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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为躲避日寇的战火,濒临战争前沿的一些院校出现了一次自东向西的文化迁移。迁驻遵义各院校以其先进的文化教育理念和实践,提高了遵义教育的办学层次,促进了遵义各种层次的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推动了遵义教育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驻遵院校 遵义 文化教育理念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313-02
由于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原因,遵义的文化教育的一直较为落后,发展也较为缓慢,其近代教育,虽然在新式教育的推动和影响下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并逐步建立起具有近代性质的教育体系,勉强跟上全国教育发展的步伐,成为贵州教育较为发达地区之一。但由于受民国时期西南军阀混战连年、政局不稳的影响,遵义在民国初期初步发展起来的具有近代性质的教育不仅没有能正常发展,部分地区的教育甚至出现了衰落凋敝的状况。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校为了延续大学血脉,保存中华民族的大学教育,开始向内地迁移,坚持办学。这一时期迁驻到遵义的院校有国立浙江大学、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私立大夏大学等。这些院校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既有享誉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一些名流,也有许多有进取精神的中青年教师。他们历尽艰险,培育出一代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为国家的独立与长远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院校迁驻遵义不但为遵义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民主精神,促进了遵义的教育文化的發展,而且为遵义今后的教育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一、提高了遵义教育的办学层次
抗战时期沦陷区院校的迁驻遵义,改变了那时遵义没有近现代大学的历史。当时迁到遵义的大学有私立大夏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
随着这些大学的迁驻遵义,大批的知识分子随之而来,迁驻到遵义的高校特还从流亡知识分子中聘请了许多知名专家和学者,使当时文化教育一向落后的遵义汇集了人数众多知识分子。许多顶级的专家学者如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陈建功、贝时璋等名家教授云集遵义,使得遵义的学术气氛活跃,学术研究水平极高。这些对于提高遵义教育的办学层次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迁驻遵义各院校的老师,把他们先进的教学理念,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带到了遵义。他们中不少人或在遵义各地兼课,或创办学校,让遵义学子有机会接受优质的教育,为遵义培养了为数众多的人才,并促进了遵义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对后来遵义教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二、促进了遵义各种层次的教育的发展
迁驻遵义的院校对遵义各种层次的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解决战区流亡内地的失学青年读书问题,由当时浙大负责贵州、广西两省的中等教育的辅导工作。浙大师范学院在湄潭设浙大附中兴办中学教育,进行初中、高中教育,由胡家健教授担任校长一职,该中学的师资大部分由浙江大学各学院的讲师或助教兼任。尽管当时办学条件艰苦,但浙大附中并没有降低办学标准,其教学课程大体按照江浙一带的地方中学要求,该中学显著办学成绩很快吸引了浙江一带的流亡学生和贵州周边各省的求学青年和遵义各县的青少年。浙江大学在贵州湄潭创办的闻名遐迩的高质量、高水平的附属中学,为当地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民众素质提高做出了拓荒性的贡献,使当地许多青少年受到了比较良好的教育。
以浙江大学为代表的综合大学对所迁地区的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学前教育等在内的各层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女子教育、通俗教育、职业教育、边疆教育等在内的各类型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动。浙大驻遵期间,人才济济,教学科研成果累累,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黔桂两省是其师范学院的辅导区,浙大师生不但辅导遵义等地学校教学、培训教师,还开展各种社会教育活动,对遵义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产生了巨大作用。这一时期,遵义的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及社会教育都取得了一定发展。抗战时期遵义的中等职业学校除内迁的中华民国海军学校、军政部兵工署第十技工学校、军官外语班和陆军步兵学校外,还另外创办了几所学校。1942年,贵州省教育厅与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合办了贵州省湄潭实用职业学校,设农艺、园艺二科,并与中央茶业实验场合办了制茶科一班。
在抗战时期,国立浙江大学、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和上海私立大夏大学先后迁入遵义,填补了遵义地区高等教育的空白。这些大学迁入遵义后继续发展,以浙江大学为例:其在西迁时有随校学生460人,1941年6月在校大学生1486人、研究生13人、先修班学生40人及附中学生492人,到1946年10月时有在校大学生2243人;从1943届开始,在遵义历届毕业生都有300多人。
在遵义的浙江大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精英,在科研上也是成果斐然。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函数,王淦昌的中微粒子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等都处于国际领先状态;王国松的电工学,李寿恒的中国煤的研究,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作用,钱钟韩的工业自动化研究,苏元复的萃取理论和工艺的改进,侯毓纷的活性染料研究等,都是难得的成果。
内迁遵义高校还为遵义较为边远的地区中小学教育发展、民众素质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使当地许多青年有机会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当时,这些高等学校的师生们在完成教学工作之余,还把先进文化送到穷乡僻壤,采取帮助当地民众扫盲、兴办小学、宣传疾病防治的方法,为提高当地的文化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浙大的学生经常到当地的中小学上课,大大加强了当地的师资力量。
三、迁驻遵义院校引入了新的教育价值取向
迁驻遵义的各院校带来了他们的办学特点和优良的校风、学风,在治学、科研、教学、学习以及管理制度方面,给遵义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们把兴学之风带到了遵义。
遵义位于中国西南较为边远地区,地处群山峻岭之中,受西学的冲击相对较弱,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持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对于教育真正的功能还不了解,甚至漠视。随着日寇侵略所引起的民族教育重心向内地的迁移,特别是东部高校先进的文化的导向作用,人们的教育观念和思想才逐渐改变,人们的办学积极性日益提高。教育发达地区大批具有近代教育观念的高等院校迁入并扎根遵义,他们所带来的先进的治学精神和教育模式,给长期落后的遵义带来了清新的文化学术氛围,培养了遵义人民尊重科学、知识、人才的新风尚,其中浙江大学在遵义的贡献最为典型。
抗战时期迁驻遵义院校还促进了遵义的抗日图存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各院校师生努力宣传抗日万众一心,一致抗日的道理,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发动遵义民众捐款捐物,参军参战共同抗日。浙江大学学生们除了刻苦学习外,还采取兴办刊物、组织歌咏队、话剧团、街头宣传队等形式,经常到遵义各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文艺宣称抗日活动。由于部分教师和学生在遵义城中六所中学和师范学校兼课,他们就把浙大民主进步的风气带进了遵义的各中学,从而扩大了抗日进步势力的影响。
大批高素质人才迁到遵义,为落后的遵义注入先进的教育思想和观点,为对遵义后来的教育发展也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四、促进了遵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迁驻遵义院校除了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外,还广泛开展各种科学研究。如浙大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谭其骥的《播州杨保考》有很大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史地研究所刘之远的《遵义锰矿》调查成果为以后国民政府建立锰矿厂提供了重要依据。理学院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级数,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都是当时各自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浙大还进行了湄潭红茶“湄红”的试制,他们对马铃薯、番茄的种植技术和蔬菜种子的培育、西瓜试种、胡桃育种等技术进行推广活动,针对黔北病虫害的情况进行防治技术的传授等等,对黔北农业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驻遵院校或自建、或与其他部门组建了众多的研究所。如由内迁院校的学以及国民政府研究部门组建的科研机构中国蚕桑研究所是中国研究蚕桑的高级机构,该机构对蚕种、桑树的研究面很广,研究课题很多,1941年将研究成果刊印成《中国蚕桑研究所汇报》,共出过三期,第一期有研究论文、工作报告20篇。如蔡作屏的《对于家蚕基础斑纹因子式的改订》、陈士怡的《家蚕体重之初步探讨》等文章,都是很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武汉的“武汉测候所”迁入遵义湄潭后”易名“湄潭测候所”,该所长期得到竺可桢的指导和帮助。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后,为提供史地系学生学习科研之用在遵义老城建立一个测候站,该所实际成为了遵义的气象站。浙江大学还自设了若干研究系所,如理科研究所数学部、理科研究所生物部,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部等等。这些研究所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坚持科学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促进了遵义科学技术在这一时期的空前发达。为遵义的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崔海雷,李德宝.抗日战争与贵州近代化.贵州大学学报.2005(4).
[2]曹心宝.浅析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内迁对遵义的影响.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8(3).
[3]张永民,刘军.论抗战期间文化内迁与贵州社会的变迁.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6).
[4]遵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遵义市志.1998.
[5]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2004.
[6]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1990.
[7]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1990.
[8]遵义市政协宣教文卫委员会编.遵义抗战纪事.2005.
[9]何幼兰.抗战时期内迁高等院校对贵州教育的影响.贵阳学院学报.2007(2).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1988.
[11]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抗战的遵义.2005.
关键词驻遵院校 遵义 文化教育理念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313-02
由于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原因,遵义的文化教育的一直较为落后,发展也较为缓慢,其近代教育,虽然在新式教育的推动和影响下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并逐步建立起具有近代性质的教育体系,勉强跟上全国教育发展的步伐,成为贵州教育较为发达地区之一。但由于受民国时期西南军阀混战连年、政局不稳的影响,遵义在民国初期初步发展起来的具有近代性质的教育不仅没有能正常发展,部分地区的教育甚至出现了衰落凋敝的状况。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校为了延续大学血脉,保存中华民族的大学教育,开始向内地迁移,坚持办学。这一时期迁驻到遵义的院校有国立浙江大学、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私立大夏大学等。这些院校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既有享誉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一些名流,也有许多有进取精神的中青年教师。他们历尽艰险,培育出一代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为国家的独立与长远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院校迁驻遵义不但为遵义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民主精神,促进了遵义的教育文化的發展,而且为遵义今后的教育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一、提高了遵义教育的办学层次
抗战时期沦陷区院校的迁驻遵义,改变了那时遵义没有近现代大学的历史。当时迁到遵义的大学有私立大夏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
随着这些大学的迁驻遵义,大批的知识分子随之而来,迁驻到遵义的高校特还从流亡知识分子中聘请了许多知名专家和学者,使当时文化教育一向落后的遵义汇集了人数众多知识分子。许多顶级的专家学者如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陈建功、贝时璋等名家教授云集遵义,使得遵义的学术气氛活跃,学术研究水平极高。这些对于提高遵义教育的办学层次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迁驻遵义各院校的老师,把他们先进的教学理念,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带到了遵义。他们中不少人或在遵义各地兼课,或创办学校,让遵义学子有机会接受优质的教育,为遵义培养了为数众多的人才,并促进了遵义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对后来遵义教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二、促进了遵义各种层次的教育的发展
迁驻遵义的院校对遵义各种层次的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解决战区流亡内地的失学青年读书问题,由当时浙大负责贵州、广西两省的中等教育的辅导工作。浙大师范学院在湄潭设浙大附中兴办中学教育,进行初中、高中教育,由胡家健教授担任校长一职,该中学的师资大部分由浙江大学各学院的讲师或助教兼任。尽管当时办学条件艰苦,但浙大附中并没有降低办学标准,其教学课程大体按照江浙一带的地方中学要求,该中学显著办学成绩很快吸引了浙江一带的流亡学生和贵州周边各省的求学青年和遵义各县的青少年。浙江大学在贵州湄潭创办的闻名遐迩的高质量、高水平的附属中学,为当地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民众素质提高做出了拓荒性的贡献,使当地许多青少年受到了比较良好的教育。
以浙江大学为代表的综合大学对所迁地区的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学前教育等在内的各层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女子教育、通俗教育、职业教育、边疆教育等在内的各类型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动。浙大驻遵期间,人才济济,教学科研成果累累,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黔桂两省是其师范学院的辅导区,浙大师生不但辅导遵义等地学校教学、培训教师,还开展各种社会教育活动,对遵义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产生了巨大作用。这一时期,遵义的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及社会教育都取得了一定发展。抗战时期遵义的中等职业学校除内迁的中华民国海军学校、军政部兵工署第十技工学校、军官外语班和陆军步兵学校外,还另外创办了几所学校。1942年,贵州省教育厅与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合办了贵州省湄潭实用职业学校,设农艺、园艺二科,并与中央茶业实验场合办了制茶科一班。
在抗战时期,国立浙江大学、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和上海私立大夏大学先后迁入遵义,填补了遵义地区高等教育的空白。这些大学迁入遵义后继续发展,以浙江大学为例:其在西迁时有随校学生460人,1941年6月在校大学生1486人、研究生13人、先修班学生40人及附中学生492人,到1946年10月时有在校大学生2243人;从1943届开始,在遵义历届毕业生都有300多人。
在遵义的浙江大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精英,在科研上也是成果斐然。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函数,王淦昌的中微粒子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等都处于国际领先状态;王国松的电工学,李寿恒的中国煤的研究,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作用,钱钟韩的工业自动化研究,苏元复的萃取理论和工艺的改进,侯毓纷的活性染料研究等,都是难得的成果。
内迁遵义高校还为遵义较为边远的地区中小学教育发展、民众素质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使当地许多青年有机会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当时,这些高等学校的师生们在完成教学工作之余,还把先进文化送到穷乡僻壤,采取帮助当地民众扫盲、兴办小学、宣传疾病防治的方法,为提高当地的文化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浙大的学生经常到当地的中小学上课,大大加强了当地的师资力量。
三、迁驻遵义院校引入了新的教育价值取向
迁驻遵义的各院校带来了他们的办学特点和优良的校风、学风,在治学、科研、教学、学习以及管理制度方面,给遵义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们把兴学之风带到了遵义。
遵义位于中国西南较为边远地区,地处群山峻岭之中,受西学的冲击相对较弱,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持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对于教育真正的功能还不了解,甚至漠视。随着日寇侵略所引起的民族教育重心向内地的迁移,特别是东部高校先进的文化的导向作用,人们的教育观念和思想才逐渐改变,人们的办学积极性日益提高。教育发达地区大批具有近代教育观念的高等院校迁入并扎根遵义,他们所带来的先进的治学精神和教育模式,给长期落后的遵义带来了清新的文化学术氛围,培养了遵义人民尊重科学、知识、人才的新风尚,其中浙江大学在遵义的贡献最为典型。
抗战时期迁驻遵义院校还促进了遵义的抗日图存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各院校师生努力宣传抗日万众一心,一致抗日的道理,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发动遵义民众捐款捐物,参军参战共同抗日。浙江大学学生们除了刻苦学习外,还采取兴办刊物、组织歌咏队、话剧团、街头宣传队等形式,经常到遵义各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文艺宣称抗日活动。由于部分教师和学生在遵义城中六所中学和师范学校兼课,他们就把浙大民主进步的风气带进了遵义的各中学,从而扩大了抗日进步势力的影响。
大批高素质人才迁到遵义,为落后的遵义注入先进的教育思想和观点,为对遵义后来的教育发展也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四、促进了遵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迁驻遵义院校除了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外,还广泛开展各种科学研究。如浙大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谭其骥的《播州杨保考》有很大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史地研究所刘之远的《遵义锰矿》调查成果为以后国民政府建立锰矿厂提供了重要依据。理学院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级数,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都是当时各自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浙大还进行了湄潭红茶“湄红”的试制,他们对马铃薯、番茄的种植技术和蔬菜种子的培育、西瓜试种、胡桃育种等技术进行推广活动,针对黔北病虫害的情况进行防治技术的传授等等,对黔北农业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驻遵院校或自建、或与其他部门组建了众多的研究所。如由内迁院校的学以及国民政府研究部门组建的科研机构中国蚕桑研究所是中国研究蚕桑的高级机构,该机构对蚕种、桑树的研究面很广,研究课题很多,1941年将研究成果刊印成《中国蚕桑研究所汇报》,共出过三期,第一期有研究论文、工作报告20篇。如蔡作屏的《对于家蚕基础斑纹因子式的改订》、陈士怡的《家蚕体重之初步探讨》等文章,都是很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武汉的“武汉测候所”迁入遵义湄潭后”易名“湄潭测候所”,该所长期得到竺可桢的指导和帮助。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后,为提供史地系学生学习科研之用在遵义老城建立一个测候站,该所实际成为了遵义的气象站。浙江大学还自设了若干研究系所,如理科研究所数学部、理科研究所生物部,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部等等。这些研究所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坚持科学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促进了遵义科学技术在这一时期的空前发达。为遵义的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崔海雷,李德宝.抗日战争与贵州近代化.贵州大学学报.2005(4).
[2]曹心宝.浅析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内迁对遵义的影响.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8(3).
[3]张永民,刘军.论抗战期间文化内迁与贵州社会的变迁.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6).
[4]遵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遵义市志.1998.
[5]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2004.
[6]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1990.
[7]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1990.
[8]遵义市政协宣教文卫委员会编.遵义抗战纪事.2005.
[9]何幼兰.抗战时期内迁高等院校对贵州教育的影响.贵阳学院学报.2007(2).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1988.
[11]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抗战的遵义.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