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于仪征来说，这里相当于辽沈战役的锦州。”江苏仪征市东北的施工工地上，水利局员工彭毅指着地图上自己标出的一个红色标记，兴奋得像个准备决战的将军。
不远处，仪扬河畔，淘宝人一锹锹掘着河底露出的淤泥，各式各样的瓷片很快装满了一袋。早些时候，随着几项工程的施工，“仪征有宝贝”的消息已经在南京、扬州两地传开，不时有“专业化”的淘宝团队到来。
彭毅知道仪征真正值钱的并非那些瓷片、陶碗。这片土地埋藏着更有价值的“宝贝”——一条古运河道，宋、明两套船闸——它们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着非凡的意义”。
他的判断依据是，2011年12月18日，当地在仪扬河水利工程中，一排整齐的古代木桩被施工队挖了出来，瓷片也随地可见。彭毅断定，这些木桩正是他寻找了多年的宋代真州复闸遗迹（仪征古称真州）之一。
结果，仪征考古队并没有开展正式的考古挖掘，只在不破坏施工现场的情况下，于2.5米地沟内草草清理出了两件宋代瓷瓶。而且，考古队还是打着彭毅的旗号，与施工方交涉，争取到3天“考古”时间。
彭毅有些愤怒，“这工地正是宋、明两套船闸交汇的‘咽喉’要地。”在仪征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他，决定放手一搏，要用这些别人眼里的“烂木头”，为仪征在大运河的申遗中争个名分。
一个小人物的努力
在仪扬河水利工程重新开工那天，彭毅按照单位领导的要求留在了水利局。他为此内疚了好几天。他觉得，正是因为自己没有守在现场，施工方才得以用水泥将挖出来的古代木桩掩盖。
“我对不起真州闸，但我对得起水利局了。”重新谈起此事，彭毅一改一贯的桀骜不驯，声音突然变得低沉，“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子孙后代留下点东西。”为了这句话，他已经“打”了3年“硬仗”。
在过去的日子里，他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根据一份份史料、一张张古地图，穿梭在仪征的大小街道，寻找每一处船闸曾经的所在。家中院墙外，被他堆满了四处买来的古闸石料，而院中摆满的盆景却大都已经破败。早些年，他还甚爱那些花草、玩物，但自从跟古船闸较上了劲，就再也没工夫伺候这些宝贝。
3年里，建筑工地上每挖出一块古砖石，他都要花上10块钱买下。后来，家中实在没有地方，他就每块再多花上30块钱，雇车把石头运到乡下的朋友家里。买石头、找史料、雇人工、跑文物部门……为了那些早已看不到的古船闸，彭毅前后花费十几万元。他喜欢把这一切都比作“战斗”。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真就是辽沈战场上的林彪，“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阵地’。
3年的研究、探寻，让彭毅坚信：仪征地下，一定仍埋着宋代真州复闸和古河道的遗迹。倘若喝上点酒，他干脆闹着要雇台挖掘机，“明天倒要给你挖开看看，底下到底有没有宋代的东西。”
“宋代”，是令他激动的字眼。他时常幻想宋时仪扬运河上的“舻尾连翩万斛舟”。在宋以前，长江与运河之间的水位差，一直是困扰运河漕运的难题，直到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仪征修建了由潮闸、清江闸、腰闸组成的真州复闸。
在彭毅看来，真州闸不仅是大运河的见证，而且其水工技术是大运河最典型的代表。他时常向新来的朋友念叨，“真州闸建成347年后，荷兰才出现欧洲最早的复闸”，“复闸的原理至今仍在葛洲坝等水利工程上使用”……
“被遗忘”的古闸
为了生活而忙碌的人们，很少有人注意到“真州复闸”——直到彭毅的研究成果被媒体报道，仪征市档案局的人才给他打来电话，问他宋代的水利图到底是在哪里查到的。这时，他才意识到，申遗之初，相关部门并未意识到真州闸的价值与存在。
2007年，国家文物局宣布扬州为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牵头城市，并在扬州设立了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下称“申遗办”），三十几个城市就大运河保护规划的编制与申遗达成了“扬州共识”。
然而，大运河是特殊文化遗产，怎么做规划，国内未有先例。
2008年秋，大运河沿岸三十几个地级市层面的保护规划完成。这年9月，彭毅看到《扬州晚报》说，“扬州市已初步选出五个运河遗产申报点”，仪征段正是其中之一。不过，让他奇怪的是，那篇报道并未提及真州闸。
“因为研究不够，在制定规划的时候，专家组并不知道哪些需要保护，所以只能依靠地方的力量。”作为大运河保护与申遗专家组成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光亚坦言，扬州方面研究的切入点与申遗专家组并不太一样。
朱光亚认为，扬州相关部门当时只把“地上能看到的东西”纳入到了保护范围，而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要申遗成功，我们就要告诉国外的专家们：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复闸’在这。虽然我们地上看不到了，但是地下还在。”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早最辉煌的古船闸到底埋在哪里？
200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彭毅在保护仪征最后老街区的过程中听说，因为当地一个名为“一河两岸”的形象工程，城东的一座小学同样面临拆迁，而这所小学下面，正是明代的船闸遗迹。
此后几个月，他查了历代水利文献，并配合实地考察，最终画出了明代四闸的分布图，从而推断，宋代的真州闸应该就在附近。后来，他对比“一河两岸”工程的规劃图，发现工程如果按计划施工，古运河道将被拦腰截断，明代的通济闸危在旦夕。
2009年11月3日，彭毅将自己的第一封举报信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上海的文保专家阮仪三。为了吸引专家注意，他一口气在标题上写了46个字：《来自基层的大运河紧急情况——至少已有1600多年古运河通江运口幸存的闸道面临彻底毁灭！古运河在永别》。
彭毅的举报信起到了效果，半个月后，申遗办派人来到仪征查看情况。彭毅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仪征2009年的第一场雪。”
“一边在申遗，一边在填埋”
2009年12月13日，彭毅把告急信寄到了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的办公室。为了防备不测，他特意坐了一百多公里的长途车，将信带到南京寄出。几天后，副省长的批文顺利转达扬州。
此后，他又“分兵多路”，想尽一切办法，把材料送到不同的专家手里。
让人沮丧的是，彭毅的这些努力，并未取得任何成效，几个月后，仪征当地“一河两岸”工程北端道路开始正式施工，并向着通济闸方向推进。
在过去的长时间里，大运河的破坏时常发生，甚至在申遗工作开始之后，许多运河城市建起了不伦不类的运河广场；房地产商则借着申遗建起了“运河人家”、“运河家园”……申遗单位曾请来国际专家提前进行过一次考察，对方对此十分不满。
不久后，通济闸北边的明闸响水闸处也开始动工，一台推土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填埋排砂弯道河床。彭毅憋不住了，他在网络上义愤填膺地写下《大运河一边在申遗，一边在填埋》。
直到施工被仪征文化局叫停，彭毅才知道，这里即将建设一个五星级酒店配套工程。于是他一个人跑到北京、南京，向国家文物局和两地的文物专家反映情况。在南京，他见到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专家组成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光亚，后来彭毅把朱称为他最信任的专家。
古闸的价值已经逐渐成为共识，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相信彭毅的“纸上谈兵”，古船闸是否还有遗存，成了最大的争议。在对通济闸进行了简短的现场勘查后，2010年11月24日，扬州考古人员对外宣布：除了冲出两枚地丁外，“没有发现”。
扬州考古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队员称，他们在现场只发现了“几根木桩”、“几块石头”，并没有开展正式的考古发掘。他们觉得，彭毅“古闸仍在地下”的说法并不可靠，很多船闸已经在“文革”前后被毁，“开展考古只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就在考古队宣布结果的同一天，仪征当地“一河两岸”的景观河工程开工，各种重型机械开始进场，古运河堤岸的树木遭到大量砍伐。结果，没几天，挖掘机在通济闸北堤挖出了证明古船闸的标志性物件摆首石。两天后，响水闸又挖出两块闸石。
按照彭毅的说法，仪征的考古人员只是用工地上的挖掘机进行了“考古”，这无疑会对遗迹造成破坏。后来挖出来的石块越来越多，有些石块上还有白色粘合剂（石灰和糯米）。为了防止它们被文物贩子偷走，那段时间，彭毅每天花上100块钱雇人在现场看守，后来干脆自己把它们买下拉走。
很多人都觉得彭毅这是在跟政府工程较劲。
水利局的领导劝他，城东新区建设是仪征的重点项目，你以为你一人就能改变一个班子的决定？一位政协的领导也找他谈话，让他不要影响仪征的投资环境。那一刻，彭毅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了：“申遗如果成功了，牺牲一个仪征又怎样？”
这一年，彭毅度过了一个最难熬的冬天。他给一位长期关注大运河申遗的北京记者一次次发去材料，却再也得不到回复。那个元旦的晚上，他听着刀郎的《映山红》，给对方又发去了一条短信，“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彭毅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2011年1月28日，朱光亚教授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将仪征补充进大运河申遗保护规划范围”。十多天后，教授从南京来到了仪征，随即要求当地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于仪征古运河的地位和古闸保护进行深入讨论，落实古闸的“名分”。
朱光亚期望的专家会最终未能开成，“专家们觉得很重要，但仪征那边似乎不是很积极。”
无奈，朱光亚只能给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副司长陆琼写信诉苦。后来，他听说这位副司长曾在其他场合提及此事。“他也很为难，因为属地管理，国家文物局不能向仪征市直接发号施令。”
12月23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在扬州参加专家会后表示，仪征是否能重新被列入遗产点“目前仍不清晰”，因为真州闸的遗存仍然存在争议。这让彭毅非常不高兴。
彭毅觉得，这个真相未明的时候，正是开展考古工作的最佳时机。但他认定的两处宋代船闸遗址，一处正待建别墅，另一处则规划为了商品楼，拆迁已经完成。而且，仪征方面已经将原来的道路穿越方案改为架桥跨越。五星级酒店的规划则向后退了30米。
彭毅认为“让步”远远不够。此时，距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批示已经过去了一年时间，通济闸周边的环境早已遭到破坏，而架桥穿越方案也沒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此外，五星级酒店为响水闸河道退让的30米，也远远达不到标准。
于是，在政府眼中，彭毅成了个“捣乱分子”，专家们却觉得他难能可贵。在写给陆琼的信里，朱光亚写道：“我感觉最悲哀的是，在整个大运河申遗的过程中，我们本希望能推动一场民间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但我们看来看去，民间的人士只有孤苦伶仃的一个彭毅在奋斗。这比我们申遗不成功更可悲。”
不远处，仪扬河畔，淘宝人一锹锹掘着河底露出的淤泥，各式各样的瓷片很快装满了一袋。早些时候，随着几项工程的施工，“仪征有宝贝”的消息已经在南京、扬州两地传开，不时有“专业化”的淘宝团队到来。
彭毅知道仪征真正值钱的并非那些瓷片、陶碗。这片土地埋藏着更有价值的“宝贝”——一条古运河道，宋、明两套船闸——它们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着非凡的意义”。
他的判断依据是，2011年12月18日，当地在仪扬河水利工程中，一排整齐的古代木桩被施工队挖了出来，瓷片也随地可见。彭毅断定，这些木桩正是他寻找了多年的宋代真州复闸遗迹（仪征古称真州）之一。
结果，仪征考古队并没有开展正式的考古挖掘，只在不破坏施工现场的情况下，于2.5米地沟内草草清理出了两件宋代瓷瓶。而且，考古队还是打着彭毅的旗号，与施工方交涉，争取到3天“考古”时间。
彭毅有些愤怒，“这工地正是宋、明两套船闸交汇的‘咽喉’要地。”在仪征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他，决定放手一搏，要用这些别人眼里的“烂木头”，为仪征在大运河的申遗中争个名分。
一个小人物的努力
在仪扬河水利工程重新开工那天，彭毅按照单位领导的要求留在了水利局。他为此内疚了好几天。他觉得，正是因为自己没有守在现场，施工方才得以用水泥将挖出来的古代木桩掩盖。
“我对不起真州闸，但我对得起水利局了。”重新谈起此事，彭毅一改一贯的桀骜不驯，声音突然变得低沉，“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子孙后代留下点东西。”为了这句话，他已经“打”了3年“硬仗”。
在过去的日子里，他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根据一份份史料、一张张古地图，穿梭在仪征的大小街道，寻找每一处船闸曾经的所在。家中院墙外，被他堆满了四处买来的古闸石料，而院中摆满的盆景却大都已经破败。早些年，他还甚爱那些花草、玩物，但自从跟古船闸较上了劲，就再也没工夫伺候这些宝贝。
3年里，建筑工地上每挖出一块古砖石，他都要花上10块钱买下。后来，家中实在没有地方，他就每块再多花上30块钱，雇车把石头运到乡下的朋友家里。买石头、找史料、雇人工、跑文物部门……为了那些早已看不到的古船闸，彭毅前后花费十几万元。他喜欢把这一切都比作“战斗”。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真就是辽沈战场上的林彪，“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阵地’。
3年的研究、探寻，让彭毅坚信：仪征地下，一定仍埋着宋代真州复闸和古河道的遗迹。倘若喝上点酒，他干脆闹着要雇台挖掘机，“明天倒要给你挖开看看，底下到底有没有宋代的东西。”
“宋代”，是令他激动的字眼。他时常幻想宋时仪扬运河上的“舻尾连翩万斛舟”。在宋以前，长江与运河之间的水位差，一直是困扰运河漕运的难题，直到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仪征修建了由潮闸、清江闸、腰闸组成的真州复闸。
在彭毅看来，真州闸不仅是大运河的见证，而且其水工技术是大运河最典型的代表。他时常向新来的朋友念叨，“真州闸建成347年后，荷兰才出现欧洲最早的复闸”，“复闸的原理至今仍在葛洲坝等水利工程上使用”……
“被遗忘”的古闸
为了生活而忙碌的人们，很少有人注意到“真州复闸”——直到彭毅的研究成果被媒体报道，仪征市档案局的人才给他打来电话，问他宋代的水利图到底是在哪里查到的。这时，他才意识到，申遗之初，相关部门并未意识到真州闸的价值与存在。
2007年，国家文物局宣布扬州为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牵头城市，并在扬州设立了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下称“申遗办”），三十几个城市就大运河保护规划的编制与申遗达成了“扬州共识”。
然而，大运河是特殊文化遗产，怎么做规划，国内未有先例。
2008年秋，大运河沿岸三十几个地级市层面的保护规划完成。这年9月，彭毅看到《扬州晚报》说，“扬州市已初步选出五个运河遗产申报点”，仪征段正是其中之一。不过，让他奇怪的是，那篇报道并未提及真州闸。
“因为研究不够，在制定规划的时候，专家组并不知道哪些需要保护，所以只能依靠地方的力量。”作为大运河保护与申遗专家组成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光亚坦言，扬州方面研究的切入点与申遗专家组并不太一样。
朱光亚认为，扬州相关部门当时只把“地上能看到的东西”纳入到了保护范围，而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要申遗成功，我们就要告诉国外的专家们：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复闸’在这。虽然我们地上看不到了，但是地下还在。”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早最辉煌的古船闸到底埋在哪里？
200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彭毅在保护仪征最后老街区的过程中听说，因为当地一个名为“一河两岸”的形象工程，城东的一座小学同样面临拆迁，而这所小学下面，正是明代的船闸遗迹。
此后几个月，他查了历代水利文献，并配合实地考察，最终画出了明代四闸的分布图，从而推断，宋代的真州闸应该就在附近。后来，他对比“一河两岸”工程的规劃图，发现工程如果按计划施工，古运河道将被拦腰截断，明代的通济闸危在旦夕。
2009年11月3日，彭毅将自己的第一封举报信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上海的文保专家阮仪三。为了吸引专家注意，他一口气在标题上写了46个字：《来自基层的大运河紧急情况——至少已有1600多年古运河通江运口幸存的闸道面临彻底毁灭！古运河在永别》。
彭毅的举报信起到了效果，半个月后，申遗办派人来到仪征查看情况。彭毅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仪征2009年的第一场雪。”
“一边在申遗，一边在填埋”
2009年12月13日，彭毅把告急信寄到了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的办公室。为了防备不测，他特意坐了一百多公里的长途车，将信带到南京寄出。几天后，副省长的批文顺利转达扬州。
此后，他又“分兵多路”，想尽一切办法，把材料送到不同的专家手里。
让人沮丧的是，彭毅的这些努力，并未取得任何成效，几个月后，仪征当地“一河两岸”工程北端道路开始正式施工，并向着通济闸方向推进。
在过去的长时间里，大运河的破坏时常发生，甚至在申遗工作开始之后，许多运河城市建起了不伦不类的运河广场；房地产商则借着申遗建起了“运河人家”、“运河家园”……申遗单位曾请来国际专家提前进行过一次考察，对方对此十分不满。
不久后，通济闸北边的明闸响水闸处也开始动工，一台推土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填埋排砂弯道河床。彭毅憋不住了，他在网络上义愤填膺地写下《大运河一边在申遗，一边在填埋》。
直到施工被仪征文化局叫停，彭毅才知道，这里即将建设一个五星级酒店配套工程。于是他一个人跑到北京、南京，向国家文物局和两地的文物专家反映情况。在南京，他见到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专家组成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光亚，后来彭毅把朱称为他最信任的专家。
古闸的价值已经逐渐成为共识，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相信彭毅的“纸上谈兵”，古船闸是否还有遗存，成了最大的争议。在对通济闸进行了简短的现场勘查后，2010年11月24日，扬州考古人员对外宣布：除了冲出两枚地丁外，“没有发现”。
扬州考古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队员称，他们在现场只发现了“几根木桩”、“几块石头”，并没有开展正式的考古发掘。他们觉得，彭毅“古闸仍在地下”的说法并不可靠，很多船闸已经在“文革”前后被毁，“开展考古只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就在考古队宣布结果的同一天，仪征当地“一河两岸”的景观河工程开工，各种重型机械开始进场，古运河堤岸的树木遭到大量砍伐。结果，没几天，挖掘机在通济闸北堤挖出了证明古船闸的标志性物件摆首石。两天后，响水闸又挖出两块闸石。
按照彭毅的说法，仪征的考古人员只是用工地上的挖掘机进行了“考古”，这无疑会对遗迹造成破坏。后来挖出来的石块越来越多，有些石块上还有白色粘合剂（石灰和糯米）。为了防止它们被文物贩子偷走，那段时间，彭毅每天花上100块钱雇人在现场看守，后来干脆自己把它们买下拉走。
很多人都觉得彭毅这是在跟政府工程较劲。
水利局的领导劝他，城东新区建设是仪征的重点项目，你以为你一人就能改变一个班子的决定？一位政协的领导也找他谈话，让他不要影响仪征的投资环境。那一刻，彭毅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了：“申遗如果成功了，牺牲一个仪征又怎样？”
这一年，彭毅度过了一个最难熬的冬天。他给一位长期关注大运河申遗的北京记者一次次发去材料，却再也得不到回复。那个元旦的晚上，他听着刀郎的《映山红》，给对方又发去了一条短信，“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彭毅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2011年1月28日，朱光亚教授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将仪征补充进大运河申遗保护规划范围”。十多天后，教授从南京来到了仪征，随即要求当地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于仪征古运河的地位和古闸保护进行深入讨论，落实古闸的“名分”。
朱光亚期望的专家会最终未能开成，“专家们觉得很重要，但仪征那边似乎不是很积极。”
无奈，朱光亚只能给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副司长陆琼写信诉苦。后来，他听说这位副司长曾在其他场合提及此事。“他也很为难，因为属地管理，国家文物局不能向仪征市直接发号施令。”
12月23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在扬州参加专家会后表示，仪征是否能重新被列入遗产点“目前仍不清晰”，因为真州闸的遗存仍然存在争议。这让彭毅非常不高兴。
彭毅觉得，这个真相未明的时候，正是开展考古工作的最佳时机。但他认定的两处宋代船闸遗址，一处正待建别墅，另一处则规划为了商品楼，拆迁已经完成。而且，仪征方面已经将原来的道路穿越方案改为架桥跨越。五星级酒店的规划则向后退了30米。
彭毅认为“让步”远远不够。此时，距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批示已经过去了一年时间，通济闸周边的环境早已遭到破坏，而架桥穿越方案也沒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此外，五星级酒店为响水闸河道退让的30米，也远远达不到标准。
于是，在政府眼中，彭毅成了个“捣乱分子”，专家们却觉得他难能可贵。在写给陆琼的信里，朱光亚写道：“我感觉最悲哀的是，在整个大运河申遗的过程中，我们本希望能推动一场民间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但我们看来看去，民间的人士只有孤苦伶仃的一个彭毅在奋斗。这比我们申遗不成功更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