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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西征突围——长征。此前，张云逸在7月间奉命担任湘赣省军区司令员，途中因病在大庾岭隐蔽又找不到部队。11月初，他带领22人的小分队在聂都乡游击队掩护下与长征的红三军团四师巧遇。由此，张云逸踏上了伟大长征的征程。在通道会议后，担任了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
11月，张云逸最初奉命到红八军团帮助工作。红八军团成立于长征前夕。1934年9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二十一师4300多人和红二十三师组成红八军团。长征开始时，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中央代表刘少奇，参谋长唐浚（后张云逸代），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师。张云逸到达红八军团后，协助周昆、黄甦指挥部队，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
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采取了甬道式的开进队形：红一、红九军团在左，红三、红八军团在右，中央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这就使红军主力变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而军委纵队的前进速度又决定着整个红军的前进速度。由于中央机关带上了笨重的机器和“坛坛罐罐”，由上千名挑夫组成的运输队伍，一天只走几十里，致使红军主力的机动能力和战斗力严重削弱，并使各作战部队在通过敌人第3道封锁线后，均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为了弥补前卫部队红一、红三军团和后卫部队红五军团的伤亡，11月17日，中革军委下达改编命令，决定将红八、红九军团由各辖两个师改为各辖一个师。其中，以红八军团第二十一师补充红三、红五军团，干部的分配由中央代表刘少奇等负责。根据中革军委的决定，张云逸协助红八军团完成改编，将红二十一师的人员和武器交归红三、红五军团。这样，红八军团只剩下红二十三师几千人。
红军通过敌人的第3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遂调整部署，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25日17时，中革军委下达了抢渡湘江，通过敌人第4道封锁线的命令，并将中央红军编成4个纵队，以第八、第九军团编成第四纵队，“经永明（如不能占领永明，则从北绕过之）、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县道前进”，担任南线侧翼掩护和配合任务。
从27日开始，红一军团主力从广西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随即控制渡河点，掩护后续部队渡河。这时，国民党湘军等向全州前进，国民党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此时，红八、红九军团还在湖南境内的永明（今江永）、江华地区，为不使红八、红九军团被敌人截断，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27日15时30分发出命令，要红八军团不惜任何牺牲夺取永明县境内湘桂边界的都庞岭的三峰山，进入灌阳。据此，张云逸协助指挥红八军团日夜兼程，向西赶进，但由于前进路上敌情紧急，耽误了行动时间。29日晚，红八军团随红九军团到达广西灌阳县的水车地区。
这时，何键和白崇禧的部队已经到达全州和兴安，正沿湘江两岸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并截击尚未渡河的红军。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在湘江两岸顽强阻击国民党军，掩护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和红五、红八、红九军团渡河。
30日，张云逸随红八军团西渡灌江。红八军团奉命经下陂、钟家铺、古岭头向湘江挺进，与其他部队一起，掩护军委第一、第二纵队渡过了湘江。当红八军团进到古岭头地域时，与前来堵截的国民党桂军发生激战。12月1日，红八军团后尾被桂军打散。在与中革军委一度失去联络的情况下，张云逸协助周昆、黄甦指挥红八军团主力奋力突围，最后在红五军团的掩护下渡过了湘江。此后，国民党军封锁了湘江渡口，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以东，大部分壮烈牺牲。湘江一战，红八军团仅剩1000多人，整个中央红军也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渡过湘江后，为实现与湘西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目标，红军经广西龙胜向湖南通道进军。
在通道会议之后，张云逸离开红八军团，调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中革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担负为军委纵队侦察敌情、寻找向导、征集资材、勘察道路等任务。
当时，军委纵队由刘伯承（后李涛、邓发）任司令员，陈云（后蔡树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钟伟剑任参谋长，李富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梯队和干部团。第一梯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各局、总政治部、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团、工兵营、炮兵营、警卫营等部组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后蔡树藩任政治委员）；第二梯队由总卫生部和医院组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第三梯队由总供给部和通信队等部组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迈（李维汉）；干部团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
12月1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县城（今县溪镇）。蒋介石为堵截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调集重兵向绥宁、洪江、靖县等地集中。为此，中共中央一面开会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一面命令红一、红三军团等部侦察入黔的道路。
张云逸奉命率军委先遣队到达通道附近的下金店，调查入黔的道路情况。12日，他将调查的情况写信报告给朱德和周恩来，还附了一份路线图。
当天，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力主红军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但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会议陷入争论中。此时军委情报二局将破译的国民党军调兵遣将的电报报上来，证实敌已在红军北上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但由于博古、李德固执己见，通道会议没有达成实行战略转兵的一致意见，而决定绕道贵州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红军占领黎平后，湘西的国民党重兵开始向黔东北集结，以继续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北上川黔边建立新苏区。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镇）召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北渡乌江，占领遵义，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苏区。 根据猴场会议的决定，红军从瓮安及其附近地区向乌江边开进。乌江是贵州最大的河流，江面宽200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峭壁，难以攀登，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乌江的对岸有王家烈的黔军教导师一部凭险防守，有敌3个团，企图阻止红军北渡。这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4个师已到达施秉，周浑元纵队2个师由施洞口向新老黄平前进，距离红军只有几天的路程。红军能否突破乌江天险，摆脱薛岳部的追击，即成为创建川黔边新苏区计划成败的关键。
为此，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在瓮安县的江界河及余庆县的回龙场渡河，红三军团在开阳县的荣山关一带实施渡河。
占领江界河渡口并负责架桥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该师的具体任务是：侦察对岸敌情。如对岸无敌，即派一个团到乌江北岸占领阵地，向珠场（今珠藏）侦察、警戒；和工兵一起进行架桥，以便第二师主力及军委纵队、红五军团由此过江。
筹划北渡乌江的工作从12月31日开始。当晚21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已令军委先遣队张云逸同志率工兵两连并架桥材料协同你们架桥。”22时，朱德发出《关于红军二师、工兵营等部队在江界河架桥受张云逸指挥问题致张云逸电》。该电指出：一、野战司令部于本日15时到猴场宿营，决明一日现地休息一天。二、已令第二师于明日进至江界河渡河点附近，如对岸无敌，即先遣一团渡河，向珠场侦察警戒，掩护工兵架桥。三、先遣队明日应随第二师进至江界河附近，协同该师架桥（须多收集架桥材料），并侦察对河敌情及通珠场、遵义道路、人家、里程，附带在该地域征集资材。四、已令工兵营派土工连，由营长率领，并携带在猴场所搜集之绳索、铁丝，于明日一号晨前往江界河协助架桥，并直受你指挥。五、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据此，张云逸率军委工兵营连夜向江界河渡口赶进。
1935年1月1日，陈光率第四团到达江界河，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进行火力侦察后发现，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渡口上游500米处有一羊肠小道与大道相通。因此，陈光与耿飚、杨成武研究决定，佯攻渡口大道，主攻渡口上游的小道。但强渡没有成功。当晚，部队组织18名勇士乘3只竹筏偷渡，只有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等5人划到对岸，其余两只竹筏被激流卷了回来。当时，陈光等不知毛振华等5人已经到达对岸，还以为他们被激流冲走了。
2日拂晓，张云逸率军委工兵营来到江界河渡口。他听取了陈光、耿飚和杨成武的汇报后指出：“追击我们的薛岳部两个纵队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军委催促我们迅速完成架桥任务。如果我们过不了江，势必要背水一战，情况将更加危急。”他认为佯攻渡口大道、主攻渡口上游小路的作战方案没有错，问题是强渡的规模太小，应加大强渡的规模和力度。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红四团紧急动员，在工兵营的帮助下，绑扎了60多个竹筏。
当日9时许，在毛振华等5名勇士的接应下，部队一举强渡成功。随后，张云逸率工兵营官兵群策群力，不分昼夜地投入了紧张的架桥工作。
浮桥是这样搭成的：先用3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枕木上用三四个桥桁连接起来，桥桁上再铺上门板，门板上又系以横木，组成一节一节的门桥。整个浮桥由100多副门桥组成。工兵营还用大篓子装满石块，中间交叉3根两头削尖的长木棍作为锚爪，锚的顶端系一根粗锚钢，制成石锚，以解决浮桥的固定问题。
3日，张云逸领导工兵营，用竹筏和门板架成了横跨乌江的浮桥。张云逸陪着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验收了浮桥。刘伯承走到浮桥上，这踩踩，那晃晃，然后赞不绝口地说：“工兵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不怕辛苦，不怕牺牲，在没有器材的情况下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保证了部队顺利渡江，你们为部队渡江立了大功。”随后，红一军团第二师主力、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在此通过乌江。毛泽东走在浮桥上，称赞说：“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成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在回龙场，红三军团在茶山关也顺利渡过了乌江。薛岳的8个师被甩在乌江以南。
强渡乌江，是中革军委在遵义会议前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重要一环。多年后，张云逸回忆至此，说：“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泽东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张云逸以军事家的眼光，把架桥这个战术任务提到了战略的层面和政治的高度来重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渡过乌江后，红一军团第二师于1935年1月7日凌晨攻占遵义。之后，张云逸率军委纵队先遣队进入遵义城。进城不久，他接受了新的任务。
1月10日，朱德致电张云逸、陈光、刘亚楼等，要张云逸“率政卫团之一个连及先遣队全体人员于明（十一日）6时30分由遵义城出发，经四渡站、娄山关，向桐梓前进，当晚可在距桐城15公里处择地宿营”。主要任务是：“1.进行侦察：A.敌情——侦察桐城以北之松坎、綦江东北之正安、南川以西之赤水，尤须注意侦察退往赤水之侯敌之情形及溃退方向，盘踞綦江之穆、廖两旅行动及其最近企图、部队状况、战斗力强弱等。B.道路——桐梓周围之松坎、綦江、正安、赤水、仁怀、绥阳、遵义各大小道路、里程、人家、地形、政治经济情况，尤其特别侦察松坎之地形及通川道路，赤水方面同须注意。以上对敌情、道路侦察所得，须详细制成地形略图并路线图，适时报告军委，其重要者可随时以书面或无线电报告。2.征集资材：A.先遣队特别注意桐梓境内贵州军阀如王、毛、侯等家产之调查与没收。B.对城市大土豪须采取各种办法，有计划、有秩序处理之，第二师则担任一般的征集资材。C.购买布匹、洋油、通讯材料、药品等，对地形图、报纸，及有关军事之图书、表册，亦须注意搜集之。D.为进行以上工作，先遣队对总供给部特派员杨至诚同志，应指导其工作。”同时还要求先遣队和第二师保卫人员协同进行肃清城市反动派的任务，并要求和第二师司令部、政治部保持密切联络，要经常用无线电向军委汇报情况。
这时，陈光、刘亚楼已率红一军团第二师向娄山关、桐梓地区前进。张云逸接受任务后，率部从遵义出发，沿第二师前进的道路北进，并在沿途开展工作。 在遵义城北，张云逸找到瓦厂青年工人黄忠诚了解情况，并请他当向导。之后，张云逸骑着马，与黄忠诚一边走一边聊。在相互交谈的过程中，黄忠诚知道了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遂在张云逸的鼓励下参加了红军。
12日，张云逸率部经板桥进入桐梓城。随后，他将侦察到的桐梓附近的地形、道路，绘制成地图，派人报送中革军委；按照政策征收了贵州军阀和土豪劣绅的资产，购买了红军急需品、布匹、洋油、通讯器材等物品；搜集了一批报纸和有关贵州特别是黔北地区兵要地志等军事书籍。在此基础上，他还率部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政策，将没收到的土豪劣绅的部分财产分给群众，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会议全面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经验教训，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补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共中央又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紧迫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革命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由于彭雪枫调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仍由叶剑英兼任。之后，张云逸兼任一局局长，但其主要工作仍然是负责先遣队。
1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确定的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而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由遵义南北地区北上。
这时，蒋介石调集薛岳的中央军以及黔军、川军、滇军、湘军等部共40万人向黔北集中，并以潘文华率10多个旅的川军组成“四川南岸剿匪军”，阻止红军进入川南，企图“围剿”红军于川黔地区。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要求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向赤水、土城地区前进，渡过赤水，从四川泸州、江安之线渡江。
据此，张云逸率军委纵队先遣队随红一军团撤出桐梓，到达土城附近地区，为主力的到来打前站。1月25日2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致电张云逸：“张司令员：1.我们及二师主力今晚宿营猿猴，一师已占领旺龙场及七里坎，其侦察连及二师之一部占领川丰坳。2.明日拟续向赤水前进，请即转告赵尔陆同志率后方部，经猿猴过河，到达背兴照及背兴照与川丰坳之间宿营。”林彪在这封电报中的主要意思是，请张云逸转告红一军团供给部（又称后方部）部长赵尔陆如何率部跟进。为此，张云逸作出妥善安排后，与军委纵队在土城附近地区会合。
1月28日，由于情况不明和轻敌等原因，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失利。次日，红军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这时，军委纵队改称中央纵队，张云逸仍任先遣队司令员，他率领先遣队与中央纵队第二梯队等随红九军团行动，并为中央纵队开路。
部队进入川南后，中革军委根据各军团战斗人员减少的情况，于2月10日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除干部团外，将全军编成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多余人员补充到战斗连队，干部降级使用。这就是著名的扎西（今云南省威信）整编。
红军一渡赤水后，鉴于各路敌军逼近川南，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在川滇黔边创造新苏区，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开始东渡赤水（二渡赤水）。张云逸奉命率干部团第三营及工兵连附电台前进，在太平渡、顺江渡之间侦察渡河点并架设浮桥。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渡东渡赤水后，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歼敌2个师又8个团。
蒋介石见红军东渡赤水，遂指挥多路部队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从3月16日开始再次西渡赤水（三渡赤水）。张云逸于16日晨指挥各兵团后方从坛厂、桑树湾地区向茅台镇地区前进，之后与中央纵队会合，在茅台镇附近地区西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兵围堵。红军突然于3月21日晚又挥师东进，东渡赤水（四渡赤水）。张云逸率先遣队为中央纵队的开路先锋，由大村到达九溪口，东渡赤水。之后南渡乌江，西进云南，于5月上旬在皎平渡北渡金沙江，到达四川省会理东南的通安镇。5月8日，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干部团等部准备于9日袭占会理城，同时决定“军委后梯队随干部团前进，张局长（指张云逸）率前梯队一部及五军团后方仍留通安”。从此，张云逸的任务由先遣变成殿后。
从5月15日开始，红军沿西昌、冕宁北上。5月29日，红一军团第四团夺取泸定桥。之后，红军顺利通过大渡河。6月1日，中革军委决定由张云逸率干部团上干队“沿途负责搜查并收容各部队落伍人员”。从此，张云逸主要是领导收容队和筹粮工作。
夺占泸定桥后，红军暂时摆脱了严重的作战局面。然而，由于长期行军作战，特别是经过从安顺场到泸定桥160公里的急行军，各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开始增多。不少官兵因生病、身体不够强壮和营养不良等原因，跟不上部队的前进速度，开始掉队。这样，收容落伍人员，巩固部队，成为红军夺取泸定桥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为此，从6月1日开始，朱德多次致电各军团，要求做好落伍人员的收容工作。6月2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提高部队战斗情绪瓦解白军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各军团“巩同部队首先是与疾病现象斗争，政治部应会同卫生机关在部队中进行群众的卫生运动，加强收容工作”。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以张云逸率干部团的上干队组成收容队，收容中央纵队和各军团的落伍人员。
上干队即上级干部队，由高中级干部组成。中革军委决定由上干队组成收容队主要是考虑到他们职务高、经历丰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强，做收容工作最合适。
之后，张云逸率上干队把掉队的官兵和拄着棍子赶来的伤病员收拢在一起，沿着中央纵队前进的道路，经荥经县的石坪（今泗坪）、小河子（今荥河）向城厢镇（今全县城）前进。 为做好收容工作，张云逸要求上干队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几个收容对象的思想工作，只要还有一线希望，都要鼓励他们坚定地走下去；要求医务人员想尽一切办法治疗伤病员，使他们尽快恢复体力；要求大家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在他的领导下，尽管收容队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家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互相鼓励、互相搀扶着前进。
当时，粮食是收容队面临的一大难题。由于收容队是跟在部队的后面走，前面部队筹粮后，收容队再筹粮就变得很困难。尽管如此，每到一地，张云逸就发动每一个能够行动的人员去筹粮。粮食筹集来了，他就叫收容队尽量减轻行李包裹，让医务人员背枪，让上干队人员扛粮，有时还雇挑夫帮助运粮。就这样，粮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伤病员有时还能吃上猪、牛肉。
随着伤病员的病情逐渐好转，收容队的前进步伐开始加快。开始，后面有李井泉率领的独立第四营掩护，到了宝兴以后，他们就走到了后卫红五军团的前头。6月15日，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等：“第三军团进大硗碛地域，并令张云逸率收容队跟进。”16日，朱德致电董振堂、李卓然等：“五军团及独立营继续扼守宝兴一天，准备18号移盐井坪，彻底破坏来路隘口、桥梁，并令云逸收容队明日移板桥。”板桥位于夹金山的南麓。这时，红一军团早已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位于懋功（今小金）以北的八角等地；中央纵队和红三军团位于夹金山以北、懋功以东的达维地区；红五、红九军团均在夹金山以南的大硗碛一带。
在“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创造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等口号的鼓舞下，张云逸率收容队带上棉衣、皮衣、辣椒、烧酒等御寒物品，于20日左右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山——夹金山，与中央纵队会合，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的收容落伍人员的光荣任务。被收容的这些落伍人员，幸存下来的大多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栋梁和将军。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云逸负责中央纵队的筹粮工作。7月中旬，中央纵队驻侧格地区，根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指示，张云逸率中央纵队所有人员（除值班人员外）参加割麦工作，不仅使每人平均至少存余15斤麦子，而且替医院筹集了粮食，以备在毛尔盖地区停留7天之用。
8月间，为执行“夏（河）洮（河）战役计划”，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央纵队跟随右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尔盖地区出发，不久就开始穿越数百里的茫茫草地。由于草地上荒无人烟，部队断粮，不少红军官兵因饥饿、疲劳和疾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次，张云逸见到原红七军的云广英艰难地前进，就鼓励他说：“我们要是不参加红七军，哪里能看到这些地方呢？干革命是不能怕艰苦的，顽强的革命意志是在艰苦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正如钢铁是在几千度高温的洪炉中炼出来一样。我们一定能完成北上抗日的使命，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的伟大理想是一定会实现的。”
张云逸虽然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激励战友前进，但粮食的极度匮乏，使他身体虚弱，没过几天就染上了疾病。莫文骅得知这一情况，就将自己分到的4两腊肉全部拿出来，切成两半，分送给张云逸和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对莫文骅说：“你的那二两腊肉，比金子还珍贵啊，可真帮了大忙了。”经过6天6夜的艰难跋涉，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
此后，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率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南下，中共中央于9月10日率红一、红三军及中央纵队先行北上，9月18日经腊子口到达甘肃岷省以南哈达铺。
在哈达铺，部队进行短暂休整，中共中央于9月22日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陕甘支队下辖3个纵队：原红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林彪兼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原红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彭德怀兼司令员（10月由彭雪枫接任），李富春任政治委员；中央纵队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全支队共7000多人。
陕甘支队于23日由哈达铺出发，27日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镇，中共中央从国民党的一份报纸上了解到，在陕甘地区尚有刘志丹等率领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遂决定率陕甘支队向陕北前进。之后，张云逸随部队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11月，张云逸最初奉命到红八军团帮助工作。红八军团成立于长征前夕。1934年9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二十一师4300多人和红二十三师组成红八军团。长征开始时，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中央代表刘少奇，参谋长唐浚（后张云逸代），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师。张云逸到达红八军团后，协助周昆、黄甦指挥部队，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
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采取了甬道式的开进队形：红一、红九军团在左，红三、红八军团在右，中央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这就使红军主力变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而军委纵队的前进速度又决定着整个红军的前进速度。由于中央机关带上了笨重的机器和“坛坛罐罐”，由上千名挑夫组成的运输队伍，一天只走几十里，致使红军主力的机动能力和战斗力严重削弱，并使各作战部队在通过敌人第3道封锁线后，均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为了弥补前卫部队红一、红三军团和后卫部队红五军团的伤亡，11月17日，中革军委下达改编命令，决定将红八、红九军团由各辖两个师改为各辖一个师。其中，以红八军团第二十一师补充红三、红五军团，干部的分配由中央代表刘少奇等负责。根据中革军委的决定，张云逸协助红八军团完成改编，将红二十一师的人员和武器交归红三、红五军团。这样，红八军团只剩下红二十三师几千人。
红军通过敌人的第3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遂调整部署，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25日17时，中革军委下达了抢渡湘江，通过敌人第4道封锁线的命令，并将中央红军编成4个纵队，以第八、第九军团编成第四纵队，“经永明（如不能占领永明，则从北绕过之）、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县道前进”，担任南线侧翼掩护和配合任务。
从27日开始，红一军团主力从广西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随即控制渡河点，掩护后续部队渡河。这时，国民党湘军等向全州前进，国民党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此时，红八、红九军团还在湖南境内的永明（今江永）、江华地区，为不使红八、红九军团被敌人截断，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27日15时30分发出命令，要红八军团不惜任何牺牲夺取永明县境内湘桂边界的都庞岭的三峰山，进入灌阳。据此，张云逸协助指挥红八军团日夜兼程，向西赶进，但由于前进路上敌情紧急，耽误了行动时间。29日晚，红八军团随红九军团到达广西灌阳县的水车地区。
这时，何键和白崇禧的部队已经到达全州和兴安，正沿湘江两岸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并截击尚未渡河的红军。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在湘江两岸顽强阻击国民党军，掩护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和红五、红八、红九军团渡河。
30日，张云逸随红八军团西渡灌江。红八军团奉命经下陂、钟家铺、古岭头向湘江挺进，与其他部队一起，掩护军委第一、第二纵队渡过了湘江。当红八军团进到古岭头地域时，与前来堵截的国民党桂军发生激战。12月1日，红八军团后尾被桂军打散。在与中革军委一度失去联络的情况下，张云逸协助周昆、黄甦指挥红八军团主力奋力突围，最后在红五军团的掩护下渡过了湘江。此后，国民党军封锁了湘江渡口，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以东，大部分壮烈牺牲。湘江一战，红八军团仅剩1000多人，整个中央红军也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渡过湘江后，为实现与湘西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目标，红军经广西龙胜向湖南通道进军。
在通道会议之后，张云逸离开红八军团，调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中革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担负为军委纵队侦察敌情、寻找向导、征集资材、勘察道路等任务。
当时，军委纵队由刘伯承（后李涛、邓发）任司令员，陈云（后蔡树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钟伟剑任参谋长，李富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梯队和干部团。第一梯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各局、总政治部、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团、工兵营、炮兵营、警卫营等部组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后蔡树藩任政治委员）；第二梯队由总卫生部和医院组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第三梯队由总供给部和通信队等部组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迈（李维汉）；干部团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
12月1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县城（今县溪镇）。蒋介石为堵截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调集重兵向绥宁、洪江、靖县等地集中。为此，中共中央一面开会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一面命令红一、红三军团等部侦察入黔的道路。
张云逸奉命率军委先遣队到达通道附近的下金店，调查入黔的道路情况。12日，他将调查的情况写信报告给朱德和周恩来，还附了一份路线图。
当天，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力主红军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但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会议陷入争论中。此时军委情报二局将破译的国民党军调兵遣将的电报报上来，证实敌已在红军北上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但由于博古、李德固执己见，通道会议没有达成实行战略转兵的一致意见，而决定绕道贵州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红军占领黎平后，湘西的国民党重兵开始向黔东北集结，以继续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北上川黔边建立新苏区。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镇）召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北渡乌江，占领遵义，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苏区。 根据猴场会议的决定，红军从瓮安及其附近地区向乌江边开进。乌江是贵州最大的河流，江面宽200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峭壁，难以攀登，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乌江的对岸有王家烈的黔军教导师一部凭险防守，有敌3个团，企图阻止红军北渡。这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4个师已到达施秉，周浑元纵队2个师由施洞口向新老黄平前进，距离红军只有几天的路程。红军能否突破乌江天险，摆脱薛岳部的追击，即成为创建川黔边新苏区计划成败的关键。
为此，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在瓮安县的江界河及余庆县的回龙场渡河，红三军团在开阳县的荣山关一带实施渡河。
占领江界河渡口并负责架桥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该师的具体任务是：侦察对岸敌情。如对岸无敌，即派一个团到乌江北岸占领阵地，向珠场（今珠藏）侦察、警戒；和工兵一起进行架桥，以便第二师主力及军委纵队、红五军团由此过江。
筹划北渡乌江的工作从12月31日开始。当晚21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已令军委先遣队张云逸同志率工兵两连并架桥材料协同你们架桥。”22时，朱德发出《关于红军二师、工兵营等部队在江界河架桥受张云逸指挥问题致张云逸电》。该电指出：一、野战司令部于本日15时到猴场宿营，决明一日现地休息一天。二、已令第二师于明日进至江界河渡河点附近，如对岸无敌，即先遣一团渡河，向珠场侦察警戒，掩护工兵架桥。三、先遣队明日应随第二师进至江界河附近，协同该师架桥（须多收集架桥材料），并侦察对河敌情及通珠场、遵义道路、人家、里程，附带在该地域征集资材。四、已令工兵营派土工连，由营长率领，并携带在猴场所搜集之绳索、铁丝，于明日一号晨前往江界河协助架桥，并直受你指挥。五、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据此，张云逸率军委工兵营连夜向江界河渡口赶进。
1935年1月1日，陈光率第四团到达江界河，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进行火力侦察后发现，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渡口上游500米处有一羊肠小道与大道相通。因此，陈光与耿飚、杨成武研究决定，佯攻渡口大道，主攻渡口上游的小道。但强渡没有成功。当晚，部队组织18名勇士乘3只竹筏偷渡，只有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等5人划到对岸，其余两只竹筏被激流卷了回来。当时，陈光等不知毛振华等5人已经到达对岸，还以为他们被激流冲走了。
2日拂晓，张云逸率军委工兵营来到江界河渡口。他听取了陈光、耿飚和杨成武的汇报后指出：“追击我们的薛岳部两个纵队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军委催促我们迅速完成架桥任务。如果我们过不了江，势必要背水一战，情况将更加危急。”他认为佯攻渡口大道、主攻渡口上游小路的作战方案没有错，问题是强渡的规模太小，应加大强渡的规模和力度。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红四团紧急动员，在工兵营的帮助下，绑扎了60多个竹筏。
当日9时许，在毛振华等5名勇士的接应下，部队一举强渡成功。随后，张云逸率工兵营官兵群策群力，不分昼夜地投入了紧张的架桥工作。
浮桥是这样搭成的：先用3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枕木上用三四个桥桁连接起来，桥桁上再铺上门板，门板上又系以横木，组成一节一节的门桥。整个浮桥由100多副门桥组成。工兵营还用大篓子装满石块，中间交叉3根两头削尖的长木棍作为锚爪，锚的顶端系一根粗锚钢，制成石锚，以解决浮桥的固定问题。
3日，张云逸领导工兵营，用竹筏和门板架成了横跨乌江的浮桥。张云逸陪着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验收了浮桥。刘伯承走到浮桥上，这踩踩，那晃晃，然后赞不绝口地说：“工兵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不怕辛苦，不怕牺牲，在没有器材的情况下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保证了部队顺利渡江，你们为部队渡江立了大功。”随后，红一军团第二师主力、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在此通过乌江。毛泽东走在浮桥上，称赞说：“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成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在回龙场，红三军团在茶山关也顺利渡过了乌江。薛岳的8个师被甩在乌江以南。
强渡乌江，是中革军委在遵义会议前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重要一环。多年后，张云逸回忆至此，说：“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泽东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张云逸以军事家的眼光，把架桥这个战术任务提到了战略的层面和政治的高度来重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渡过乌江后，红一军团第二师于1935年1月7日凌晨攻占遵义。之后，张云逸率军委纵队先遣队进入遵义城。进城不久，他接受了新的任务。
1月10日，朱德致电张云逸、陈光、刘亚楼等，要张云逸“率政卫团之一个连及先遣队全体人员于明（十一日）6时30分由遵义城出发，经四渡站、娄山关，向桐梓前进，当晚可在距桐城15公里处择地宿营”。主要任务是：“1.进行侦察：A.敌情——侦察桐城以北之松坎、綦江东北之正安、南川以西之赤水，尤须注意侦察退往赤水之侯敌之情形及溃退方向，盘踞綦江之穆、廖两旅行动及其最近企图、部队状况、战斗力强弱等。B.道路——桐梓周围之松坎、綦江、正安、赤水、仁怀、绥阳、遵义各大小道路、里程、人家、地形、政治经济情况，尤其特别侦察松坎之地形及通川道路，赤水方面同须注意。以上对敌情、道路侦察所得，须详细制成地形略图并路线图，适时报告军委，其重要者可随时以书面或无线电报告。2.征集资材：A.先遣队特别注意桐梓境内贵州军阀如王、毛、侯等家产之调查与没收。B.对城市大土豪须采取各种办法，有计划、有秩序处理之，第二师则担任一般的征集资材。C.购买布匹、洋油、通讯材料、药品等，对地形图、报纸，及有关军事之图书、表册，亦须注意搜集之。D.为进行以上工作，先遣队对总供给部特派员杨至诚同志，应指导其工作。”同时还要求先遣队和第二师保卫人员协同进行肃清城市反动派的任务，并要求和第二师司令部、政治部保持密切联络，要经常用无线电向军委汇报情况。
这时，陈光、刘亚楼已率红一军团第二师向娄山关、桐梓地区前进。张云逸接受任务后，率部从遵义出发，沿第二师前进的道路北进，并在沿途开展工作。 在遵义城北，张云逸找到瓦厂青年工人黄忠诚了解情况，并请他当向导。之后，张云逸骑着马，与黄忠诚一边走一边聊。在相互交谈的过程中，黄忠诚知道了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遂在张云逸的鼓励下参加了红军。
12日，张云逸率部经板桥进入桐梓城。随后，他将侦察到的桐梓附近的地形、道路，绘制成地图，派人报送中革军委；按照政策征收了贵州军阀和土豪劣绅的资产，购买了红军急需品、布匹、洋油、通讯器材等物品；搜集了一批报纸和有关贵州特别是黔北地区兵要地志等军事书籍。在此基础上，他还率部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政策，将没收到的土豪劣绅的部分财产分给群众，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会议全面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经验教训，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补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共中央又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紧迫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革命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由于彭雪枫调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仍由叶剑英兼任。之后，张云逸兼任一局局长，但其主要工作仍然是负责先遣队。
1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确定的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而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由遵义南北地区北上。
这时，蒋介石调集薛岳的中央军以及黔军、川军、滇军、湘军等部共40万人向黔北集中，并以潘文华率10多个旅的川军组成“四川南岸剿匪军”，阻止红军进入川南，企图“围剿”红军于川黔地区。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要求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向赤水、土城地区前进，渡过赤水，从四川泸州、江安之线渡江。
据此，张云逸率军委纵队先遣队随红一军团撤出桐梓，到达土城附近地区，为主力的到来打前站。1月25日2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致电张云逸：“张司令员：1.我们及二师主力今晚宿营猿猴，一师已占领旺龙场及七里坎，其侦察连及二师之一部占领川丰坳。2.明日拟续向赤水前进，请即转告赵尔陆同志率后方部，经猿猴过河，到达背兴照及背兴照与川丰坳之间宿营。”林彪在这封电报中的主要意思是，请张云逸转告红一军团供给部（又称后方部）部长赵尔陆如何率部跟进。为此，张云逸作出妥善安排后，与军委纵队在土城附近地区会合。
1月28日，由于情况不明和轻敌等原因，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失利。次日，红军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这时，军委纵队改称中央纵队，张云逸仍任先遣队司令员，他率领先遣队与中央纵队第二梯队等随红九军团行动，并为中央纵队开路。
部队进入川南后，中革军委根据各军团战斗人员减少的情况，于2月10日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除干部团外，将全军编成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多余人员补充到战斗连队，干部降级使用。这就是著名的扎西（今云南省威信）整编。
红军一渡赤水后，鉴于各路敌军逼近川南，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在川滇黔边创造新苏区，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开始东渡赤水（二渡赤水）。张云逸奉命率干部团第三营及工兵连附电台前进，在太平渡、顺江渡之间侦察渡河点并架设浮桥。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渡东渡赤水后，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歼敌2个师又8个团。
蒋介石见红军东渡赤水，遂指挥多路部队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从3月16日开始再次西渡赤水（三渡赤水）。张云逸于16日晨指挥各兵团后方从坛厂、桑树湾地区向茅台镇地区前进，之后与中央纵队会合，在茅台镇附近地区西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兵围堵。红军突然于3月21日晚又挥师东进，东渡赤水（四渡赤水）。张云逸率先遣队为中央纵队的开路先锋，由大村到达九溪口，东渡赤水。之后南渡乌江，西进云南，于5月上旬在皎平渡北渡金沙江，到达四川省会理东南的通安镇。5月8日，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干部团等部准备于9日袭占会理城，同时决定“军委后梯队随干部团前进，张局长（指张云逸）率前梯队一部及五军团后方仍留通安”。从此，张云逸的任务由先遣变成殿后。
从5月15日开始，红军沿西昌、冕宁北上。5月29日，红一军团第四团夺取泸定桥。之后，红军顺利通过大渡河。6月1日，中革军委决定由张云逸率干部团上干队“沿途负责搜查并收容各部队落伍人员”。从此，张云逸主要是领导收容队和筹粮工作。
夺占泸定桥后，红军暂时摆脱了严重的作战局面。然而，由于长期行军作战，特别是经过从安顺场到泸定桥160公里的急行军，各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开始增多。不少官兵因生病、身体不够强壮和营养不良等原因，跟不上部队的前进速度，开始掉队。这样，收容落伍人员，巩固部队，成为红军夺取泸定桥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为此，从6月1日开始，朱德多次致电各军团，要求做好落伍人员的收容工作。6月2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提高部队战斗情绪瓦解白军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各军团“巩同部队首先是与疾病现象斗争，政治部应会同卫生机关在部队中进行群众的卫生运动，加强收容工作”。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以张云逸率干部团的上干队组成收容队，收容中央纵队和各军团的落伍人员。
上干队即上级干部队，由高中级干部组成。中革军委决定由上干队组成收容队主要是考虑到他们职务高、经历丰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强，做收容工作最合适。
之后，张云逸率上干队把掉队的官兵和拄着棍子赶来的伤病员收拢在一起，沿着中央纵队前进的道路，经荥经县的石坪（今泗坪）、小河子（今荥河）向城厢镇（今全县城）前进。 为做好收容工作，张云逸要求上干队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几个收容对象的思想工作，只要还有一线希望，都要鼓励他们坚定地走下去；要求医务人员想尽一切办法治疗伤病员，使他们尽快恢复体力；要求大家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在他的领导下，尽管收容队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家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互相鼓励、互相搀扶着前进。
当时，粮食是收容队面临的一大难题。由于收容队是跟在部队的后面走，前面部队筹粮后，收容队再筹粮就变得很困难。尽管如此，每到一地，张云逸就发动每一个能够行动的人员去筹粮。粮食筹集来了，他就叫收容队尽量减轻行李包裹，让医务人员背枪，让上干队人员扛粮，有时还雇挑夫帮助运粮。就这样，粮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伤病员有时还能吃上猪、牛肉。
随着伤病员的病情逐渐好转，收容队的前进步伐开始加快。开始，后面有李井泉率领的独立第四营掩护，到了宝兴以后，他们就走到了后卫红五军团的前头。6月15日，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等：“第三军团进大硗碛地域，并令张云逸率收容队跟进。”16日，朱德致电董振堂、李卓然等：“五军团及独立营继续扼守宝兴一天，准备18号移盐井坪，彻底破坏来路隘口、桥梁，并令云逸收容队明日移板桥。”板桥位于夹金山的南麓。这时，红一军团早已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位于懋功（今小金）以北的八角等地；中央纵队和红三军团位于夹金山以北、懋功以东的达维地区；红五、红九军团均在夹金山以南的大硗碛一带。
在“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创造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等口号的鼓舞下，张云逸率收容队带上棉衣、皮衣、辣椒、烧酒等御寒物品，于20日左右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山——夹金山，与中央纵队会合，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的收容落伍人员的光荣任务。被收容的这些落伍人员，幸存下来的大多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栋梁和将军。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云逸负责中央纵队的筹粮工作。7月中旬，中央纵队驻侧格地区，根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指示，张云逸率中央纵队所有人员（除值班人员外）参加割麦工作，不仅使每人平均至少存余15斤麦子，而且替医院筹集了粮食，以备在毛尔盖地区停留7天之用。
8月间，为执行“夏（河）洮（河）战役计划”，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央纵队跟随右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尔盖地区出发，不久就开始穿越数百里的茫茫草地。由于草地上荒无人烟，部队断粮，不少红军官兵因饥饿、疲劳和疾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次，张云逸见到原红七军的云广英艰难地前进，就鼓励他说：“我们要是不参加红七军，哪里能看到这些地方呢？干革命是不能怕艰苦的，顽强的革命意志是在艰苦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正如钢铁是在几千度高温的洪炉中炼出来一样。我们一定能完成北上抗日的使命，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的伟大理想是一定会实现的。”
张云逸虽然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激励战友前进，但粮食的极度匮乏，使他身体虚弱，没过几天就染上了疾病。莫文骅得知这一情况，就将自己分到的4两腊肉全部拿出来，切成两半，分送给张云逸和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对莫文骅说：“你的那二两腊肉，比金子还珍贵啊，可真帮了大忙了。”经过6天6夜的艰难跋涉，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
此后，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率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南下，中共中央于9月10日率红一、红三军及中央纵队先行北上，9月18日经腊子口到达甘肃岷省以南哈达铺。
在哈达铺，部队进行短暂休整，中共中央于9月22日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陕甘支队下辖3个纵队：原红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林彪兼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原红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彭德怀兼司令员（10月由彭雪枫接任），李富春任政治委员；中央纵队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全支队共7000多人。
陕甘支队于23日由哈达铺出发，27日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镇，中共中央从国民党的一份报纸上了解到，在陕甘地区尚有刘志丹等率领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遂决定率陕甘支队向陕北前进。之后，张云逸随部队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