队都无法比拟的精神面貌和先进性。这使中国共产党迅速赢得了上海人民的拥护和信赖，从而树立了执政威望，为上海的成功接管和日后的治理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三、历史的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到一个月的丹阳集训只是一个瞬间。然而，这一瞬间却使共产党获得了无法用时间来计算的巨大能量，也正是这个能量的作用使大上海完完整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当然，这一历史瞬间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第一，执政党对于可能遇到的执政风险应始终保持积极防范的意识，而不应被动应对。本来缺乏城市工作经验的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在进入上海后能够顺利完成接管及治理任务，关键在于其具备了积极防范风险的意识，从而做了充分准备，形成了应对预案，这突出表现在：一是把接管上海的困难想足，做到了知彼知己。1949年渡江战役打响后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人民军队势如破竹，4月下旬解放军占领南京，上海解放指日可待，而就在这大好形势下，华东局非但没有丝毫的懈怠，相反却充分估计了解放上海将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及时发现因进军过于迅速部队发生的纪律问题给城市接收乃至治理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在4月下旬华东局就主动向中央发报，希望能够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进入上海，拿出时间进行入城教育和其它的准备工作。于是才有了丹阳集训。二是对于即将遇到的各种新问题采取积极对策，在认真研究思考的前提下制定出解决的预案。丹阳集训实质是接管上海的预演。根据事先掌握的情况和对困难的估计，华东局制定了接管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干部配备、机构设置、物资调配等。总之，不仅集训本身体现了主动防范的意识，集训的内容更体现了积极应对执政考验的意识和能力。正是因为采取了积极对策，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足够的技能，才保证了上海市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显然，如果没有预先做出的应对措施，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
第二，干部的能力及素质是决定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正如毛泽东所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3]丹阳集训为解放后上海市的干部队伍建设开了一个好头。正是由于大批干部接受了必要的训练，才使他们在接管工作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干部队伍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是成功接管上海及解放后成功治理上海的前提。
第三，有针对性的开展学习训练是快速提升执政能力的有效方式。丹阳集训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成效，其重要因素在于集训的目标十分明确，训练内容符合接管上海的实际要求，即有针对性。它使广大官兵和接收干部对接管目标的具体情况、接管政策、方式方法等，都有了明确认识，避免了在接管过程中因对城市工作的“陌生”而引起的麻烦，保证了接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第四，干部学习训练符合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规律。由于中国共产党先天的理论不足，加之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及革命和执政使命的艰巨性，中国共产党只能在不断的学习中生存、发展。或者说，建设学习型的政党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规律。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学习和训练就是其进行自身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正是因为党在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保持了不断学习的特质，才能得以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净化，才能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找到正确的道路，保持正确的方向。上海解放前夕的丹阳集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学习型政党的特质，符合中国共产党自身生存发展规律，因此，也必然发挥其独特作用。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依然需要保持自身的这一特质和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增强执政智慧。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
[2]庞松.略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上海的接管[J].近代史研究，1997（2）.
[3][4][5]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下专题与回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8.11.13
[6][7][8][10]上海市档案馆.上海解放中[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182.181.200.195.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部.上海市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10[M].上海：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1991.4.
[11]范征夫.1949年丹阳集训几个问题的探讨[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8）.
[12]江执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警备大上海[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76.
[13]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23.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战略与路径选择研究》[项目编号：12&ZD07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卞吉赋
[关键词]学习和训练；丹阳集训；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6-0008-04
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以令人难以预料的速度来临了。此时，各种新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其中之一就是接管城市。这对于长期在农村地区从事革命运动，缺乏城市工作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自然是一个巨大挑战。如何承担起这一艰巨的执政使命？通过集训快速获取管理城市的经验和能力无疑是必然的选择。
一、严峻的考验
随着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党的中心任务也从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转变为执掌国家政权、建设新中国。这一历史的重大转变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考验可谓是全方位的。
党在赢得革命战争胜利后所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能否快速学会管理城市。接管城市是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的关键一步。然而，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党的中央机关和党的干部除了少数和短时间在城市开展秘密斗争外，大量的和长期的是在农村地区工作，许多共产党人对城市工作乃至城市生活的了解都十分有限，对如何正确地与城市中不同阶层的群体打交道更是知之甚少，在这种缺乏必要经验的前提下开展城市工作将会困难重重。如何迅速弥补经验的不足和锻炼能力，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在接管和开展城市工作的过程中，党面临的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就是能否顺利开展经济工作，即在理顺混乱的经济秩序的前提下，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工作搞不好，社会就不可能稳定，新政权也就得不到巩固。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党在经济方面需要运营的主要是以农业为主的根据地区域性经济体系，而革命胜利后，党所需要承担的经济建设任务则是在经过长期战争破坏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条件下，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工作。而进入城市后首先需要重建经济秩序，消除恶性通胀，拯救濒临崩溃的国家经济，恢复生产，保证民众的正常生活。显然，这对于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更大的挑战。
另外，掌握政权之后，党的自身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随着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即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能否继续保持民主革命时期所形成的一系列优良传统，防止骄傲自满、官僚主义的滋生；如何以执政成就赢得群众的拥护等等，都是新的考验。另一方面，全国执政的使命也为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即需要其通过与时俱进的自我提高、自我完善，形成从容应对各种执政风险的能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赢得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土地改革的成功。而在广大新解放区，尤其是城市，民意情况非常复杂。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的反共宣传，大部分城市居民对共产党存有偏见，许多中小资产阶级更是对共产党进城后将会采取的政策心存疑虑，因此，进城后如何开展城市工作，取得城市大多数民众的支持，需要中国共产党拿出新的本事，展现新智慧。
面对种种严峻挑战和考验，中国共产党保持了相当清醒的头脑。早在1949年初，毛泽东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1]为了应对更伟大、更艰苦的工作，在新中国诞生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行动起来，它以自己的经验和特有的方式来迎接新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二、以集中学习和训练的方式迅速获取接管城市的执政能力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为顺利接管城市，全党上下做着各种积极的准备，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集中学习训练干部接管城市的能力。而上海解放前第三野战军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丹阳开展的集训当属这种方式的一个典型案例。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后，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了“长江防线”中的国民党守军并迅速解放了南京，兵锋直指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然而在仅仅几天之后的4月24日，这支进军神速的部队却在距离上海200多公里的江苏省丹阳县停了下来。渡江战役总前委、第三野战军指挥部和中共中央华东局5月初进驻丹阳。在此前后，来到这个小县城的还有中央为接管上海所配备的从地方及军队抽调的5000多名干部，其中包括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一些重要人物。一时间云集在丹阳的财经、工商、金融、政法、文教等各方面的干部达数千人之多。[2]他们陆续来到这里后分批次接受集训。前委领导邓小平、陈毅和华东局领导饶漱石直接负责此项重要工作。丹阳集训持续将近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广大干部受到了关于开展上海城市工作的各方面知识和技能的训练。这场集中学习训练，为党顺利接管上海创造了前提条件。
（一）丹阳集训使广大军政干部较全面地了解上海，学习了城市管理经验，做到了胸中有数。在丹阳集训过程中，根据进驻和接管上海可能遇到的不熟悉的情况，准备参加接管上海的干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学习，其内容主要有：一是学习其它大城市的接管经验。尽管三野和华东局城市接管经验不多，但在此之前共产党已经接管了若干政治经济重镇，如北平、天津、沈阳等，通过对这些城市接管经验的学习，接管干部对上海应当如何接管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想法。二是研究上海市的各项情报。华东局社会部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从1949年2月开始搜集上海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要情报，并将这些材料组织编写成《上海概况》等调查报告共30册，经过对这些材料的全面系统的学习，接管干部初步掌握了上海这座城市方方面面的情况，对上海市的政治统治体系、经济运行状况、社会治理概况，如上海市的党政机关构成、主要企业的基本状况、驻军布防情况、重要设备和物资的储存状况，甚至部分重要政府官员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都了如指掌。[3] 由于参与集训的广大干部基本掌握了城市管理的经验，特别是对上海的情况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做到了胸中有数，从而才创造了“瓷器店里打老鼠”的奇迹和迅速而完整接收上海的壮举。
（二）丹阳集训是城市工作的一个“预习”，它使干部初步掌握了接管城市的方式、方法。在了解了上海情况的前提下，丹阳集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参与集训的干部直接制定上海接管预案，将干部在集训中形成的接管上海的大体设想转变成了更为细致和可操作的“方案”，让接管干部在进入城市之前借助这些预案“预习”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具体地说，一是把握接管工作的方针。在总结了沈阳、平津等大城市的接管经验后，华东局决定上海的接管工作将全面依靠工人阶级，采取“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对不同性质的接管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接管。[4]二是建立领导机构。华东局进驻丹阳后，很快开始组织力量、配备干部，筹建接管上海的组织机构。依据研究讨论中形成的意见和中央的批示，华东局建立了接管委员会，将接管干部分别编入财经、政务、文教、军事四个系统，每个系统下又各自分为若干处室或部门，每个部门按照学习中了解到的情况各自制定了接管方案，最后各部门的方案又被汇总为《上海市军管会各接管委员会接收计划》，为解放军入城后有序的展开接管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5]三是为了维护上海解放后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华东局的领导干部还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一系列物资调配工作，尤其是关系上海市民生活和正常生产的重要物资，如粮食、煤炭、棉纱等。华东局一面组织物资调运，如从苏北、皖南等地调运粮食，从唐山、淮南等地调运煤炭；一面又积极联系上海各方力量，要求他们尽力保护工厂、仓库等重要生产和物资储存场所，确保上海市能在第一时间恢复生产，通过自己的努力应对可能到来的困难。[6]这也是训练接管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正是因为丹阳集训为接管上海做了充分的干部准备，才有上海解放的“军政全胜”，才有进城后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的伟大胜利。
（三）丹阳集训使广大干部明确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强化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把握了接管城市的一大法宝。上海是旧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在上海市的经济结构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占重要的地位，如果共产党不能很好地争取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那么，上海的城市工作将很难顺利展开。因此，能否正确开展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就成为接管上海的一个关键。早在1949年4月初，党中央在给华东局的电报中就指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7]
在中央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丹阳集训过程中对干部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在接管上海时既严格分清敌友界限，又不能把自己的朋友和所有可能争取到或可能保持中立的人推到敌人的营垒，要尽量多的团结知识分子，尽量多的争取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或者至少应当使他们保持中立。例如在上海解放后担任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的周林就指出：“只要他们反美蒋并拥护我们，即可向他们说明他是我们的朋友。要尽可能多的去团结他们，这是党的路线与政策，不能随便更改，并且要向他们说明，他们也应当把我们当作朋友。其次，要具体说明，解释我们党的政策，说明我们的政策是照顾到‘四面八方’的……对私营企业也须照顾，不要限制太严而影响企业。”[8]通过如此的学习训练，广大干部对统战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
由于有了丹阳集训在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上海解放后华东局放开手脚，以多种方式卓有成效地开展统战工作，成功地团结了民主人士，尤其是工商界中上层人士。例如，华东局通过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解释党的政策；通过邀请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代表人士参与决策等方式赢得他们的支持。再如，陈毅等华东局领导同志应邀出席荣毅仁、刘靖基等民族资本家的家宴，向他们介绍共产党的政策、咨询情况，这一做法产生了非凡的影响。有些工商界上层人士表示想不到陈毅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竟如此有人情味，也有人说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的动作。[9]由此可见，广大干部对于开展统战工作政策的把握和能力的提升对顺利接管上海，特别是对于上海城市治理中恢复生产、生活及社会秩序，稳固新政权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丹阳集训是党自身建设的一次实践活动，它使党和军队以铁的纪律和优良作风赢得群众的信赖，为党顺利接管上海提供了可靠保证。具备良好的作风和严格的纪律是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保障。当时的华东局总书记陈毅就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10]。因此在集训期间，华东局再三强调野战军在城市不能“野”，为了保证广大入城官兵作风优良、行为得体，华东局一方面在官兵中开展了普遍的城市常识教育，另一方面则一再强调入城纪律。在城市常识教育方面，三野政治部编写了《城市常识》读本并组织所有入城官兵进行学习，这一读本侧重于介绍上海市城市的一般特点，如生活在城市中的各个阶级和不同群体的基本面貌，市民生活的一般习惯，共产党在进入城市之后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和这些群体的成员打交道等等，通过对《城市常识》的学习，野战军战士们得到了基础的城市政策教育，这保证了他们在来到城市新环境之后不至于手足无措或得意忘形。在入城纪律方面，华东局根据中央相关城市政策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入城纪律，例如早在1949年2月，陈毅就在入城纪律起草阶段再三嘱咐要写入“不入民宅”一条，要求战士在找到营房前一律睡马路，并坚决的表示这一条“天王老子也不能改”。[11]此外，全体南下干部还针对进城后可能出现的纪律问题进行了入城纪律演习，根据相关入城守则对可能出现的违纪现象进行了严格的排查，力争在入城之前最大程度的提高每一名官兵和干部的纪律意识，确保解放军在入城后能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正因如此，人民解放军才创造了“胜利之师睡马路”的壮举，给尚未从枪炮轰鸣的慌乱中恢复过来的上海市民带来了一份“见面礼”，这份“见面礼”不仅让上海市民震撼，也让世界为之震惊。美国《生活》杂志对此作了这样报道：“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12] 由此可见，通过集中学习训练提供的纪律和作风上的保证，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展现了其他任何政党和军队都无法比拟的精神面貌和先进性。这使中国共产党迅速赢得了上海人民的拥护和信赖，从而树立了执政威望，为上海的成功接管和日后的治理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三、历史的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到一个月的丹阳集训只是一个瞬间。然而，这一瞬间却使共产党获得了无法用时间来计算的巨大能量，也正是这个能量的作用使大上海完完整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当然，这一历史瞬间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第一，执政党对于可能遇到的执政风险应始终保持积极防范的意识，而不应被动应对。本来缺乏城市工作经验的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在进入上海后能够顺利完成接管及治理任务，关键在于其具备了积极防范风险的意识，从而做了充分准备，形成了应对预案，这突出表现在：一是把接管上海的困难想足，做到了知彼知己。1949年渡江战役打响后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人民军队势如破竹，4月下旬解放军占领南京，上海解放指日可待，而就在这大好形势下，华东局非但没有丝毫的懈怠，相反却充分估计了解放上海将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及时发现因进军过于迅速部队发生的纪律问题给城市接收乃至治理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在4月下旬华东局就主动向中央发报，希望能够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进入上海，拿出时间进行入城教育和其它的准备工作。于是才有了丹阳集训。二是对于即将遇到的各种新问题采取积极对策，在认真研究思考的前提下制定出解决的预案。丹阳集训实质是接管上海的预演。根据事先掌握的情况和对困难的估计，华东局制定了接管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干部配备、机构设置、物资调配等。总之，不仅集训本身体现了主动防范的意识，集训的内容更体现了积极应对执政考验的意识和能力。正是因为采取了积极对策，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足够的技能，才保证了上海市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显然，如果没有预先做出的应对措施，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
第二，干部的能力及素质是决定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正如毛泽东所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3]丹阳集训为解放后上海市的干部队伍建设开了一个好头。正是由于大批干部接受了必要的训练，才使他们在接管工作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干部队伍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是成功接管上海及解放后成功治理上海的前提。
第三，有针对性的开展学习训练是快速提升执政能力的有效方式。丹阳集训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成效，其重要因素在于集训的目标十分明确，训练内容符合接管上海的实际要求，即有针对性。它使广大官兵和接收干部对接管目标的具体情况、接管政策、方式方法等，都有了明确认识，避免了在接管过程中因对城市工作的“陌生”而引起的麻烦，保证了接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第四，干部学习训练符合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规律。由于中国共产党先天的理论不足，加之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及革命和执政使命的艰巨性，中国共产党只能在不断的学习中生存、发展。或者说，建设学习型的政党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规律。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学习和训练就是其进行自身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正是因为党在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保持了不断学习的特质，才能得以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净化，才能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找到正确的道路，保持正确的方向。上海解放前夕的丹阳集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学习型政党的特质，符合中国共产党自身生存发展规律，因此，也必然发挥其独特作用。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依然需要保持自身的这一特质和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增强执政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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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范征夫.1949年丹阳集训几个问题的探讨[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8）.
[12]江执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警备大上海[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76.
[13]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23.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战略与路径选择研究》[项目编号：12&ZD07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卞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