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的晚饭前，突然收到学妹陈丽菲教授的电邮：朱政惠学兄于今天逝世。我不敢相信这一消息。尽管听说他多年前曾患癌症，但开刀后恢复得不错。去年毕业30周年返校参加聚会时见到老朱，他的气色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我们都以为他已经闯过了这一关，谁也没有想到会收到这样的噩耗。
　　朱政惠是“文革”前的66届老高中生。毕业后去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在农场入了党，担任了连队的领导。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出身书香门第的老朱很不容易。听说因为他能吃苦耐劳而成了农场标兵。1978年，我们一起考取华东师大历史系。老朱在年级里就像一个老大哥，不仅因为年龄比大多数同学大，而且他显得特别稳重。他平时话不多，谨小慎微，但为人正直宽厚，受到大家的敬重。
　　老朱的学问很扎实，中英文基础具佳，一方面得益于家学渊源，也因为他勤奋好学。从早到晚，他不是在教室听课自修，就是在图书馆埋头读书，几乎看不到他有参与闲聊或娱乐的时候。上学时，老朱已经娶妻生子，但在本地学生中，逢星期六放学，他总是走得最晚；星期日返校，他又经常是最早回来的。大学毕业后，按照老朱的政治条件和学习成绩，笃定能分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单位。可是他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不顾家庭负担，放弃工作机会，报读研究生，读完3年硕士，又读了3年博士。毕业后，他曾担任华东师大研究生院和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已经可以看到前头的仕途会是一帆风顺的。但老朱志不在此，坚决要求回到专业领域。他对学术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过。
　　他生前是华东师大历史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教研室主任和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和“世界中国学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出版《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等学术专著4部，发表学术论文和文章近百篇。朱政惠早年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90年代初，他开始研究海外中国学，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为此他曾应邀访问美国、英国等国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和海外著名汉学家魏斐德、史景迁、裴宜理、巴斯蒂、费维恺和柯文等面对面交谈。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写成《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我和老朱个性很不一样，但长期相处后成了推心置腹的好友。我们的友谊是从一本书开始的。大三时，我开始对佛学产生兴趣，但在那个年代，佛教是被当作迷信压制的，我找到几本佛经却看不懂，经书上的许多名相就把我难倒了。老朱知道后主动借给我一部家藏的丁福保编的《佛学小辞典》。我从头到尾抄了一遍，不但初步掌握了若干佛学名相，手头也有了自己的工具书。我对老朱的无私帮助是很感激的，不仅因为这是一部珍本，而且借出“迷信”读物在当年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不久，我们就在一起读研究生，老朱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我喜欢评论时事，口无遮拦。老朱就经常提醒我小心触雷。研究生毕业后，我们各奔前程，来往不算多，但在两个关键时刻，老朱对我的人生起了很大的影响。
　　1993年秋，我因經济原因暂时休学，住在洛杉矶西来寺，前途茫然。此时老朱应邀访美，在我那里逗留了三天，然后经香港回国。过了两个月，他从上海打长途电话给我说，在香港遇到的农场同事曹景行已出任《亚洲周刊》副主编，正在招兵买马，问我是否愿意去香港工作。我正在彷徨之际，答应愿意去试一试。几天后，曹景行就打电话与我联系，促成我投身香港传媒界，从此走出了人生低谷。
　　1999年10月，老朱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来香港讲学，我俩促膝长谈了一夜。当时王元化等师友劝我重返学术界，我也动了回内地教书的念头。我就问时任母校人文学院党委书记老朱的意见。老朱坦率地说，“学校当然欢迎你回去，但你想过没有，教授的位置就那么几个，留在校内的中青年教师已经轮候多年，你突然插在前头，大家会甘心吗？你能受得了那种人事斗争的煎熬吗？”老朱的话使我如梦初醒。对我来说，已是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于是才断了念头。没有老朱那一席话，大概我的后半生要改写了。
　　老朱走了。想起来，我禁不住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