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访美会晤奥巴马后表示，参加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无需事先承诺取消所有关税，这为日本加入谈判带来重大利好，也符合日本推行“去中国化”经济战略后加强日美合作的期盼。但是，美日两国GDP占到TPP成员总量的91%，一旦日本这条大鱼跳进了鱼缸，原有的谈判格局势必发生重大变化，日本不会被动接受前15轮谈判的结果，TPP会变得更像是美日FTA。值得思考的是，在TPP成员间消除贸易壁垒后，中国经济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是否又将如同12年前一样令人担忧，受到贸易转移效应的巨大冲击？不过，期待以例外保护本国农业，既是安倍平息国内农业利益团体质疑的药方，又给TPP能否真的实现美国所称的高标准（high standard）打上了一个问号。况且，一些矛盾和问题使得TPP似乎离其最初的设计目标还有着不小的距离。
　　首先，成员范围远未符合启动动机。尽管美国早在宣布参与TPP时就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改变在亚太经济中参与度日益下滑的趋势。亚太地区有175个优惠贸易安排，还有20个即将完成，有50多个还在商谈；而美国只有14个FTA，其中位于亚太的只有9个。美国产品95%的消费者位于美国境外，通过拓展亚太市场能够为美国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赢得发展空间。然而，现有的TPP谈判国并未按照与美国贸易重要性或潜力重要性择优选取，谈判方的国别范围与美国最初所称严重不符，已经引起美国民众的质疑。更为明显的是，在亚太地区41亿的总人口中，中印两国合计占到50%以上，但TPP谈判却并未将两国纳入进来，因而即便谈判顺利完成也难以满足美国的初始目标。
　　其次，流程创新拖延谈判整体进度。美国政府在谈判初期就获得了国会的支持，流程前置虽然减少了谈判完成后再去游说国会的麻烦，却把更多的压力转移至谈判阶段。由于参议员为各州代表，众议员为按照人口分布的代表，各州优势产业和需求差异悬殊，且议员还受其所属党派的影响，谈判中利益点的把握相当困难，国会的不同意见必然在谈判中起到更多影响。早在启动谈判前，美国贸易代表就把处理TPP与已有FTA的关系、如何使得越南等国满足TPP目标的高标准，以及如何处理无保留的开放与现实美国国内产业保护间的关系等三大挑战向国会进行报告。另一新的特点在于，美国在TPP谈判中增加了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听取意见，表现更为亲民，不过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随机性和分散性对于谈判整体进程会造成更多拖累。
　　第三，动机互异影响谈判成果质量。美国认为，TPP的形成将有助于增加产品出口，但在零和博弈中，作为国际贸易的买方，表现可能就难有那么积极了。谈判参与方的产业竞争优势和兴趣点各异。例如，新加坡和新西兰的服务业相对发达，文莱、智利、秘鲁的资源产业占比较大，越南、新西兰、马来西亚注重农产品的出口，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则相对较为全面。各国希望通过TPP的签署获得经济的增长，除全面取消关税外，还涉及在安全标准、竞争政策、技术贸易壁垒、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绿色增长和劳工保护等诸多领域的协调，需要各国对现有的国内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进行全面的整理和修订。即便这些谈判方的政府愿意推进，也势必遭到受影响的国内企业、行业组织等相关利益团体的强烈反对。
　　2013年3月，11国在新加坡举行TPP第16轮谈判。自2010年3月启动以来，2～3个月谈判一次的紧密节奏反映出各方急切的心情。从公开信息看，协议的法律文本也已完成近29章，涉及的内容除包括传统贸易协定的内容外还会有更高的要求。尽管新参与者重新谈判、协议解决各方关切难度不小，以及协议文本最终需各方议会批准等种种因素可能拖延进度，但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预计TPP最终达成结果应该可以确定。相比中国加入WTO的年代，全球经济自由化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亚太地区的关税总体水平已有大幅削减，关税贸易壁垒已经不再是中国出口的第一影响因素。相比而言，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在服务业市场准入、卫生和动植物检验检疫以及知识产权等领域，对中国出口的制约和挑战更为明显，而TPP的核心就是要涉及这些问题。或许，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梦想，会在打开WTO这扇门的十年后再撞上TPP这道玻璃墙。
　　好在，玻璃墙并非不可逾越。TPP的成员方仍然需要遵守对WTO的承诺，国际化经验日益丰富的中国企业也许会从中发现新的机会，至少还能运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保护自身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