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生产理论的观照之下,长篇小说《虎贲万岁》的创作可以被看作是公益性的订制创作.生产者为作家张恨水,直接(显性)订制人为五十七师将领.但生产者和订制人的身份又都有着跨界的二重性,张恨水既是生产者又代言市场订制人即读者.在谈判中,生产者和直接订制人都不以显性身份言说,而是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学范畴“诗”(小说家)与“史”(史家)的名义进行.生产者和订制人身份的二重性及其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直接订制人和生产者对于诗与史阐释的乖离:在直接订制人那里,史的阐释在名义上执着于史,而在实际上又偏向于诗;而在生产者那里,诗的阐释在名义上偏向于史,而在实际上又偏向于隐性(市场)订制人读者,并将市场订制人的利益诉求阐释为小说的本体特征.以“诗”与“史”的名义进行的争论,造成了该小说的叙述在直接订制人、生产者和隐性订制人三者利益之间的滑动,以及叙述的伦理的困惑.但在“史”与“诗”以及读者利益商谈下创作出的《虎贲万岁》,却缔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将新闻纪实和典型塑造相结合的文体——“报告文学”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