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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沈从文在一篇散文中说，自己儿时有“逃学本能”。人塾半年起，就几乎无一日不逃学。因为在书塾逃学挨打，不逃学也挨打。哪个合算呢？小小的沈从文觉得，玩一整天所换来的代价是打二十板屁股，这是合算的。“每日那种死读书，我真不能发现一丝一厘是一个健全活泼孩子所需要的事。我要玩，却比吃饭睡觉似乎还重要。”
鲁迅小时候，差不多是以同样的不解来看待入塾读书这件事。他觉得自己被送进全城最严厉的书塾是一种惩罚，挨罚的原因，无非是拔何首乌弄坏了泥墙根之类。
为什么要挨打？因为先生要检查背书，背不出，就要打。其实，儿时的沈从文，记忆力特别好，他背书的功夫常常能得到塾师的夸奖。一面逃学，一面却被人誉为神童，沈从文终究还是不愿做这“神童的事业”，为逃学编出各种谎话，就算父亲用砍掉一个手指来恐吓他，依然没能阻止他逃学去看世界。
儿童厌恶入塾读书的心理，多半与被剥夺了玩耍的权利相关;若书塾的先生再是个凶面孔的“老顽固”，动辄打板子，则儿童难有爱读书的。更严重者，简直是“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仇寇而不欲见”。
暂且不管塾师的严厉和打板子，私塾里的读书到底是怎样的安排呢？沈从文记载的每日读书的秩序如下：
早上——背温书，写字，读生书，背生书，点生书——散学
吃早饭后——写大小字，读书，背全读过的温书，点生书——过午
过午后——读生书，背生书，点生书，讲书，发字带认字——散学
“温书”指的是学过的旧书，“生书”指的是还没有学的新书，一般都以句数计算。学生年龄不同，程度不同，所读的书也略有不同。这样看来，孩子在私塾一天的功课，不过是读书背书，先背学过的，再读新学的，背了读，读了背，循环往复，好像永无尽头。看似机械枯燥的读书方式，对于生性贪玩的儿童似乎真是让人避之不及。然而，从儿童的年龄特点和教学方法的效率而言，这延续千年的读书法里头，是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的。
以明清两代的教学为例，私塾里的读书法基本上只有一条，那就是熟读成诵。古人的教育理念认为，十五岁以前多记性，少悟性，应读之书均需在十五岁之前读完。基于儿童记性好而悟性差的特点，私塾里的读书格外重视记忆力的训练。清代学者陈宏谋说“未有不能记忆而能有得也”。记忆是一切学问的前提，而且是只要下苦功夫，“中材皆能熟记”。当然，这种重记忆的教学方法，也造就了不少“两脚书橱”式的死读书的人，至于塾师的严厉，读经的枯燥无味、远离儿童生活现实等，这些书塾教学中不合理的成分，有待另文专述，这里只讲其发挥儿童记忆力、重视诵读的教学法。为了帮助儿童记忆，达到熟读成诵目的，古人用的是一套“温故知新”的读书法。
首先，强调遍数。朱子读书法说，古人读书亦记遍数，即荀子所说的“诵数以贯之”，“贯”的意思就是“熟”，读到一定遍数才能达到贯通的地步。“书需熟读，……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时又自不同也”。为了记录读背书的遍数，塾师往往要设筹计算。用数珠或者计数板子计数，每小段读满二百遍，“以墨点销朱点”，对背诵遍数的要求极其严格，“宁剩段数，不可省遍数”。只有用此“看读百遍，背读百遍，又通背读二三十遍”的“百遍之功”，方可终身不忘。
其次，连日重复读背。学童在书塾所读之书，一般以五日为限，五日以内所读皆是生书。沈从文所谓的“背生书”，就是每天要将前五日内所学之书背诵到一定遍数才开始读背新书。比如《论语》中的一章，每天要熟读百遍，再背诵百遍，一章书起码要在口中习熟十天左右。既有遍数保证，又有天数保证，最终达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永久不忘的地步。
最后，规定每天读背的字数。优秀的塾师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确定每天读多少字。天资好一点的，每天读二三百字，甚至四五百;差一点的，每天几十字。定时定量，因材施教。
现在人们提起“死记硬背”，往往视其为扼杀儿童天性的罪魁。笔者认为这里面是有误解的。死记硬背，在一定程度上说的是一种强学强记的读书方法，而非一种带有褒贬色彩的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审周正逵先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学语文的初级阶段就是靠死记硬背才能打好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后续的训练如解析、鉴赏、研读等能力的培养都会落空。”学语文，很重要的一条途径是词汇量的积累，周先生认为，积累词汇不是从词典上学的，也不是听老师讲的，而是主要靠背书，把一部分好文章吃到肚子里，变成自己的营养才不知不觉掌握的。
从六岁到十岁，沈从文上了三年多私塾，背诵了几万字的古书，其所读过的书有《包句杂志》《幼学琼林》《论语》《尚书》《孟子》和三本《诗经》，这三年枯燥的读书生活，尽管不断逃学，但仍足以奠定沈从文的读写基础。时代处在新旧更替的边界线上，五四时期激进的新文化干将，无论是怨恨读经还是欢喜读经，都从中受益。鲁迅更不必说，他是中过秀才的，旧学功底非常人可比。所以他的一支笔能在文言和白话之间自由穿梭，游刃有余，他文中丰富的词汇量，以及信手拈来的诗文、典故，若不是来自诵读的积累，又是来自哪里呢？
二
与视人塾为受惩罚的怨恨一派不同，学者的文章大都从理性角度回忆儿时读书。这些回忆对私塾的诵读教学法的态度大都是肯定的，比如朱光潜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中写道：
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只是《书》《诗》《左传》。《诗经》我没有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我因此想到韵文入人之深，同时读书用目有时不如用耳。私塾的讀书程序是先背诵后讲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读成诵，一句一句地在舌头上滚将下去，还拉一点腔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这早年读经的教育我也曾跟着旁人咒骂过，平心而论，其中也不完全无道理。我现在所记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_9’ 用耳读书，拉一点腔调熟读成诵的快乐，要是没有亲身实践过，恐怕还真不能体会其中的奥妙和乐趣。朱光潜所谓“韵文人人之深”，正是中国文章最突出的特点——讲究韵律、声调和谐、朗朗上口。并不单单是韵文讲究韵律，无韵的文章，如散文，在声调上也是十分讲究的。唐翼修《父师善诱法》中说：“人知四六之文，重在平仄，而不知散体古文、八股制义，亦重之也。音韵铿锵，便觉朗朗可诵。平仄不调，词句必不顺适。意虽甚佳，无益矣。”有的语文教师教学生作文的时候，常常让学生写完后自己出声读一读，读起来感觉不顺的地方，多半是字句需要修改的地方，这种似乎说不清楚道理的教学方法，其背后的道理则是，好文章必然声调韵律和谐有力，读起来气势贯通，文意与文辞俱佳。
邓云乡在《清代八股文》中则是这样回忆自己读私塾的情形：
据我幼年小学挂名，在家读私塾的记忆，老师虽是师范毕业生，但教读老书，还用老办法。读《论语》时，我一般每天读四十到六十句，都能背诵如流。而有的小同学，读三十句，背诵时还结结巴巴。而另外一名聪明记忆力特好的同学，每天读百句以上，也能背诵如流，在四五个读同样书的学生中，就有三四种不同的差别，不同的进度，如果人多了，自然差别更大。而这样按照学生不同智力的实际，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教读办法，却是十分科学的。这样既不限制聪明学生的读书速度，又保证了智力较差的学生能踏实地慢慢掌握其学习内容。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保证了不同智力的同样教学内容。在教学效果上，比学校班级教育、留级生制度科学得多。
邓云乡对私塾的认可包括两方面，一是读老书得用老办法，那就是熟读成诵的办法——满遍数、定时、定量;二是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实施差异化教学。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张必锟先生儿时也在曾受教于塾师，每日反复读背，熟读了几万字的古文。他说“这是名副其实的‘教读’，塾师什么也不讲，只逐句领读几遍，接着就练习背诵，背熟一章再‘教读’下一章”。“（塾师）教我们读出语气，通过语气来品味话的意思”。文言是一种脱离了日常口语的书面语言，只有通过熟读成诵，儿童才能熟悉文言文中的语言现象，才能建立文言的语感，进而熟练掌握。这是老办法中的科学之处。
三
现在的语文教师怎么教文言文？大多用的是满堂灌的方法。讲字词，讲语法，逐字逐句地落实翻译，用力在诵读上的很少，整个全是诵读的恐怕几乎没有。这样教文言的效果怎么样呢？学生到高中毕业，大多数还是读不懂文言文。原因何在？恐怕还是因为读老书没有用老办法的缘故。张必锟先生说：“词性的辨析、虚词的用法、一些特殊句型的模式等，都属于必要的积累，但这些积累若不以诵读为基础，便有落空的危险。”“我教文言的基本方式是一边疏通文意，一边让学生练习背誦，课堂上总是书声琅琅，用口诵耳听的办法来增强学生的语感”，因为“只有诵读才是培养语感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张志公先生曾经说过，语文教育的效果不理想，因素是多方面的，“单从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之点，即没有足够地重视传统、没有正确地对待传统”。我的导师饶杰腾先生，也曾经给我们反复说过这个观点：“语文教学是最具有民族性的，不能全跟外国学。”语言文字是最具有民族性的，它的教学法也必然是植根于本民族的，有源远流长的传统。
当下的语文教学改革提出要培养语文核心素养。什么是核心？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从语言、思维、文化、审美四个方面构建语文核心素养，这四个核心，从语文教学的内容或功能角度而言，规定了语文教学的范围。我所赞同的观点是，无论是教学实践还是学术研究，语文教学都不能忽视一个核心，那就是民族性这个核心。语言文字是固有的，不是外来的;语文的历史也从来不是割断的，文言和白话二者之间本来就没有断然分明的界限。因此，无论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多么花样翻新的说法，语文教学总有一条筋脉不断，那就是从古至今的语言文字的筋脉，守住这条“正路”之后，读古人的书，多借鉴一下古人的读书法，这里面的道理也就并不深奥了。
昔日的读书，给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的启示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慎重选材，要优中选精。只有那些语言文雅，声调优美，内容格调不俗的文章才适合作为学习的范本。文言文经过时间的淘洗，选择百儿八十篇经典文章不难;而现代文教材则相对难以取舍，更加需要研讨。温儒敏先生说，统编本教材多少有点“回归传统”，入学以后，第一篇就是识字课文，“天、地、人、你、我、他”，六个大写的楷体字扑面而来，“很传统，也很有趣”;而教材课文选篇则强调四个标准：经典性，文质兼美，适宜教学，适当兼顾时代性。把经典性放在第一位，可见向来强调守正创新的温先生对传统的重视。其二，把熟读成诵作为教学的基本方法，尤其是在文言文、古诗词的课堂教学中应当给诵读以应有的地位。
沈从文在一篇散文中说，自己儿时有“逃学本能”。人塾半年起，就几乎无一日不逃学。因为在书塾逃学挨打，不逃学也挨打。哪个合算呢？小小的沈从文觉得，玩一整天所换来的代价是打二十板屁股，这是合算的。“每日那种死读书，我真不能发现一丝一厘是一个健全活泼孩子所需要的事。我要玩，却比吃饭睡觉似乎还重要。”
鲁迅小时候，差不多是以同样的不解来看待入塾读书这件事。他觉得自己被送进全城最严厉的书塾是一种惩罚，挨罚的原因，无非是拔何首乌弄坏了泥墙根之类。
为什么要挨打？因为先生要检查背书，背不出，就要打。其实，儿时的沈从文，记忆力特别好，他背书的功夫常常能得到塾师的夸奖。一面逃学，一面却被人誉为神童，沈从文终究还是不愿做这“神童的事业”，为逃学编出各种谎话，就算父亲用砍掉一个手指来恐吓他，依然没能阻止他逃学去看世界。
儿童厌恶入塾读书的心理，多半与被剥夺了玩耍的权利相关;若书塾的先生再是个凶面孔的“老顽固”，动辄打板子，则儿童难有爱读书的。更严重者，简直是“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仇寇而不欲见”。
暂且不管塾师的严厉和打板子，私塾里的读书到底是怎样的安排呢？沈从文记载的每日读书的秩序如下：
早上——背温书，写字，读生书，背生书，点生书——散学
吃早饭后——写大小字，读书，背全读过的温书，点生书——过午
过午后——读生书，背生书，点生书，讲书，发字带认字——散学
“温书”指的是学过的旧书，“生书”指的是还没有学的新书，一般都以句数计算。学生年龄不同，程度不同，所读的书也略有不同。这样看来，孩子在私塾一天的功课，不过是读书背书，先背学过的，再读新学的，背了读，读了背，循环往复，好像永无尽头。看似机械枯燥的读书方式，对于生性贪玩的儿童似乎真是让人避之不及。然而，从儿童的年龄特点和教学方法的效率而言，这延续千年的读书法里头，是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的。
以明清两代的教学为例，私塾里的读书法基本上只有一条，那就是熟读成诵。古人的教育理念认为，十五岁以前多记性，少悟性，应读之书均需在十五岁之前读完。基于儿童记性好而悟性差的特点，私塾里的读书格外重视记忆力的训练。清代学者陈宏谋说“未有不能记忆而能有得也”。记忆是一切学问的前提，而且是只要下苦功夫，“中材皆能熟记”。当然，这种重记忆的教学方法，也造就了不少“两脚书橱”式的死读书的人，至于塾师的严厉，读经的枯燥无味、远离儿童生活现实等，这些书塾教学中不合理的成分，有待另文专述，这里只讲其发挥儿童记忆力、重视诵读的教学法。为了帮助儿童记忆，达到熟读成诵目的，古人用的是一套“温故知新”的读书法。
首先，强调遍数。朱子读书法说，古人读书亦记遍数，即荀子所说的“诵数以贯之”，“贯”的意思就是“熟”，读到一定遍数才能达到贯通的地步。“书需熟读，……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时又自不同也”。为了记录读背书的遍数，塾师往往要设筹计算。用数珠或者计数板子计数，每小段读满二百遍，“以墨点销朱点”，对背诵遍数的要求极其严格，“宁剩段数，不可省遍数”。只有用此“看读百遍，背读百遍，又通背读二三十遍”的“百遍之功”，方可终身不忘。
其次，连日重复读背。学童在书塾所读之书，一般以五日为限，五日以内所读皆是生书。沈从文所谓的“背生书”，就是每天要将前五日内所学之书背诵到一定遍数才开始读背新书。比如《论语》中的一章，每天要熟读百遍，再背诵百遍，一章书起码要在口中习熟十天左右。既有遍数保证，又有天数保证，最终达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永久不忘的地步。
最后，规定每天读背的字数。优秀的塾师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确定每天读多少字。天资好一点的，每天读二三百字，甚至四五百;差一点的，每天几十字。定时定量，因材施教。
现在人们提起“死记硬背”，往往视其为扼杀儿童天性的罪魁。笔者认为这里面是有误解的。死记硬背，在一定程度上说的是一种强学强记的读书方法，而非一种带有褒贬色彩的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审周正逵先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学语文的初级阶段就是靠死记硬背才能打好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后续的训练如解析、鉴赏、研读等能力的培养都会落空。”学语文，很重要的一条途径是词汇量的积累，周先生认为，积累词汇不是从词典上学的，也不是听老师讲的，而是主要靠背书，把一部分好文章吃到肚子里，变成自己的营养才不知不觉掌握的。
从六岁到十岁，沈从文上了三年多私塾，背诵了几万字的古书，其所读过的书有《包句杂志》《幼学琼林》《论语》《尚书》《孟子》和三本《诗经》，这三年枯燥的读书生活，尽管不断逃学，但仍足以奠定沈从文的读写基础。时代处在新旧更替的边界线上，五四时期激进的新文化干将，无论是怨恨读经还是欢喜读经，都从中受益。鲁迅更不必说，他是中过秀才的，旧学功底非常人可比。所以他的一支笔能在文言和白话之间自由穿梭，游刃有余，他文中丰富的词汇量，以及信手拈来的诗文、典故，若不是来自诵读的积累，又是来自哪里呢？
二
与视人塾为受惩罚的怨恨一派不同，学者的文章大都从理性角度回忆儿时读书。这些回忆对私塾的诵读教学法的态度大都是肯定的，比如朱光潜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中写道：
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只是《书》《诗》《左传》。《诗经》我没有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我因此想到韵文入人之深，同时读书用目有时不如用耳。私塾的讀书程序是先背诵后讲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读成诵，一句一句地在舌头上滚将下去，还拉一点腔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这早年读经的教育我也曾跟着旁人咒骂过，平心而论，其中也不完全无道理。我现在所记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_9’ 用耳读书，拉一点腔调熟读成诵的快乐，要是没有亲身实践过，恐怕还真不能体会其中的奥妙和乐趣。朱光潜所谓“韵文人人之深”，正是中国文章最突出的特点——讲究韵律、声调和谐、朗朗上口。并不单单是韵文讲究韵律，无韵的文章，如散文，在声调上也是十分讲究的。唐翼修《父师善诱法》中说：“人知四六之文，重在平仄，而不知散体古文、八股制义，亦重之也。音韵铿锵，便觉朗朗可诵。平仄不调，词句必不顺适。意虽甚佳，无益矣。”有的语文教师教学生作文的时候，常常让学生写完后自己出声读一读，读起来感觉不顺的地方，多半是字句需要修改的地方，这种似乎说不清楚道理的教学方法，其背后的道理则是，好文章必然声调韵律和谐有力，读起来气势贯通，文意与文辞俱佳。
邓云乡在《清代八股文》中则是这样回忆自己读私塾的情形：
据我幼年小学挂名，在家读私塾的记忆，老师虽是师范毕业生，但教读老书，还用老办法。读《论语》时，我一般每天读四十到六十句，都能背诵如流。而有的小同学，读三十句，背诵时还结结巴巴。而另外一名聪明记忆力特好的同学，每天读百句以上，也能背诵如流，在四五个读同样书的学生中，就有三四种不同的差别，不同的进度，如果人多了，自然差别更大。而这样按照学生不同智力的实际，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教读办法，却是十分科学的。这样既不限制聪明学生的读书速度，又保证了智力较差的学生能踏实地慢慢掌握其学习内容。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保证了不同智力的同样教学内容。在教学效果上，比学校班级教育、留级生制度科学得多。
邓云乡对私塾的认可包括两方面，一是读老书得用老办法，那就是熟读成诵的办法——满遍数、定时、定量;二是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实施差异化教学。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张必锟先生儿时也在曾受教于塾师，每日反复读背，熟读了几万字的古文。他说“这是名副其实的‘教读’，塾师什么也不讲，只逐句领读几遍，接着就练习背诵，背熟一章再‘教读’下一章”。“（塾师）教我们读出语气，通过语气来品味话的意思”。文言是一种脱离了日常口语的书面语言，只有通过熟读成诵，儿童才能熟悉文言文中的语言现象，才能建立文言的语感，进而熟练掌握。这是老办法中的科学之处。
三
现在的语文教师怎么教文言文？大多用的是满堂灌的方法。讲字词，讲语法，逐字逐句地落实翻译，用力在诵读上的很少，整个全是诵读的恐怕几乎没有。这样教文言的效果怎么样呢？学生到高中毕业，大多数还是读不懂文言文。原因何在？恐怕还是因为读老书没有用老办法的缘故。张必锟先生说：“词性的辨析、虚词的用法、一些特殊句型的模式等，都属于必要的积累，但这些积累若不以诵读为基础，便有落空的危险。”“我教文言的基本方式是一边疏通文意，一边让学生练习背誦，课堂上总是书声琅琅，用口诵耳听的办法来增强学生的语感”，因为“只有诵读才是培养语感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张志公先生曾经说过，语文教育的效果不理想，因素是多方面的，“单从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之点，即没有足够地重视传统、没有正确地对待传统”。我的导师饶杰腾先生，也曾经给我们反复说过这个观点：“语文教学是最具有民族性的，不能全跟外国学。”语言文字是最具有民族性的，它的教学法也必然是植根于本民族的，有源远流长的传统。
当下的语文教学改革提出要培养语文核心素养。什么是核心？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从语言、思维、文化、审美四个方面构建语文核心素养，这四个核心，从语文教学的内容或功能角度而言，规定了语文教学的范围。我所赞同的观点是，无论是教学实践还是学术研究，语文教学都不能忽视一个核心，那就是民族性这个核心。语言文字是固有的，不是外来的;语文的历史也从来不是割断的，文言和白话二者之间本来就没有断然分明的界限。因此，无论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多么花样翻新的说法，语文教学总有一条筋脉不断，那就是从古至今的语言文字的筋脉，守住这条“正路”之后，读古人的书，多借鉴一下古人的读书法，这里面的道理也就并不深奥了。
昔日的读书，给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的启示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慎重选材，要优中选精。只有那些语言文雅，声调优美，内容格调不俗的文章才适合作为学习的范本。文言文经过时间的淘洗，选择百儿八十篇经典文章不难;而现代文教材则相对难以取舍，更加需要研讨。温儒敏先生说，统编本教材多少有点“回归传统”，入学以后，第一篇就是识字课文，“天、地、人、你、我、他”，六个大写的楷体字扑面而来，“很传统，也很有趣”;而教材课文选篇则强调四个标准：经典性，文质兼美，适宜教学，适当兼顾时代性。把经典性放在第一位，可见向来强调守正创新的温先生对传统的重视。其二，把熟读成诵作为教学的基本方法，尤其是在文言文、古诗词的课堂教学中应当给诵读以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